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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诗文集与古代学术文化研究

近日，有关河南安阳考古发现“曹操高陵”的新闻，引起大众的强烈关注，而曹操墓的真伪亦引起学术界的讨论。其实清人亦关注过曹操墓，并形之歌咏。有些材料对我们颇有启发。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集大成时代，其学术文化亦非常繁荣，所形成的文献资料真是浩如烟海。仅以诗文集而论，数量便达三、四万种，相比于唐人集存今的不足百种，宋人集今存的六百余种，实在是一座宝库。研究唐宋文史的学者，对唐集、宋集均如数家珍，因其量少而易读也。但研究清代文史的学者，面对数以万计的诗文集，幸耶，不幸耶，恐怕难以言说。清人诗文集内容比唐集、宋集复杂，所论问题实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对于学术文化研究具有莫大功用，今仅举胡天游、蒋士铨二人诗文集为例，略作申说，以为引玉。
赵翼《瓯北集》卷十一《友人以邺城怀古诗见示但侈陈魏瓦齐砖而于历代割据建都之迹殊多挂漏为补成八首》之第一首云1：“霸图开国古漳濆，铜雀台高迥入云……史将正统移归蜀，身托虚名服事殷。此意被人终看破，不如七十二疑坟。”说魏武篡汉心思易被人看破。不似七十二疑冢难以推究。而胡天游则直指曹操墓在漳水水底，其《石笥山房诗集》卷四有《魏武葬不知处闻近世有于漳水下发得之者》七古一篇2，云“昔公死计安丘垅，巧向人间作疑冢。岂知发覆竟千年，枉锢三泉功费勇，……不辞穿透河下土，正怕摸金随故踵。……速朽端为达者论，英雄祗以痴人恐。恩仇断从百世泯，抇掘忽值须臾动。……谁何棺椁付天地，赍送星辰无倥偬。脱然委化了无穷，公辈下看真蠛蠓。”诗感叹曹操狡狯，墓建于漳河水底，而终不免被盗掘。虽未述墓葬之具体地址，但胡氏另有《渡漳水》诗3，明言渡漳水而诣邯郸，则所渡漳水必为安阳以北一段。而他所言曹操墓“有于漳水下发得之者”也可能便系此次行旅中所闻。故“漳水下”之曹操墓即在安阳境北之漳河水下，当不是妄测。此次河南考古发现的“曹操高陵”在安阳安丰乡之西高穴村，濒临漳河，则胡天游所言之曹操墓距现在考古发现的曹操墓可谓咫尺之遥。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胡天游在胡言乱语，也就没有证据证明清代约雍正乾隆时期在漳河水底发现过据言为曹操墓的传说完全是无稽之谈。可以作为传闻异辞而备考，甚至可以进一步思索“疑冢”说是否全无道理。考古专家们正确地指出，北宋王安石、南宋范成大都言及过曹操疑冢，《王文公文集》卷七十《将次相州》诗云4：“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麟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氏，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认为曹操疑冢在铜雀台西，相州即今之安阳市。《范石湖集》卷十二《七十二冢》诗云5：“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闻说群胡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诗自注云：“在讲武城外，曹操疑冢也。森然弥望，北人比常增封之。”“北人”即金人，也即诗中所言“群胡”，该诗为成大使金时作。范成大《讲武城》诗自注云6：“在漳河上，曹操所筑，周遭十数里，凿城为道而过。”则范氏所言在讲武城外的疑冢亦在漳河畔，且金人信为曹操疑冢，故常增其封土。据王安石、范成大诗，他们都相信安阳漳河畔有曹操疑冢，此后一直流传到清代。故疑冢说并非“民间以讹传讹的结果，”不宜以“民间传说”四字轻易将它一笔勾销。胡天游所述漳河下之“曹操墓”亦可作疑冢看待。考古专冢们经过慎重论证，认为西高穴墓即曹操高陵，我们自然相信。但作为于考古一窍不通的门外人，却仍有一点点疑惑挥之不去，故愿献疑，目的是使考古发掘更加细致，结论更加可信。
一是曹操若果要设疑冢，其建立必与曹操真墓同时，则疑冢的规模、形制、墓中器物、器物的材质、刻铭的称谓和字体等，自然都“完全符合东汉末期的时代特征”，并且也会反映曹操的个人特点。实际上疑冢和真墓的区别仅在于墓中人是否曹操而已。我们既不能生死而肉骨，唤醒墓中人一问究竟，便只能期待科技发展来鉴定墓主以验明正身，而最终祛疑解惑了。
二是曹操在死前二年，即建安二十三年六月曾下令规定了自己死后墓地的地址，而且在命令的后半还说：“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此为汉代制度，又是曹操的遗令，所以曹操真墓左近应有不少“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的丘墓。可否将发掘工作扩大范围，在现今发现的曹操高陵周围再努力发掘一番呢，若能找到一些陪陵的大臣墓冢，则西高穴墓真是曹操高陵便有了更坚实的证据，反之，便增加了疑点。
三是惯于盗人墓的曹操曾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领一队人马专门从事盗墓工作，成为曹军的特种部队。而曹操为何在死前二年，即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7。”明白宣告墓葬所在，而该处即为今发现之西高穴墓，当时西门豹祠的具体地点是尽人皆知的，不然曹操的命令便无法落实。曹操在战乱频仍之时，似乎唯恐当时及后世之“摸金校尉”们不知其墓冢所在，更不怕“摸金随故踵”。虽说英雄人物常有出人意想的举动，但在“十墓九盗”的古代，这种举动，实在奇怪。
以上我们只是从胡天游的两首诗妄议曹操墓的真伪而已，笔者不是考古专家，所议自然十分肤浅，只是希望西高穴墓考古工作能获得更多收获、更多证据。
笔者关注胡天游及其《石笥山房集》，并非因其诗中有所谓曹操墓的记载，而是因为学界对他的研究尚少，而他其实是值得关注的。目前许多文学史着作只提到他的骈文成就，所论不过数十字，于他的散文、诗词则不涉一字。天游在乾隆前期文坛上可算是一位特立独行者，一生遭际坎坷而又富传奇色彩。天游，山阴（今绍兴）人，一名骙，字稚威，一字云持。乾隆即位，诏举博学鸿词，应举者二百余人，推天游为首选，殿试时鼻血污试卷，经特许换试卷后，鼻血不止，试卷仍被污，至不能终场而出。乾隆十六年荐试经学，大学士史贻直，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工部尚书刘统勋、仓场侍郎彭树葵、大理寺卿王会汾五人共荐天游，终不得召见。关于此事，袁枚所作胡天游《哀辞》中有一段极生动的描写：
乾隆十六年，再荐经学，有一品官忌之，为蜚语闻。上御正殿，问：“今年经学中胡天游何如？”众未对，大学士史公贻直奏：“胡天游宿学有名。”上曰：“得毋奔竞否？”史免冠叩首曰：“以臣所闻，太刚、太自爱。”上默然。自后荐举，无敢再言稚威者8。
两次特荐，天游均失之交臂。而科举常科，天游又只中过两次乡试副榜，可谓困顿场屋。由于天游才名噪一时，“诗文工且敏，磊落擅奇气，下笔惊人，矫挺纵横，不屑屑蹈常袭故，雄声瓌伟，足与古作者角力9。”而天游又“操行清严”，“未尝挟一刺干公卿，公卿素慕其名，思一见亦不可得10。”故乡试时分校官均欲使天游出己门下，多以拔擢天游为己任，而终因天游文章“奇古”、“奥博”，分校官竟不能句读，而天游为文又不守常格，“策文至一千言，论或数十字，与常式格格不合11。”故连续四次乡试均不得中。晚年客山西，修府县志，或主书院讲席，终因贫病交加卒于河中书院。人皆惜其“数奇”。
天游文学韩愈，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特别是四六文瑰丽雄健，“得唐燕、许二公之遗12。”又以尚异立说，务求词必己出而不与人同，自言“所为文章颇自喜怪奡横崛，殊不能与时同趋13。”又刻意用古字异体，故所为文虽有齐召南所言“雄声瓌伟”、“矫挺纵横”之长，但亦有诡险艰涩之病，在清人文章中别为一格。《逊国名臣賛序》、《灵济庙碑》、《首阳山夷齐庙碑》、《大夫文种庙铭》等均为其代表作。如《大夫文种庙铭》驳“范蠡以去而全，种以不去而死。论者于是多范蠡而短文种”这种世俗之见，指出范蠡为“智人”，而文种为“安社稷者”，谋国能“深计久远”，故文种高于范蠡。文章虽短而说理透辟，识见超人。
《石笥山房集》中又多杂考经义、文字、史地的文章，如《辨耿非祖乙所迁》、《汤陵考》、《论周尺》、《士相见义》、《与周内翰论洪范书》、《评二十一史》等，均有其一得之见，可供研究经史者参考。而《淳于先生谓齐王》、《司衡君传》、《设周马正语》等，则为稗史滑稽之作，实近寓言，在《石笥山房集》中可谓别调。
天游主张“凡诗道性情、宣滞邑，小之属辞比物，而其大极于朝廷邦国政治之间。”“政以感人为本，感人者性情为先。”“故曰：止怒莫如诗，导民正俗莫善于雅14。”强调抒发性情。又举谢眺、韦应物为例，说“史称玄晖政令清简，而应物居官悯悯，有惜民之心，至今读其诗尚可想见其为治之善与其自得于性情之深而有以达乎其趣也15。”他还强调诗要淡，反对浓艳，不以绮丽为工。“乐以淡而平，政以淡而和，诗以淡而深，性情以淡而正16。”
他的一些小诗以清新俊逸见长，如“幡幡桐叶疏敲雨，戢戢藤梢晚战风。带得泉声入城去，响传秋梦碧丁东。”（张氏青林山庄）“墙外桃花水底枝，沙头竹笋雨边篱。春潮孕子迎江鲚，一县清明节到时。”（清明）“野人多朴语，市酒识丰年。”（灵石县）“涨鸥巡岸叶，隄燕接风花。”（江亭）“一水魏旧史，半庭唐夕阳。”（唐文皇晋祠铭）“松鼠来分食，窗猿欲近灯。”（愣伽寺）“梦阑莺唤穆陵西，驿吏催诗雨拂衣。行客落花心事别，无端俱趁晓风飞。”（晓行）一些古风也颇有风致，如《山中野人家》，描摹如画，淡而出以性情。《赋得明妃三叠》之二云：“……天低海水西流处，独有琵琶堪唤语。断丝枯木本无情，犹胜人心百千许。……”颇能动人心魄。而第三首更发以议论，“以图索马安有马，况是丹青不能画。画师长安市上儿，一生解貌东家施。黄金纵使不相责，鄙人讵识天人姿。昔疑汉妾今焉支，妾身分明不泪垂。”于诸多《明妃曲》中翻出新意。
胡天游的许多诗，特别是古风，往往以文法入诗，近似韩愈，但援引繁富，过于涩拗，也颇受人批评。
清代乾隆时期诗坛上，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家鼎足而立，各擅胜场。李调元《得赵云松前辈书寄怀四首》之四云：“袁赵嫓唐白与刘，蒋于长庆仅元侔17。”将袁、蒋、赵三人比作唐代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松江秀才张凤举曾手绘《拜袁》、《揖赵》、《哭蒋》三图（时蒋士铨已逝），自谓非三人之诗不读18。可见当时影响。袁枚、赵翼除诗文集外，另有诗话专着《随园诗话》与《鸥北诗话》，蒋士铨无诗话专着，但另有《红雪楼九种曲》（又名《藏园九种曲》）等十六种戏曲作品，他以诗才写曲辞，吐属清婉而负才情，是乾隆朝最负盛名的戏曲作家。
蒋士铨虽无诗话专着，却有三十首论诗诗，名《论诗杂咏》19。分别评论明清着名诗人，如他论钟惺：“蹒跚駏与蛩，步趋苦踯躅。蜗角蚊睫间，老死黑暗狱。诗人谈竟陵，无药能医俗。”对以钟惺为代表的竟陵派，批评甚苛。又如他论朱彜尊：“早修皮陆词，晚入昌黎派。得失能自知，深造为晚盖。五律师杜陵，老成亦堪爱。”揭示朱氏诗词径路，并大加赞赏。这种以“论诗”为题的诗作，乾隆时期非常流行，赵翼集中即有多首，谢启昆的《树经堂诗初集》中甚至有《论诗绝句一百首》，评论一百位唐代诗人。目前对《论诗》诗的研究尚不太深入，似乎尚大有可为。
蒋氏的《论诗杂咏三十首》虽然可以反映他的作诗主张及他对诗人的评价，但均针对具体诗人而发。此外他还在不少诗歌中阐发了自己的主张，有些比《论诗杂咏》更能反映他的识见。如他的《文字四首》之四云：
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李杜韩欧苏，异曲原同工。君子各有真，流露字句中，气质出天稟，旨趣根心胸。诵书见其人，如对诸老翁。后贤傍门户，摹仿优孟容。本非伟达士，真气岂能充。各聚无识徒，奉教相推崇。之子强我读，一卷不克终。先生何许人，细绎仍空空20。
主张诗文出于性情，不必千人一面，各种风格都各有建树，不须自树壁垒，强傍门户而徒事纷争。这种通达的观点，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有意义的。
蒋士铨还有一首极精彩的《辨诗》诗，可与前引《文字》同看，诗云：
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变出不得已，运会实迫之。格调苟沿袭，焉用雷同词。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奈何愚贱子，唐宋分籓篱。哆口崇唐音，羊质冒虎皮。习为廓落语，死气蒸伏尸。撑架成气象，桎梏立威仪。可怜馁败物，欲代郊庙牺。使为苏黄仆，终日当鞭笞。七子推王李，不免贻笑嗤。况设土木形，浪拟神仙姿。李杜若生晚，亦自易矩规。寄言善学者，唐宋皆吾师21。
唐诗宋诗，孰高孰低，争论了千年，各种议论，均不如蒋氏此诗透辟超卓。他指出诗歌的唐宋变化是运会使然，是实逼处此，不得不然。李杜生晚，亦当弹别调，七子复古，实羊质而虎皮。“唐宋皆吾师”，一语可了千年公案。由此诗，我们更能理解蒋士铨为何在《论诗杂咏》中谓李于鳞“吹笳白雪楼，不是黄钟音。”叹何大复“老子侣韩非，毕竟非同俦。”指袁公安“鬼伯主瑜珈，长夜嗟漫漫。”斥钟伯敬“蜗角蚊睫间，老死黑暗狱”了。赵翼也有两首《论诗》诗与蒋氏同调：“宋调唐音百战场，纷纷唇舌互雌黄。此于世道何关系，竟似儒家辟老庄22。”“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23”不如士铨深刻明快。
蒋士铨的一些诗评史论人颇有识见，试举二例：《读荆公集二首》之一云：“事业施行与志违，当时得失咎何归。更张治国求强富，错误随人着刺讥。立法至今难尽改，存心复古岂全非。终身刻苦无知己，文字谁参意旨微。”《读宋人论新法札子》云：“三代而还不可为，汉唐刑措且难期。群黎福薄人焉救，累叶财空运欠亏。本欲鍼刀苏痼疾，谁知药石付庸医。后来十九遵遗法，功罪如何请细思24。”自南宋至元明清，不少文人拿王安石及王安石变法说事，大半持贬斥态度，甚至不少人将宋的灭亡归咎于安石，视其为罪魁。蒋士铨却认为在北宋后期民贫国弱的危殆关头，王安石“更张治国求强富”并无错处，所开药方亦有用，可惜用人不当，执行多偏差，使药石无效而痼疾难愈。何况变法虽败，但变法的举措大半为历代遵守，故不必深责王安石而不体其初心。这种意见与明代的汤显祖颇同，在明清时期是难能可贵的。
蒋士铨还有一些诗对于学术考订颇有价值。如《翁覃溪前辈得宋椠施元之顾景繁合注苏诗旧本即宋绵津得于常熟毛氏者内原缺十二卷装潢人罗焕凡破碎方幅皆衬褙完好同人作诗题之》云：
放翁博雅人，不敢注苏杜。孰为毛郑笺，乃有施与顾。坡集弛厉禁，大显及南渡。诗缺十二卷，嘉泰锲可据。毛氏有宋本，绵津昔收护。删顾而存施，改窜多谬误。重镌行已久，谁复知故步。虽载居易录，查本聊益附。堂堂覃溪翁，望古发遐慕。……忽得商邱遗，卷帙有题署。……裱手记罗焕，书格钦汉儒。藏之宝苏室，若士获奇遇。雨脚讹两脚，宋椠亦可惧。龙山在济南，施注且未悟。深知考订难，敢妄任笺疏。咄哉邵青门，厥罪未容恕。补王叔明画，修杨惠之塑。施宿订石鼓，久擅家儿誉。仓卒坐周内，梨枣亦逢怒。不但吴虎臣，蓦遭显文妬。向闻《沧浪集》，亦出元之注。镂板三衢间，漶灭落何处。我来苏米斋，楮盌富家具。宋刻有它件，请更搜别库25。
蒋诗简直是一篇东坡诗施顾注及其流传的简史，三十韵便将翁方纲所藏苏诗施顾注的来龙去脉及施顾注遭改窜的情况叙述得明明白白，并一一评价原本及改窜本的优劣，显示了蒋氏作诗的功力。诗中覃溪即翁方纲，绵津与商邱均指康熙时的宋荦，查本指查慎行补注本，邵青门即邵长蘅，他曾为宋荦删改施顾注，故士铨斥为“厥罪未容恕。”蒋士铨说“诗缺十二卷，嘉泰锲可据”。实际上施顾注刊刻于南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嘉泰是陆游作序的时间，在嘉定之前。曾经翁方纲收藏的施元之、施宿父子与顾禧合注的苏诗嘉定刻本之残本今藏台湾中央图书馆，存十九卷。士铨诗中还记载了施元之还曾为苏舜钦的《沧浪集》作过注，惜今不知去向。
袁枚为蒋士铨的《忠雅堂集》作序，称“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才为尤先。……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并赞士铨为“奇才”。他评士铨诗“其摇笔措意，横出锐入，凡境为之一空。如神狮怒蹲，百兽慑伏，如长剑倚天，星辰乱飞。铁厚一寸，射而洞之；华岳万仞，驱而行之。……26”充分揭示了蒋士铨诗雄奇矫健的特点和艺术感染力。如《开先瀑布》、《五人墓》、《赵损之舍人龙湫濯足图》等，都令人印象深刻。但蒋士铨也有不少以性情和才思见长的诗篇。如《岁暮到家》：“爱子心无尽，归来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回愧人子，不敢叹风尘27。”刻划父母见儿归时的喜悦及游子的复杂心情，颇能传神。《忆藏园》：“莲衣才洗艳，金粟定舒黄。水榭帘都卷，秋庭树渐香。凭栏人忆远，命酒夜生凉。笑引诸刍戏，闲阶拜月光28。”将家园的美好描摹如画，于闲静中突显动感，人景无间。他的一些纪游怀古小诗也较有风致而寄托感慨。如《响屧廊二首》29：“宠到双趺事亦新，笑他褒妲尚犹人。潘家莲瓣杨家祙，总与西施步后尘。”“不重雄封重艳情，遗踪犹自慕倾城。怜伊几两平生屐，踏碎山河是此声。”虽仍不出红颜祸水的陈见，但也隐含着对帝王躭于享乐、不思振起的批评。
蒋士铨还有《京师乐府十四首同呤乡作》，是歌咏北京民间风俗人情的组诗。如《弄盆子》、《象声》、《唱档子》、《免儿耶》、《鸡毛房》、《唱估衣》等，均刻划生动，描写传神，是同时人作品中少见的。
清代诗文集资料价值极高，但一些珍本不易得。现在收录有四千种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已出版，为学人利用提供了方便，必将大大促进清代学术文化研究的繁荣。
注：
1 赵翼《瓯北集》卷十一。见《续修四库全书》（以下简称《续修》）第1446册，第4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 胡天游《石笥山房集》卷四。见《续修》第1425册，第502页。
3 同上书，第500页。
4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七十，第7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第1版。
5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十二，第1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月新1版。
6 同注2。
7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
8 袁枚《（胡稚威）哀辞》，见《续修》第1425册，第319页。
9、10 齐召南《石笥山房集序》，见《续修》第1425册，第317页。
11 同注8。
12朱仕琇《胡天游传》，见《石笥山房集》卷首，《续修》第1425册，第320页。
13 《石笥山房文集·补遗·答周石帆书》，见《续修》第1425册，第452页。
14 《石笥山房文集·补遗·蔗尾集序》，见《续修》第1425册，第447页。
15、16 同注14。
17 见《瓯北集》卷四十四附李调元诗，《续修》第1447册，第126页。
18 见《瓯北集》卷三十二，《续修》第1446册，第632页。
19 见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二十六。《续修》1437册，第107页。
20、21 见《忠雅堂文集》卷十三。《续修》第1436册，第651页。
22 《瓯北集》卷四十八，《续修》第1447册，第163页。
23 《瓯北集》卷五十三，《续修》第1447册，第212页。
24 《忠雅堂文集》卷十三，《续修》第1436册，第652页。
25 《忠雅堂文集》卷二十四，《续修》第1437册，第92页。
26 袁枚《忠雅堂文集序》，《续修》第1436册，第549、550页。
27《忠雅堂文集》卷一，《续修》第1436册，第557页。
28《忠雅堂文集》卷二十三，《续修》第1437册，第80页。
29《忠雅堂文集》卷二十二，《续修》第1437册，第74页。
附作者简介：
杨忠（1941――），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1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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