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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鸿彬：《清代皇帝传略》之皇太极

爱新觉罗·皇太极，是清朝开创者努尔哈赤第八子，其母叶赫纳喇氏，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杨吉砮之女。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月二十五日。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在宁远战败，身患毒疽辞世后，皇太极即后金汗位，在位17年，卒于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他是清王朝开国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人物。
随父兄从征的青年将领
史籍记载：皇太极自幼“颖悟过人”，爱文喜武，不仅有高超娴熟的骑射功夫，而且能“熟记典籍"，为其兄长所不及，因此受到父母的钟爱。7岁以后，“委以一切家政，不烦指示，即能赞理，钜细悉当”，表现出非凡的才能。12岁时，母亲叶赫纳喇氏由于失宠，心情忧郁，患病去世，这使少年时的皇太极在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生父继母不可能给他多少温暖抚爱，在家庭及兄弟之间地位也不断下降，因而逐渐在尖锐复杂的现实生活斗争中，养成了少言寡欢，坚韧刚毅，通达世情，长于心计的性格。这对他的一生都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皇太极生活在一个风云变幻，刀光剑影的大动荡时代，其父努尔哈赤顺应女真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进行统一建
州女真诸部和反抗明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的伟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年轻的皇太极经受了锻炼，随父兄驰骋疆场，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努尔哈赤的得力助手。
万历四十年16 12年九月，刚刚年满20岁的皇太极随父亲努尔哈赤率领3万人马往征乌拉部。乌拉是海西扈伦四部之一，位于乌拉河沿岸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一带，人多地广，享有貂参之利，势力比较强大。努尔哈赤为了统一海西女真，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利用联姻结盟的方式，积极拉拢乌拉部首领布占泰，把自己的爱女俄恩哲格格嫁给他为妻，企图以此加强和巩固联盟。可是，布占泰却阳奉阴违，多次背盟，勾结叶赫等部，竭力阻挠破坏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事业。布占泰还百般虐待俄恩哲格格，射以骨包头箭，努尔哈赤闻知极为愤恨，决定对乌拉用兵。皇太极等领兵抵达乌拉河，沿西岸而行。此时，布占泰带领乌拉兵在东岸隔河观望，不敢渡河迎战。努尔哈赤下马而坐，命皇太极等率军接连攻占沿岸的六座城堡，然后引兵在乌拉城西门相对二里以外的金州城扎下大营。布占泰凭河相抗，双方相持四五天，皇太极等人按捺不住，向努尔哈赤请战，要求率兵渡河，攻打乌拉城。努尔哈赤指出这是“浮面取水”之言，认为“欲伐粗大的书寸木，岂能即刻折断?必须斧砍刀削，渐至微细，然后才可折断。相等的大国，欲一次攻灭，怎么可以办到?”因此，他不同意皇太极等人的请求，而是派兵四出焚掠，拆毁被占领的六处城堰，焚烧许多房屋和粮草，并在伊玛哈达筑城，派兵驻守，以监视乌拉的行动。第二年1613年正月，努尔哈赤乘乌拉统治不稳，亲自率领大军征讨乌拉，一举攻占乌拉城，布占泰逃往叶赫，乌拉灭亡。
皇太极在征讨乌拉布占泰中，受到其父努尔哈赤的“智巧谋略为贵，，的军事思想的教育，认识到同强敌作战，只
凭勇敢是不够的，还要讲究谋略，以后在对明朝的斗争中，仍铭记不忘。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皇太极被命为正白旗的主旗贝勒，成为建州最高将领之一。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称汗登位，封皇太极为和硕贝勒，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合称四大贝勒，“共理机务”。四人按月轮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从此皇太极被努尔哈赤视为左膀右臂，满洲贵族的核心人物之一。
后金建立后，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宣布“七大恨”，起兵反明，一举攻占抚顺、清河、东州、碱场、一堵墙、马根单、抚安堡、花豹冲、三岔儿等城堡。明王朝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镇压后金的战争，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调集10多万人马其中有朝鲜兵13000人，经过充分准备，分四路合击，直取赫图阿拉城，企图消灭后金。这就是关于明清兴亡的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针对明军作战计划，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方略。皇太极奉命随大贝勒代善率领八旗大军为先锋，奔赴西线迎敌，在这一战役中献智献勇，功勋卓着。
萨尔浒之战是努尔哈赤与明朝进行的第一次最大的战争。开始时，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初一，总兵杜豁率领明军3万，渡过浑河来攻，留2万人驻扎在萨尔浒，自将l万人攻打界凡。大贝勒代善命皇太极率领右翼正白、镶黄、镶白、镶红四旗去攻打吉林崖的杜松，自领左翼正黄、正红、正蓝、镶蓝四旗去监视和阻击萨尔浒的明军。此时努尔哈赤来到前线，观看了明军的阵势，改变代善的作战部署。他亲自率领正黄、镶黄、正红、正蓝、镶蓝五旗先去攻打萨尔浒的明军，命皇太极等带领正白、镶白、镶红三旗去监视和阻击吉林崖的杜松。当努尔哈赤消灭萨尔浒的明军后，回军与皇太极部会合，向吉林崖的明军发动猛烈进攻。皇太极身先士卒，冲杀在前，明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主将杜松战死，参将龚念遂带领部分残兵败将逃往斡珲鄂模，后金兵首战告捷。
皇太极随其父努尔哈赤乘胜北上，迎击总兵马林统率的由北路进犯的明军。三月初一晚间，马林率军到达尚间崖扎营，命监军潘宗颜领一军驻守斐芬山，并联合败退到斡珲鄂横的龚念遂部，互为犄角，彼此声援。初二清晨，皇太极率领1000人马攻打斡珲鄂模的龚念遂部。他先率骑兵突入，然后用步兵摧毁战车，明兵大败，龚念遂等皆殁于阵中。这时尚间崖战斗已经打响，双方展开激烈拚杀，皇太极率部投入战斗，明军抵挡不住八旗兵的凌厉攻势，纷纷溃败，马林仅以身免，逃回开原辽宁省开原县开原老城。接着，驻守在斐芬山的潘宗颜部孤立无援，在后金兵的猛烈攻击下，全军被歼。至此后金又粉碎了北路来犯的明军，取得了尚间崖、斐芬山大捷。
当日下午，皇太极随努尔哈赤在古尔本立营，得到探报，总兵刘綎率领东路明军抵达阿布达里岗，总兵李如柏率领南路明军进抵虎栏，赫图阿拉城内人心浮动，形势十分紧张。初三清晨，他们回军途中到达界凡，大贝勒代善向努尔哈赤请求，“吾领从者20人，扮作小卒前探消息”，努尔哈赤同意后遂行。皇太极每战不甘落后，闻知后立刻前去问努尔哈赤说：“大王果前去，吾欲与同之”。努尔哈赤说：“汝兄扮作哨探，前听消息，汝可随我同行”。皇太极说：“大兄既已独往，吾等何故留后?”于是亦起行，夜近初更回到都城，安抚人心。
初四黎明，努尔哈赤回到赫图阿拉，立刻召诸贝勒大臣共商出击刘綎军之策，命代善、皇太极等率领八旗大军去东线迎敌，自己留4000人马守赫图阿拉，随止李如柏的 南路明军来犯。中午，代善、皇太极率兵出穵里胯什，发现明军在阿布达里岗布阵。代善想亲自领兵攻占阿布达里岗东面的山头，再由山上向下冲击，皇太极上前阻止说：
“阿哥你率领大兵在后面守护，随后再来吧，我领兵前去山上往下冲击”。代善同意后，皇太极率领右翼四旗，迅速占领了东面山头，便选派精骑30名，由山上冲入敌阵，拚命射砍，未能取胜。随后，代善率领四旗兵亲自冲向明营，经过一场激烈混战，明兵溃散，皇太极率军掩杀。这时刘綎率二营明军来战，皇太极乘其布阵之先杀入，刘綎死于阵中，全军被歼。
此时代善、皇太极得到探报，明监军康应乾领刘綎余部逃往富察，与姜弘立带领的朝鲜兵会合。他们又挥兵南下，皇太极见康应乾的明军皆执竹杆长枪，披藤皮甲，朝鲜兵皆披纸甲，戴柳条盔，枪炮层层布列，便率军冲入敌阵，明军大败，康应乾仅以身免。皇太极等又将朝鲜兵团团围住，不断“驰突，势如风雨”，“瞬息问两营皆没”，姜弘立看到“欲走则归路断绝，欲战则士心崩溃”，便率全军投降。
萨尔浒之战总共只有五天就决定了胜负。坐镇沈阳的辽东经略杨镐惊悉明军三路丧师，急令南路李如柏撤兵，退守清河。萨尔浒大战最后以后金的胜利、明朝的失败而告终。这一战役对后金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
皇太极跟随父兄跃马弯弓，南征北战，在战斗的烽火中锻炼成长，不仅冲锋陷阵无比英勇，而且出谋划策颇为高明，已经是一位智勇双全青年将领，受到努尔哈赤的重视，为将来继承汗位创造了条件。
继承汗位时的严峻形势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遭明军重创。八月，病死，由谁来继承汗位呢?早在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努尔哈赤已经作了安排，决定后金汗由诸贝勒推举产生，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当时在诸贝勒中以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的权势最大，其中大贝勒代善因与大妃纳喇氏阿巴亥有暧昧关系，这种欺君蔑父的行为，使他在诸王中威信大降，而且父汗生前已废除了他的继承权。二贝勒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并非嫡子，且曾参予其父舒尔哈齐的分裂叛逃活动，更非人选。三贝勒莽古尔泰，生母继妃富察氏由于“窃藏金帛”得罪而死，加上他本人性情粗野，无人拥护，自然不能被拥立为汗。只有四贝勒皇太极实力最强，无论是政治眼光、军事才能和个人威望都在众贝勒之上，所以他是后金汗比较合适的人选。
因此，努尔哈赤死的当天，代善的长子贝勒岳托和三子贝勒萨哈廉向代善提出： “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计。四贝勒即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应速继大位”。代善说：“此吾夙心也。汝等之言，天人允协，其谁不从！”第二天诸贝勒大臣聚于朝，商讨立汗一事，代善首先发言，对皇太极说：“汝智勇胜于我，汝须代立”。他又对诸贝勒大臣说明拥戴皇太极的原因。由于身为长兄的代善鼎力支持，众贝勒皆表示同意。议遂定，乃合词请皇太极即位。皇太极被拥举为后金汗。后来，满族日益通晓汉族与蒙古族典籍，知道汉人称储君为皇太子，蒙古称继位者为王台吉，或黄台吉，正好与皇太极的名字谐音，于是就附会说皇太极继位是“天意已预定矣”。
九月初一，皇太极在大政殿即汗位，焚香告天，宣布明年为天聪元年。初二，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祝告天地，他对天立誓日：“谨告于皇天后土，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国家为重，推我为君。敬绍皇考之业，钦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特别是对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皇太极为感谢他们的推戴，不愿立即以臣礼待之，率诸贝勒向自己的三位兄长行了三拜礼。这些无疑表明，他称汗后，将遵奉和执行先父制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要敬兄长、爱子弟，不任意损害他们的利益，汗与诸贝勒是平等的关系，以此来安抚众人。因此，众贝勒也对天铭誓，表示忠于新汗。
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后金正处于内忧外困的严重局势，“邦家未固”、“事局未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朝在关外已筑成东起铁山，西至锦州的海陆防线，而且联合朝鲜、蒙古，对后金形成三面包围之势，一旦联合发动进攻，后果十分危险。
第二，皇太极遵照努尔哈赤遗训，推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出现了种种弊病。在政治上，皇太极和诸位贝勒共理政务，“按月分值”实际上是众贝勒轮流执政；在 经济上，所得人口和财物也由八旗平均分配，所谓“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贝勒”，在军事上，八旗主互不统属。为了扩大自己的权益，相互明争暗斗，甚至不听调遣。皇太极处处受到诸贝勒的“掣肘”，成了“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这种汗权和王权，集权和分权之间的矛盾，致使汗权松软，政令不一。
第三，后金政权统治不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烈，生活在后金管辖地区的汉族人民，遭受沉重的民族压迫：他们“每被侵扰，多致逃亡”，也有用投毒、暗杀、乃至揭竿而起的方式进行斗争。而在后金社会内部，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和剥削不断加重，许多农奴要为农奴主承担着繁重的差役，激起农奴反抗农奴主的斗争，它已成为 后金社会的严重问题。
第四，后金的经济遇到很大困难。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对广大汉民推行“计丁授田”，把他们从自由农民降为封建农奴，极大地损害了生产积极性。同时，明朝和朝鲜对后金采取封锁和禁运的政策，使得后金“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因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而且又经常遭到严重天灾，“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
第五，后金民众厌战，反战情绪不断增长。由于后金长期征战不息，大批年轻丁壮弃田出征，他们“卖牛典衣，买马制装，家私荡然”。因此，许多人“闻有征调，各抱妻孥相哭，祖昔之勇健悍鸷，稍有间矣”。正因为后金官兵厌战，勇敢善战的八旗兵在宁远、锦州等地多次战斗中连遭失败。
皇太极作为一名新汗，面对这些严重问题，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为后金的继续发展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讲和自固”以待时机
皇太极认为，后金“处南朝之大计，惟讲和与自固二策而已”，就是说，要通过对明“讲和”，争得时间，解决后金面临的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以达到“自固”的目的，然后待机成熟，再兴兵攻明，夺取全国统治权。正如后金朝臣高士俊指出的，“我国利于和，彼国即明朝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臣所谓借小心以图大事，假退步以求前进”。皇太极正是为了“假退步以求前进”的目的，高高举起对明“讲和”的旗号。
此时，明王朝虽然取得宁远大捷，但是关内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它不但无力收复辽东失地，而且陷入东西两线作战。因此，后金有些人主张乘机兴兵伐明，攻打京师，必能夺得大明天下。也有一些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南朝即明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死守，我国每每弗下。盖攻城之计为不得已，攻城之事兵法所忌”。皇太极反对前者，支持后者。他指责主张攻明的将官。并且对诸贝勒大臣说：“至谓朕宜速出师以成大宗，此亦不达时势之见。……若人心未和，虽兴师动众，焉能攻城必克，野战必胜，今以速击师为言，乃小人之浅见”。
皇太极从实际出发，坚决贯彻执行“讲和与自固”的方针。
首先，他通过明朝官员，乃至亲自给明廷致书，表示求和的愿望。早在努尔哈赤死时，明宁远巡抚袁崇焕派遣付有爵和喇嘛镏南木坐即李喇嘛等人前去沈阳吊丧，观其虚实。皇太极并没有把仇人的使者拒之门外，而是以礼相待，表示和好的态度。当付有爵，李喇嘛等人返回宁远时，皇太极命方吉纳、温塔石等送归，并向袁崇焕面呈皇太极的亲笔信，信中要求‘‘两国和好”。自此李喇嘛就成了明金议和的中间人。皇太极提出的条件主要有：1要求分清明和后金战争的是非，承认后金为是，明朝为非。2要求明和后金之间明确划界，明退入关内，后金据关外，以山海关为界。 3要求赔款，明朝当以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为和好之礼。以后每岁后金以东珠十粒，貂皮千张，人参千斤，送给明朝；明朝以金一万两，银10万两，缎lO万匹，布30万匹，回赠后金。而袁崇焕则认为无须分清明和后金之间的是非，因为明和后金的地位有别，不能将后金和明朝并列。同时要求后金归还辽东被占领的地方。由于双方条件相差甚大，又互不相让，和谈破裂。
皇太极并没有因为首次和谈受挫而停止。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他在给袁崇焕的信中，不书后金天聪年号，只写己巳年，遵奉明朝正朔，以示求和的诚意。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他致书锦州守将祖大寿，称：“曩者李喇嘛、方吉纳等往来时，朕心实欲讲和，方拟遣使。……夫征战岂我所愿，乃不得已而为之，朕今厌兵革，愿太平，故更以书往，惟将军裁之”。天聪六年1632年六月，他又给得胜堡参将、守备等去信说： “讲和之事，我已预告天地，汝果有爱民之心，宜速成此事，莫效辽东所为也。若延迟时日，我纵有候代之心，其如军中粮尽，将奈之何?所以约期十日者，为此故耳”。从现存史料来看，这个时期后金提出议和的活动最为频繁，所谓“上疏称臣，求款再四”。
与此同时，皇太极还希望朝鲜出面，“绍介其间”，从中斡旋。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他致书朝鲜国王说：“贵国既以南朝为父母，以我为兄弟，我国与南朝十数年来，兵连祸结，而贵国介于其间，坐观胜败，不为和解。……贵国果以南朝为父母，以我为兄弟，王乃一国之主，不比南朝臣僚，惧彼南朝诛戮，不敢擅为担当。王于父母兄弟之间，通情解和，力为主张，未为不当也。诚如是，则普天之下，立见太平，不惟两国罢兵乐业，即贵国造福，亦自不小。又想兵乃凶器，实非人所乐为，只因欲和不成，遂至欲罢不能耳”。于是朝鲜将此书送给明驻东江总兵，认为后金求和是输诚的表现，希望明廷考虑后金讲和的意愿。
皇太极还通过蒙古向明廷转告和谈的愿望。蒙古曾向崇祯皇帝奏称： “闻满洲汗云，屡欲讲和，南朝不允，将马喂肥，惟有挑战，天意永眷，亦未可知?彼既有此言，皇上若悯小民之苦，释守边人之怨，许与满洲和好罢兵，则民得太平，臣将守边之人，亦蒙恩矣”。
皇太极也不是一味的向明求和，有时也兴兵征明，但是仍然打出议和的旗帜。自从在宁锦两次挫败后，一变而为深入内地“取其无备之城邑”。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大军由龙井关、大安口，斩关毁边墙第一次入关。十一月，后金兵攻占遵化，进逼北京，到了北京城下，“赉和书致明帝”，表示议和的意愿。接着，蹂躏京畿各州县，每到一地，都表明求和心切，指责明廷没有议和的诚意。天聪四年1630年正月，皇太极领兵攻占永平、迁安、滦州等城。他决定巩固已占的永平等四城，在关内打进一颗钉子，以为据点。其目的一是把明金战火引入关内，以缓和关外三面受敌的压力；二是对京东各州县可以随时袭击骚掠，使其不得安生；三是以大兵向西，可威胁北京，向东则使山海关及关外八城处于被夹击的态势。总之，将使明廷和明军处于困境。明廷当然决不能让后金在北京与山海关之间建此据点，便调集各路大军，组织反攻，收复永平等四城，后金兵败归沈阳。皇太极因失已得四城，“感伤堕泪，大小诸臣，见之无不流涕”。
永平等四城得而复失，皇太极认为后金兵未打开山海关大门之前，要在关内站稳阵脚，守住已得城池，是不可能的。即所谓：“年来我兵内入，累次破城获捷，而不得坐守其地者，皆因关门阻隔，首尾难顾，是以得其城而不能保”，因此改变为对明境土地、人民实行蹂躏、残毁方针。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二十二日，皇太极率领10万大军征明，六月下旬，当后金兵接近长城时，皇太极分兵四路，分别由德格类、代善、阿济格和自己率领，浩浩荡荡进关骚扰。历时三个多月，兵锋及于今北京延庆，河北宣化，山西大同等40余州县，所到之处“禾稼尽蹂躏，庐舍尽焚毁”，“军民妇女尽行掳杀，仓粮房屋城楼抢毁一空”。直到九月十九日已经是初冬时节，才率大军班师回到沈阳。
皇太极续承汗位后，为了摆脱面临的困境，在对明的策略上有所改变，打起了议和的旗号，这是手段，并非目的。尽管明金双方没有达成和议，可是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为后金实行改革措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他率领八旗将士远行数千里，再一次自由入塞，向明朝显示了威力，同时也暴露了明朝在其北部已经没有一条能御敌的防线了。
锐意改革，治国抚民
皇太极通过“讲和”手段，争取时间，在后金内部实行全面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措施，大致有以下几项：
一改“上与三大贝勒俱南受坐”为皇太极南面独坐，加强以汗为首的中央集权。
其时，后金的决策机构议政会议为八主旗贝勒所控制。三大贝勒是其中能左右的力量，因此极大地束缚着汗权。皇太极为了逐步废除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这种反映氏族社会军事民主的合议制，显然已不能适应开始行入封建制的后金，采取各种办法，狠狠打击足以与自己争权的三大贝勒的势力。早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皇太极即汗位后，沿袭旧制，仍在每旗设总旗务大臣一名即固山厄真，但是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规定“凡议国政，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一切事务肯听稽察。”同时又在每旗设佐管旗务大臣二员，调遣大臣二员，前者“佐理国政，审断狱讼"，后者“出兵驻防，以时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诸贝勒掌管旗务的权力，而且使他们处在众多人员的监督和制约之中。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皇太极以关心三大贝勒身体健康为由，他说：“向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未便。嗣后，可令以下诸贝勒代之，倘有疏失，罪坐诸贝勒”，于是“以诸贝勒代理值月之事。”这不仅削去三大贝勒每月轮流执政的大权，而且拉拢和团结其他贝勒为己用，从而提高了后金汗的地位。
可是，每当朝会和盛大庆典时，皇太极与三大贝勒居南面并列而坐，如同四汗，一同接受群臣礼拜，无疑有损于汗的一尊形象。因此，天聪四年1630年六月，皇太极利用二：大贝勒阿敏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败归为口实，召集诸贝勒大臣会议，定阿敏罪状16条，以“自视如君”，“心怀不轨”，“丧失城池”，“扰害汉人”等罪名，将阿敏送高墙禁钢，永不叙用，不久阿敏病死。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在大凌河战役中，皇太极和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发生口角，莽古尔泰拔剑相向，皇太极以此为由将莽卉尔泰治罪，革去大贝勒名号，降为一般的贝勒，夺其五牛录的属员，罚银万两及马匹若干。莽古尔泰后因气愤暴卒。
至此，三大贝勒只剩下大贝勒代善一人。是年十二月，当诸贝勒提出莽古尔泰“不当与上并坐”，代善立即说：“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他主动请求退出并坐，得到皇太极允准。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皇太极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坐受”，改为自己“南面独坐”，这标志着汗权的确立。到了天聪九年1635年九月，皇太极召开诸贝勒大臣会议，指责代善对己不恭，众议代善“与皇上相左”，列了四条罪状，拟革去大贝勒名号，削除和硕贝勒职，剥夺十牛录所属人口，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但是皇太极心中有数，这不过是借题发挥，提高汗权而已，所以只罚银马甲胄。从此，威胁汗权的三大贝勒势力已除，皇太极实力大增，其余贝勒无力和他抗衡，使汗权得以加强和巩固。
二建立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国家权力。
努尔哈赤时期，后金的国家行政机构很简陋，基本上是以旗代政，一职多能。皇太极为了适应后金政权的封建化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协调满、蒙、汉关系，强化汗权，使其处于独尊的地位，逐步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行政机构。他要求“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故行政机构多仿自明制。
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皇太极设文馆，命儒臣分别负责翻泽汉字书籍和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随后，皇太极不断吸收汉人入馆理事，如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高鸿中、马国柱、杨方兴、高士俊等。，文馆不仅是一个译书、记注的机构，一切往来国书及官员奏章都要经过它办理，而且它的大臣以奏议的方式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参与议政，可见它已是清代内阁的雏型。
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接受汉官宁完我的建议，仿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以贝勒一人领其事，下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分掌其职。诸贝勒分掌六部事务，他们和皇太极已不是原先的平列关系，而是封建的君臣隶属关系。不久皇太极为了直接控制六部，又进一步削弱贝勒的权力，下令“停王贝勒领部院事”，这样就把贝勒置于国家机构之外，皇太极独主政务。
崇德元年1636年三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负责撰拟诏令，编纂史书等；内秘书院，负责掌管和起草对外文书、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负责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设置八承政，分管内三院事务。五月，皇太极又更定内三院官制，其中以满人为主，兼有汉人和蒙古人，其组织和职掌比文馆更完善、更扩大了。内三院的官员参加国家机密，成为皇太极处理政务的得力助手。
六月，皇太极在三院六部之外，设置都察院，其职掌是参加议奏、会审案件、稽察衙门、监察考试等，“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有骄肆侵上，贪酷不法，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即使奏事不实，也不坐罪。该院的地位在六部之上，官员的设置与六部相同。与此同时，皇太极设立蒙古衙门，负责管理蒙古诸部事务，后改为理藩院。
内三院、六部和都察院以及理藩院，合称三院八衙门，这是仿照明制建立起来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它虽然同八旗制度并存，但是已逐步取代早先八旗所行使的国家权力。皇太极通过这套政权机构，把权力集中起来。
皇太极在为了使国家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地发挥职能作用，促使各级官吏勤于职守，提高人员素质，不断充实官员队伍，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颁布官员升赏、黜罚、考核等法令，如对部院各级官吏三年考绩一次，有功者赏，有过者罚。二是实行科举制，命生员参加科举考试，吸收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参政。这批人“小用之则小效，大用之则大效”，他们被输送到政府部门后，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发展农业生产，使后金的经济摆脱困境。
努尔哈赤晚年，由于政策失误，致使后金经济形势很糟，人民缺衣少粮，汉人的处境更是困难。皇太极认为，要摆脱和克服经济困境，根本的出路就是千方百计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活跃经济。采取的措施有：
——分屯别居。努尔哈赤时，对战争中俘获的大量汉人强迫实行编庄，“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沦为农奴的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皇太极即位不久，针对这种情况，采取满、汉“分屯别居”的办法，以缓和民族矛盾，使汉民安心生产。规定：“乃按品级，每备御即牛录止给壮丁八，牛二，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这样就有40％的汉民从满官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成为由汉宫管理的自由“民户”。另外，还派孟阿图等人“丈量地亩”，将“各处余地”归公，分给民户耕种，不许再立“庄田”。天聪四年1630年十月，皇太极下令编审壮丁，“凡贝勒家，每牛录止许四人供役，有溢额者，……将所隐壮丁入官”。通过以上措施，大量土地改为国家控制的屯地，许多汉民壮丁变为国家管理的民户编民，而且实行“分屯别居”，协调了满汉关系，促进了农业生产。
——颂行《离主条例》。皇太极为了调整生产关系，解放束缚在八旗贵旗庄园里的生产者，使其变成自由民，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颁布《离主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凡役使奴隶的主人，除了八分即八固山贝勒外，犯有私行采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申诉等罪，许奴仆告发，讦告者“准其离主”，听所欲往。天聪六年1632年三月，皇太极又对《离主条例》作了补充，“凡讦告之人，务皆从实，如告两事以上，重者审实，轻者审虚，免坐诬告锥，仍准原告离主。如告数款，轻重相等，审实一一款，亦免坐诬告之罪。如所告多实，及虚实相等，原告准离其主”。到了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皇太极下令直接解放部分奴仆，他说：“前得辽东时，其民人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联因念此良民，在平常人家为奴仆者甚多，殊为可悯，故命诸王等以下，及民人之家，有以良民为奴者，俱着察出，编为民户”。这些措施，不仅打击了奴隶主，削弱了奴隶制，而且许多奴仆成了自由民，有了自己的经济支配权，从而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
——重农政策。皇太极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国之大经"，因此颁行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农业生产的法令。他即位不久就下令停止大规模的建筑工程，指出：“工筑之兴，有妨农务”，以后“止令修补，不复兴筑，用恤民力，专勤南亩，以重本务”。天聪元年1627年九月，明令禁止屠杀大牲畜，规定“嗣后自宫中暨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殡葬市卖，所用牛、马、骡、驴，永行停止”。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制定纵畜入田罚例，“如豕入人田，令送还本主，每次计豕罚银五钱，过三次许赴告该牛录额真，即以其豕给之。如羊入人田者，计每只罚银二钱。骆驼牛马驴骡入人田者，计每匹头罚银’一阻仍偿其禾”。天聪九年1635年三月，皇太极召集诸臣说：“嗣后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六月，又下令禁止贵族郊外放鹰，以免蹂践田园，伤残牲畜。
皇太极保护汉民耕种，鼓励满族务农，以确保农业生产有充足的劳动力。他认为，汉人有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技术，满汉分屯别居后，禁止满人到汉人居住地“擅取庄民牛、羊、鸡、豕，，等财物。对缺少耕牛、农具的汉民，给以牛具，使其乘时耕种，要汉民“各安心农业”。此外，由于战争连年不断，满族壮丁几乎全部披甲出征，农业生产主要由老人、妇女、小孩和奴隶进行耕作，生产受到影响。皇太极为了改变满族壮丁只战不耕的现象，天聪年间开始实行“三丁抽一”，就是说三丁中一人披甲出征，二人留家生产，称为余丁。披甲人和余丁的关系是：余丁专事农业生产，供给披甲人的生计，而披甲人所得战利品也分给余丁，耕战相辅。他也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技术，强调农业种植要因地制宜，耕作应注意“地利”、“士宜”和适时，等等。由于措施得法，不到十年就收到很好效果。天聪年问后金的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粮食足用，仓库充实，随之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从而使后金的经济逐步摆脱了困境。
四创立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
皇太极为了团结和拉拢汉族地主与蒙古贵族，加强统治基础，同时为了增强军事力量，以适应对明战争的需要，也为了平衡满族八旗旗主和诸贝勒的军事势力，分别建立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在满洲八旗中就有16个汉人牛录。皇太极即位后，到了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把汉人牛录拨出，正式成为一军，命汉官佟养性统辖。天聪七年1633年七月，皇太极命满洲各户下汉人十丁抽一，约1000多人，由马光远统领。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正式定名为汉军，以黑旗为标志。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汉军由一旗增为二旗。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又分汉军两旗为四旗，以马光远、石廷柱、王世选、巴延四人为固山额真，各领一旗。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再增设四旗，共为八旗，称之汉军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每旗设固山额真一人，梅勒额真二人，甲喇额真五人，约有16 7个牛录即佐领，33000多人。
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攻占辽沈后，归降的蒙古军民有的已被单独编为牛录，称蒙古军，由武纳格、布彦代统领，隶满洲八旗。皇太极即位后，蒙古归附军民不断增多，大约到了天聪三年1629年，将原先的蒙古军扩编成“蒙古二旗”。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将蒙古二旗扩充为蒙古八旗，旗色和建制同满洲八旗一样。入关之前，蒙古八旗，约有129个牛录即佐领，25000多人。
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的组成虽然与满洲八旗相同，但是汉军八旗、蒙古八旗的固山额真是由皇太极任命，而且可以撤换，不同于满洲八旗世袭制。皇太极是满、蒙、汉八旗最高统帅，直接指挥这些八旗军，其他贝勒无法相比。
两次入侵朝鲜
朝鲜与明朝接壤，又与后金为邻，当时明金对峙，后金要想西进伐明，就要考虑东面朝鲜的行动。朝鲜的向背确实举足轻重。在后金统治集团内有两种意见，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第三子洪太时即皇太极，常劝其父欲犯我国；其长子贵永介即代善则每以四面受敌，仇怨甚多，则大非自保之理，极力主和，务要安全，非爱我也，实自爱也”。努尔哈赤为了避免两线作战，故对朝鲜采取拉拢的政策，曾多次派遣使臣赴朝投书，希望朝鲜与明朝脱离关系，同后金结盟。但是，朝鲜不为所动，仍支持明朝，反对后金。
此时，明辽东巡抚王化贞，为了组织明军出广宁、渡辽河，从正面进攻后金，便派标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率领军丁二百余人，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进驻朝鲜皮岛。朝鲜为了防御后金侵犯，大力支援毛文龙，因此毛文龙的势力日益壮大，严重威胁后金的安全。努尔哈赤派人要朝鲜断绝与毛文龙往来，遭到朝鲜严词拒绝。皇太极继承汗位后，说：“父王不听我计，临终方悔。……我气不过就是东江即皮岛，只为山险谷深，前埋后伏，且他奸细甚巧，我的动静言语霎时便知，可恨!可恨!”皇太极为了打破明、蒙、朝的三面弧形包围圈，公开遣使与辽东巡抚袁崇焕议和，暗地里则把进攻的矛头由西转向东，积极准备攻打朝鲜和消灭毛文龙，以解后金的后顾之忧。
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初八，皇太极命阿敏、济尔哈朗、岳托等人率军东征。他亲授方略说：“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照此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尔等两图之”。阿敏率领三万余骑渡过鸭绿江后，攻占义州。此时，阿敏遣济尔哈朗等率领大军进攻毛文龙驻守的铁山，毛文龙兵败退守皮岛，未能拿获，而铁山守将毛有俊、刘文举等被杀，许多明兵和辽民遇害。
阿敏等人根据形势变化。认为毛文龙避居皮岛，隔海相望，未备水师，无法进攻；而后金兵却轻易攻取义州，说明朝鲜防御力量很弱，足以取胜。因此，后金把攻击目标由毛文龙转向朝鲜。阿敏率大军南下，一面“放兵四掠”，一面“以待和议之成”。
朝鲜国王李倧得知后金军渡江南下、定州失守的消息，惊恐万状，决定先将后妃送往江华岛避乱。阿敏率军乘胜前进，占领安州，又攻占平壤，至中和驻营，遣使到汉城致书迫降。这时李像离开汉城，逃往江华岛，并命姜王寿、朴雴到后金营中投书议和。阿敏在致朝鲜国王的回信中表示“如果要和好相处，速派使者来，我愿听之”。几天之后，阿敏率军占领黄州，他“遣使胁和，要以三事：一日割地，二日捉文龙，三日借兵一万，助伐南朝”。李傺派姜王寿、朴雴通知阿敏，愿意接受议和谈判。
阿敏派副将刘兴柞前往江华岛，向朝鲜提出议和条件：要朝鲜永绝明朝，入质纳贡，去明年号，莅盟宣誓。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朝鲜迫于后金的军事压力，基本上都接受了，唯有永绝明朝一款不同意，最后阿敏让步，向朝鲜表示“不必强要”。三月初三，李倧率领群臣和后金代表南木太等八大臣在江华岛焚书盟誓。虽然阿敏在誓书上署名了，但是对朝鲜誓文不满意，故誓后不予承认，便“令八旗将士，分路纵掠三日”，使“海边一带，已成空壤”，“子女财富，荡覆无余”。阿敏回军至平壤，接到皇太极的指示，不再后撤，然后扬言。“大同江以西，不可复还”，又说：“待执毛文龙后归去”。于是李侏被迫遗王弟李觉赶赴平壤，再次举行平壤盟誓，后金从中索取更多的权益，强迫朝鲜在中江、会宁两地开市，归还逃人，追增贡物等。皇太极闻知非常高兴，由于阿敏在朝的行动完全符合他的意愿，四月十七日阿敏等人回到沈阳时，受到极为隆重的欢迎。
皇太极发动这次侵朝战争，给朝鲜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大的破坏。但是对后金的发展却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面在：政治上摆脱了孤立的困境，经济上冲破了禁运封锁，军事上粉碎了明军的包围，从而解除了西进的后顾之忧。
自此以后，后金征服辽西和漠南蒙古广大地区，势力日益强大，便企图改变后金与朝鲜以往兄弟之邦的关系，把朝鲜变为其直接控制下的藩属。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获得传国玉玺后准备上尊称帝，翌年二月命英俄尔岱、马福塔等人出使朝鲜，传达此意。可是，上尊称帝一事却遭到朝鲜君臣的反对，“责其背兄弟之约，僭天子之号”。后金使团未能达到目的，扫兴返回沈阳，向皇太极报告了出使受辱的情况，皇太极十分恼怒，对朝鲜极为不满。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称帝，建国号大清，改元为崇德。朝鲜虽然反对，但是出于礼貌，还是遣罗德宪、李廓等率使团赴沈阳庆贺。当举行大礼贺拜时，罗、李等拒不下拜，皇太极非常气愤，认为这是朝鲜国王“有意构怨”，给朝鲜国王致书称：“尔王若知悔罪，当送子弟为质，不然朕即于某月某日，举大军以临尔境”。
十二月初二，皇太极亲统十万大军往征朝鲜，兵锋直指朝京汉城。朝鲜君臣“上下遑遑，罔知所为，都城士大夫，扶老携幼，哭声载路”。此时李倧一面派崔鸣吉等人赴清营谈判，以行缓兵之计；一面把王妃、王子及大臣妻子再次送往江华岛暂避；而自己则率文武百官退守南汉山城汉城东30里，以待各路勤王军到来。清军包围南汉山城，伐木列栅，绕城驻守，切断内外联系。山城内因粮草甚少。故杀马食之，所盼勤王之师，都被清军击败，朝鲜君臣只有坐困孤城。
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初二，皇太极致书朝鲜国王，以诏谕书式，视朝鲜为臣属，指责他“先惹衅端”，并威胁说：“朕以此故，特举义兵。……若拒者必戮，顺者必怀，逃者必俘”。朝鲜国王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决定不称臣，以平等的方式复书，书曰：“朝鲜国王谨上言于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蒙念丁卯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必欲穷兵，小邦理穷势极，以死自期而已”。朝鲜国王不见清方答书，又命崔鸣吉等再持书往，书中“多以哀乞为主”，称“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诗书，不习兵革，以弱服强，乃理之宜。……君臣父子，久处孤城，其窘亦甚矣。诚于此时，蒙大国翻然赦过，许其自新，则小邦君臣，铭镂感戴，而天下闻之，无不服大国之威信”。
皇太极看到朝鲜君臣求和之切，毫无斗志，因此对他们进行迫降。在望月峰上升白旗书招降二字，以示城中；又致书朝鲜国王说：“今尔有众，欲生耶，亟宜出城归命，欲战耶，亦宜亟出一战”。朝鲜国王迫于形势的压力，遣使复书，称皇太极为“陛下”，示自己为臣，并说：“诸藩合辞，共进尊号，天人所归”，承认皇太极上尊称帝。因为“重围未解，帝怒方盛”，所以不能“出城归命”，“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盖以礼有不可废，而兵威亦可怕也。然小邦情愿既如上所陈，则是辞穷也，是知警也，是倾心归命也”。
皇太极拒绝朝鲜国王的请求，派英俄尔岱等往谕朝鲜国王说：“命尔出城见联者，一则见尔诚心悦服，一则欲加恩于尔，令永主尔国，旋师之后，示仁信于天下耳，若以计诱尔，何以示信天下”。当天，朝鲜国王复书，仍力争不能“出城归命”，书曰：“今日满城百官士庶，同见事势危迫，归命之议，同然一辞。而独于出城一节，皆谓我国从来未有之事，以死自期，不欲其出。若大国督之不已，恐他日所得不过积尸空城而已”。
皇太极派遣英俄尔岱退还朝鲜国书，同时下令用火炮攻城。又派人通告朝鲜国王，清军已攻占江华岛，宗室贵嫔及文武百官等夫人都被俘。朝鲜国王和群臣得知此讯，见大势已去，便遣使向皇太极表示愿出城投降。皇太极复书提出投降条件17款，主要内容有断绝和明朝的交往，以长子和另一子为质，去明年号，奉大清为正朔，每年进贡一次，黄金百两、白银千两、白 布200匹、各色绵细2000匹、各色细麻布400匹、各色细布万匹、米万包等等，朝鲜全部无条件接受。朝鲜国王李侏率领群臣出南汉山城，步行到汉江东岸的三田渡即麻田浦，向皇太极投降。皇太极受降后先行班师，命多尔衮等率大军及俘获财物后行，并派硕讠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领兵攻打皮岛明军。
皇太极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迫使朝鲜国王签订“城下之盟”，彻底解除了清军征明的后顾之忧。从此朝鲜归服称臣，断绝和明朝的关系，成为清的属国。
统一漠南蒙古
明朝末年，蒙古分漠南、漠北、漠西三大部，各部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其中漠南蒙古，南邻火明，东接后金。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漠南蒙古各部中，又以察哈尔部实力最强，拥有8大营24部。该部首领林丹汗，自称蒙古大汗，企图统一蒙古诸部，恢复蒙古帝国，对周围诸部肆意侵扰，诸部不堪其苦。当时漠南诸部对明和后金大致持两种态度：一种以察哈尔部林丹汗为首，主张投靠明朝；另一种是漠南的多数部，要求摆脱林丹汗的欺凌，希望归附后金，得其保护。明廷则极力拉拢和支持林丹汗，每年给予数百万的“岁赏”，以控制各部， 与后金对抗。皇太极即位后，审时度势，认为要消灭明王朝，入主中原，就必须先砍去作为明朝在关外左右两翼的朝鲜和蒙古。他说：“我满洲与尔蒙古，原系一国”，因此把蒙古视为伐明的依靠力量，采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征抚”方针。皇太极积极团结和争取那些愿意归顺，或观望动摇的一些部，而对已率部来归的首领，则赐给厚礼，授以官爵，统管其民。对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则实行武力征服。
天聪二年1628年二月，皇太极应喀喇沁等部的请求，对林丹汗首次用兵，率军攻打察哈尔多罗特部，杀台吉古鲁，俘获11200人，从此揭开了统一漠南蒙古的战幕。
皇太极首战告捷，对漠南蒙古诸部产生深刻影响。四月，巴林部贝勒塞特尔、台吉塞冷、阿玉石、满朱习礼等率众归附。七月，喀喇沁部遣使至沈阳，谈判议和，结成联盟，共同攻取林丹汗。九月，皇太极率军亲征察哈尔，并以盟主的身份，命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等部贝勒，率所属兵马随征。这支强大的满蒙联军，在席尔哈、席伯图、英汤图等地，打败察哈尔军队，穷追败兵至大兴安岭方回师。这次战争的胜利，巩固了皇太极的盟主地位，建立了蒙占归附各部对后金的臣属关系。
天聪五年1631年，林丹汗不甘心失败，更加仇恨臣服后金的蒙古诸部，于是率军掠杀阿噜科尔沁部，该部向后金求援。皇太极立即命萨哈膦、豪格率兵驰援，林丹汗闻讯遁走。
天聪六年1632年三月，皇太极再次亲征察哈尔，命蒙古喀喇沁、土默特、伊苏特、扎噜特、翁牛特、喀喇齐哩克、巴林、科尔沁、阿噜科尔沁等部出兵随征，相约在昭乌达会师。四月初一，皇太极统率大军由沈阳出发，西渡辽河，经都尔鼻、西拉木轮河，进抵昭乌达，蒙古各部应约来会，总计兵力约10余万。他此次出征的目的，“一欲为我藩国报仇，一欲除却心腹大患”，集中力量打击林丹汗，统一漠南蒙古。林丹汗得知皇太极率军来攻，惊恐万状，“遍谕部众，弃本土西奔，遣人赴归化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由于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林丹汗从达里诺尔率领一些部众狼狈逃往库黑得勒苏。五月初，皇太极至布龙图布喇克地方，获悉林丹汗已远逃，大军到达木鲁哈喇克沁后，便分兵两翼前进，左翼以阿济格为帅，带领科尔沁、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鲁科尔沁等部兵一万人，进攻宣府、大同边外的察哈尔部众；右翼由济尔哈朗、岳托、豪格等人率兵二万人，往取归化城、黄河一带的察哈尔部众。皇太极与代善、莽古尔泰等率领中军继续前进，占领归化城，凯旋回师沈阳。
自从林丹汗弃本土由归化城渡黄河西奔之后，皇太极及时改变策略，将武力征讨察哈尔的方针，易为积极招抚的政策。天聪八年1634年闰八月，林丹汗患天花病死在甘肃大草滩。皇太极得到消息后，于次年二月，命多尔衮、岳托、豪格等人，率领一万精骑，迅速前往黄河河套一带收抚察哈尔部众，寻找林丹汗长子额哲等人的下落。多尔衮等在宣府水泉口招抚了林丹汗的囊囊福金及其子阿布奈，从他们口中得知额哲的驻地。随后，在鄂尔多斯托里图地方，额哲与其母苏泰福金率部众归降，并献上元代传国玉玺。察哈尔逃散各地的部众也纷纷归附后金，至此皇太极完成了对漠南蒙古的统一。为了巩固胜利，皇太极以次女下嫁额哲，命济尔哈朗娶林丹汗妻苏泰，长子豪格及阿巴泰分别娶林丹汗的福金为妻，构成极其复杂的联姻关亲系。
皇太极在统一漠南蒙古的过程中，同时颁行规制，加强管理。首先是划定各部牧地疆界，以避免争夺牧场发生纠纷，影响社会安定。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遣济尔哈朗等前往南漠“指授归顺蒙古诸贝勒牧地”。天聪八年1634年，又命阿什达尔汉等到硕翁科尔召开会议，确定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翁牛特、阿噜科尔沁各部牧地地界，“既分之后，倘有越此定界者，坐以侵犯之罪”。其次是建立各种制度，办事皆有遵循，以加强统治。天聪九年16 35年，皇太极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实行以旗为中心的军政合一的行攻区划，任命蒙古贵族为旗长即扎萨克，旗上设盟，但盟长不得干涉旗的事务，盟长、旗长皆有封爵，享受特权，以此加以笼络。另外，还制定有朝贡、封爵、会集、诉讼，驿传等制度，这些郜是控制蒙古的重要手段。
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粉碎了明朝和林丹汗的联盟，消除了来自西边蒙古对后金的威胁。从此，后金兵入关，避开明军宁锦防线，假道内蒙进关，并以蒙古骑兵为向导，对明境进行蹂躏残毁。
综观上述，皇太极即位后，由于他对明推行“讲和与自固”的方针，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得以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措施，加强与巩固了后金的统治。同时，他还消除了朝鲜及蒙古的威胁，使后金由当初“四境敌国”被孤立和包围的局面，转变为对明朝三面合围的形势。因此，皇太极非常得意地说：“慑之以兵，怀之以德，四境敌国，归附甚众。……今为敌者，惟有明国耳”。他在给崇祯皇帝的信中以挑衅的口气宣称：“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哉?”公然表示要消灭明朝，夺取全国政权。
为入关开拓了胜利之路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弃汗称帝后，对明的策略有了变化，由积极议和转入大举进攻。
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命武英郡王阿济格，饶馀贝勒阿巴泰等人率领八万精骑入关，探听明朝的虚实。阿济格等率军离开沈阳，取道内蒙，进抵长城脚下，然后分兵由巴颜德木、坤都和大巴颜三路入边，七月初在延庆州会兵。明廷十分惊恐，“诏诸镇星驰入援，京师戒严”。阿济格等人领兵由居庸关入长城后，占领昌平。但清兵无意攻打北京，便战良乡，薄宝坻，攻房山，打涿州，克文安、永清、雄县等城，虏获大批人畜、金银资财后，九月底回师沈阳。
崇德三年1638年九月，皇太极又派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等人率领清军分两路入关，一路入墙子岭，一路入青山关，两路人马在京郊通州会师。此时，清军兵临北京城下，京师各门紧闭，传檄各省入援。十一月初，清军从良乡、涿州分成八路南下，一路沿太行山，一路沿运河，中间六路纵兵前进。第二年正月，清军由山东临清渡过运洞东进，攻破济南府，接着又克盐山、庆云、海丰等县。四月，多尔衮等人领清军出青山关，回到沈阳。这次清军入关，前后八个月，破顺天二县，保定九县，河间ll县，真定19州县，顺德6县，广平4县，济南9县，兖州2县，东昌7县共70余城，虏获人口46万，金银百余万两。
皇太极几次派兵入关，都由内蒙绕道进关，每次都不敢久留，其原因除了清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反抗外，更重要的是明军仍然控制着由山海关到锦州一线。所以，皇太极既怕孤军深入，后路被明军截断；又怕明军乘清后方空虚进攻沈阳。从以往清军进关的经验教训来看，要想夺取中原，必须夺取山海关，要想夺取山海关，必须夺取锦州。否则清军深入关内，兵饷难继，进退失据，必遭失败。因此，皇太极适时地改变了对明作战的策略，由原先避开明重兵驻守的宁锦防线，改为强攻锦州，夺取山海关，直取北京的作战方略。他选择锦州作为战略大决战的地方，认为“定鼎之谟，在此一举，时不容缓，机不可失”。
崇德四年1639年三月十四日，皇太极率军伐明，攻打松山、锦州失败，使他感到明军宁锦防线坚固，不是轻易可破的。因此，他会同诸贝勒大臣商讨对策，决定采取“由远渐近，重围锦州”，以迫使明军献城投降。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等人领兵修筑义州城辽宁省义县。此乃锦州北面的重要门户，两地相距九十里，清军在这里驻扎屯田，作为围攻锦州的前线指挥所和粮草供给地，使明山海关外宁锦地方不得耕种。同时，清军开始包围锦州城，“外筑土城，且挖坑堑，以为久住之计”。
五月中旬，皇太极亲自来到义州，部署清军进一步围困锦州的作战方案。先派兵清除锦州外围的明军墩台，使锦州守军失去监视清军和传递消息的据点；再经常派遣军卒尽刈锦州城郊的庄稼，以断绝锦州的粮草。六月，他命睿亲王多尔衮为锦州前线统帅，可是多尔衮上任以后，没有执行皇太极围困锦州的方略，在战事紧迫的情况下竞允许甲兵、章京轮流探家，还下令把包围锦州的清兵后撤30里驻营，致使明军乘机运大批粮草入城。皇太极得知后大怒，严责多尔衮说：“原今由远渐近，围逼锦州以困之，今离城远驻，敌必多运粮草入城，彼此相持，稽延月日，何时能得锦州耶”。为了严肃军纪，以“不能防塞之罪”，免去多尔衮的职务，降为郡王，罚银一万两，夺两牛录户口。
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往代多尔衮。济尔哈朗较好地贯彻了皇太极的作战意图：亲率大军在离锦州城只有五六里地安营扎寨，在锦州城外“每面立八营，营深壕，沿壕筑垛，两旗之间，复浚长壕，近城设逻卒哨探”；同时采取生间，遣人策反锦州城内的蒙古兵，结果诺木齐等人归降，约为内应；又调集几十门大炮，不断向锦州城轰击，使明军陷于紧张混乱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明锦州守军总兵祖大寿，在锦州被围，填壕毁堑，声援断绝的情况下，派人突围向明廷求救。崇祯皇帝得知锦州告急，便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八总兵及副将以下官员200余名，步骑13万，火速驰援锦州、I解围。洪承畴老谋深算，不敢冒进，把大军驻扎在宁远，窥探锦州方面的势态。五月，洪承畴为了探明清军虚实，命总兵杨国柱率军突袭松山，清军战败。皇太极认为是郑亲王济尔哈朗指挥失律所致，便将他去职，仍由多尔衮接替。
洪承畴在宁远誓师后，率明军进抵锦州城南乳峰山一带。当时多尔衮率右翼驻守在乳峰山东面的东石门，豪格率左翼驻守在乳峰山西面的西石门，阻止明军进入锦州城。这时清军陷于腹背受敌，战局发展日益对清军不利，多尔衮被迫“师退60里，分守各隘，上疏请兵”。皇太极得知“锦之围兵，屡战败衄，势将退北”、“急报请援”的消息，完全出乎意外，“闻之忧愤呕血"。他为了稳住前线清军的阵脚，立刻采取应急措施，命额色黑往谕多尔衮：“敌人若来侵犯，王等可相机击之，不来切勿轻动，各当固守汛地”。接着又派英俄尔岱等率领三千人马驰援。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传檄各部兵马，星集京师”，“悉发清蒙之兵，年十五以上”，一律随军出征。他未等病愈，亲率“沈中人丁，西赴锦州”，企图改变锦州前线危急形势。
皇太极率领援军，日夜兼程，到达锦州城北五十里的戚家堡辽宁省锦县齐家堡，陈兵于松山、杏山之间。他登高观看明军的营寨，只见松锦一带冈峦起伏，曲折盘旋，明军以步兵在松山城北和乳峰山之间立七营，以骑兵驻松山东西北三面，非常严整。但是，皇太极“横窥洪即洪承畴阵久之，见大众集前，后队颇弱，猛省日：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于是，他命令清军在松山和杏山之间，“横截大路，绵亘驻营”，各处挖壕，断绝松山要路，对明军形成反包围，把洪承畴率领的13万大军，紧紧包围在松山一带，致使锦州、松山、宁远成了三个孤立的据点，无法互相援救。清军由被动转为主动，迫使明军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决战。
洪承畴见清军“环松山而营，大惧。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遂合谋退遁”。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突围逃回宁远，把明军分成两路，命总兵王廷臣等人率领左路，马科等人率领右路，约定初更突围。当天，皇太极就得到明军要南逃的情报，立即派兵把海陆两路封堵。到了晚上，明总兵王朴怯敌，还没有到全军约定的突围时间，就率部先遁，致使明军大乱，“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弓甲遍野，遥望火光，谓敌兵在前，走还，遇伏大溃"。洪承畴等人突围未成，退守松山城。王朴、吴三桂等逃入杏山。马科等人奔往塔山。箪军张若麒、马绍愉等人由海上乘渔舟逃回宁远。其余的残兵败将，奔向海边，前有大海，后有追兵，明军“赴海死者，不可胜计”。
皇太极把大营扎在松山城外，“欲四面浚壕围之”。洪承畴组织明军多次分道突围，皆未成功。唯有驻守乳峰山的总兵曹变蛟率部冲出重围，“潜入汗阵”，“军中大惊”，双方展开激烈拚杀，结果曹变蛟中创退入松山，有部分明军奔入杏山。皇太极为此大怒，把守卫大营的门将杀了。王朴、吴三桂等人率领残余部众。由杏山向宁远退却时，遭到清兵伏击，王朴、吴三桂仅以身免，狼狈逃回宁远。皇太极命清军“行猎山野，并搜剿逋敌”，把逃亡和藏匿的明军全部收降。这次历时12天的战斗，清军取得胜利，斩杀明军5378赊人，获马7444匹，甲胄9346件，另外投海死亡的明军、马匹也以数万计。
皇太极虽然取得松山大捷，消灭了明军援锦的主力，但是松山、锦州、杏山三域仍为明军占据，关外的宁锦防线尚未彻底摧毁，发动此役的战略目标还没有实现，因此调集大军，围驻松、锦、杏三城。他采取的战术仍是不去攻坚，而是围困。围困的重点是松山。松山被围半年，粮尽援绝，副将夏承德派人密约降清，许为内应。崇德七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清军应约攻占松山城，次日洪承畴被俘，后降清。祖大寿在“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的情况下，献锦州城降清。同时，清军攻占杏山。
皇太极取得松锦决战的胜利。从此明朝在关外精锐丧失已尽，再无力抵抗清军，而清控制了辽东与关内之间重要战略走廊，打开了通向中原的门户。皇太极本想乘胜入关灭明，但是发现李白成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席卷中原大地，规模之大，威力之猛，都是空前的。他审时度势，改变策略，企图利用农民军与明朝拚杀，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十四日，皇太极特命贝勒阿巴泰、内大臣图尔格等人率军入关，观察动向，联络农民军。他面谕：“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如彼欲遣使见脱即携其使来，或有奏朕之书，尔等即许转达”，可见皇太极的急切心情。但是，阿巴泰此行未能如愿。当多尔衮摄政后，继承了其兄皇太极欲联合农民军，消灭明王朝，建立全国统治权的战略总方针。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晚，皇太极紧张忙碌的处理一天政务后，在清宁宫尚未就寝，突然患脑溢血“暴逝”。终年52岁。有清一代，对皇太极一直推崇备至，根据他生前的文治武功，乾隆元年给他加上谥号，称“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昭陵。
皇太极的妻子究竟有多少?并无统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数字是：在他即帝位时受册封加上各种名号的后妃共15人。这十五位后妃生子ll人，生女14人。值得写一笔的是：册封为永福宫庄妃的博尔济吉特氏，是科尔沁贝勒寨桑的女儿，天命十年二月与当时尚称四贝勒的皇太极成婚时，只有13岁。崇德三年正月十三日生福临，即顺治帝。相传她长得秀美动人，聪明伶俐，善良温顺。崇德七年松山大战，清军生擒明总督洪承畴，多次派人劝降无效，后来范文成建议，派庄妃同一个使女去给多日绝食的洪承畴送人参汤，并唤起他对家庭和妻儿的眷恋，因而投降了清朝。有野史说，福临即位后，尊她为皇太后。入关后，她看到多尔衮植党营私，打击异己，独揽大权，“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这种形势无疑时刻威胁着幼帝福临的皇位，于是，她按照满族父死则妻其后母，兄死时妻其嫂的习俗，下嫁给多尔衮此事长期以来，众说不一，本文持下嫁说，以此笼络和控制多尔衮。这个包含政治目的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延缓与阻止多尔衮夺位称帝的作用。她在满族亲贵中极有威望，一生经历了清初三朝，精心扶立福临和玄烨两个幼主。她死于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尊谥孝庄文皇后。
简短的结语
皇太极是满族的杰出人物，他青年时代跟随父亲努尔哈赤，弯弓跃马，南征北战，为统一女真各部进入辽沈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继承后金汗位以后，锐意改革，励精图治，为清王朝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在位17年，最突出的特点是审时度势，适当掌握时机，具有高度的应变能力。他继承努尔哈赤要入主中原，消灭明王朝的遗愿，不断改变斗争的策略。针对后金面临的内忧外困，危机四伏的局面，毅然纠正努尔哈赤晚年一些政策的失误，革除一些不利于后金发展的弊端，建立有助于后金进步的制度，进行一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习俗等方面比较全面的改革，使汗权加强，满族贵族之间和满、汉之间的矛盾得到和缓，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兵力强盛，加速了后金封建化的过程。到他逝世的时候，整个形势对清十分有利，“从此燕京可得矣”。皇太极不愧为清朝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有为君主。当然，他前后多次派大军进关伐明，攻城略地，烧杀抢掠，给广大人民造成的灾难也是极为深重的。
主要参考书目：
《明实录》神宗、熹宗朝。
《清太宗实录》
《天聪朝臣工奏议》。
张葳：《旧满洲档译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李肯翊：《燃藜室记述》。
罗万甲：《丙子录》。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
夏燮：《明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