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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吴镇烽：叔作漆木铜件直筒提梁卣复原
叔作漆木铜件直筒提梁卣复原
吴镇烽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朱凤瀚先生在《
考古-吴镇烽：叔作漆木铜件直筒提梁卣复原器与鲁国早期历史》一文中[1]，发表了海外私家收藏的一组叔器，每件上都铸有长篇铭文，内容甚爲重要，是研究西周前期鲁国历史的富有重要价值的资料。朱先生已对铭文进行了详细考释，本文仅就其中所谓的提梁套盒发表一点不同的意见。
2010年我曾在海外见到过这组叔器，其中所谓的提梁套盒，并不是一件器物，而是两件漆木与铜构件组成的直筒提梁卣。漆木已朽没，只留下青铜构件，计：器底2件，腰箍2件，卣盖1件和铜釦1件（图一）。铜釦连有提梁，器底连有圈足。圈足较矮，下部出沿，另一件圈足的沿更宽绰。两件器内底和一件卣盖铸有铭文，内容相同。其中缺失一件铜釦和卣盖，收藏者误将这些构件套合在一起，很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搪瓷多层饭盒，故误称提梁套盒（图二）。其实这个所谓的多层提梁盒是提不成的，手捉提梁向上一提，只能提起口沿和盖，下部几层便会脱节。因爲它们每件既没有用于穿连得贯耳，也没有子母口相扣。当时，我对这些构件进行了详细观察和测量，认爲是两件漆木和铜构件组合成的筒状提梁卣，一件完整，另一件缺失铜釦和器盖，仅存器底和腰箍。
考古-吴镇烽：叔作漆木铜件直筒提梁卣复原
考古-吴镇烽：叔作漆木铜件直筒提梁卣复原
第一组构件中的铜釦高3.3、通梁高11.5、口径15×16、口沿宽1.1釐米，盖高6.3、内径12.2×13、外径15.2×16. 2釐米，器底高3.7、上径15.3×15.8、圈足高1.4、外径16.3×16.5釐米，腰箍高3、上下径均爲15×16釐米。第二组构件中器底高4.1、上径15.5×15.8、圈足高1.6、外径16.5×17釐米，腰箍高3、上下径均爲15.2×16釐米。铜釦和提梁均饰三角形垂冠回首夔龙纹，一正一倒配置，圈足饰S形夔龙纹，腰箍和盖面均饰粗綫目雷纹，均以纤细的云雷纹填地。卣底略呈弧形下凹，并有外撇的矮圈足，器底内壁有两两相对的四个方形卯槽。卯槽的左右及上部有加强筋，加强筋及卯槽呈“冋”形。
目前所见的青铜直筒提梁卣，最早出现在商代晚期，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亚古父己卣，但绝大多数还是西周早期前段的，有的可晚到康王时期。这对直筒提梁卣铜构件上的对角夔龙纹常见于西周昭穆时期，铭文字体与昭王时期的不栺鼎、
考古-吴镇烽：叔作漆木铜件直筒提梁卣复原簋，穆王时期的
考古-吴镇烽：叔作漆木铜件直筒提梁卣复原簋、
考古-吴镇烽：叔作漆木铜件直筒提梁卣复原方鼎相似，竪成列，横成行，笔画紧凑，偶尔还可见到肥笔和首尾出锋的现象，所以它的制作年代应在西周昭穆时期，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时代最晚的直筒提梁卣。
下面我们就第一件直筒提梁卣作以复原，现介绍如下：
此器的形态由器底、腰箍、卣盖和铜釦（连带提梁）得以确定爲直筒提梁卣。体呈直筒形，盖面隆起，上有圈状捉手，下有小子口，铜釦两侧有半环钮套接虎头提梁，圈足下部出沿。卣体的高度因漆木部分已经朽没，无法得知。但我们可根据同类青铜直筒提梁卣推得。1972年甘肃灵台县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
考古-吴镇烽：叔作漆木铜件直筒提梁卣复原伯卣（M2.9）[2]，通高26、口径12、器高（器底到口沿）19.5釐米，器高与口径之比爲1∶1.625；泾伯卣（M1.3），通高29、口径12、器高29.6釐米，器高与口径之比爲1∶1.633，两器平均器高与口径之比爲1∶1.63，那麽按第一件卣的器口平均直径15.5釐米，器高约爲25.2釐米，如果再加上提梁超过口沿部分的高度（25.2＋11.5－3.3＝33.4釐米），该卣的通高约爲33.4釐米。
製造方法是首先分别铸造出铜构件，製作好木胎，然后进行组装。
关于木胎的加工方法，推测是由一整块木料直接刻凿而成一个圆筒形。木胎的外径要与铜釦、铜箍、器底的内径相同，厚度与口沿宽度一致，在下端作出四个与器底卯槽大小相当位置对应的榫头。木胎的厚度要与铜釦口沿的内径相同（图三）。整器的合成应该是先套上腰箍，再插入底座，然后扣上口沿，这样器底、腰箍和口沿以及提梁就连成一体，其间的微小缝隙可能使用类似今天的腻子填充，最后再行髹漆（图四）。漆的顔色和纹饰不得而知，从以往西周墓葬出土的漆器残片的顔色推测，一般多爲黑色和朱红色，由于铜扣、腰箍和器底均铸有花纹，对照青铜筒状提梁卣的装饰，除个别满身花纹外，一般都是在盖面、颈部和下腹装饰条状花纹，花纹与花纹之间都作素面，故此卣木胎暴露在外面的部分只是髹以黑漆或者朱红漆，不再绘画花纹。
考古-吴镇烽：叔作漆木铜件直筒提梁卣复原
考古-吴镇烽：叔作漆木铜件直筒提梁卣复原
漆木与铜构件组合的器物，铜构件不仅对漆器起到加固的作用，同时还有装饰的作用。这件漆木铜件提梁卣，铜釦和铜底是对漆木卣胎的口部和底部进行箍套，主要用以加固，其次也有装饰作用。通常筒状提梁卣的提梁，都是安装在颈部，与颈部的条带花纹处在同一位置上，也就是距离口沿约4-6釐米处，但铜釦的高度只有3.3釐米，所以提梁的连接钮和花纹就只有放在铜釦上，这样就显得提梁的位置偏上；同样通常下部花纹带一般处在下腹，而这个卣的花纹铸在器底和矮圈足外壁，也显得偏下，所以就在二者之间加了一道腰箍，一方面是对木胎起到加固作用，更重要的是用于填补中间过于宽绰的空隙，起到装饰的作用。如果不用腰箍而在木胎上直接绘製漆花，这与铜釦、铜底的高低起伏和纹饰风格不相一致，加上这个铸有纹饰的铜箍，给人以美的享受，在视觉上感到器表高低起伏以及纹饰错落有致，非常协调得体。
漆木与铜构件组合的器物除此之外，还有1974年宝鷄市茹家庄
考古-吴镇烽：叔作漆木铜件直筒提梁卣复原伯墓也出土了一件鸟纹包铜漆木方盒 [3]，1984年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张家坡M152出土的漆木与铜件组合的3件达盨、M170出土的铜足漆案、M61出土的铜釦漆木壶、M152出土的铜釦铜底漆木罍以及M176出土的包铜漆木方盒等[4]；张家坡出土的这些漆木铜件组合的器具，张长寿和张孝先先生都作了复原，可参考。这些铜件漆木器的时代均在西周早期后段。
这些漆木铜件组合器具的发现，表明了西周早期在器具的製作上已经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工艺，除传统的青铜器、漆木器之外，像北京琉璃河燕国地出土的漆觚、漆罍、漆豆不仅器形仿自青铜礼器，同时还用各式蚌片镶嵌成各种图案，有的还贴金镶翠[5]；张家坡西周墓葬中也发现过镶嵌蚌片的漆俎、漆豆[6]，还有我们介绍的这些青铜构件与漆木器做成直筒提梁卣、铜足漆盨、铜足漆案、铜釦漆壶、铜釦铜底漆罍以及包铜漆盒等复合器具，大大地丰富了西周时期的礼器。这些器具同时兼顾到了实用与审美的需求；这些艺术形式充分体现了西周早期器具製造上一种新的时代风尚。
注 释
[1]《新出金文与西周史》，朱凤瀚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2]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2期。
[3]《宝鷄
考古-吴镇烽：叔作漆木铜件直筒提梁卣复原国墓地》，卢连城、胡智生编着，文物出版社1988年。
[4] 张长寿、张孝先：《西周时期的漆木器具》，《考古》1992年6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5期。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198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