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卫周安：《中国的战争文化：帝国与清朝军事》（JoannaWaley-Cohen,TheCultureofWarinChina,Empireamp;#32;Waley-Cohen,TheCultureofWarinChina,Empire#32;Waley-Cohen,TheCultureofWarinChina,EmpireandtheMilitaryun
兵者，国之大事也。在中国历史上，军事活动始终是政治活动形影不离的伙伴，军事活动也直接转动着政治进展与王朝兴衰更迭的方向盘。军事史在传统的中国史中成为一条主要贯穿线索，在具体操作技术上，兵家谋略与法家权术也往往融为一体，成为历代帝王孜孜以求的不二法门。此前学者对清代军事史的研究颇多，成果亦可观，如濮德培（Peter Perdue）、孟森、罗尔纲、王尔敏、茅海建等对清代军事史即有精详论着，而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此书则以一个新的视角尝试解释清代（尤其是清代前期）的军事问题，并将其放在清帝国建构的整个宏大背景中加以叙述。
卫周安曾就读于剑桥大学与耶鲁大学，并于1987年在耶鲁获得博士学位，1992年起任教于美国纽约大学，现为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清史研究领域甚有建树。她曾着有《清朝中叶的流放：发配新疆，1758-1820》（Exile 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1758-182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北京的六分仪：中国历史中的世界潮流》（The Sextants of Beijing: Global Currents in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1999），并在《国际历史评论》（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等刊物上发表过重要论文。就笔者所见，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已刊发论文有：“Commemorating War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30.4 October 1996; “Religion, War, and Empire-Build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XX. 2 June 1998; “Changing Spaces of Empire in Eighteenth-Century Qing China,” 载Nicola di Cosmo, Don J. Wyatt, eds.,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Military Ritual and the Qing Empire,” 载Nicola di Cosmo, ed., Warfare in Inner Asian History: 500-1800 Leiden: Brill, 2002;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Winter 2004; “On the Militarization of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Qing Empire,” Common Knowledge 12.1 Winter 2006，皆可与本书一并参看。
本书除了图示、地图和序言之外，共分六章，分别为〈军事文化与清帝国〉（Military Culture and the Qing Empire）、〈对战争之铭记〉（Commemorating War）、〈宗教、战争与帝国建构〉（Religion, War, and Empire-Building）、〈军事礼仪与清帝国〉（Military Ritual and the Qing Empire）、〈帝国空间的变化〉（Changing Spaces of Empire）以及〈总结〉（Conclusion），分别从文化、社会记忆、宗教、礼仪、空间等角度加以说明，与之前的研究着述颇为不同。
作者在序言中说，本书是对十七与十八世纪中国军事文化的数十年研究的结晶。在作者从事此一研究之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对清代中国的军事文化观念进行过探究。本书的研究工作始于美国「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 ）学派发展的初期，这一学派为研究清朝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在与同时期兴起的民族主义研究视角的互动中，逐渐对“China”和“the Chinese”的内在意蕴重新加以关注。作者在书中将研究的出发点定于清朝最初立国的1636年，而将终点定在十八世纪末，亦即乾隆帝去世之际，这一时刻通常也被视作清朝统治走向衰亡的开端。作者认为，乾隆帝于文教武功方面处处以乃祖康熙帝为榜样，而且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尽管乾隆帝本身并不是将清朝军事行动转变为一种相对应的文化习惯，并重新塑立帝国扩张的实体性目标的创始人，但他确实是这种意识的一位不懈宣导者，其实际行动足资证明。作者很坦诚地指出，在本书的写作中，对于「文化的军事化」（militarization of culture），有着语言翻译中的内在困境，她在此书中所称的「文化」（culture）是指广义上的文化环境，包括了思想、艺术、建筑、宗教等诸多方面，而「军事化」（militarization）则意指军事对文化生活的广泛渗透。
在第一章中，作者对「文」与「武」的古老传统作了论述，并介绍了「新清史学派」的一些观点，之后提出了「文化的军事化」（The Militarization of Culture）问题，最后对清朝帝国构建的过程作了时段性划分。第一阶段为1636年至1681年三藩之乱最终平定为止，第二阶段为1681年至1760年清军平定准噶尔并将西域牢牢纳入清帝国版图为止，第三阶段为1760年至1799年乾隆帝去世为止。之后则进入不断的内部反叛与西方力量侵入时期，一度璀璨辉煌的清朝盛世为之衰歇。从整体上看，三藩之乱被平定之前的清朝处于对中原腹地的统一进程中，而从1681年至1799年则属于西方历史学家所常称的广义上的「漫长的十八世纪」阶段，但在西方与清代中国的意蕴却大相径庭，西方的这一时期是封建政治结构走向瓦解的时期，而此时的清朝则正处于传统社会的繁花盛放——「康乾盛世」之际，这一盛世的背后伴随着文化层面的固化与规制化，其中尤以「文化的军事化」为甚。在笔者所作的关于纳兰明珠与和珅在清朝帝国建构中所扮演角色的博士论文中，纳兰明珠为康熙帝所信任与和珅被迫自尽，刚好处于这一盛世的两端，纳兰明珠因对三藩之乱的建言而受康熙信任，和珅则在深富军事才能的亲弟和琳于边地病卒后顿失援手，在一个方面正表明了「文化的军事化」在清朝的战略性地位，而作者在本章中所提出的问题，对于笔者的后续思考也深有助益。
作者在第二章中专门论述了〈对战争之铭记〉的问题，对乾隆帝晚年引以为豪的「十全武功」及其自称「十全老人」的内在背景作了细致分析，认为乾隆皇帝的最终目的是将「文」、「武」融汇于其统一的清帝国「国家」（national）形态之下，历次战争皆以此为指针。在本章的总结部分中，作者认为，对军事行动的各种官方叙述（图像、方略等）使乾隆帝在一方面表现出了古代圣王的某些形象，另一方面又增强了其穿越时空的无比威望。在某种程度上，乾隆帝是这个多族群的庞大清帝国的真正缔造者，而其策略也间接为后一个世纪的反满主义（随后发展出更一般化的民族主义）所利用。乾隆帝无意中摧毁了他自己的帝国，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历史于此处彰显出其吊诡的一面。学界对清朝历次战役之后编纂方略的传统已经多有研究，但主要是着眼于对具体编纂过程与政治军事背景的考索，而对其中内含的深刻复杂的帝国控制技术却未有深虑。作为清朝大一统战略技术上的关键一环，清廷通过在对战争记忆的编纂过程中有意识的「显胜掩败」，最终在乾隆朝型塑起煌煌「十全武功」这一「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绝佳典范。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型构方式在半「民族-国家」形态的现当代中国也同样发挥着巨大效用。
在第三章中，作者具体阐述了宗教、战争与帝国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作者认为，为使偏居一隅的后金-清朝得以拓展并最终成为多族群的庞大帝国，清朝鼎盛时期的三位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意识到，必须充分使用宗教和战争这两种工具。虽然满族最初所信奉的宗教是萨满教，但在其争夺中原的过程中，满洲皇族与蒙古人、藏地之间逐渐建立起基于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信仰上的宗教联盟，并通过这一联盟成功地夺取了中原统治权并将原先松散维系的蒙古地区与西藏地区都纳入了清帝国的统一治理之中。作者在本章中以第二次金川之战（1771-1776）为例，认为这一战争与宗教有着莫大的关系，而清朝对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正是为了使那些有着宗教信仰的民众最终加入到对清廷的坚定政治拥护之中，在这中间，藏传佛教格鲁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本章的最后，作者认为，在清帝国所追寻的目标中，对那些宗教信仰（特别是具有外部权威资源的）加以联合与控制是至关重要的。清朝皇帝所持观念皆以帝国的巩固与权力集中化为中心。清朝统治层所构筑的广泛而稳定的宗教基础，使得潜在对手毫无藏身之地，从而得以在扩张战争中形成统一大帝国，幷加以长期维持。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前中期，承德是清朝贯彻其以藏传佛教维系国内族群的一个中心。正如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和蒙兀儿帝国皇帝阿克巴（Akbar the Great，1556-1605年在位）将离宫设于首都之外幷在此处理大量政事一样，清廷在此展示其控制边疆地区与族群的强大帝国力量。在几乎整个十八世纪中，清朝统治者将此风景地型塑为反映与庆贺清帝国向中亚扩张的基地，在承德的各种建筑也容纳了各族群的文化因素，幷成为帝国和谐统一的政治象征。清廷在承德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礼仪活动，在心理上消融了农业族群与游牧族群之间的冲突，而使清朝的族群管理成效远胜于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成功处理帝国族群问题的一个模范。同时，藏传佛教格鲁派系在印度佛教业已衰落的时代由藏族高僧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所创立的一个教派，以宗喀巴作为自己教派的祖师，这种溯源方式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其强烈的自足性，而随着格鲁派逐渐掌握整个西藏地区的政治权力，西藏地区政治体系的自足性地域思维也愈发明显。早在清朝立国之初，清廷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遂决定通过与其建立起政治联系，以实现对明朝的外围包抄，幷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继续通过官方层面上对这一教派的推崇，而进一步维系与西藏及同样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地区的政治联盟，这种情况就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中所称的「朝圣之旅形塑帝国想象」，即在一波波的觐见皇帝的活动中，边疆族群不仅在政治上臣服于中央政权，而且在心理上也逐渐开始向中央政权靠拢，从而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清帝国。清朝通过系统化的满蒙联姻，以及精心构思的满-蒙-藏格鲁派信仰系统这一和平手段，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军事行动，最终将边疆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日常治理之中，幷通过对承德的苦心经营，使帝国的整体性「内在朝圣」状态常态化。清廷的「文治武功」在这一过程中凸显无疑，并为当时与后世统治者所津津乐道。
第四章中的主题则更多地具有象征性，作者通过对「大乐」（Grand Inspections）、「命将」（Dispatching Generals Embarking on Campaign）、「校劳」（Welcoming a Victorious Army upon Return）、「献俘、受俘」（The Presentation anf Reception of Captives）、木兰秋狩（The Autumn Hunts at Mulan）以及军礼的记载与传播（Documenting and Disseminating Military Ritual）分别加以论述，并在本章小结中指出，到十八世纪末，军礼在很多方面成为清代文化混融特征的一个缩影。而在意义表现上，军礼也成为清朝所推行的「文」、「武」并重战略的一种体现。而这也深深影响到当时的社会知识阶层，使其愈发关注战争与帝国问题，逐步形成了西北史地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如《皇朝藩部要略》、《卫藏通志》等，皆以史地着眼，努力为清廷提供治国良策。传统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自居，强调行为方式的“彬彬有礼”，清朝在自己对外部世界的处理方式上继承了这种传统，并进一步加以强化。清廷在承德避暑山庄及附近的木兰围场，不仅对于国内族群首领有着一系列专门规定，而且对于到访的藩属国与西方国家的代表也有相应的规则。何伟亚（James L. Hevia）在其《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一书中所提出的马嘎尔尼在乾隆皇帝面前究竟跪了还是未跪的问题，固然有其对既有历史加以当代重构的后现代解释视角，但是笔者认为，如果从清朝尤其是乾隆朝对军事礼仪的特别强调这一视角来看，不管马嘎尔尼在乾隆帝面前的真正举动是中国式三跪九叩，抑或西方式的单膝跪地礼，他的行为方式实际上已经契合于乾隆朝对军礼的仪式性期待，从而并未对清朝已有的「文」、「武」并重模式造成大的冲击。只有在西方国家舰队直接以火炮作为与清朝的对话工具之时，这种「文」、「武」并重模式才告破产。
第五章的标题〈帝国空间的变化〉（Changing Spaces of Empire）显得很有新意。在文中，作者认为，十八世纪中国内部发生的与帝国扩张相伴而生的文化战役（the cultural campaign）既拓展到了实体世界，又影响到了象征性领域（the symbolic realm）。「文」、「武」关系在清朝鼎盛时期（1683-1820）较之以前更为平等，故而在文化领域，清朝这一时期的军事特质较之明朝也更为明显。清朝通过其特有的军事化统治机构（如军机处）、八旗制度以及地方上的军事化，最终形塑了一个包括各大边疆地域（蒙古、西藏、新疆、台湾）在内的庞大清帝国，这一广阔帝国也成为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立国基础。作者并不拘泥于探究粗线条的明清转变过程，而是对明清鼎革过程中人们关于空间与边界的认识问题加以专门关注。在此，「边界」（boundary）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分界线，而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文」、「武」两大原则一直处于相互排斥却又有所关联的状态，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具有等级制想象的二元观，其中，「文」是普遍存在的，而「武」则处于次要地位，通常所谓的「出将入相」即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出将」是临时性的，而「入相」则是帝国和平时期的常态。在清朝尤其是乾隆朝，某些特定的地区与时空中的「文」、「武」所体现的符号性意义发生了改变。乾隆帝力图突出「武」在传统儒家「文武格局」观念中的地位，强调了「文武双全」的意义。清朝的军事起源遂逐步被加以称颂，幷在众多公共空间中表现出来。通过对这些富含符号意味的问题的分析，形塑了一种对于清朝满族统治者「汉化」问题新的分析路径。笔者认为，清廷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并非通常意义上所称的「汉化」（强调教化），而是「汉化」与「满洲化」的混融，而这正是清朝尤其是乾隆朝「文」、「武」趋势的一个反映。
军事行动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技术展示，而军事史也不会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史，对中国尤其是清代军事史的研究，自然不能脱离对王朝政治与文化的综合考虑。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奠定了清朝立国与稳定发展的基础，而且其组织方式与战争记忆模式也深刻地影响着现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的走向。作者在本书中将清代前期的军事行动置于清朝的「文」、「武」混融的大策略中加以探究，并突出了其与宗教、文化及帝国构建的紧密关联，这种系统条理化解释的模式对后续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资料来源：袁剑，卫周安：《中国的战争文化：帝国与清朝军事》书评，台湾《汉学研究》第27卷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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