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清代中国漂流民与日本儒生的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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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中国漂流民与日本儒生的笔谈


从清初到清中叶,由于中日两国尚未建交,因此很少有两国人员互相接触和交往的史料。但是,当时发生过一些中国船只在海上遇难而漂流到日本的“漂流民事件”,造成了双方人员的直接接触。在这方面资料中,有一些中日人士之间的笔谈记录,从中可以反映当时的中日关系和两国之间的相互认识。
清代前中期日本由德川幕府统治,又称江户时代(1603-1867)。德川幕府规定漂流到日本各地(各藩)的中国船只及船员,都要送到长崎遣返。各藩往往会派懂得汉文的儒者,与中国漂流民同舟,护送他们去长崎。由于途中时间较长,各藩儒者常常利用同行的机会,与中国漂流民进行笔谈,一方面调查他们的漂流始末,同时就有关中国的话题与中国商人和船民交谈,有时还互相唱和汉诗。在日本关于漂流民的资料汇编中,收录了一些笔谈记录,如《游房笔语》、《清水笔语》、《得泰船笔语》等。
从这些笔谈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尚有敬仰羡慕之心。如1753年(清乾隆十九年,日本宝历三年)一艘从浙江乍浦开出的中国商船遇风飘到日本八丈岛海岸,船上船民后来乘赴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回国。日本官方派出的儒者在与中国漂流民笔谈时写道:“此方人士,对于持简挟策之贵邦文物教化,无不欣羡不已。今日能假天之良缘,接晤贵邦之高风,实喜出望外。”有的日本儒者还在笔谈中写:“唐山(指中国)在西方,敝州(指日本)偏在东海,壤地殊绝,风马牛不及矣。不虞尔等飘洋数千里而到此地也。于是一州之人皆若狂而欲观其文物仪度也,其实出于钦仰大邦风宪之至意。”
我们从笔谈中也可以看到另一方面,即当时日本人对满族入主中原、改变中国传统风俗存有疑虑和不满(日本称之为“华夷变态”)。如1789年(清乾隆五十年,日本宽政元年),接待漂流到土佐安芸郡的中国安利船漂流民的日本儒者秦和鼎,就以清朝的“剃头发”、“衣冠异古”来证明清朝已不奉“周公之礼”。与之笔谈的中国商人余三光只好敷衍道:“仆粗以见识,自幼出外为商,其诗书礼乐无识矣。”
下面着重介绍《得泰船笔语》。1825年(清道光五年,日本文政八年)11月24日,一艘中国对日贸易商船“得泰号”从浙江乍浦出港,赴长崎贸易。但在海上遇到风暴,12月30日漂流到日本本州岛远州榛原郡下吉田村(现静冈县榛原郡吉田村)海岸。后幕府派人护送,经过修船和等待,得泰船的中国漂流民直到1827年4月25日才离开长崎回国。
日方护送人员中有一位儒者野田笛浦,当时27岁,原是幕府国学昌平校的学生,被选为护送得泰船的“外记手代”即笔谈役,负责路上的联络和文字工作。在近两个月的护送过程中,野田笛浦和得泰船上的中国漂流民朝夕相处,结下友谊,经常笔谈交流。他的笔谈对象主要是得泰船的船长杨启堂(浙江杭州人,28岁),以及财副(即大副)朱柳桥(名栩平,浙江平湖人,49岁)与刘圣孚(浙江杭州人,32岁)。野田把他与杨、朱、刘等人的笔谈记录编为《得泰船笔语》。
护送途中,野田笛浦打听中国的情况,问“贵邦皇帝(指道光帝)甲子几乎?”刘圣孚答:“五十二岁。”(实际上,道光帝1782年生,当时44岁。)笛浦又问:“贵邦皇帝苑中所畜之兽什么东西?”杨启堂答:“我邦皇帝苑中虎、豹、狮、象均是高大,亦武备之一端耳。”接着,杨也反问:“贵邦将军苑中所畜之兽什么东西?”笛浦答:“我大东之武备唯马耳,不狩、不畜虎豹狮象。”可见日本儒者对清王朝尤其是朝廷、皇帝的各方面情况颇感兴趣,而中国漂流民也提供了不少情况,甚至涉及朝廷秘密。据日文史料《槏(qiǎn)堂日历》透露,朱柳桥在回答笛浦询问时,曾写道:“嘉庆帝短气多病,庸医换方频数,竟致短祚(zuò,皇位)。”他随即意识到这是泄露朝廷机密,赶紧把这页笔谈烧掉。
双方还谈到对清代诗文的看法。朱柳桥问笛浦对清人诗集《国朝别裁诗》评价,“以何为翘楚?”笛浦答:“余未细阅,然各有所长,难一笔定其甲乙。”但他指出“别裁诗选有句无章、有章无句者一并登入,不免失于滥。”朱同意,并赞曰:“千古卓见!”还称赞他的诗作“句句流丽”、“书法优美”。笛浦感到受宠若惊,急忙表示,“我百技不如人,况于诗书为无分而受此华飨(xiǎng,同“享”),譬如村女若锦绣衣,于心岂安乎?”并将自己的《海红园小稿》请朱点评。朱也谦虚地说:“承示尊着之诗,容细细展读,但恐弟荒陋,不能窥见高雅也。”“尊作高妙,予谬加评序,恐有未当,尚望高明鉴之。”笛浦高兴地说:“一一评论加之以高序,不啻(chì,只有)十朋之龟也。但称扬过当,容身无地。然如我柳爷,诚足称海外知己。”通过交流诗文汉学,野田笛浦已把朱柳桥等视为“海外知己”了。
双方还谈到中国书籍流传日本的盛况。笛浦说:“贵邦载籍之多,使人有望洋之叹,是以余可读者读之,不可读者不敢读。故不免夏虫之见多矣。”朱道:“我邦典籍虽富,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清代中国赴日贸易商船每艘船都载有大量中国书籍,经史子集应有尽有。“贵邦人以国字译之,不患不能尽通也,况兄之聪慧勤学者乎!”
谈到中日贸易,朱柳桥坦言:“服贾远域,实因糊口之计,不得不然,非涉风涛以蹈不测之虞也。”笛浦对中国商人不畏风险赴日贸易有些不理解,问:“涉风涛蹈不测以经商海外,诚如翁言,然家富衣食有余,而何为频频然不惮烦以到崎贸易也?”朱答:“经商海外为蝇头微利,以致抛离家室君恩,余言岂有虚妄。”笛浦又问,“脱身于名河欲海之中,以恣意于仁山智水之间,超然与造物者俱世,岂无其人?”朱答:“昔人亦有远游五岳者,不顾名利,今代罕见。”笛浦似有领悟:“多于富贵而长于富贵者,纨绔膏粱皆足以败其家。翁之躬亲受羁旅之苦,使子孙有所遵守。”朱云:“君言虽是,然余膝下乏人,仆仆风尘,所谓逐利之徒,如君雅士定必见笑。”这段笔谈也反映出儒家义利观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中国商人想观看、购买日本地图,但因有幕府禁令而遭到日本儒者拒绝。如杨启堂问:“带有日本地图乎,乞一观。”笛浦答:“是吾邦大禁,不许外人看。”朱柳桥还问:“纪州熊野浦有徐福墓否?”笛浦答:“不知。”
笔谈中涉及的清代满汉关系也很有趣。笛浦问:“贵邦太祖(指清太祖努尔哈赤)出何州?”刘圣孚谎称:“出于江南。”笛浦马上揭穿:“我闻贵邦太祖出长白山下,不知此山江南何州?”刘见瞒不过去,只好承认:“长兄先生博识,于吾邦书无不通,而今刻问及,故圣孚早言然耳。此事在他人秘密,独与我公说何妨。中夏为外狄驱逐,故去发四边,亦自天运循环之道。”
中日人士在笔谈中也讨论到中日贫富变化的原因。朱柳桥归结为中国人口多,“日本人少故衣食多足,我邦人众故贫乏之人多。”笛浦反驳道:“我邦富则富矣,人不必少矣。唐山贫则贫矣,人不必众矣。自古贵邦称为繁富,而今叹贫乏何也?”朱又以俭奢来解释,“我邦虽繁富,而近岁贫乏之人居多,盖古礼俭勤之风渐靡,人流奢侈,是以致衣食之不足。”笛浦也不太同意此说,认为根源在于两国立国方针不同:“我邦以质实立国,故不用俭而不得不俭矣。贵邦以文华立国,故不用奢而不得不奢矣!以俭奢判我及贵邦之贫富,抑末也。”朱也不得不承认“恐有此理”。
这些漂流民笔谈中还有许多资料值得进一步发掘,必将有助于清史研究和我们对清代中日关系的理解。
作者简介;
王晓秋,1942年生,江苏海门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第9—11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着作有《近代中国与世界》、《近代中国与日本》、《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东亚历史比较研究》、《改良与革命》等十多部,发表论文二百余多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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