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刘文强：晏子与孔子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孔子-刘文强：晏子与孔子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刘文强：晏子与孔子
晏子与孔子
(首发)
刘文强
台湾中山大学
提要:本篇旨在探讨春秋晚期两位重要人物晏子与孔子，而以二者之家世、身高与勇三项为讨论重点，从而论证二人外在看似有所差异，但是行事做风、功业成就却有着极为惊人的相似性。至于二者对于后世之影响，更可谓不分轩轾。由春秋时代演变至战国时代，二者在行事上、学说上、思想上都可谓是关键性的人物，其中变化的过程，值得更多且深入的探讨。
一、 前言
社会阶层流动的成功事例并非起自后世，至少自春秋时期便已出现，如春秋之初，郑庄公有祭仲，齐桓公有管仲，晋文公有士五人之外，另有阳处父等。此数人者，皆先世不明，出身低微，其后各有际遇，留名史册。春秋后期事例兹多，晏子、孔子则可谓最具代表性者。然上述人物除晏、孔外，或及身而亡，或如管仲虽有后裔，德不彰显，纵然也有一二子孙继世，终未能着书自立，留名后世。总而言之，既有令德于当世，为后世传颂；又有着述流传者，乃至开宗立派者，唯管子、晏子、孔子耳。再析而论之，《管子》一书，世多疑其出于稷下学者所集，多数篇章与管子本人无关。且春秋早期亦无学派可言，世虽传《管子》之书，其言行之述甚少，难认定其与管仲有何密切关係。相较之下，《晏子》一书，其成书虽有各种说法，就其中所载而观，多为晏子一生言行记录，可无疑义。至于《论语》书中所载孔子言行，更众所週知。唯历来少有将晏子与孔子二人相提并论者，盖《晏子》一书既不为学者所重，书中亦难免真伪杂揉，是以不受重视；至于《论语》一书，世所共知共信，二书在学者心目中的份量难以相提并论。故二书之传，命运不同，其重若此，其轻若彼，亦非无故。晏子与孔子二人世代相接，其家世背景又甚相同；二子之立身行事，又极类似；二人之政治上之功业，亦可谓难分轩轾。然世论孔子、《论语》之专书论文，汗牛充栋，连篇累牍；反之，论《晏子》其书其人，相较之下，可谓仅见。至于就晏、孔二人之比较，更未见费心。对此二位春秋学术开端时代极有影响力之人物而言，若不斟酌比较，殊为可惜。本人以为，晏子、孔子二人之异同及其对后世之影响，虽未获得足够的重视，但是在先秦学术源流与变迁上，仍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本人因就二人之家世、身高与勇等三项为题，略论二人之异同，以就教于学者云。
二、 家世
晏子与孔子二人相同的部分之一，就是双方的家世皆非至显至赫。或曰孔子之先曾经如何发达，但是到了孔子之父叔梁纥时，也不过位居大夫而已。至于孔子，更无庸论，说详下。晏子位阶或许稍高一些，也不过就是大夫，比孔子的出身未见高贵截然。[1]我们以时代为序，首先论述晏子，《史记‧管晏列传》：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 [2]
竟不及其先祖名号，《索隐》云：
名婴，平謚，仲字。父桓子，名弱也。
晏子之父桓子晏弱见于《左传 ‧宣公十四年》：
冬，公孙归父会齐侯于穀，见晏桓子，与之言鲁，乐。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怀于鲁矣。怀必贪，贪必谋人。谋人，人亦谋己。一国谋之，何以不亡？」[3]
观人论世，皆极中肯，显见其胸中素有所怀，日后事功非侥倖而致。除上引之外，晏桓子之重要事蹟见诸《左传》者如下：
《左传‧宣公十七年》：
齐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会。及敛盂，高固逃归。夏，会于断道，讨贰也。盟于卷楚，辞齐人。晋人执晏弱于野王，执蔡朝于原，执南郭偃于温。苗贲皇使，见晏桓子。归，言于晋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举言群臣不信，诸侯皆有贰志。齐君恐不得礼，故不出，而使四子来。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执吾使。』故高子及敛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绝君好，宁归死焉。』为是犯难而来。吾若善逆彼，以怀来者。吾又执之，以信齐沮，吾不既过矣乎﹖过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辞，而害来者，以惧诸侯，将焉用之﹖」晋人缓之，逸。[4]
《左传‧襄公二年》:
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召莱子。莱子不会，故晏弱城东阳以偪之。[5]
《左传‧襄公六年》:
十一月，齐侯灭莱，莱恃谋也。于郑子国之来聘也，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甲寅，堙之环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齐师大败之。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正舆子、王湫奔莒，莒人杀之。四月，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迁莱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6]
晏桓子卒于鲁襄公十七年，《左传》云：
齐晏桓子卒，晏婴麤缞斩，苴绖带，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曰：「唯卿为大夫。」[7]
晏桓子以上，莫明来历。上引《史记 ‧管晏列传》载晏婴为「莱之夷维人」，则其先莱人，至其父晏弱奔齐仕为大夫欤？然则晏氏于莱或有来历，一旦入齐，竟为寒门小家，终不得比国、高、崔、庆之豪门强宗，于鬯香草校书云：
春秋时齐晏氏为齐世民，婴父弱，謚桓子，桓子以上无闻焉。《管子‧大匡篇》有晏子，房玄龄注但谓「平仲之先」，不能实其人，其家世之微，亦可见矣。[8]
于氏的推论甚为中肯，唯家世之微而能奋起者多矣，非晏氏一家而已，如郑庄公时祭仲，齐桓公时管仲、甯戚，亦其类也。至于孔子，又何尝不然？《史记 ‧孔子世家》：
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纥死。---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9]
季氏飨士，孔子自以为能与会，却被阳虎毫不客气的赶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阳虎固然是小人，但是从他这句话之瞧不起孔子，不把孔子当「士」，当场把孔子驱离会场来看，正可反证孔子当时身分之低微。晏子虽然继承父荫，起家大夫，身分比起孔子要高，但是晏弱的出身仍是个谜。故晏、孔二家之出身皆可谓寒微，是二人相同之处：其不同者，那就是晏家世谱不得而详，而孔子的先人却是大有来头，〈世家〉云：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10]
孟僖子命孟懿子师事孔子，以及顺带提及的孔子先世一事又见《左传‧昭公七年》，唯文字略有一、二不同而已：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11]
即使孔子的先人曾经在宋国有过如此显赫的家世，但是避难到鲁国之后，家道中落，以致孔子出道时「贫且贱」，能够担任的工作，也不过是「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这种小吏贱职，称不上什么光宗耀祖的事业，甚且还要被势利鬼阳虎欺凌。但是可堪注意者，晏子固然家世不显，孔子虽曾有一段傲人先祖，但是其先祖对二人毫无庇荫之功.。倒是二者的父亲，都曾努力向上提升，至少也都位居大夫，不过对二人的助益仍有差异。晏子之父晏桓子战功显赫，受赐也多，及其死，晏子也已成人，踵嗣父业，继为大夫。比起孔子少贫且贱，只能出任贱职，又被势利鬼瞧不起来说，可谓一帆风顺。其中原因当然与叔梁纥早死有关，没有父荫，在任何时代都很辛苦，何况春秋当时？其实孔子之父叔梁纥也曾经力求表现，获致战功，深受当时鲁国大贵族孟献子讚叹，《左传 ‧襄公十年》：
晋荀偃、士丐请伐偪阳，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胜之不武，弗胜为笑。」固请。丙寅，围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辇重如役。偪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郰人纥抉之，以出门者。狄虒弥建大车之轮而蒙之以甲以为橹，左执之，右拔戟，以成一队。孟献子曰：「《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主人县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绝之。队则又县之。苏而复上者三，主人辞焉，乃退。带其断以徇于军三日。[12]
叔梁纥等数人力大英勇，战陈不惧的形象，受到鲁国大贵族孟献子的讚叹：「有力如虎」，其受孟氏肯定若此，是否因此而为孟献子荐为大夫？[13]还是他在此之前已为大夫？未敢断言。总之，叔梁纥位居大夫无疑。但孔子出生不久，叔梁纥便过世，故孔子不得父荫可知。上引〈世家〉文云：「孔子贫且贱」，《论语》中孔子自云：「吾少也贱」，皆其实事，历来也都不以为讳。其后孔子几经努力，先为中都宰，后为司空，相于夹谷，谦称从大夫之后。纵然如此，也不过就是大夫，与晏子的位阶无别。总而言之，晏子与孔子俱无显赫家世，二人之父亲各有功勋，俱居大夫之位。但比较之下，晏子可谓顺利，其父晏桓子战功既多，且在其成人之后，桓子始卒。故晏子虽无祖业，至少也有父荫，顺利继父位而为大夫。孔子则无此幸运，其父虽有战功，但不幸早卒，孔子时仍在幼少，不得继承父位，故其少时既贫且贱。唯孔子能奋发向上，终于以好学知礼而为大夫，终与晏子无别。由是观之，谓晏子与孔子二者为相同出身，相同身分之人，尚非过论也。
三、身高
在上节中，我们讨论了晏子和孔子的家世，认为二人俱家世不显，是其同者之一。虽父荫不同，但俱能扬名天下，是其同者之二。立身行事，显名当世，更为后人所敬，是其同者之三。但是二人又有什么相异之处呢？除了出仕顺逆有别之外，我们从文献资料中发现，晏子与孔子最可注意却少为人注意的差异，恐怕就在二人的身高。因为二人在身高上的差距，可谓天悬地别。通常天赋身材的差异，通常都会形成不同的观点或立场，这点容易理解。但是儘管有这么极端的差距，如果二人在某些观念上竟然呈现一致的看法，是否更值得我们注意？因此我们必须对比二人的身高，以为论述的依据。但是古尺与今尺单位长度不同，因此我们须将二人的身高由古代的计尺换算成现代的数字，就能够明了二人身高倒底有多少差距了。
为了讨论身高的问题，我们必须先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有关身高的几个常见且重要的数字，一个是七尺，一个是五尺，另外一个则是九尺。前两个数字又有相对应的年龄，可以做为判定身材高矮的参考标準；至于九尺，更有特殊的意义。我们首先看七尺，《周礼‧地官．乡大夫》：
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14]
《荀子‧劝学》：
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 [15]
《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篇》：
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16]
由以上的资料，可以知道春秋战国时代，七尺是长大成人的标準身高，通常长到这个身高时，大约也就是十六岁或以上。至于五尺则是童子的标準身高，《孟子 ‧滕文公上》：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17]
《荀子‧仲尼》:
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18]
《墨子‧旗帜》：
守城之法---死士为仓英之旗，竟士为雩旗，多卒为双兔之旗，五尺童子为童旗，女子为梯末之旗---。[19]
《墨子‧杂守》：
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为署吏，令给事官府若舍。 [20]
《晏子春秋．谏下‧景公藉重而狱多欲託晏子晏子谏第一》：
五尺童子，操寸之熛，天下不能足之以薪。[21]
《晏子春秋．外篇．景公饮酒命晏子去礼晏子谏第一》：
今齐国五尺之童子，力皆过婴又能胜君，然而不敢乱者，畏礼义也。[22]
《管子‧乘马》：
距国门以外，穷四竟之内，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为三日之功。[23]
《韩非子‧解老》：
故以詹子之察，苦心伤神，而后与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 [24]
《吕氏春秋‧孟春纪》：
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顺也。[25]
由上引资料可以知道，七尺是一个当时成人的标準身高，五尺则是童子的标準身高。七尺以上，如有八尺身材，便足以为得意，《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晏子之御感妻言篇》：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闚，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迺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去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26]
晏子之僕身长八尺，比起当时常人足足多出一尺，若是而意气扬扬，亦不足怪矣。幸而他的妻子深明大义，要求其夫以晏子为学习对象。此人终能去自抑损，而为晏子荐为大夫，可谓佳事一桩，能收入《晏子》书中，以为后世之训。
在上面所引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如果当时人身高八尺，便足以意气扬扬；若是九尺，人怜自怜，乃理所当然。若身高犹在九尺之上，其自豪的程度，又将若何？身材的高矮对一个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一个人的人生志业，生命取向，或是面对问题时应对的方式和态度？以上数点,尚就当事人自身而言，应有其自处之道。相对地，就一般人如我等而言，在看到高矮不同、面貌不一的人物时，会有怎样的第一眼印象？反之，别人对待我等，会不会也採用同样的标準或方式？我们当然不应以貌取人，以免一时不察，看不出对方的真本事；或一时不察，误信对方本事高强。但以貌取人，即使孔子都不能避免，他曾说出「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歉语。[27]通常一个人如果长得不够高、不够俊，实在很难让世俗有过多的期待。若是低于标準身高太多，如七尺不足，而为五尺，就更难免遭人先入为主的看低看扁。如果连孔子都不免如此，又怎能怪得了平常人呢？反之，若是当时有人身长九尺，乃至九尺以上，是否会得到时人更多的期待？以此而论，孔子的身高是否给他带来额外的好处呢？〈世家〉云：
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28]
按：春秋时一尺的长度约为现代 21公分，换算起来，孔子的身高为201.6公分。虽非世界第一，即以今日而言，依然可列长人之林。盖自上古至春秋时代，九尺六寸的身材，将足以跻身圣王之林，《孟子‧告子下》云：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29]
文王十尺，汤九尺，这两位都是名闻天下的圣王。曹交身高九尺四寸，比文王不足，比商汤有余。以此英姿，竟连当个肉食乘车大夫的机会都无，只能「食粟而已」。相对于那些七尺、六尺，乃至五尺之人，便可位居大夫，食肉乘车，毋怪其感慨万千也。至若孔子身高九尺六寸，时人异之，终得圣人之名，亦可谓名实相符也。反观晏子，他的身高究竟有多少，能否有曹交之歎呢？目前所见相关材料虽不一而足，但皆不足以令晏子兴曹交之歎，亦不足以令时人异之也。
曹交感慨其身长九尺四寸，竟不得为圣人，食粟而已。如此身长，犹有所憾，其不知足甚矣。盖不足九尺，身长八尺者，可以为晏子僕，而意气扬扬；若八尺不足为七尺者，虽常人，将无所自怜，亦无庸自卑。等而下之，为六尺者，其视七尺者将若何？再等而下之，六尺不足，长仅五尺者，视七尺者将奈何？视八尺者，将奈何？视九尺者，将奈何？视九尺六寸者，又将奈何？孔子身长九尺六寸，而晏子的身长呢？根据《晏子春秋》的记载，则晏子身高实不足当时成人七尺之标準，上引《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闚，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迺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去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30]
据此记载，晏子身高为「不满六尺」，而其御者身高则有八尺，意气扬扬。其后御者感妻言而自抑损，晏子荐以为大夫。此固佳事一椿，故传者录之以为训。唯文中所谓「不满六尺」，那最多就是五尺余了？而所谓五尺余，恐怕也只是为晏子保留颜面，不要说晏子身高如五尺，甚且还不满五尺？因为一旦身高只有五尺，那就是仅如童子的身材。一个贵族，如果身高只有五尺，在尚武好勇的春秋战国时代，不敢行暴虎、凭河、战陈等勇者应为之事，岂会受到时人重视？又有什么尊严可以自持？身高五尺尚且如此，万一连五尺都不到，那么就是连儿童都不如了。果真如此，岂不太有伤尊严？因为一般人心目中的伟人，必须高大魁梧，才有足够威望，领导服众。如果心目中的偶像身材如侏儒般矮小，会造成大众失望的心理，《史记 ‧孟尝君列传》：
孟尝君过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31]
这些活该的赵国人也太过分了，英雄不问出身低，何况身高低？何必以身材论英雄？不过话说回来，一般人的心理就是如此，身材矮小者，总让人觉得似不能承担重任；反之，身材高大的巨汉，便令人有更多的期待。「文王十尺，汤九尺」，都当上了圣王；孔子身高九尺六寸，「时人异之」，皆其显例。此种对身材高大者有着相当期待的心理，自古己然，那些赵人亦不过人同此心而已，又有何错？且孟尝君当日不受其父靖郭君重视，固然以其五月五日出生；但是他只有五尺的身高，难道不是因素之一吗？[32]因此，当未见孟尝君的庐山真面目时，常人的心目中的孟尝君应是如何高大魁梧，如是才足以符合圣人贤者的规格。可是一旦见到孟尝君的庐山真面目,心中的幻像顿时全灭。因为眼前的孟尝君是如此短小，连一般身长七尺之人都足以应付，怎可能成大功，立大业？怎可能承担贤能之名？身长五尺尚且有此不愉快的遭遇，若是五尺不足，又当如何？事实上，有关晏子的身高还有其它记载，而且更矮，连五尺都不到，这对这位春秋时代的名臣晏子而言，将情何以堪？以晏子的贤大夫的名声而言，难道还有会要故意毁谤他，故意製造一个不实的故事来破坏他的形象？还是他真的就是这么短小，传者述其实情而已？刘向《列女传‧贤明传第十二‧齐相御妻 》：
齐相晏子僕御之妻也，号曰命妇。晏子将出，命妇窥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洋洋，甚自得也。既归，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贱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长不满三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吾从门间观其志气，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长八尺，乃为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谢曰：「请自改何如？」妻曰：「是怀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长也。夫躬仁义，事明主，其名必扬矣。且吾闻宁荣于义而贱，不虚骄以贵。」于是其夫乃深自责，学道谦逊，常若不足。晏子怪而问其故，具以实对。于是晏子贤其能纳善自改，升诸景公，以为大夫，显其妻以为命妇。君子谓命妇知善。故贤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师傅朋友相与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当常嚮为其善也。[33]
《列女传》的记载基本上应与《晏子春秋》出自同源，但是在叙述晏子的身高上，却从「不满六尺」变成了「不满三尺」，整整差了一半。据上引资料，可知身高五尺仅是儿童的身高，一位五尺高的贵族，身材如此短小，已经够令人难堪；若是连五尺都不到，甚且不满三尺，会让人有什么观感？至于当时是否有三尺之人呢？《国语‧晋语四》：
僬侥不可使举，侏儒不可使援。[34]
韦注：
僬侥，长三尺，不能举动。侏儒，短者，不能抗援。[35]
春秋时代不但有三尺之人，还有特定的称呼，不能举动、不能抗援，都说明了矮小之人不会有多少力气。没有力气，怎能成为勇士？怎能暴虎、凭河、上战场杀敌立威？《列女传》载晏子身不满三尺是否过于夸张呢？是否不足採信呢？《晏子春秋．外篇第七景公饮酒命晏子去礼晏子谏第一》中有一条这样的记载：
今齐国五尺之童子，力皆过婴，又能胜君。然而不敢乱者，畏礼也。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36]
五尺童子力皆过婴，这句话若属实，那么晏子的身高三尺的记载便极可信。非但如此，五尺童子可以撂倒晏子，也可以摆平齐景公，那么晏子和齐景公真是宝一对了。我们回到晏子，如果晏子的身高真的连三尺都不到，试问他在面对一般身高七尺之人时，能够残存多少自尊心？七尺尚且如此，若是面对身高八尺的车夫时，晏子又将何以自处？再往上看，若是面对身高九尺六寸的巨人孔子时，晏子又会是什么想法？反之，当孔子看到身高仅五尺乃至仅有三尺的晏子时，会不会像日后的赵国人看到孟尝君时一般，大失所望？会不会像看澹台灭明一般，又看走眼？在《晏子》以及其它文献中，颇有晏、孔双方互看不顺眼互相诋毁的记录。除了政治立场这个因素之外，身高的差异，是否也是原因之一？另外，身材这么短小如晏子之人，还有多少能力或勇气对人凶悍狂暴？还会对人耍狠斗勇吗？反之，身材高大，膂力过人，就一定会以力凌人，好勇斗狠吗？晏子与孔子固然身材绝异，或许也都互看走眼，但是二人在观念行事上是否就必定截然不同，还是颇有相同之处呢？
四、勇
关于孔子勇的表现，主要见于夹谷之会，此事见于《左传‧定公十年》、《史记‧仲尼世家》、《孔子家语‧相鲁》等文献。[37]孔子之勇如此，晏子是否也和孔子一样能展其大勇呢？晏子在齐灵公时名位未显，虽然在言行上恭谨自守，也足以呈现其良臣之质，但终未有机会展现其勇的一面，《左传‧襄公十八年》:
冬十月，会于鲁济，寻湨梁之言，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夙沙卫曰：「不能战，莫如守险。」弗听。诸侯之士门焉，齐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既许之矣。若入，君必失国。子盍图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婴闻之，曰：「君固无勇，而又闻是，弗能久矣。」------齐侯驾，将走邮棠，太子与郭荣扣马，曰：「师速而疾，略也，将退矣，君何惧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轻，轻则失众，君必待之」。将犯之，太子抽剑断鞅，乃止。[38]
就算平阴之役，齐灵公畏惧怯战，晏子能说的也只有「君固无勇」，或许可以反证晏子不畏惧战陈之事，但不足以证明晏子的勇究竟到达多高的层次。直至齐庄公因色致祸，齐国政情突然险恶，众人或心存观望，或附逆崔、庆。晏子在此时刻，却意外地，或说是被迫必须表现出「勇」的一面，《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夏，五月，莒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齐。甲戌，飨诸北郭，崔子称疾，不视事。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自侧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弗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弒之。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皆死。[39]
崔杼背灵公之意而立庄公，趁废立之际，大权在握，本来便不把庄公看在眼里。其后与庄公发生利益上的冲突，他更毫不犹豫地更立新君。至于齐庄公更是愚而自用，以为养了一批勇士，便可为所欲为。伐伯主、淫人妻，其死固宜。庄公所养的勇士食其禄，忠其事，殉死亦宜。但是其他未受庄公尊宠，未因此得到好处的人，有什么必要站在崔、庆的对立面？至于能够乘机火中取栗者，更是倚权附势，自动地归顺到崔、庆一方。另外，还有少数的人，既不受宠，又不肯附逆，如晏子之辈，在废立之际，又遭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呢？《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卢蒲癸奔晋，王何奔莒。叔孙宣伯之在齐也，叔孙还纳其女于灵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歎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与大夫及莒子盟，大史书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40]
此事又见〈内篇‧杂上‧第五庄公不用晏子晏子致邑而退后有崔氏之祸第二〉:
晏子为庄公臣，言大用，每朝，赐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与爵。爵邑尽，退朝而乘，嘳然而歎，终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从数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于难；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无死矣。」崔杼果弒庄公，晏子立崔杼之门，从者曰：「死乎？」晏子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独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吾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祸始，吾不在也；祸终，吾不知也，吾何为死？且吾闻之：『以亡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为义者，不足以立功。』婴岂其婢子也哉？其缢而从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41]
能死未必勇，唯勇者有时以死明志。当庄公被弒，晏子被问到是否要为庄公死时，晏子的回答时：「独吾君乎？吾死也。」也就是说：庄公为一国之君，臣下必须殉死时，那么齐国该殉死的何止晏子一人而已？当晏子被问到是否要出奔时，晏子的回答是：「独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庄公之死又不是晏子一人之罪，若要出奔，齐国该出奔者何止晏子一人？当晏子被问到是否回家静待，晏子的回答是：「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 ?」晏子认为：国君死了，等于是国家亡了，又有什么家可回呢？当国君为社稷而死，则臣下自有义务同殉社稷；国君为了社稷之故出亡，臣下自有义务随君出亡。反之,若是国君为了逞一己之私欲，为人所弒或、所出，在此情况下，若不是国君私人的私暱之人，又有什么义务、有什么理由随国君而死、而奔呢？
时穷节乃见，在最危险最艰困的情况时，能否坚持一贯的信念，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最极端的考验。不能通过这种试验者，未必都是坏恶之人；但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必须牺牲自己的生命时，还能不惧不移，那才是真正勇者的表现。平常以勇力自许之人，是否比起一般人更能坚持？或者一般平常之士也会激于义愤，不惜身命，所谓「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者。但是慷慨赴义易，从容就死难。若论晏子当时，竟究是何种情况呢？是突然地激于义愤，因而慷慨赴义呢？还是从容赴死呢？从上引《左传》和《晏子春秋》的记载看来，书写得实在称得上保守，只能说二者都记载了事件的结果，但也都并未针对现场做真实的描写。反之，我们对照《晏子春秋》中的另一篇相关的记载，就会了解当时的场面是多么的凶险，因而才能凸显晏子是多么地临危不乱，充分地展现其勇者不惧的形象，〈内篇‧杂上‧第五崔庆劫齐将军大夫盟晏子不与第三〉：
崔杼既弒庄公而立景公，杼与庆封相之，劫诸将军大夫及显士庶人于太宫之坎上，令无得不盟者。为坛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环其内外，盟者皆脱剑而入，维晏子不肯，崔杼许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颈，剑承其心，令自盟曰：「不与崔、庆而与公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杀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棓血，仰天歎曰：「呜呼！崔子为无道，而弒其君。不与公室而与崔、庆者，受此不祥。」俛而饮血。崔子谓晏子曰：「子变子言，则齐国吾与子共之；子不变子言，戟既在脰，剑既在心，维子图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义也。崔子！子独不为夫《诗》乎？《诗》云：『莫莫葛虆，施于条枚。恺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婴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钩之，直兵推之，婴不革矣。」崔杼将杀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无道而杀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从而杀之，不可以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为大不仁，而为小仁，焉有中乎？」趋出，授绥而乘，其僕将驰，晏子抚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县于厨，婴命有繫矣。」按之成节而后去。《诗》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谓也。[42]
这一篇记载为《左传》所无，但仍属合理且可信的记录。毕竟这么惊险的场面，如果出于伪造，那么也太过逼真了。也幸而有这么一篇记录，使我们了解到，在崔杼大权在握、踌踷满志的那刻，强迫众人接受崔、庆为主的誓词，是多么轻而举的一件事。胆敢违背崔、庆的命令，不惜身命以求公义，是多么不容易的行止。试看当时场面，崔氏「以甲千列环其内外」，凡与盟者皆须「脱剑而入」，先解除私人的武装，以免他们临时起意，拔剑行刺；接着胁迫众人：「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颈，剑承其心」，让众人在暴力之前低头，被迫接受崔、庆的合法性。但是就算受盟，若被崔庆认为「言不疾，指不至血者」，也就是心不甘情不愿者，同样是戟剑相继，毫不留情。晏子不肯脱剑而入，崔杼以其名重齐国，特许。但即使晏子受崔氏如此看重，若敢不受盟，将大有丧崔杼威严，依然是戟拘其颈，剑承其心。仅管如此，在晏子之前已有七人因为不从合崔、庆要求，当场遭其下令处死。此七人固足以为义矣，不幸史未载其言辞耳。其他不附逆者，如上引《左传》中所载之齐太史兄弟不畏强御，从容赴死，与此七人可以相互辉映矣。但是晏子的表现比起此七人和太史们又如何呢？当晏子在那生死交关之际被要胁附逆，自盟以表态时：
戟拘其颈，剑承其心，令自盟曰:「不与崔、庆而与公者，受其不祥。」
晏子依然大义澟然，不屈不挠地：
奉棓血，仰天歎曰：「呜呼！崔子为无道，而弒其君。不与公室而与崔、庆者，受此不祥。」俛而饮血。
不在意崔、庆的权势，不畏惧死亡的威胁，义无反顾地说出他心内想说的誓辞。也许因为晏子深得人望，也许还有其它因素，崔杼并未立即处死晏子，反而再度威逼利诱：「子变子言，则齐国吾与子共之；子不变子言，戟既在脰，剑既在心，维子图之也。」在此生死关头，顺崔氏非但得生，又得利禄，试问有几人有勇气拒绝？但是晏子的回答是：
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义也。崔子！子独不为夫《诗》乎？《诗》云：「莫莫葛虆，施于条枚。恺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婴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钩之，直兵推之，婴不革矣。
晏子这段回覆崔杼的言辞，充分说明了晏子心目中勇为何物.若遭人以死相偪,就吓得丧失自己原来的志向,这不是勇者应为之事.此外,为了眼前短暂的利益 ,就要违背自己的忠诚,背叛原来的国君,这不是君子所应为之事。所以晏子回答崔杼「曲刃钩之，直兵推之，婴不革矣。」不因生命受到威胁，就苟且地顺从逆命；不因利益的诱惑，就背弃自己的信念。也许已有七人不从崔、庆而死，也许太史一家为据事实书而死，晏子在当日不是唯一生命威胁的一人，但他所展现的勇气，仍非常人所能及。在生死关头威逼利诱之下，最能检验一人的道德人格，其最足以为晏子对照者，李斯是也。晏子能通过最严格的考验，其至德大勇，可无疑矣。崔杼欲杀晏子，为人劝阻，盖以晏子名重齐国，对崔杼又无直接且严重的威胁，因而放过晏子。晏子逃过一劫，离开险境，他的御者想要加速逃离现场，晏子依然镇定如恆，表现出真正勇者不惧的典範：
其僕将驰，晏子抚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县于厨。婴命有繫矣。」按之成节而后去。
历经如此紧张惊险的场面，晏子依然不疾不徐，从容而行。因为「疾不必生，徐不必死。」看得开生死，看得透富贵，才能心平气和的观物应世。否则鹿跑得够快了，结果还不是被人类捕捉，成为桌上飧？「鹿生于野，命县于厨，婴命有繫矣。」知命有所繫，则心有定见，才能不屈于势，不回于利，做一个忠于自己信念的人。为苟全性命，便仓惶失措，策马狂奔，适足以让人看穿，亦不过苟且偷生之徒而已。
以上是晏子在面对生死关头所表现出的大勇，值得世人尊敬。但是这么惊险的场面毕竟不是天天都有，何况如此大勇只要展现一次也就够了，总不能要求晏子时时刻刻都如此吧。因此在一般的情况下，晏子对于勇的看法又是如何呢？在晏子所处的时空环境下，通天下皆好勇力之士，这时一个时代的风气。虽然，齐庄公以好勇不好德而亡，是否会给予继承者一个鲜明的教训？似又未然，因为在当时的风气之下，非但齐庄公好勇力之士，即使齐景公也未免于此，唯不若庄公之甚耳，〈内篇‧谏下‧景公登射思得勇力士与图国晏子谏第二十五〉：
景公登射，晏子修礼而侍，公曰：「选射之礼，寡人厌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与之图国。」晏子对曰：「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夫勇多则弒其君，力多则杀其长。然而不敢者，维礼之谓也。礼者，所以御民也；辔者，所以御马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晏未之闻也。」景公曰：「善。」迺饰射更席，以为上客，终日问礼。[43]
景公欲得天下勇士，与之图国，不想要从选射之礼中发掘勇力之士，也就是捨正途不为，而是找寻一些未经科班训练出身的勇力之人。或许这些人的勇力会较选射出身者为佳，但是晏子认为，若是重用这些只有勇力的倖进之徒，其可能好处远远不及其可能的危险。晏子认为勇力之士尤其须经过礼的训练，因为「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这些未受礼薰陶过的勇力之士，必目无君长。一旦不合其意，「勇多则弒其君，力多则杀其长。」本来想要这些勇力之士杀敌保国，反倒遭其侵凌杀害。至于那些受过礼薰陶的勇士，则必不为此弒逆之事。这个看法，与孔子训练子路时所持的态度有何不同？二人时地虽异，却殊途同归，可见其理同也。[44]
至于景公时最有名的三勇力之士，则在晏子的计谋之下同时自尽，即世传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内篇‧谏下‧景公养勇士三人无君臣之义晏子谏第二十四〉：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曰：「臣闻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烕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敌之人也，无长幼之礼。」因请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公孙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授挑而起。田开接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授挑而起。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而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公孙接、田开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皆反其桃，挈领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虽然，二子同桃而节，冶专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领而死。使者复曰：「已死矣。」公殓之以服，葬之以士礼焉。[45]
此条甚长，主要的内容在三勇士自述其勇虽为勇士，亦能识破晏子计谋虽知晏子计谋，竟不能逃死晏子虽不以勇称，但知谋过之，终为齐国除害。文中先述此三勇士恃宠而骄，看到晏子却不行礼，反倒是摆出不屑的态度：「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或许此三人是瞧不起晏子短小，不足以兴起敬意。此三勇士恃勇而骄的行径，正是晏子深不以为然之处。上述这段记载强调的重点是：勇士必须「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烕敌。」也就是说勇士必须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才可以禁暴威敌。否则凭其天生蛮力，作威作福，小则兴风作浪，横行不法；大则弒君杀长，谋逆叛乱。这个观点与上一条完全相同，强调若不遵此道而养勇士，这些勇士「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养了一堆目无长上的大爷，只会以勇力欺负自己人，不过是另一种骄兵悍将，对国家的祸害，曷可胜数？晏子非无勇者，也不是一味地排斥勇士。他只是认为勇士必须循之以礼，才能真正为国所用，而不至于造成祸害→庄公不明此理，而有弒逆之祸。景公若不引以为鑒，继续豢养有勇无礼的勇士，下场将与庄公何异？综合《晏子春秋》等文献记载，景公似遵用晏子劝谏，不养无礼勇士。终景公之世，虽无大成，亦无祸害。
五、结论
通常学者不会把晏子和孔子相提并论，却也不太注意二人活动的时代相同，活动的环境基本上也无二致，其所处的时代风气也无差别，所以二人在许多方面都有极其相同或相似之处。既然如此，那么二人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倒底有那些呢？是否也有一些截然不同的差别呢？经由以上的论述可知，晏子和孔子二人在家世出身上，都无门荫；其仕途全靠自身努力；都位居大夫，亦可谓无分轩轾。其立身行事，不卑不亢，终为名臣，也可谓相同。二人皆不尚血气之勇，都要求深思熟虑，成其大勇。至于晏子能以死明志，不屈不挠，尤为可敬。这些都是二人相同或相似之处，也都是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的地方。
但是何以两个身材如此极端差异，天赋勇力完全不同之人，却有者对勇相同的概念？晏子身材矮小，无勇可言。若他不主张血气之勇，让人容易理解。但他绝非无勇之人，他在崔杼弒君废立之际，以死生胁迫群臣顺从之时，能不卑不亢，展现其大勇的一面，亦可谓「刚亦不吐,柔亦不茹」。这种胆识，这种勇气，非常人所及。相对之下，孔子身材高大，在当时被目为有圣人之质，却并未走上时人所以为的勇者之途，反而自修自勉，不以暴虎凭河之勇为事，比起身材矮小的晏子来，是否更为难能可贵？孔子非但自我要求如此，他的学生纵有天生之勇力，孔子亦告之以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孔子能深思熟虑，因而成其大勇。虽未受过「直兵在心，钩兵在颈」这么惊险的生命威胁。但他于夹谷之会时所展现的大勇，亦非常人所能及，亦应不下于晏子。晏子和孔子这两个人身处相同的时代，面对相同的时代风气，拥用截然不同的天生条件，却走上了相同的一条路。更有甚者，他们二人的观念与当时流行的、或应该说是正统的观念完全不同。这是他们自创的新路，还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在他们的活动的时代里，开闢出一条不为时人所重，但却是为所应为之路？在他们之后，战国时代的学者，究竟是那些人物、那些学派真正以这二人的这种观念为圭臬，信奉不渝？他们二人所持「勇」的观念，是否仅传承于一般所认定他们所属的学派？还是对不同学派的人物，也都能看到同样的观念？他们二人所持勇的观念，对战国时代造成了什么影响？例如孔子为儒家开山始祖，他对勇所坚持的信念，是否一直为其后世儒者所遵循？孟子与荀子二家对勇的看法孰与孔子更为接近？又如晏子颇有学者以为与墨家关係密切，盖其书中曾有「墨子闻之曰」云云。晏子对勇所坚持的信念，是否为墨家学派所遵循？儒、墨二家之争，世所共知。但儒、墨二家是否也有相同之观念？这些问题，非本文目前可以解决，就有待进一步的追寻和探索了。
[1] 《晏子春秋》中有「晏子相齐」之语，或以晏子为齐卿相，斯不然矣。盖孔子亦尝相鲁，然其位终不过大夫，未得为卿。晏子相齐，例同孔子，非谓其为齐卿主齐政也。且齐国卿相除天子之二守高、国之外，与晏子同时者先有崔、庆，后有栾、高、陈，乃至鲍氏，地位皆在晏子之上。(《晏子春秋集释》台北：鼎文书局1977.3再版)
[2] 《史记会注考证》(台北：洪氏出版社1977.5五版)，页851。
[3] 《春秋左传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73年5月景印清嘉庆20年1815《重刊十三经注疏附校刊记》 )，页405。
[4]同上，页411—412。
[5]同上，页499。
[6]同上，页516—517。
[7] 同上，页575—576。
[8]于鬯《香草校书》(收在清代学术笔记丛刊第 66卷，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5)，页472。
[9] 同注1，页743—744。
[10] 同注1，页744--745。
[11] 同注3，页765--766。
[12] 同注3，页538。
[13] 《国语．晋语九》：赵简子曰：「鲁孟献子有斗臣五人，我无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国语》(台北；宏业书局，1980年9月《四部备要》排印清士礼居翻刻明道本 )，页488)孟献子好勇力之士，蓄勇力之士，盖无疑义。叔梁纥以勇力为其讚叹，孔子竟以好礼受孟釐子重视，斯亦可注意者。按：昭公七年孟釐子病不能相礼，归乃讲学之。此时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于昭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十四，身长九尺六寸，有天生之勇力，为时人所异，竟以知礼无勇称。孔子两代虽同有勇力，但最后的表现和评价如此两极。孟氏祖孙两代亦类孔氏，一好勇，一好礼，是本人以为值得注意者。
[14]《周礼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73年5月景印清嘉庆20年1815《重刊十三经注疏附校刊记》 )，页180。
[15]梁启雄《荀子注释》(台北：华联出版社 1968.5)，页8。
[16]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台北：世界书局 1975.3)，页1176。
[17]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台北：世界书局 1980.10)，页76
[18]同注15，页71。
[19]张纯一《墨子集解》(成都：成都古籍书店 1988.9)，页518
[20] 同上，页557。
[21] 同注1，页97。
[22] 同注1，页430。
[23]凌汝享《管子辑评》(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0.4)，页26。
[24]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台北：粹文堂1974.9)，页338。
[25]同注16，页82。
[26] 同注1，页359。
[27]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二十九岁，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之法，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同注2，页885)又《史记‧留侯世家》太史公曰：「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同上，页810)对于张良，史公自认看走了眼，与孔子同过。可见以貌取人，不是某个人的问题，乃天下之通例也。子羽貌寝又见《大戴记‧五帝德》、《孔子家语》、《韩非‧显学篇》等书，因为貌寝，以致孔子看走了眼，可见子羽在面貌上吃了大亏。反之，如果是面貌俊俏美丽者，则何往不利？若再加上有勇力，在当时更是备受宠爱，叔向之弟叔虎为晋国大贵族栾盈所宠便是其一例，见《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28]同注2，页745。
[29]同注17，页174。
[30] 同注1，页359。
[31]同注2，页950。
[32]春秋战国时代立后的取捨标準亦可堪注意，《庄子．盗跖》：孔子曰：「丘闻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少长贵贱见而皆说之，此上德也。」这段话虽是战国中晚期人的看法，也许不是那么认真，但是其中所反映的想法，难道会特别与众不同？还是人同此心？当时立后身高长相为取拾标準的事例多矣，且以春秋末期的智宣子立后为例，《国语．晋语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佷。」对曰：「宵之佷在面，瑶之佷在心。心佷败国，面佷不害。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彊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看来智宵又是一个以貌取人之下的牺牲者，也看得出时人在立后时身材高大，容貌美丽者，是多么地佔便宜。对比之下，智瑶的死对头赵简子之立就更难能可贵了，《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未至，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郑人俘酅魁垒，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死。将门，知伯谓赵孟：「入之！」对曰：「主在此。」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页500恶而无勇，比起智瑶这多材多艺的美男子来算什么男子汉？但是最后的结局是赵简子获胜，智瑶的头被砍下来当酒器，此足以为殷鑒乎？
[33] ﹝汉﹞刘向撰，﹝清﹞梁端校注，《列女传校注》（台北市：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页43。
[34]同注13，页386。
[35] 同上，页388。
[36] 同注1，页430。
[37] 其相关问题，本人曾有论述，〈论左传中的勇士〉(第五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7.11.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以及〈典範的省思与移转---宋襄公泓之战别论〉(第二届两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 2007.11.中坜:国立中央大学)，敬请参考，不在此赘述。
[38] 同注3，页577—578。
[39]同注3，页618—619。
[40] 同注3，页619。
[41] 同注1，页295—296。
[42] 同注1，页298—299。崔杼不杀晏子，岂以晏子在齐国实在有得民心？(外篇第八庄公图莒国人扰怠以晏子在乃止第十五庄公阖门而图莒，国人以为有乱也，皆操长兵而立于闾。公召睢休相而问曰：「寡人阖门而图莒，国人以为有乱，皆操长兵而立于衢闾，奈何？」脽休相对曰:「诚无乱而国以为有，则仁人不存。请令于国，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诺。」以令于国：「孰谓国有乱者？晏子在焉。」然后皆散兵而归。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务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为也，所以见于前信于后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万民之心。(同上，页516)
[43] 同注1，页170—171又见《说苑‧脩文篇》(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91.9，页561)
[44] 相关的记载,又见(〈内篇‧问上‧景公问圣王其行若何晏子对以衰氏而讽第五〉:景公外傲诸侯，内轻百姓，好勇力，崇乐以从啫欲，诸侯不说，百姓不亲，公患之，问于晏子曰：「古之圣王，其行若何？」晏子对曰：「其行公正而无邪，故谗人不得入。不阿党，不私色，故群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敛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国之地，不耗小国之民，故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众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众彊，故天下不欲其彊。」(同注1，页180)以及〈内篇．问下．景公问国如何则谓安晏子对以内安政外归义第八 :地博不兼小,兵彊不劫弱条，同注1，页253〉
[45] 同注1，页164—135。
本文是提交“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纪念谭朴森先生逝世两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6月13日-14日）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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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刘文强：晏子与孔子0474晏子与孔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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