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一个美国人清末的“西行漫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传教士-一个美国人清末的“西行漫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一个美国人清末的“西行漫记”

一
西方人游历中国的着作，有时一经出版就掀起热潮。如元代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给当时的欧洲带来一股“中国热”。许多航海家、传教士和探险者，一定要携带两本书——《圣经》和《马可·波罗游记》，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寻找并发现一个与欧洲迥然不同的世界。又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西行漫记》，是由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下陕北苏区，它使众多不了解中国真相的西方人，透过重重迷雾，看到照耀在中国上空的璀璨红星。
西方与中国的交往，可谓源远流长。但由于历史机遇不同，它的发展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特点。这种特点可以通过文字记载和实物资料等得到证实。西方人记载中国之事，元代的《马可·波罗游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之后到明代的利玛窦，再到清代的张诚、白晋等人，直到康熙时期的“中华礼仪之争”前，中西交往的源流，一开始就像一滴滴的清泉，逐渐汇聚成欢腾的小溪。明清之际这段时间，西方人来华的人数有数千人之多，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但是到了清代康熙、雍正年间，这段热潮被“中华礼仪之争”人为中断。除了英王特使马嘎尔尼等少数人来华，能够进入中国内地之外，也仅仅在澳门和广州口岸，还能见到西方传教士、商人的身影。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迫使国门越开越大，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新的纪元。这种势头就像滔滔扬子江水，滚滚向前，奔腾入海。从晚清以降，来华的西方人越来越多，大大超过了以往。他们留下的中国游记，搜集的各种资料，以及相关中国的论着、报道，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仅笔者读书上海期间，曾多次前往徐家汇藏书楼，在那里查阅租界工部局和亚洲文会的英文资料，各类关于中国的图书，从政治经济历史，到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有数千种之多，还不包括西方人在华所办的各种外文报刊和宗教资料。
既然近代史以来，西方人对中国问题着书立说，为我们留下来这样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而当前的学术界对此尚无深入研究，那么要想选择翻译一套较为系统和完整的、有着较高学术资料价值的读本，就不能不说是一项难度很高的工作。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所选译的系列丛书，不但包括有外国人所写涉及清朝的通史、经济史、文化史、人物传记、论文集，还有独特史料价值的游记和回忆录等。这套丛书为推动清史纂修所必须具有的世界眼光，为广泛汲取众家之长，提供了有益的学术成果。其中，2008年出版的《扬子江上的美国人》（〔美〕威廉·埃德加·盖洛着，晏奎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就是这套丛书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上乘之作。
该书作者盖洛（William Edgar Geil），出身于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钟情于旅游活动。到了20世纪初，他已经是美国着名的旅行家，并且富有激情的演说才能。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这些知识背景，使他有能力深入发掘沿途各地的人文地理价值，用独到的眼光，详细记录下一百多年前的社会现状。
1903年，盖洛来到中国。他从上海首次入境，然后，顺着长江逆流而上，历经上海、南京、武昌、重庆、宜宾等地进入云南。在云南，他离开水路缓辔而行，足迹遍布云南各地，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从腾越出境入缅甸。因此他将自己的这段游记取名为《扬子江上的美国人》（A Yankee on The Yangtze）。这里需要解释一个问题，即在外国人看来，扬子江就是长江。而按照中国传统意义，扬子江仅是长江经过扬州后，至入海口这段下游的旧称。盖洛的行程远远超过扬子江范围，他自东向西行程愈万里，遍布中国十多个省区，因此着作的副标题“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游行记录（1903）”，更切合实际情况。
二
这本译着，凡300多页，22万字，并配有盖洛亲自拍摄的老照片120余幅。除序言、导论外，共分23章，除了最后两章是讲作者在缅甸的活动外，主要内容就是介绍作者在长江沿岸和云南的游历情况，这是全书的重点。写作内容还涉及到基督教在华传教的情况、走访各地的官员，记录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传说等。
这本书是游记，作者带着摄影器材贯穿中国，用图像和文字，为晚清史的研究提供了可信的史料。同时，该书还间接地反映了一百年前，一个美国人的中国观。他的这些看法，既有对中国比较切合实际的理解，也有浮光掠影造成的误会，但无论哪种，都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有着典型的意义。
在笔者看来，该书有三大特点，它最大的特色，也是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系列中较有鲜明特点的是，收录了作者亲自拍摄的120余幅老照片。这些老照片拍摄于一百多年前，它们不但忠实地记录了作者横穿中国，溯江而上的艰难里程，更重要的是展现了清朝末年中国社会风貌的珍贵画面。
与文字记录历史相比，照片记录历史的最大特色就是直观和真实。摄影师所看到的一切，原封不动地传给了我们。盖洛拍摄这些照片，是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将中国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以及外国人在华的情况，以增长知识、寻求奇观、也有贬损中国的视角，传递给西方人。一百年过去了，当我们的时代进入到可以享受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再次目睹这些尘封多年的老照片，又会激发起我们对凝重历史和文化的感悟。
例如长江，她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西向东穿越中国，奔腾万里入海，滋养着数亿中华儿女。稍微具有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外国人，没有不知道这条大江的。但在一百年前，能漫游中国内地的西方人毕竟有限。如果想了解一下长江两岸的自然风光，要想了解中国腹地的社会风情，就只好借助于他人之手。在前清时代，主要依靠的是文字记载。但文字记载长于描述和进行理性分析，无法表达真实，更容易遗漏掉众多的细节。因此，要说到真实地反映物状，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也比不上照片，将图景直接陈列在面前。而盖洛沿长江西上，通过他的照相机，将沿途人物肖像、穿着服饰、市井生活、古代建筑、自然风光等，都通过照片尽收眼底，无需再借助文字去临摹、比喻和揣度。
这些照片拍摄于20世纪之初，距离现在已经有上百年了。人们常用“物是人非”来形容历史的无情变迁，但这些照片展现在读者的眼前，有的是那么熟悉和亲切，但更多的是陌生世界，连许多似曾相识的物景，也在我们的生活里完全消失。20世纪的一百年，人类比任何时代都更多更快地改变着世界。通过这些老照片，我们会发现，那些巍峨的群山和壮丽的三峡，景色依然，而那些社会环境则变化得面目全非。照片的历史只有百年，但通过有些镜头下的景象，毋宁说更接近于它之前的三五百年。因此，浏览这些老照片，我们完全可以断想整个清代社会，甚至更远。
这方面，可以举出不少例子。如该书第24页的图片“上海火车站”。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上海火车站，又名新客站，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型车站。而上海现存最早的老火车站名，还有一些遗迹，叫做老北站，始建于1908年。1913年，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宋教仁遇刺的地点即在于此。而在它之前，上海的火车站是怎样发展的，具体是个什么样子，就无法通过实物来观察。史料只能含混地记载，早在1876年上海就有了英国怡和洋行修建的吴淞铁路，至1898年，清政府又继续主导建造了淞沪铁路。淞沪铁路上海站就建在上海县与宝山县的界浜北岸。因为四周荒芜，多沟浜、荒地，附近很少有居民居住。至于火车站具体是什么样子，就很难复原了。而盖洛拍摄于1903年的照片，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旧上海火车站的风貌。
又如第97页的“三位着名的传教士”这张图片，拍摄的是基督教英国内地会三位传教士章必成等，在四川达县从事传教活动的照片。通过图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位传教士为了适应传教活动本土化要求，不但学说了中文，而且他们的生活也彻底本土化了。也像中国人一样，穿着长袍和敞口布鞋，手持蒲扇或折扇，甚至留起了清朝人的长辫。唯一和中国人不同的是这些外国人高鼻深目的轮廓。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对传教事业的虔诚外，也是在实际活动中认识到，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能使“外国人随时都能接触中国人这一点非常重要”（第107页）。
令人惋惜的是，照片上的景物尤其是建筑物，除了大理崇圣寺三塔等少数仍保存外，大多数都难觅其踪，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其中除了自然原因被损毁外，更多的是由于后人的愚昧以及开发性破坏，将大量的古庙、教堂、祠堂等，当作“四旧”进行铲除。使我们对历史的了解，从现实退回到书本。阅读盖洛的这本书，不仅能使读者欣赏到长江两岸历史的沧桑巨变，也会使读者从美的熏陶中获得启示和警醒。
其次，盖洛作为新教教徒，在该书中，对20世纪初基督教在华传教进行了大量记载，如教派、信教人数、宗教建筑、传教方法等。如在上海，这个远东地区最西化的大都市里，“上海的长老会出版社美华书馆也许是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仅今年就引发了80万页的文献作品，雇佣了250名华工。”（第7页）其他传教使团也有同样的举措，如同文书会，不仅拥有一流的英文翻译人才，而且是强大的启蒙机构。又如在长江上游的宜宾，故称叙州，属于法国浸礼会传教的势力范围，那里的“浸礼会有32个布道点，每个布道点至少有一百个是真心信教的人，另外，此处还有三千二百多个当地人渴望得到拯救。”（第148页）类似记载传教的例子在该书中不胜枚举。
一些关于传教的记载，对史学研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如洪秀全创立太平天国，就是接受了传教士所散发的宗教小册子，由此而受到启发。但他是怎样收到这些小册子的，一些相关传记就记载不详，如崔之清、胡臣友所着的《洪秀全评传》中，只是简单地记下“1836年，他第二次赴广州应考，仍未中试。在广州街头，得到传教士赠送的一部由中国基督徒梁发编写的名叫《劝世良言》的9本小册子。”（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而在该书中，作者记载了天主教在南京城传教的一幕。等到南京贡院的科举考试最后一轮之后，“传教士们才在夜里11点到凌晨3点半之间，将那些书分发出去，交到成功经受了最后一轮考试的生员手上。1.5万捆文献材料于当晚分发给同样多的生员，……每捆材料都包含四种文献，一般为《哥林多前书》、《马可福音》或《路加福音》，另加科学入门书两种，后者也都明显地打有基督教的烙印。”而且，作者进一步指出，“传教士乘科举考试的机会分发优秀书籍不过是入乡随俗而已，而这个习俗许多世纪以来长盛不衰。”（第31－32页）由此可见，不仅是洪秀全是在这个时机得到了基督教材料，在他之前的清初和晚明，传教士都很有可能是这样派发基督教书籍。
20世纪初的中国，旧教和新教均有教派在华传教，双方存在一定的矛盾，“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也常常剑拔弩张。”（第56页）盖洛是来自美国的新教教徒，一般来说，他并不直接议论这种教派矛盾，只是用比较淡的笔触指出天主教在华传教的策略问题。批评了罗马天主教的“圣方济各会和耶稣会都向中国人灌输过基督教，但他太迁就当地的思想。至少对于耶稣会士来说，他们牵强附会的布道说教使其教义更显得前所未有的贫弱。因而他们也失败了，他们的传教努力半途而废。”（第2页）至于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其他问题，盖洛从来没有主动提到，相反，却给予传教士在华工作太多的赞美，以至于读者觉得失真。倒是文中记载了一些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抱怨，如湖广总督端方所说的“传教士贷给别人的钱利息非常高”，（第56页）却是实情。否则，就不会引起前两年风起云涌的义和团反洋教运动了。
第三，该书既然是一本游记，当然少不了要记载沿途的见闻和风俗，虽然他是横穿中国，但却写得有详有略，记载最详细的就是云南。这一点说来也不奇怪。因为作者从上海到宜宾，一路上都是乘船旅行，因此速度较快。长江即开阔了他的眼界，又限制了他的行程。而出了宜宾之后，他弃船步行，经昭通入东川，到昆明过楚雄，最后路过大理从腾越出了国境。这一路上翻山越岭，穿府过县，速度较慢，因此马背上的生活也就丰富了他的见闻，使他的游记在云南一段添色不少。
众所周知，云南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地，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不但较西方文化相距甚远，就是和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内地相比，它的少数民族风貌也长期保持着独特的个性。盖洛途径云南各地，不但用一手的直观材料来把握各民族的面貌，而且还非常注重搜集民间故事与传说，以避免让人感觉到，这是浮光掠影的匆匆之旅。
应该承认，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但毕竟一路上略显匆忙，或者由于立场问题，在相关记载上难免留下错误。如他所说的彝族，这些人从来不跟汉人通婚，阶层划分为两个，“即黑骨头和白骨头。黑骨头是世袭的贵族，从不跟白骨头通婚。”（第160页）再如1874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马嘉理事件”，原本是英殖民者觊觎中国边疆刺探情报，进而造成双方冲突互有伤亡。盖洛当然不会指责自己的同伙，却因为清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妥协，说什么“那位可怜的英国人被人谋杀了。据说他是被邀来这里看水域时被‘民团’成员所杀。然而了解此事的人都相信，这是在中国政府的指示下的暗杀行为。”（第273页）从而把责任完全推给了中方。
三
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无论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还是强迫进行文化征服与吞并，不同民族与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始终存在。也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互相吸取、借鉴，并在互相参照中进一步发现自我。在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比较研究中，事实上，不应该过分强调自身文化的个性和差异性，否则就会在文化交流中堆积起一道屏障和壁垒，起到阻碍的反作用。从这个立场来看，翻译并推介诸如《扬子江上的中国人》等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诚然，在我们研读盖洛所述，会发现他在许多方面误解、误读了中国文化，甚至犯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其实，这是文化交流中的“通病”，不必对此而非难、排斥。文化交流中的误解和误读，本身不可避免，为此大可不必忧心忡忡，相反应该坚信文化交流所造成的误解是利大于弊。
仅就个人而言，那些比盖洛影响大得多的西方人，如较早的马可·波罗、利玛窦、莱布尼茨、黑格尔，到马克思、韦伯、德里达、福柯等，都一而再地误读了中国的人物、事件与文化。而就中国人来说，则从徐光启、林则徐、严复、康有为，到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在对西洋的认识上，也不知道闹出了多少误会，仅一个“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各方就争论了一个世纪。何况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来华旅行家、传教士。研读这些书，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的就是，一方面挖掘书中有价值的史料，同时具体地分析作者的中国观，扬弃作者的错误概念和史实，在跨文化交流中进行平等的对话。
乐黛云在她的自选集《跨文化之桥》中曾经断言，跨文化之间的交流，有两种不良的态度是必须否定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第一是对凡与己方文化不同的人，一概贬之以异端。主动一些的是必进行征服或同化，被动一些的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当年欧洲人占领美洲，对待印第安人，或者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华夷之辨”，都曾采取过这种态度。第二是承认其特有的价值，但只是作为珍稀的收藏，或者主流之外的点缀。这是以牺牲他者文化的发展，抽空文化的精髓为代价，从而进行复古式的伪崇拜。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曾批评过这两种倾向：“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赞赏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14－316页。）
盖洛的中国观显然超越了上面两种情况，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除了《扬子江上的美国人》这本书外，他还数次考察中国，写下了《中国长城》（1909）、《中国十八省府》（1911）和《中国五岳》（1926）等一系列着作。中国成为他魂牵梦绕的研究对象。这种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使他自觉地扮演着文化传播的保护者、收藏者、编纂者和鉴赏者。仅就盖洛为我们收集的历史材料看，他对中华文化的推崇，不仅仅是做了一项有益的工作，还有助于中国人重新审视和评价自觉的传统文化。而且，盖洛也热心于关注中国的发展和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如他在上海期间，对这个融汇了中西文化的大都市表达了由衷的赞美，并在目睹了清末民初中国的巨大变化后，对中国的未来流露出充分的信心。
当然，由于立场的局限和对他者文化的阐释误解，盖洛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评价，也不例外地有着时代和自身个性的鲜明特点。1903年，盖洛来华之时，正是风起云涌的义和团反洋教运动遭受失败，清政府和西方诸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盖洛曾是一位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传教士，他能切身感受到从中国官方到民间排外情绪的巨大落差，因此从他在字里行间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的评价来看，就能明显地感受到他的西洋文化优越感，和他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的乐观情绪。例如他对大上海的赞美，也是“因为这个海港城市尽管是在中国，但并不是真正的中国。”（第7页）
盖洛沿途都接受着基督教各派教会的款待，他在近距离详细考察之后，对基督教在华传教提出了三点批评意见。匪夷所思的是他认为传教士第一个错误就是没有雇佣更多的佣人，第二个错误是传教士没有携带和使用手枪等武器，第三个错误是不应该沉溺于自己的偏好之中。（第295－300页）似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只有诚挚的敬业和辛勤的奉献，是在拯救中国人迷惘的灵魂。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就很难理解——从他在沿途拍照的相片看，那些基督教汇文书院的高大楼房、宽敞的培训学校、以及形成鲜明对照的传教士居所，已经能很好地进行了反证——基督教的传教经费都花到哪里去了。盖洛一方面宣称传教士 每月只有20美元，穷得连顿丰盛可口的晚餐都吃不起，（第297页）但我们通过照片和相关文字来分析，这些在华传教士的生活无论如何也不算贫困。
而且，由于信仰的不同，盖洛对中国的佛教和道教，进行了不实事求是的抨击和揭露，在中国宗教和西方宗教之间，他狭隘的立场和偏见也暴露无遗。对此，我们可以清醒地说，尽管盖洛主观上是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但是由于这种文化交流中任何人都难以克服的误读阐释，使盖洛的文化中国论，形成了一对无法拆解的矛盾。而解决这种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赞赏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承认并且尊重一切文化体系。否则，拒绝他人的评价和诠释，闭目塞听，将自己封闭起来，最终只能走向文化孤立主义，其结局也是不言而喻的。
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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