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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书评：戴逸 黄爱平 杨东梁：《清代诗文集汇编》丛谈
弹指兴亡三百载都在诗文吟唱中——清代诗文简论
戴逸 有清一代，文化发达，学人众多，传世文献浩如烟海，其中清人诗文着述即逾四万种。自国家清史工程开展伊始，编纂委员会即投入巨大人力、财力，用于清代文献史料之搜集、整理、出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主持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即被列为国家清史工程之重大项目之一。全书收录清人诗文集4000余种，现已陆续问世，计划在年内全部出齐。该书是迄今内容最为丰富、涵括最为全面、卷帙最为浩瀚的断代诗文总集，不但对纂修清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保存、学习、利用、宏扬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有重要意义。为了让读者了解这部资料丛书的大致内容，本期特刊发一组文章。
《清代诗文集汇编》浩瀚广博，收四千余家，录诗文不下五百万首，鸿篇巨着，洋洋大观。诗与文是我国悠久的文学体裁，唐宋最盛。而《全唐诗》仅四万首，清代诗文之多远迈唐宋，其艺术水平亦高超卓绝，可与唐宋相比肩。
文士诗人即事撰文，即情吟诗，所作皆当时当地的所见、所闻、所知，真实可信。其中有军国大计、朝政庙谟，亦有战乱灾祲、民间疾苦，作者据实而书，感叹沧桑，价值很高，可据以编史着作，亦可暇日吟诵，以广见闻，这是一笔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清朝灭亡之后，战乱频仍，还没有来得及收集和整理。此后，虽有些整理出版，然数量有限，致使这笔浩博的文化遗产散落各地，未为人知。这次收集、整理、出版数量达八百册之多，在我国出版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要了解近三百年的清代诗文的全貌和特点，需要写一部厚重的《清代文学史》，这里只能作极简要之介绍，说其内容梗概，写其发展趋势，挂一漏万，势所难免。
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裂的乱离之世，干戈扰攘，中原板荡，清兴明亡，满汉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汉族知识分子的心态也围绕着这一主轴而与时俱变，当时文坛上充斥着明遗民的诗文，痛家国之沦亡，斥清兵之凶残，思明亡之教训。其代表作家有清初三大儒、岭南三大家、江左三大家等。清初三大儒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以深沉的思考写出了《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精彩篇章，突破了君臣之间的纲常伦理，宣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顾炎武写《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针对明末贫富不均、土地兼并，主张“均田”、“均赋”。王夫之在《思问录》、《周易外传》中提出唯物主义以及变化、矛盾的哲学观点。他们在诗歌方面贡献亦多，如顾炎武的“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海上》），黄宗羲的“顽石呜呼都识字，冬青憔悴未开花”（《寻张煌言墓》），王夫之的“家国遥睇怜征雁，溪路含愁听早莺”（《山径》）等等，都抒发了思念故国的深情。
岭南三大家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最突出的是屈大均，他长期跋涉远游，“所目击者宫阙、陵寝、边寨、营垒废兴之迹，故其词多怨伤慷慨”（卓尔堪：《明遗民诗》）。他一直活到康熙中叶，当清朝收复台湾时，他还从失去复明基地的角度出发，悲叹“茫茫一岛是天留，父子经营作首丘，恨绝生降虚百战，桓文事业付东流”。
江左三大家，即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他们是另类的遗民，一度降清，后来内省忏悔，悲怨深切，形之于诗。钱谦益是当时诗坛的领袖，降清不久即归乡家居，写下“周室旧闻迁金鼎，汉宫今见泣铜驼”、“林木犹传唐痛哭，江云常护汉衣冠”。当郑成功举反清义旗进长江、围南京时，各地响应，钱亦喜极欲起，仿杜甫秋兴诗写诗一百多首，歌颂欢呼。陈寅恪称“《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乃三百年未有之绝大着作也。”
吴伟业也是失节仕清的诗人，着《梅村集》，其中《圆圆曲》、《永和宫词》、《松山吟》皆为书写明清史事的着名诗篇。他临终时怨艾自责，写《贺新郎》一词，云“故人慷慨多奇节，恨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屐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可以窥见他内心的痛苦与煎熬。
清初还有傅山、朱之瑜、侯方域、方以智、张煌言等一大批诗人文士，留下了许多诗文，吐露了自己的哀伤之情。
康熙中叶以后，清廷致力于发展农业、奖励耕垦、蠲免租税、兴修水利，又出塞用兵，抗击俄国侵略，统一新疆、西藏，内部又团结汉族知识分子，尊孔崇儒，开博学鸿儒，征召山林隐逸，满汉矛盾渐趋缓和，对立情绪消褪，清朝进入盛世，诗文风气因而大变。
盛世诗人早期的代表可推王士禛，他着有《带经堂文集》，官居高位，交游广泛，极享盛名。他的诗描绘景色，指点湖山，称神韵派。他写诸如《方山道中》等诗，吟及：“前山白云外，缭绕一江横，渔舍参差见，风帆自在行。烟花怜故国，湖海寄浮生，洗盏船头坐，一声沙鸟鸣”，把平凡常见的湖山花鸟勾划得清新幽雅，令人神往。
当时与王士禛对立的是赵执信，着有《饴山堂诗文集》，他反对王士禛的“神韵”说，批评王“诗中无人”，主张“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以意为主，言语为役”。赵的诗较注意现实，“笔力遒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二人“王以神韵飘渺为宗，赵以思路劖刻为主”，很能说明他们的诗风特色。
稍后的沈德潜标榜“格调”，主张“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沈着有《归愚诗钞》，他在《说诗晬语》中反对以吟咏风花雪月为事，在诗风上主张“温柔敦厚，中正平和”，他的诗较多颂圣赞德之作。更后的郑燮，号板桥，一反“神韵”、“格调”之说，主张表现性情，抒写人民疾苦，他能诗善画，工书法，世称“三绝”。他在山东潍县当知县时所写《画竹》一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清代最有成就的诗歌改革家是袁枚，着有《小仓山房诗文集》，他是雄视乾隆一代的诗坛巨擘，倡“性灵说”。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反对将诗歌作为单纯卫道的工具，主张诗可以抒写山水之景、男女之情，强调“灵感”的作用。“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遣兴》）。袁枚诗作，确能写出自己的生活感受，直抒性情，清逸灵巧，别具风格。如“秋深古迹诗愈健，霜满黄河浪不骄”（《题壁诗》）。“如何二十多年事，只抵春宵一梦长”（《苦妾》）。
和袁枚齐名的有蒋士铨、赵翼，都是性灵派诗人。蒋有《忠雅堂诗文集》，其诗“清新蕴藉，皆发诸性情”，如“已知豪气吞云梦，便买扁舟下岳阳”（《洞庭秋泛》），“前尘事事都难忘，不到伤怀总不知”（《题忆园》），“自喜结根依小草，不随飞茵堕苍苔”（《落花》）。赵翼有《瓯北诗钞》，他既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所作《二十二史札记》驰名于世。他曾从军远征，跋涉川黔闽粤，又扈从乾隆帝出塞行围，歌咏蒙古习俗，大漠风情。蒋士铨说他“天才卓越，又得江山戎马之助，以发其奇，兴酣落笔，雄伟奇恣，不可遍视”（《瓯北集序》）。他写诗力主创新，不蹈前人窠臼，他的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尤为人耳熟能详。
清代中叶，文章亦臻于极盛，诞生了桐城文派，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传承最久、作者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始创于康乾时代的方苞、刘大c、姚鼐，下传到十九世纪的梅曾亮、方东树、管同、曾国藩、吴敏树、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林纾等，薪火相传二百年之久，直到五四运动为止。据说有名可数的作家有600多人，大多有诗文集行世，故当年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说。他们不仅有文学创作的实践，佳作如林，精彩纷呈，而且有文学理论。方苞提出“言有物，言有序”。刘大c标榜文章的“神、气、音、节”，姚鼐又细化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桐城派声势浩大，影响甚广。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大的文派。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它成为批判的对象，被称为“桐城谬种，选妖遗孽”。这时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桐城派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故地位下跌，一落千丈。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丰功伟绩，但它对传统诗文的评论具有片面性。其实桐城派文章是清朝盛世的产物，接续着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是中国思想和知识的传播载体，也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应该客观正确地分析对待，不可一笔抹杀。
跨过清朝的乾嘉时代，中国迎来了狂暴急骤的西风欧雨，诗文的内容和形式亦随之大变。一是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充实了诗文的内容；二是学习西方文明的思潮兴起，诗文也随之扩展新视野，歌咏新事物，产生新理念；三是改革与革命兴起，诗文成为改造中国、振奋人心的武器。
近代爱国爱民的新诗文萌生于鸦片战争时，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魏源的“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开其端。郑观应有《关心时局，因赋长歌》历述了中国的被侵略、被凌辱，“一自海禁开，外夷势跋扈，鸦片进中华，害人毒于蛊，铁舰置炸炮，坚利莫能拒，诸将多退怯，盈廷气消沮，割地更偿费，痛深而创巨，何以当轴者，束手无建树”。狄葆贤有《平等阁诗钞》，感叹“尘海微生感逝波，沉沉大陆竟如何，睡狮未醒千年梦，野马行看万丈过”（《秋感》）。
近代的许多诗人痛心对外战争的失败，歌颂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如贝青乔的《咄咄吟》，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黄遵宪的《人境庐诗钞》都充满激情，脍炙人口。张维屏的《三元里》写道：“三元里前声如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生民合力强敌摧”，热烈歌颂人民的抗英斗争。黄遵宪的《闻大东沟战事》颂赞邓世昌“致远鼓轮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勇者壮烈首捐躯，无悔同胞夸胆识”，还有胡延《蔺德堂诗钞》歌颂左宝贵“月晕重重闻楚歌，洞胸犹握鲁阳戈，仲由结缨那惜死，国势不张将奈何”（《左将军歌》）。丘逢甲痛心于台湾割给日本，写出“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经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的悲歌。这些诗慷慨磅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要求清廷进行改革维新的声音也同时在诗文中兴起，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他的诗“独辟蹊径，卓然自立”（梁启超语），赞成改革变法，“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已亥杂诗》）戊戌改革的人物均善诗文，咏诗甚多，其领袖康有为因北京不能实行改革之志，在离京南下时有诗“高峰突出众山妒，上帝无言群鬼狞，漫有汉廷遣贾谊，岂教江夏逐祢衡”（《出都留别》）。及至维新失败，慈禧当权，金天羽《天放楼诗集》有诗“上林风急雁惊秋，国事天家说总愁，帝病请祠遣蒙恬，佛慈衣钵斩罗睺，北军产禄兵柄握，东市膺滂血空流，想是宫中谋议泄，皇灵停榇困沙丘”，这首诗几乎是戊戌政变的写实。
历史进入20世纪，局势又变，革命风潮，汹涌激荡，不可阻遏，诗文成为鼓吹反清革命之锐利武器。孙中山的《革命方略》、《民报发刊词》、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以及陈天华的《猛回头》都是驰名的革命诗文，大批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写了大量反清的诗歌文章。鉴湖女侠秋瑾以一女子，既习武，又能诗。她写的词《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又写《感愤》诗，“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诗词中表现了革命者爱国的情怀、崇高的追求和悲壮的风格。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诗文大量涌现，如柳亚子“希望前途竟如何，天荒地老感情多，三河侠少谁相识，一掬雄心总不磨，理想飞腾新世界，年华辜负好头颅，椒花拍酒无情绪，自唱巴黎自由歌”（《淀江道上口占》），苏曼殊的“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元旦感怀》）。宣统元年，许多诗人文士在苏州虎邱集会，创设“南社”，以诗文为武器，抗击腐败的朝廷。清朝覆亡时，社员发展到200人，以后发展到2000人。南社诗风，忧国忧时，慷慨雄放，为清代诗歌作了总结，至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和白话诗兴起，又开拓了中国诗文的新领域、新境界。
清代诗文集的整理编纂及其价值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主持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独家影印出版的大型文献整理项目《清代诗文集汇编》已开始陆续问世。全书拟收录清代诗文集4000余种,精装800巨册,计划于2010年内全部出齐。这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开展以来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项目，也是迄今内容最为丰富、涵括最为全面、卷帙最为浩瀚的断代诗文 总集，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
清代学术文化集前代之大成，诗文之盛亦远迈前代。据最新研究统计，清人各种着述总数约计22万种，其中诗文集逾7万种，现存约4万余种，可谓洋洋大观。然而，如此丰富浩瀚的清人诗文作品，却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掘利用。自清朝灭亡以来的100年间，得以整理出版的诗文集数量极为有限。上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大型丛书《四部丛刊》，以其选目得当、版本精善受到学术界好评，但该书重在宋元旧刻，收录的清人诗文集仅寥寥数十种。80年代以来，随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出版，清人着述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几部与《四库全书》相关的大型丛书，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续修四库全书》，都收录有数量不等的清人着述。其中以《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清人诗文集较多，计600余种，占集部所收历代诗文别集数量的一半以上。但即便如此，与现存的清人诗文集总量相比，亦难尽如人意。且清人诗文集在上述综合性丛书中，都只是集部书籍的一部分，其地位和作用并未能得到有效凸显。而《清代诗文集汇编》将4000余种清人诗文着述依据作者年代顺序汇为一编，篇幅约计达4亿字，堪称迄今规模最大的有清一代诗文着述的合集，填补了学术界此前尚无清代断代诗文总集整理出版的空白。
《清代诗文集汇编》不仅规模浩大，涉及的作者数量亦颇为可观，计达3400余人。从作者身份来看，既有帝王、宗室、八旗、大臣、督抚，也有僧人、商人、匠人、革命党人，还有画家、小说家、剧作家、科学家，更多的则是普通的文人学者。就作者性别而言，男性作者固然占据了绝大多数，但女性作者也不乏其人。以作者地域观之，可谓遍及东南、西北、中原各地，分布十分广泛。再从作者的年代而论，则上起明末，下迄民国，其间迤逦300余年，但凡在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等领域占有一定地位，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尽皆囊括其中。作者人数如此之多，身份如此庞杂，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亦堪为一代诗文总集之最。或许正是考虑到《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作品宏富，涉及作者众多，情况千差万别，编者特别为每部诗文集的作者各撰一篇小传，附载该书卷首。各篇小传均逐一列举作者姓名字号、年代籍贯、科第仕宦等项，并缕述其生平事迹、主要成就及其重要着述，兼及简要评论。其篇幅虽然不长，包涵的信息量却极为丰富，可谓提纲挈领，言简意赅，为读者查阅利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清代诗文集汇编》在版本的选择方面也颇具识见。一般认为，清人所处时代距今较近，版本问题比较简单。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有的诗文作品经多次刊刻，有初刻本、续刻本之别，需加仔细甄别；有的诗文作品则未能刊刻，仅有抄本乃至稿本存世，全靠用心发掘；还有的诗文作品，部分得以刊刻，部分则仅以抄本或稿本流传，只有多方查阅，仔细比勘，才能合为完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面对如此复杂的版本情形，编者以全、精、善为原则，首重足本，在求全基础上，进而求精、求善，优先考虑初刻本、原刊本，次及续刻本、翻刻本，并注意搜集后人补辑本。同时，尽力发掘珍本、孤本、稿本和抄本。为保存文献原貌，便于读者了解，每部诗文集均原版照像影印，并注明版本及馆藏情形。可以说，《汇编》收录的4000余种诗文集，绝大多数是首次影印出版，不仅最大限度地抢救、保存了一批珍稀文献，而且为研究者提供了尽可能全备可靠的版本。
《清代诗文集汇编》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其本身的内容。从小的方面而言，它记录了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为学者研究清代人物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思想主张等提供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从大的方面来看，它反映了有清一代数百年间社会历史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脉络，无论初期的易代沧桑，还是中叶的安宁鼎盛，抑或晚清以来的社会变革，都在清人的诗文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诸如明末清初诗文风格的苍凉沉郁，盛世时期作品流派的多彩多姿，近代以来学人士子的标新立异，都反映了当时诗文创作的时代特色，也体现出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风貌。以清中叶的诗文为例。伴随盛世的出现，清代诗文创作也进入繁荣时期。诗歌方面，论流派，则有以王士禛为代表的神韵派、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以及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等，先后崛起，各领风骚；论题材，则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爱情诗、怀人诗、怀古诗、咏物诗、咏史诗、抒情诗、纪事诗、唱和诗、论诗诗等，争奇斗艳，异彩纷呈；论体裁，凡五言七言、律诗绝句、古体今体，均无所不备，各造其极；论作者，除占据主体地位的汉族士子之外，八旗作家异军突起，帝王诗作自成体系，女性诗人也有所成就。而文章方面，骈文兴盛，作者林立，出现了汪中等着名的骈文大家；散文则桐城文派正式形成并发展到高峰，成为清代声势最盛、传承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其诗文作品之多、流派之盛、作者之广、成就之大，足以与唐宋相媲美，同时亦反映出清代文学创作集前代之大成的特征。可以肯定，《清代诗文集汇编》的整理影印出版，必将对清代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乃至文学、艺术等各领域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红花绿叶相得益彰” ——谈《清代诗文集汇编》作者小传的撰写
杨东梁： 一部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清代诗文集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现已陆续问世。这部《汇编》将有清一代268年间有一定代表性人物的诗文集悉数收入，并在每部诗文集前配以一篇作者小传，简要地介绍每一位作者，以起导读作用。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正如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总主 持人戴逸教授所说：“我们能编出一部三千多人的清代诗文集，配以一套完整的小传，红花绿叶，相得益彰。”
清代诗文浩如烟海，今存诗文集逾四万种，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不但对今天纂修清史有宝贵价值，而且对保存、学习、利用、宏扬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有重要意义。从如此宏富的清人诗文集中，精选出一部《汇编》，其选择原则的重要一项就是考虑到作者本人在有清一代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诸方面有一定地位，对清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均产生过相当影响。因此，研究这些作者，介绍这些作者，就成为编纂《清代诗文集汇编》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汇编》共收清人诗文集4058部，由于一位作者有收录数种者，故作者小传为3423篇，总计72万余字。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众多清代人物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从事着不同的活动，追求着各自的目的。其中既有帝王将相，也有平民百姓，既有政治、军事专家，也有商界、文坛巨子，既有能工巧匠，也有遗民逸士，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或承传民族文化，或立志弃旧图新，有人虽地位并不显赫，却为后人留下了有价值的思想、文艺作品。这些人物经历迥异，志趣不同，品德、才能长短有别，艺术风格各有千秋，林林总总，百态千姿。而《汇编》中的作者小传就是简要介绍所收诗文集作者生平的文字。
按照规定，作者小传的内容包括姓名、字号（含别号、室名、谥号）、生卒年、籍贯、科举功名、生平履历、学术活动及对其学术成就的简略评价。每篇小传务求文字精练，言简意赅，一般为一二百字，重要人物亦以三百字为限，并要求每篇小传后面附有参考文献，以备查考。
按以上要求编写出一套含3400多人的清代诗文集作者小传，确非易事。须知，经全国史学工作者多年努力，撰写、出版的《清代人物传稿》（上、下编）只收了1500多人,现正在纂修的大型清史中的人物传记,虽然各方面代表人物收罗较全，也不过3000多人。要撰写3400多个有诗文集存世人物的小传谈何容易！特别应指出的是，如许传主中，不少人物并非知名人士，史料颇难寻觅，其生平事迹或不见经传，或语焉不详。要写出他们的生卒年份、身世履历、科第着述，乃至文风特点，其难度可想而知。何况有些人物在研究中颇有争议，不但史料需要考证，而且评价不一。小传的撰写强调“秉笔直书，不做评论”，但人物的定位需要把握好，这自然为下笔着墨增添了难度。每篇小传文字不多，却应对传主加以研究，不能照搬照录旧传；有些人物学界研究比较充分，资料丰富，研究成果颇多。撰写这样的人物小传，篇幅要浓缩到二三百字，亦难把握。
另外，所选四千余种清代诗文集，除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所藏较为集中外，还分别藏于北京、上海等十余个省市的有关图书馆，查找极为不便。有些收藏单位对相关文献的查询利用又有种种限制，为查阅与作者小传相关的原始资料带来了诸多不便。
面对这些难题，该课题项目组加强了集体研究，经常讨论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召开了多次业务研讨会，并先后向有关专家进行咨询。又走出校门，到许多相关图书馆查找文献，进行调研，广泛搜集资料。在撰写过程中，制定了工作计划，规定了明确的撰写要求，遵循学术规范，严格质量检查。经过项目组各位专家的努力工作，并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清代诗文集汇编·作者小传》的撰写任务终于得以完成。
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成果还是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比如有些诗文集的作者从未有过较为完整的传记，而新撰小传则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又如一些作者原本生卒年不详，经项目组多方查证，确认了160多人的生卒年份；再如有些同名同姓的作者，颇易混淆，经项目组考订也得以区别开来。经过如此艰辛工作，使得四千余种诗文集的作者都配以完整的小传。这些小传的撰写，既起到了对各部诗文集的导读作用，也对清代人物传记的研究和撰写有所补充和推动。因此，一些专家在评审此一项目成果时，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很有学术价值”，与整个《清代诗文集汇编》确可谓“红花绿叶，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