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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韦学岩:谩骂、造谣、栽赃、诽谤决不是在维护学术尊严
谩骂、造谣、栽赃、诽谤
决不是在维护学术尊严
韦学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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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着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抛出《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 、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一文后，学界掀起了一场可谓不大不小的风浪。其中，赞成、“同意”者有之，反对、批判者亦复不少。笔者静观时日，觉得也应该说几句话了。
一、 谩骂、造谣、栽赃、诽谤决不是进行学术争鸣和维护学术尊严和纯洁的手段。
王曾瑜先生是学业有成的着名宋史专家，他在上文中使用了许多被一些学者称为“学术骂街”的不堪入耳的肮脏语言：“丑闻”、“趋炎附势”、“世风日下”、“学术垃圾”、“学术腐败”、“可耻”、“骗子”、“不知羞耻”、“南郭先生”、“不学无术”、“招摇撞骗”、“窃取史学会名义”；而最近在网上发表的谈话中则对此又辩解说：“学术腐败既已发展到如此猖獗的地步，如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等于不写。对待学术腐败，只能重拳出击。”由此看来，王先生骂人骂得有理，骂得应该，骂得似乎还未尽兴。但从旁观者看，王先生的骂人实在有损于学术和学界的尊严，有损于个人形象，而其拙劣无力的辩白使这些损害更进一步加强了。
我们知道，毛主席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八字方针，鼓励学者进行学术批评和学术争论，以期繁荣学术。但毛主席又不止一次地指出，批语和争鸣的双方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要以理服人，而不应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更不应置人于死地。显然，王先生的文章和谈话，与毛主席制定的方针和批示是南其辕而北其辙的，如果再说得尖锐些，那么简直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种玷污。
这里还应指出，王先生的文章和谈话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知道，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着称于世。中华传统文化一向要求国人以礼待人，彬彬有礼；骂人则是懦弱无理的表现，为人所不齿。王先生在文中所用的恶言毒语，不仅无助于维护学术尊严和学术发展，反而是对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种亵渎，对其个人的形象和威望也是一种严重损害。
二、 对人对己应该一碗水端平，尤其应对己严，对人宽
“吾日三省吾身”、“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一类话语，千百年来在中国人身上扎下了根，成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为海内外人士所赞誉。这些传统美德要求每一个人对自己严格要求，时时检讨自己，不断进步；而对人则敬重为本，不把己意强加于人。但王曾瑜先生就不是这样，他对人横加指责，大耍“学霸”作风。如对曹彬的评价上，王先生因《中国通史》彩图版称其为儒将，大加指责主编“是最荒唐可笑”的“闻所未闻”的“信口雌黄”。但最近有学者找到了曹彬为儒将的材料后，王先生却学起了澳洲驼鸟的样子，缄口不言，在最近的谈话中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如果学界有人学着王先生的语气，指责他“还是着名宋史学家呢，这么简单的事都不知道，这么好找的研究宋史的一般书籍都没看过”，却“信口雌黄”，真是“丢尽了颜面”，“是学界‘最荒唐可笑’、‘闻所未闻’的丑事”，“什么着名宋史专家？简直是穿开裆裤的水平！”真不知王先生看后心里是什么滋味。当然，我们知道，学无止境，一个人不会穷尽天下书，有纰漏是难免的，但问题是要对人对己一碗水端平，要抱着善意的态度帮人改正错误，不能动辄挥一棍子把人打死。
再如，关于恩荫制度起始年代，这本来是一个可以再深入讨论的问题，王曾瑜先生却指责《中国通史》彩图版的表述为“学术垃圾”的一个例证。但在有人指出《历史大辞典》宋代部分（王曾瑜为该部分编委）与《中国通史》彩图版表述相合，“王先生是否意识到他也给自己扣上了学术垃圾的帽子？”后，王先生在最近的谈话中为自己作了辩解，并用别人的话洗刷自己：“合订本恩荫条的错误，与王先生全然无关。”实际上，这种辩解是苍白无力，不足以服人的，不是吗？你王曾瑜先生指责《中国通史》彩图版某主编为空头主编，那你在这里不也成为“空头”编委了吗？你既署名却不管事，不也是对学术的亵渎、对读者的不负责任吗？这是不是也在“骗人”，也是十足的“骗子”？主编有错，可揪住不放；编委有错，就可逃之夭夭。这不是在评人议己时采用了双重标准？所以，正确方法是——如王先生有胆量的话——那就从我做起，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自己身正批评人才有力，不然的话，人们会说，“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满身是屎还说别人呢？！”希望王曾瑜先生好好学学中国人的美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人宽，对己严。
三、 把老师当作自己打人的一个枪子，不仅是对老师尤其是已故之师的大不敬，同时也玷污了中国悠久的尊师重道传统。
资产阶级学者有一句名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如今被王先生用在了自己老师身上。王先生为了让读者相信他说的《中国通史》彩图版主编是“不学无术”的“骗子”之类话语，竟不惜把已故学术大师张政烺先生（也是王先生的老师 ）搬出来当枪使，称张先生对该主编的评价是“没有学问的”，该主编的讲演“谬误接连不断”、“不懂装懂”、“自己没有读完”《四库全书》，“怎么指导别人？”对于这些话，最近不少学者已作了详尽分析，兹不赘述。这里补充两点：第一，该主编当年指导的论文是《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从题目上看，只研究《四库全书》的纂修理论、体裁和方法，不可能、也无必要研究全书数以亿计的内容，从这点上说，写过数篇谈论《四库全书》论文的该主编，怎么就没有资格指导研究生呢？第二，王先生是怎么知道张先生的评语的？从王先生的文章看，他似乎是亲耳听到张先生说的；但从他最近在网上的谈话来看，又是“事后才听说”的。这就让读者做难了：王先生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又那么说，矛盾百出，他的话能不能让人相信？是不是把已故之师当枪使，以达到自己的可耻目的？如果真是这样，笔者相信，整个学界对王先生都会口诛笔伐的！
为什么？中国是一个尊师重道的国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一向对老师敬礼有加。在封建时代，读书士子就连从不教自己的考官也都尊称为“座师”，崇奉不已。如今，口称尊师的王先生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栽赃自己的老师，并把已故之师打扮一番，让他作为自己的一颗子弹射向对方。这一定会激怒正直的学子的，到时候，王先生恐怕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为学界所不耻。
据说，王先生还是中国社会科学最高学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名教授，真不知道以亵渎自己老师为能事的王先生，如何教育自己的学生。再说，今后谁还敢用王先生及其一类人？如果他们占了我们教书育人的讲台，那可真是我们学界的悲哀了。
四、 向戴先生和众“主编”进一言
在最近有关《中国通史》彩图版的讨论和争鸣中，“名家挂名主编应三思而后行”的意见已越来越多地成为主流意见，名家、名人挂名主编，大概在最近二十余年渐成方兴未艾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形式也是多样的。诚如最近有学者所说，有的是出版社或教学、科研单位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也为了能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请求名家出面主持某一课题；或是名家、名人利用自己已掌握的资源，较轻易地获得课题或科研经费，自己当包工头，找别人撰写；也有些无名者流，为获得更多钱财，与出版社串通起来，选定课题再寻求名家、名人支持，利用名家、名人的威望与学识以售其奸。但不管是哪种情况，由于名家、名人一般都是忙人，往往不能事必躬亲，亲力亲为，这就难免在一定程度上流为“空头主编”，并影响成果的质量。就《中国通史》（彩图版）而言，以戴逸先生的人品和学识，我们从不怀疑他主编此书的目的：“当时我所以接受中国历史学会给我的任务，愿意担任此书的主编是因为想做一点历史普及工作，使青少年更多了解历史知识，更加热爱祖国，决不是图名图利。”但动机和效果应有机地结合起来，最近有人告诉我，他就知道本书有个别作者的目的就是为“拿钱”，为早日把钱拿到手，不惜粗制滥造更谈不上精益求精了。而钱一旦拿到手，他就什么都不管了，反正一切由主编兜着，而没有认真对主编负责。这种情况目前在学界也是很普遍的。这很值得戴先生和其他项目的主编吸取教训经验，同时也值得学界和出版社重视，以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从而维护学术尊严和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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