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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家范：萧一山与《清代通史》(一)

打开《清代通史》，上中下三卷，厚厚五册，可谓洋洋大观。上卷初版至今，已越80余载，后人闻兹念兹，未曾忘却，一山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年轻一代或许已经不熟悉着者萧一山的生平。① 凭一己之力撰写而成，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新式清代通史，始出于北京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年方22岁；而全书杀青，三卷联袂问世，竟在40年之后，算得上是近世学术的一件奇闻轶事。
不计入关前，清王朝统治中国达268年，与前此的朱明王朝一样，都曾被遗民虚称据有江山三百年。一代王朝，横跨四个世纪，名副其实是一具“超生命有机体”。一个强大王朝统制全国权力的丧失，可能起于朝夕突发事件，生死按钮瞬间拨动。但即使真的死去了，关于它的集体记忆，不仅光怪陆离、纷纷纭纭，而且还会存活很长很长时间，不同的时候扰动出非常不一样的情感。希望拥有一部没有任何争议的王朝记忆史，只能说是想像力的贫乏。赤橙黄绿青蓝紫，史家笔下的往事，原就是这样的绚丽多彩。从不同的记忆视野里，我们感受的，岂止新旧嬗递，予夺异数，更是无尽的宇宙叩问，永久的人生猜测，以及对未来不踏实的冀求与追逐。面对《清代通史》，如果能知道前贤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以什么样的心境激活历史，或许会使阅读的兴味变得更浓。
《清代通史》消失于大陆书市已近20载。欣闻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印出版，后学不敏，秉同情了解之精神，希冀与读者一起走进这座“老屋子”，流连故地，聊充导游，不亦可乎？
清王朝愈走渐远。若论出生于“大清”的人，至今已寥若晨星，万里之内，恐怕难觅一二有如此耐力的人。既是这样，任他雨打风吹去，干卿底事？不然，不然。历史记忆，不是哪个或哪些有直接利害之士的专利品。它永远是属于公众永恒拥有。因为现世的心理感受，往往需要有历史反刍来添加情味，催生感触。稍稍关注网路，就不难发现，对清史各式各样的议论，真也不少。不能小看了那些自称“渔樵”、“钓客”的，虽不是专门家，随兴翻书，笑侃加闲话，亦庄亦谐，不经意间蹦出若干惊世之语，往往会让人猝不及防。这一新科技时代的世象，有意或无意，不断地在提醒我们，一部清史永远咀嚼不完，不是那么容易“盖棺定论”的。
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里曾直言：“编着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② 萧一山《清代通史》迥异于此，富个性化的精彩议论随机而出，时有入木三分的判断，令人叫绝。先生立论无不以丰富的史料作为根底，罗织有序，叙议相洽，读来有滋有味。另有一点更须指出，先生征引史料务求保持原貌，往往大段采录，不加删减，由此保存了大量原始历史文献，也为读者留下了独立咀嚼的较大的空间。③ 而这些文献，若初入清史者，极不易搜检，自己去寻觅，定要费很多精力。笔者以为，《清代通史》至今仍成为清史入门必读，学者常借助检阅之书，历久而不衰，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文对萧一山《清代通史》有关史实、史识，究竟今日如何拾得、补阙、纠谬，作何种话题发挥，一概留给读者。此非存心偷懒，乃是有感于识史无涯，见仁见智，世无定评，使之自由地存活在公共空间里，永被人关注，岂不对先生更好？！
一
1900年，章太炎处在国学底蕴与政治激情内心交战的特殊时段，着名《哀清史》以及所附《中国通史略例》里表达的看法，也混合着复杂的心情。此时，他已经敏感到，“今清室之覆亡，知不远矣”。但对“清室猾夏”的种族愤激，炽烈如火，而文字狱戮虐士子的恐怖记忆难以抹去，心中隐然作痛。他不无偏执地控告“乾隆毁故籍，娴谤之禁，外宽其名，而内实文深。士益偷窳，以触罗网，后虽有良史，将无所征信”。由此，炳麟先生断言：清之亡，将与此前的历朝易代迥相大异：“史于亡国，亦大行之具，不于存时宿储跱之，人死而有随之送以赗襚者，国死而赍送亦绝，可不哀者？”④
亡国而无信史随行赍送，无异于恶骂清王朝实无文化积累可言。这在章氏当时为革命意气风发，是逻辑的一贯。稽诸实情，“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绝唱不再，良史难求，史家并不因此废书不读。史料全在史家审酌采择，故置清室早有国史馆之设而不顾，且将官私书籍的史料价值一切抹杀，亦大不近乎人情。⑤ 试揆先生所拟《中国通史略例》，胸中有一股急欲恢复中华道统、文脉的主旨在燃烧。在他的历史通感里，清室不过是两千年中华之异数，明夷达旦前的短暂沉沦，轻蔑之意溢于言表，洵非意外。
章氏之预言应验不爽，11年后清室果其然土崩瓦解，易手于民国。然与政治上的胜利者无端傲慢不同，中国士人向有“国可亡，而史不可亡”的情结。⑥ 言之者境界迥异，或出于遗民眷恋胜朝情结，或出于文化传承、鉴往知来之史眼，要之一代历史非一代政权之私产，无有随之而灭的道理，则是一个尊重历史传统的民族应有的政治胸怀与文化诉求。
文网严密，史讳莫如深，清室的确超越前代，章氏之贬绝非虚语。然即使统制最有效的康雍乾年间，也百密而一疏，今之《四库禁毁书丛刊》收有634种书籍，仅史部即有157种之多，来自国内各图书馆收藏，足证有碍清室之史籍，迄有清一代，亦毁不尽、禁不断。而况有清一代，朝野人士的文集笔记，以及公牍档案、地方志书、官箴吏治诸书，汗牛充栋，均属不可忽略的“原料”；像魏源所作的《圣武记》，有类晚明私修明史之作，更为初创清史时必援之书。以此而论，章氏谓有清无史，偏激过之。
随清代朝政日趋衰微，不利于清室的野闻轶史乃悄悄现世，包括书商策划杜撰，借秽亵、猎奇以牟利的伪书，以及革命党人以刊布清初扬州、嘉定屠城等野记，挑起对清室的种族仇恨。⑦ 舍此不论，清史研究的发轫，至少也可以追溯至清末，故有识者谓近代性质断代清史之研究，实与世纪同步。入至民国初年，应新学与社会阅读需求，仿纲鉴、纪事本末体与初创的清史教材陆续应世。萧一山1942年撰写的《清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曾论及着前状况，云：论清史私家着作，清末有缪荃荪之《国史要略》、汪荣宝之《清史讲义》，前者颇究心于制度，后者则取材于魏书(即魏源之《圣武记》)，然皆为学校课本，非专着也。民国初年，有吴曾祺之《清史纲要》、许国英之《清鉴易知录》、李豫曾之《纲鉴易知录续编》、文明书局之《清鉴辑览》、陈怀之《清史要略》、刘法曾之《清史纂要》、黄鸿寿之《清史纪事本末》(引者按：另有同名本，则为钱遹朋所着)、印鸾章之《清鉴》等。⑧ 笔者比较认同王家俭、萧立岩的判断，应急类清史书籍，虽然条理清楚，实则失之简略，大都仍不脱王朝政治史樊篱，无法全面反映清代社会实况，于波澜起伏的社会情态和风云多变的中外关系，多所阙闻不载。因此，民初写清史的人虽然不少，但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学术专着出现，对清史全局性的研究，尚待时日。⑨
这里，还必须对隔代官修清史一事做些交代。至今仍行世的“二十五史”，《清史稿》殿其后，沿用纪统体，例属传统“正史”。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即于民国3年(1914)开设清史馆。它原是替传统的王朝正史体系收尾，为两千年帝制略尽殓丧之仪的，“史馆规模之完备，人员之齐全，酬金之优厚，几不减清初当年明史馆开设之规模”。⑩ 然好景不长，袁氏窃帝自亡，随后历届北洋政府财政艰窘，屡减经费以至于无，史稿工作遂全局停顿，直至民国16年匆匆收场，次年开始印行。处在这样一个新史学后追逼迫，旧国史无力经营，不新不旧最是尴尬的时期，《清史稿》的修撰，欲了而不能了，成为“烂尾工程”。平心而论，此书编纂不乏名家高手参与，恪守旧例，规制亦严，自有史料整理、汇纂、分编之功；若假以时日，持之以恒，未必在《宋史》之下，也不是没有可能比肩《明史》的。故孟森等前辈均主张不宜贬损过甚，可与“二十四史”同等看待。(11)《清史稿》印行时，萧一山《清代通史》商务新一版已推出。其后陆续修订，先生对《清史稿》亦多有借助。
袁氏死后，军阀、政客忙着争名于朝、攘利于市，修史之事，置之度外。笔者虽未能获得早期第一手材料，而以下议论均发生于《清代通史》出版之后，借此或可间接了解，知识阶层早就对清史编纂状况极度不满。梁任公是从史家的角度立言的：“官修清史，汗青无日；即成，亦决不足以餍天下之望。吾侪生今日，公私记录，未尽散佚，十口相传，可征者滋复不少。不以此时网罗放失，整齐其志传，日月逾迈，乃以守缺钩沈盘错之业贻后人，谁之咎也？”(12) 容希白则代表教育界谴责民国当局明令禁止《清史稿》发行，显系不明智之举。他发声道：“夫学校皆有历史一门，欲知中华民国肇建之由，不能废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之历史而不讲……使政府果有改编之志，国人犹可少忍须臾。今改编既无其期，而研究历史者不能蔽聪塞明，则政府之威信有不暇顾者矣。”(13)
然而，事犹有比之更不堪者。在当权者不知不觉之间，东瀛邻居经营有年，已然捷足先登。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史界在“脱亚入欧”思潮影响下，逐渐由旧汉学转变为“东洋史学”，那珂罗世、内藤虎次郎，白鸟库吉，均是“东洋史”的创始者与中流砥柱人物。日本取代帝俄获取在中国东北特权后，满蒙史乃至辽金元史成为他们主攻的方向。白鸟库吉更是明白喊出了“日本应成为亚洲研究领导者”的口号。1908年成立“满铁地理历史调查部”，白鸟为主任，重点研究朝鲜、满洲历史地理。这是一批深受欧洲“科学主义”影响、具有浓重近代日本关怀的学者，异常敬业，人数不少。他们谙熟多种语言，穷搜各种原始史籍，寻觅并率先利用西方文献研究东亚，特别重视田园调查，东北与朝鲜荒野偏僻之乡，均留下他们跋涉考察的足迹，实为社会学与历史学之最早结合。以这样的意志与毅力写成的不少专着，所涉领域，多为中国史学研究未曾充分开拓的旷土。强援古来成语，谓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情景虽未必全洽，然不免让人辛酸泪下，不忍言而不能不言。(14) 于是，想起寅恪先生1931年在清华的讲话，尝言“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校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着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以此之故，寅恪先生最后所说“直质不讳，拈出此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是为当时贤达所共忧虑者。(15)
1914年4月，也就是清亡第三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推出稻叶君山所着《清朝全史》；年底，但焘的中译本随即印刷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84章，凡数十万言，自满洲部族起源，迄宣统帝退位，政治、经济、文化、边政、外交诸事俱备，是清亡后第一部完整的清史着作。但焘系孙中山先生秘书，据其所序“弁言”，时居沪上，译本为中华书局争得。译者谓《清朝全史》“阅十余载之星霜，撷数百种之载籍，一旦杀青，蔚成巨帙”。并云：是书援引官私文书广博，取材旁及三韩(朝鲜)乃至西方文献，且综合矢野仁一《清朝史讲义》、内藤虎次郎《清朝衰亡论》和《清朝开国史料》、烟山专太郎《俄国黑龙江史》、田中莘一郎《太平天国革命意义》等本国人专着。(16) 因此，稻叶专着虽出一人之手，实立足于前此日本众学者清史研究基础之上，非急就之章。日人对清史若此关切，起步之早，钻研之深，足令国人感到汗颜。但焘先前已有专文涉足清史，译笔通晓流畅，译书一出，即风行中国，“对于当时的史学界，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7)
走笔至此，本书主人公萧一山先生跃然跳出。逼迫若此，初生之犊，血气方刚，不得不鸣，且一鸣而惊世。一山先生是在1919年冬，山东济宁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前夕读到《清朝全史》的，时年17岁。关于着书缘由，先生自初版“叙例”有所交代外，以后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1934年《清代通史下卷讲稿辨论集序》(18) 一段自叙，描述编着前后心境十分真切，兹选录于下：
及民国三四年间，海上有译日人稻叶君山氏之《清朝全史》者，颇风行一时。余方读中学，以国人不自着书，而假手外人，真吾国学术界之耻也！稍长，乃埋头致力，发奋着《清代通史》。民国十二年上卷出版，越年余，中卷亦出版；自后教授国立各大学，既十年，而下卷犹未能卒业。国家既无暇以奖励学术，士林尤多存门户方隅之见，稿费报酬，不足抄工，遑言资生与参考书乎？讲课劳人，光阴虚度，非余疏懒，势使之也。顾常端居私念，以为国史之大业，岂学殖谫浅者，或一手一足之烈所能胜任，使余努力以成草稿，藉开近代史研究之先路，则外人视之，或不至目中国学术为无人，斯余之愿遂矣。
据《萧一山先生文集》“行述与大事记”所载，1920年，先生在山西大学预科时，即开始“专力于蒐集有关清史之资料，拟订编写大纲，并着手编写导论”。1921年，在北大政治系一年级，“课余致力着作，于本年完成《清代通史》第一、二篇”。1922年，二年级，“完成《清代通史》第三、四篇之着作”。1923年，三年级，“将《清代通史》上卷六篇完成”。(19)
鉴于学界征引先生大着，所注版本时有讹误，一并综述于下。《清代通史》上卷，北平中华印刷局初版于1923年12月。1925年12月由中华印刷局续出中卷。(20) 1927年版权易手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于同年9月发行上卷，次年9月再出中卷。30—40年代，商务至少发行过四次“国难版”，196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推出修订版。前此均无下卷。至于下卷讲义，早在1926年前即已写就，曾印发给北大、北师大与北平文史政治学院诸生习读，民间乃渐有“盗本”流传(中华印刷局借机偷印)。直至1963年，该书下卷方正式定稿，完璧面世，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三卷五册。大陆中华书局于1986年影印发行，所据为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的修订本第5版，印数不多，现已不易检阅。笔者所阅上、中卷两书之初版本，系已故郭廷以所长生前捐赠于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者。各时期版本，蒙车守同君于台北辛勤寻觅复印，得睹始末，殊属非易，深致谢忱。
二
《清代通史》出版之前的状况，约略交代已过。然有关此书着作原委，笔者始终有一个困惑萦绕心头不去：22岁的年轻人，既然创造了编纂大型清史的首项记录，实是奇迹；40年间，早有下卷讲稿写就，何久久不欲功成名就，使全书完璧面世？不能不说有点儿怪。这一奇一怪，何以通释？
一部书能够长久流传下来，非常不容易，必有写作者的人生传奇值得追思，内里还藏着一个孕育写作的时空世界，故事里有故事，环环相套，悬念不少。后人欲有同情的真了解，先得通过“知人论世”一关。犹如神游桃花源，须经极狭极窄、仅容一人侧身而过的入口，方有豁然开朗的惊喜。然而，有关萧一山的身世与亲友、门生的回忆，在大陆能看到的少而又少。除了他写作的两部清史，其余的文字极不易觅得。幸蒙台北车守同君辛勤搜罗，在一二月间，得以陆续窥睹到一大部分材料，不敢说全，至少算匍匐而过“入口”，数十步外，依稀看得到“桃花村”了。
1950年，萧一山全年沉浸于写作《非宇馆五十自述》，直到次年1月中旬止，称“以个人之经历为重心，敷陈时事，似自传而非自传，谓之曰回忆录，亦无不可”，共4册，凡21章、100节。后来又陆续补记，至1973年底封笔，易名《五十自述及卅年来见闻录》，云“余之自述，字字皆有据之言，其目的不在为个人标榜，乃所以示范未来，为近数十年存真正史料而已”。(21) 因涉及民国诸多人事，该书稿至今秘不示人。笔者对先生写作的若干关节，常有猜测而不能解，或解而不敢自信，更感慨现今被尘封秘藏的，何止一生之经历，更有众多为后人未知少知、难以感悟的，专属那个时代的实情实景，岂能不为之憾惜乎？1973年12月，先生写下《自述》“补记”，文末动情地说：《清代通史》系余一生事业之总结，自信不愧梁任公先生之期许。一生所钦佩者二人，一孙中山先生，一蔡孑民先生。除此则感恩知遇者，梁任公先生一人而已。恭读之余，欣喜若狂，此非先生为解读大着成功秘密，提示于后人的一条重要线索吗？
1921年春，萧一山由山西大学预科毕业，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政治系，于梁任公实无正式师生名分。1923年12月1日，梁任公为《清代通史》握笔作序，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年轻人，赞誉有加，谓“吾友蒋百里手一编见眎，则萧子一山之清代通史，为卷三，为编十六，已写定者仅上卷三分之二，为篇四，为文三十余万言。余穷一日夜力，读卒业作而叹曰：萧子之于史，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对“技术罕见”一语，先生挚友、着名版本目录、古籍整理专家杨家骆的发挥，最得先生之心。杨氏于1930年创办中国辞典馆和中国学术百科全书编辑馆，1933年最先在《图书年鉴》向书界全面推介萧书。晚年为萧着撰跋，概括定稿本诸特点甚详。其中解释其体例之善，谓其糅合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通志、通典体与新式章节体于一炉，“全书17篇，分96章，429节，节之下又立目，篇章节目，各有标题，不惟可见纂组之功，抑且助循览之易。自司马迁仿世本旁行斜上为十表，着者亦师其意，所附宰辅、军机大臣、督抚三表，固旧史所曾有，大事、世系、学者着述、外交章约四表，则此编所新创。贯会全史，补其未详，既省史文，复便检寻。至全书事求详确，文务明晰，征引必其书名，附及则系以小注。”(22)
梁任公系倡导“新史学”名帅，当然希望麾下良将“多多益善”。在梁任公，老骥识途，检阅部分，即掂出书稿分量，愉悦地将其罗入帐下；而在22岁初涉史界之萧子一山，获此奖励，若一举高中，春风得意。
萧一山出身徐州书香门第，称兰陵萧氏之后裔。乃父宗雅公四龄而孤，“感门祚之单寒，特奋志于学，好史鉴，尤喜公羊春秋”，治今文经学。北闱未售，绝意仕进，乃以教读为业。对诸子家教甚严，尝贴一门联，曰：“勤俭持家，心存忠厚；诗书教子，志在圣贤。”先生居幼，父母爱之最切，自述由入塾受读经子，而后入高小至大学，悉受陶熔，“每假期归里，依依膝下”，听父讲述故事及治学方法。初着《清代通史》上卷，“吾父指导之力居多”，“勉其专心学业，早日成书，再加修正，俾作定稿。”(23)
生当新旧嬗递之际，萧一山承接家教私塾的启蒙，读经史不辍；后入新式中小学，均逢良师指点，兼以禀赋杰出，既不坠旧学根底，又初接新潮洗礼，自然是少年成名的一些先决条件。但笔者妄测，至此而止，即便有志清史，也只能步武纲鉴而已，恐很难诞生新式清史惊世之作。易言之，若不走入“开风气之先的北大”，萧一山也就不太可能成为开启编纂新式大型清史先河的第一人。
萧一山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即1921年的夏季，走入北京大学的。是时，蔡校长正在欧洲考察，因不满北洋政府，发生第二次辞职风波(未获允准)，由蒋梦麟代理校长之职，(24) 故萧一山实无缘亲聆孑民先生的教诲。由此，恕我进一步申论前意：假若说没有北大，就没有萧一山，这并非因为马神庙或沙滩红楼那块“风水宝地”特别有什么神灵，甚至也不完全是指“北京大学”那块校牌，而是因为沐浴在由蔡孑民先生一手开拓的“风气”之中。由自由与民主精神催发的生机盎然的文化风气，造就了北大，也造就了萧一山，更造就了群星璀璨、人才成团涌现的独特世象。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可比拟于战国“稷下论学”的一段最好时光。
萧一山写有两篇纪念蔡校长的长文，前后都重复这样的意思：蔡孑民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开拓了一种风气，“如果我们以国父孙先生为近代之文王，则蔡先生就是近代的孔子……他们是‘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后的政教开山者。”(25) 对蔡先生的历史地位，先生充满真挚的敬意，“开拓风气”四字，更是说到根底上了。蒋梦麟是蔡先生的得力助手，他的追忆，也感同无异。他称维新变法失败后的北京，潮水消退，仅留下一些贝壳，“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在他的培育下，北大思想自由开放，学术兼收并蓄，成为“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非常像“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三年之中，知识革命的风气已经遍布整个北京大学”。(26) 华东师大史学先师吕思勉，在蔡先生逝世后，撰有长文悼念，英雄所见略同，大大发挥了“风气”两字的深意。吕先生说：改变风气，最需要“有力者的登高一呼。最适宜于负此责任的，自然是国立大学。然而国立的学校，往往奄无生气，甚至于守旧顽固，与新机为敌。于此，孑民先生的功绩，就不可没了。”接着，又极富哲理地总结道：“风气是推动时代的巨轮。风气一转变，就无论什么事情都转变了。这就是昔人说璿机，所谓‘其机甚微，而所动者大’。”(27) 萧一山幸运地走入1920年代的北大，恰如诚之先生所言，中学时酝酿的学术冲动，获“璿机”功效之赐，抢得编纂清史头牌，极像是“天人合一”的景象。
先举一个事例，借以说明当日学习环境优越对先生的影响。1921年，萧一山考入的是北大政治系，而非史学系。纪念文章屡有猜测其第二年转入史学系。(28) 其实，早从1917年起，蔡校长就率先在北大废除年级制，实施“选科制”，规定修满80单位，半数为必修科，半数为选科，本科即可毕业。这一选科制，提高了学生根据自身需要选课，建立各有特色的知识结构的自由度，被认为是“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29) 晚年，记者对萧先生的采访，证实了这一点。记者写道：“他不是在大学预科求学时就决心从事于史学的研究吗？为什么他要进北大政治系呢？据他解释，他学政治的目的还是在于研究史学。他说，研究历史必须具有广泛的社会科学基础。当时北大的学制规定修完八十学分就可以毕业，但他在北大四年之中却选修了一百七十个学分，凡是社会科学，他几乎无所不学。”(30) 萧一山的这种求学路向，其实也是当日北大史学系所要求于学生的。1923年北大史学系的《课程指导书》写得明白：“学史学者，先须习基本科学。盖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故不习基本科学，则史学无从入门。所谓基本科学者，即生物学、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等科，必须于二年以内，先行学完，乃可以言史学。而各种科学中，以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尤为重要。”(31) 先生学分已积至212％，能毕业不急着毕业，汲汲遑遑奔走于北大各教室，有什么好的选修课程，一个都不愿落下，实践了蔡校长“为学问而学问”的求学宗旨。假如说蔡校长是现代“孔子”，那么萧一山就是闻道争于朝夕的“颜回”了。李大钊时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在史学系兼教授历史哲学，为萧书初版撰有序文。先生在北大读书，拜师之广，问学之勤，由此可见一斑。(32)《清代通史》重视社会经济与民众生活状态的历史，各段均设有专章，兼以政治、文化、外交各节经济背景的分析，总比例应不少于五分之一，为前此写史未曾有见的新创制。不能不说，这与李大钊当年的倡导大有关系。
由此而拜读《清代通史》的“导言”与“叙例”，也就不会感到奇怪，年轻的萧一山何以对古今中西史学有如此通贯的了解，且不乏独到的体会。如先生领悟历史事变，认为它具有互为因果、首尾相承、累代一贯的特性，即古人所谓的“有渐无顿”，无骤变之迹，亦无骤变之理。如若割断历史，不细察历史内在的连续，就不可能从历史复杂的形相中，锐利地把握历史运动节律与走向的微妙。先生进而立论说：“吾人既不能不认生计为历史上最重要之问题，亦不能认文化政治纯受经济之支配”；“文化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导一切。政治握社会最大权力，故能支配一切。而个人之生存，社会之维持，又端赖生计，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者也。本书取普通史例，故三者亦均衡诠叙之。”(33) 笔者不能不叹服，80年前先生所持史观，或今日尚不能入“先锋派”法眼，但也绝不称落后陈腐。以此史识，详加甄别史实，贯彻渗透于叙议相兼的“新纪事本末体”，体大而不偏倚，富卓识而不诡激，(34) 难怪梁任公要情不自禁地大赞“识力精越”！
蔡校长的另一项功业，就是将清宫内阁大库档案转移至北大整理，对促成《清代通史》启动，关系至密，在此也一并揭出。
在蔡校长的感应下，北大史学系是在中国大学最早设立“清代史”与“中国近百年史”课程的。(35) 但新式清史草创，万事开头难，披荆斩棘的窘境，殊非后人所易想像。当上卷初版时，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为《清代通史》作序，即已委婉地预示“萧子一山”：“清史之作，视前代史为尤难，而学者所需，则视前代史为尤要……清廷忌汉人之记述其事，屡兴史狱，毁史籍，于是野史绝迹，而讳饰之官史、贡谀之家史为唯一之史材。清史馆之设，十年于兹，史稿之成，邈不可期。加以道光以后，东西交通，事迹繁赜，迥异前代。外人清史记载史事，国有其书，渊博翔实，殆反胜于吾国。不通各国文字，实难胜作史之任。故清史之作，其难尤甚于前代也。”对老师后一点提示，萧一山要在若干年后，才真正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了解民初20年间史学思潮者，当知梁氏揭“新史学”之外，尚有傅斯年“科学派史学”与之旗鼓相当，关注重心各异。后者倡言“史料即史学”，主张应先致力于专史，不宜遽然而着通史，实是承接乾嘉一路而来，以史料考订仄深为贵。萧一山早年受经学熏陶，敬佩顾亭林的“通儒”之说，相信史学应以贯通为务，贵在“知古今之所以变”，但也不废乾嘉的考据精神。(36) 因此萧一山草属《清代通史》时，虽有牛犊险入虎穴的勇气，但也意识到须在史料方面寻求突破，既要有超越前此所作“清史”的通识，又不致贻笑于考据派(先生谓之“新汉学”)。而就清宫史料而言，当时也只能在北京，可获近水楼台之便。有幸的是，萧一山初来故都，即躬逢史界盛举，那就是一向“养在深闺”的清宫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借蔡校长之力，征得教育部同意，1922年首次“出借”到北大。(37)
此事原委大体是：清室拖至宣统帝登基，宫内事务已经腐朽不堪。因一次偶然事故，醇亲王载沣嫌内档太多，满目皆是，无处着手，竟下令将那些他认为“无用的东西”堆放一起，以候随时销毁。幸经张之洞力奏保存不动，方逃过一劫。1914年，一大堆内档遂易手于北洋政府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两年后划归教育部管辖。1922年，就发生了将明清档案作废纸出卖的丑闻，其中8000麻袋(一说9000麻袋)为罗振玉转购所得。罗除部分卖与日人外，余经转买，最后归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傅斯年组织人员整理研究，遂成史语所三大功勋之一。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余存的档案，计有1502麻袋，蔡校长接受朱希祖等学者建议，经与教育部力争，终于移付北京大学整理。(38) 1922年7月接收完毕，朱希祖组织明清档案整理会，指导北大史学系等学生参与整理。办法分为三步：首就档案的形式分类，区分年代；次则编号摘由；再次者则研究、考证，并分类统计。已整理就绪者，送入陈列室，供人参观，并在《北大月刊》公布目录、事由。其中仅明末清初档案，计有23303件。萧一山《清代通史•叙例》说得明白：“清代内阁档案自拨归国立北京大学整理后，余亦躬与斯役，披阅所及，取证滋多。此虽案牍之言，实难尽信，然较之官书，胜万万矣。”(39)
萧一山在撰写《清代通史》上、中卷时，最感匮乏的还是涉外关系的史料。明清中外关系史，时尚在襁褓之中。晚清外交关键的官方文献《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要到1927年10月首次展出，蒋廷黻等人方始得以抄录；1929—1930年，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后，涉外关系研究才渐开风气。朱希祖所说的西人记述文献，当时仅有教会学校先沾风气，不出国亲自检阅，所知也仅为皮毛。这方面的内容，萧一山最初自不得不对稻叶君山书多有借助。由此不唯谈不到超越，无以鉴别、以讹传讹，留下不少硬伤，更是有苦难言。(40) 上、中卷已然如此，而况下卷？兹后，萧氏于此不得不再加用力，费时当然良多。(41)
顺此牵出另一掌故。时在南京的蒋介石，对《清代通史》颇感兴趣，读过上、中两卷后，赏识萧氏，而对曾左彭胡诸人事迹，也欲有所咨询。1932年，先生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因朱家骅之推介，遂获蒋氏面召。据王康记述先生晚年回忆：“当时蒋公有意邀请萧氏从政，经萧氏婉谢，因他无施政经验，恐有负蒋公的知遇之恩。如蒋公能资助他出国考察研究，他倒乐于遵命。”于是就有1932—1933年蒋氏资助的欧洲之行。(42) 此行结果，大开眼界，并成就了先生在太平天国研究史上的突出地位。此行先生在英国凡7个月，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将所阅太平天国官书和文件全部摄录，回国后据所得官书20部，连同中央图书馆所藏《英杰归真》合编为《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共分10册，于1936年由南京国立编译馆出版。其他文献则另编为《太平天国诏谕》和《太平天国书翰》二书，分别于1935年和1937年由北平研究院影印出版。这些遗落域外的珍贵史料的整理出版，为后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先生于域外太平天国史料的早期开发中，居功至伟。(43) 又以有限经费，购得英国会文书150余件(所见关于中国1840年后文书，不下700件，财力不足，遂留遗憾)，归国后汇辑为《关于中国的大英政府文书总目》。(44) 到1942年，先生遂有《清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长文发表，于清代中外史料“丛林”，经长期关注与搜集，已全局在胸，剖析细微，然身处国难，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长吁短叹，深感“史学本为一综合科学，必广览洽闻，得博约之旨，而后始能无偏执固陋之弊！”
上述回溯，可略窥下卷迟迟未能定稿，多少也是因晚清史料开发难度极大，有许多是待以时日，方得始见阳光，而史实梳理，考伪辩证，更是销人岁月，涯无边际。先生又好强争胜，不欲贻人口实，为“新汉学”所笑，以如此心情着《清代通史》，必与自己非常过不去，为难过甚。(45) 此亦彰显20世纪前半期之学风，前贤严肃治学的品格，视着作若地狱，今日之着书人可以想像乎？笔者意谓20世纪前半期作“清代通史”，欲包罗万象，万无一失，如同作茧自缚，步步荆棘。先生以一人之力，能做到如此周详，后人不能不特生敬意。
三
现在回头再谈先生所感恩知遇的梁任公。萧一山就读于北大，未有机缘聆听任公先生亲授课业，然心仪仰止已非一日。《清代通史》下卷有梁启超专节，赞任公“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古今人着述之多，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盖无有过于任公者”，且云“当余总角受书时，即诵读其家喻户晓之《中国魂》，而固不知有《民报》与《革命军》也。”(46) 当草创《清代通史》时，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自然也在萧一山必读书名单之内，早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
将萧一山荐介给梁任公的蒋先生，字百里，名方震，浙江海宁人，是蔡元培校长专为学生特聘的校外名人，在北大兼课，讲授军事学。(47) 萧一山充分利用北大条件，广泛问学拜师，尊蒋百里为座师。稍关心大陆近年网路，必会知道百里先生在久久沉寂后，因纪念抗战，大名频频被提及。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绩优异；历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史称其为“民国时期着名军事理论家”，主张对日持久作战。蒋实多才多艺，于文学、史学亦有不俗的造诣，书法犹有晋唐气韵。(48) 1916年，梁任公触发告别政治之念，想专致于文化教育事业。(49) 1918年春夏间，任公果然摒弃百事，致力于通史之作，数月间成十余万言。至8、9月间以着述过勤，致患呕血病甚久，而通史之作也因以搁笔。1918年10月，梁任公发表宣言，“中止政治生涯”，毅然退出政坛，“全力尽瘁于着述”。12月，遂与蒋百里等一行游历欧洲。(50) 百里拜任公为座师，实属亦师亦友之间。1920年3月，梁任公返国，与百里等同好一起，热心办教育、创刊物，赴各地大学演讲，返归史学、静心着述之心更切。而此时萧一山正在续撰《清代通史》下卷，很想随侍任公先生左右，采访“维新变法”口述史料。1925年9月，梁任公终于入住清华园附近，专心担当研究院导师。在此之前，先生从北大毕业，梁任公即由天津荐书清华校长，被破格聘为大学部教员(后改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兼任留美预备部研究指导。先生借北大之光，得拜识恩师蒋百里；又借恩师之光，走会梁任公座下，转成私淑弟子与教学助手，此非一生之大幸，又当何谓？
梁任公于自己所倡导的“新史学”，编出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乃是一生无时不忘的个人“野心”。欧游归来，尤专力于史，欲以余生着成一部宏博之《中国文化史》，并已拟订详细纲目，凡分3部29篇，单独印行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即其叙论。(51) 然终为种种俗务所牵累，无以脱身，“耗其精而荒其业”。及至1925年后，遗憾渐深，心情愈急。1927年初夏，清华研究院同学在北海聚游，邀请任公老师参加。此时，萧一山已应蒋梦麟校长之邀，于1926年返回北大任教。任公先生下面的讲话，很能反映1925年以来的内心活动：“因我个人对于史学有特别兴趣，所以昔时曾经发过一个野心，要想发愤从新改造一部中国史，现在知道这是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可办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断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华，也是这个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兴味的几位朋友合起来工作，忠实的、切实的努力一下。我常常这样的想，假定有同志约二三十人，用下二三十年工夫去，终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好的中国史。我在清华二年，也总可说已经得到几个了，将来或聚在一起，或散在各处，但是终有合作的可能，我希望他们得我多少暗示的帮助，将来他们的成绩比我强几倍。”(52) 苍天有眼无珠，致手术失误，1929年正月，梁任公道归西天，年仅57岁。《中国文化史》正文仅撰成《社会组织》一篇，余则久久盘旋其心中，难以释怀。此岂独任公先生终生之憾，亦是中国学术的莫大损失！(53)
这样也就容易理解，只要有史学的年轻俊杰出现于眼前，晚年的梁任公即刻就会神经兴奋，关怀、提携无微而不至。所幸在清华有一入室门生、一私淑弟子不期而遇，不负师恩，终于为中国新史学留下了两部足可告慰先生的“通史”名着。前者为张荫麟所着《中国史纲》，另一本就是萧一山的《清代通史》。
还须补一笔。萧、张两先生，名义上还有师生的名分。萧一山作有专文哀悼张荫麟，记述其事曰：“回忆民国十四年的夏天，梁任公先生由天津来信，说清华学校拟约我担任中国史。我很高兴的答应了，因为任公先生任研究院导师，可以朝夕过从请益，为我写晚清史的资料……十月开课，我担任新招大学部一年级四组的通史和留美预备部四个年级的研究指导。荫麟兄就是预备部一年级的学生。在研究的一周内，我发现荫麟兄的国学造诣，不仅为当时一般大学生中间所少有，看他在校内外刊物所发表的论文，有些关于考工制度方面的，简直非老师宿儒所及。因和任公先生谈及。任公先生说：张君之才，殆由天授，吾辈当善加辅导，俾成史学界之瓌宝。独惜其体质太弱，恐不克享天年耳。我当时也这样想，所以常常劝他锻炼身体，勿太用功。”十余年后，两人有过两度相见，张荫麟坚执弟子礼。萧一山作文时，距清华初识20年不到，世风已大不如前，故先生感慨道：“我教他不过半年，实则师生的关系很浅，年龄也相差无几，而他在学校时的成就，业已为大师宿儒所特别器重，在常情则可以朋友论。二十年来亲炙受业的千万学生，一经成名，竟把老师忘掉了，客气的则改等为先生，不客气的则改称仁兄，而荫麟只依然抱一日之师终身不改的态度，执弟子礼甚恭，绝无暴发户之丑……因此我常常地感觉，天生奇才而不假年，徒为历史上留一恨事，任公先生十七年前的话，不幸而言中，岂真荫麟兄只具夕死其道的精神，殆亦忧国情殷，斯人憔悴的缘故呢？！”(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