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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书评一

这一卷大家期待已久的《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是对着名的多卷本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其设想最初始于约40年前。该卷共分10章，涵盖了约200年的历史，是一部杰出的，对着名的多卷本的一个杰出补充，最早设想始于约40年前。该着作分10章，涵盖了约200年的历史，从16世纪末女真的形成一直到1799年乾隆帝的驾崩。前半部分（约300页）按朝代发展顺序为脉络安排章节，后半部分则以主题为线索。该卷附有15个表和12副图，显示了作者对材料的全部把握以及对最新材料的娴熟掌握的功底，立体地解读了帝国社会全盛时期的面貌，展现给读者的是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平衡性混合，体现了一种大部分读者都应该会满意的风格。编辑对整卷的编排上表现出十分高的水平，不仅避免了某一主题或朝代的过多重叠或叙述，同时也成功地使作者在本领域的优点和特点很好地发挥出来，而这些作者都是美国清史研究领域的资深历史学家，他们在书写自己负责的部分时结合叙述和分析等方式，集中表现了他们的立场与态度。无论大家对这一段时期是否代表了中国“近代”这一观点还未取得共识（目前这还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这里暂且放在一边），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清朝前期也是鼎盛期在理解当今现代中国方面的重要意义。本卷缺乏结论性一章，这表明毕德胜（Willard J．Peterson）在前言中提出的重要问题的答案还尚未明确，他的问题是：1800年清朝的“秩序”是一个不到200年秩序吗？（第17页）。然而，至少这些年中有很多值得读者们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时可以细细咀嚼的东西。
陆西华（Gertraude Roth-Li）写的这章是关于早期满洲国的形成，她的这章写得非常好，推动了整卷书的开始。很大程度上她的这章是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她的博士论文大量引用了满文材料，在该领域的研究方面被其他学者广泛引用。尽管读者可能看到先前一些关于中亚地区政权与满洲帝国形成的一些比较性研究，然而，以正式出版的形式详细论述早期满洲国的形成还是非常有价值的。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的那章是关于顺治王朝的，作者首先以强大的阵容叙述了新统治者面临的挑战。这里的焦点是士人权力的复兴以及帝国权力的中央集权化；读者也许期望能看到对这一时期征服者战役的大篇叙述，而作者对此则建议去阅读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洪业：十七世纪满人对帝国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the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加州大学出版社，1985年，伯克利、洛杉矶）。似乎军事上的成功是清朝政治得以巩固的关键，然而邓尔麟展现给读者的确实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时期。这与接下来一章形成了很好的对比。下一章的作者是军事上的成功，看上去似乎是清朝政治的得以巩固的关键，邓尔麟显示的是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时期。这给下面章做了很好的对比，下一章的作者是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他追踪了康熙帝处理政治紧张的娴熟权术，这为清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熟悉史景迁早期着作的作者或许会对作者在这里表现出来的相对灰暗的心境表示诧异。
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关于雍正帝的那一章在解读这一时期的经济改革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但是，章末得出的结论却颇让人费解，他首先指出“雍正帝期间的政治为帝国18世纪后发展成一个强大、现代的国家机器奠定了基础”（第228页），而在接下去那页却又断言说“雍正帝没有建立能够确保国家和经济持续强盛的制度”。也学这种不确定性恰恰反映了历史学家对清朝这最富争议的13年统治还未达成共识。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对乾隆王朝的叙述可能是详细叙述各个王朝的五章中最好的一章，他对这个“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的统治者”（作者原话，第230页）的功过得失给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评价。在扎实利用一手史料以及二手文字资料的基础上，伍德赛德为寻求调和乾隆统治许多明显相互矛盾的方面的读者提供了一种十分好的叙事，这种张弛有度叙事很有思想、由富有洞察力的摘要和结论构成。
组成该卷下半部分的五章代表了一种试图以综合而不是以一个个皇帝为基础的处理问题的努力。这五章的第一章对满族和清朝其他征服者中的精英阶层（据我所知，该词从来未被清晰界定过）给与特殊关注。聚焦于对八旗等亚洲内陆元素的叙述，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为读者简要介绍了一些有关清朝统治不同于明朝统治的最新思考。该章与其他章节的不同点在于其近乎排他地依赖二手资料，尤其包括作者有关满洲历史与认同的着作。不过，对清朝军国主义的讨论忽视了濮德培（Peter Perdue）和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的重要着作。这章之后是艾尔曼（Benjamin Elman）有关文人生活的宏文。以传统课程表和科举文化等基本知识为开端，艾尔曼接着为大家讲述了1650-1800年间主要文化潮流的历史，这些文化潮流是通过对考试题目的回答展现出来的。通过简要但却非常有用的对当时受教育精英男子的职业机会的综述，艾尔曼也为大家提供了当时文献学和科学研究的缩略图。
最后三篇文章的每一篇也都是精心杰作。曼素恩（Susan Mann）简要叙述了性别关系的历史，指出清朝征服所产生的新环境关闭了妇女的一些机会之门，但同时也为妇女打开了其他机会之门。曼素恩倾向于强调明清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出现在对节妇、裹足、医学和写作方面的讨论中。对一些读者而言，较不熟悉的将是作者对家族理想和现实以及经济需要对家庭结构的影响的描述，她巧妙地将之与性别规范、物质文化和可教化程度等较大的问题联系起来。罗威廉（William Rowe）被批评试图确定一个人口增长史无前例的时代的广泛社会潮流，但在第九章，他令人钦佩地应对了这种挑战。洋洋90页，这是该书最长的一章。罗威廉关注了12个主要问题，其中包括人口、繁荣、运动、工作、亲属关系和冲突。所有这些都有描述的必要，但他成功地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许多重要的争论，比如那些有关社会流动性（他对此评价很积极）、种族、土地关系、家族组织、地方暴力等的争论。作者认为，尽管许多方面跟明朝存在延续性，但随着各行各业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在政权之外形成各种新的制度，改变也在发生。由马若孟（Ramon Myers ）和王业健（Yeh-Chien Wang）合写的最后一章关于清朝中前期经济。该章证实了一幅被广泛接受的历史图景：由于满洲入侵，经济急剧下滑；随后经过近50年发展，恢复到明朝晚期的活动和生产水平（第564页）；然后又有重大发展。所有这些在该章都有详细论述。在评估清朝经济时，作者提供了很多与同时代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合理比较，甚至还设法评论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世界现代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新泽西，普林斯顿）一书中的发现，而这放在本章结尾部分十分恰当且是必要的。
与《剑桥中国史》其他卷不同，本卷没有目录学文章，但希望继续深入探究的读者大体上能通过注释中的中英文资料来源来很好地进行。一些作者（艾尔曼、罗威廉、马若孟和王业健）很好地将日本历史学家的着作囊括进来，其他一些作者（尤其是陆西华和柯娇燕）大体忽视这种学术研究。在这么一个大部头的着作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字或其他方面的小错误，但瑕不掩瑜，不会严重影响本卷的质量。在该书开头部分，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失误。“围猎”（一种打猎方式）被错误地定义为“剃掉前面的头发，后面留辫子”（第18页）。细心的读者可能也注意到，虽然陆西华正确地指出“阿巴亥”是皇太极的误用，但他在第75页的表格中依然活着。最后，读者应该清楚，非汉族人名的翻译前后不一致，且并非都可信。
抛开这些和其他小错误不说，参与这项工程的编者和作者如此努力，花这么长时间来对这么重要的时代进行这么有价值、激励人心的描述，应该获得所有中国史学家的感谢。
原文见：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4, No. 4 Nov., 2005, pp. 1012-1014.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1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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