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汪少华:再论“松柏后凋”与“孔子不问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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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汪少华:再论“松柏后凋”与“孔子不问马”


再论“松柏后凋”与“孔子不问马”
(首发)
汪少华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乡党》:“廄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王叔岷先生认为“不”“后”同义:
“后”犹“不”也。“后”盖与“不”同义,“后凋”犹言“不凋”耳。[1]
“伤人乎?不问马。”犹言“伤人乎?后问马。”圣人仁民爱物之心,表达无遗。 [2]
王先生的新解可喜可爱。假如读者接受了“不”“后”同义、“后”“不”同义之说[3],那么就会“发现”焕然一新的《论语》和孔子。例如:生命不息此志不懈,何如以死继之?所以“死而后已”(《泰伯》)当读为“死而不已”;庄敬自持前提下该争的要争,群众基础上结党也有必要,因而孔子主张“君子矜而后争,群而后党”,而非“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无疑是愚民便专制,读解为“民可使由之,后可使知之”,则显示圣人循序渐进,仁民启智;“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阳货》),其实孔子还是见了阳货的,只是“后见”而已,下文不是说“遇诸涂”么——不一而足。
显然,这可爱的新解不可信,因为违背了训诂的基本原则——语言的社会性原则[4]。
众所周知,语言具有社会性,语言为全社会所共有。词的意义是被社会所制约着的,语言符号中的形式和意义的结合完全由社会“约定俗成”,正如《荀子·正名》所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可见某一语音形式与某一意义结合起来表示某一特定的现实现象以后,它对使用的人来说就有强制性。如果不经过重新约定而擅自变更,就必然会受到社会的拒绝[5]。语言的任何一个“零件”必须为整个社会所了解、所公用、所遵循,否则语言就完不成其作为交际工具的任务。这一特性体现在语词上,就是它的每个含义与用法一定是“无独有偶”的,即不但“在这裏”这样讲、这样用,在别的地方也应如此[6]。因而即使“后”“不”同义只限于“松柏之后凋”、“不”“后”同义只限于“不问马”似乎也说得通,但是这很可能只是注释人自己的意思,而不是古人的原意[7],甚至是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所批评的:“此强经以就我,而究非经之本义也。”
时间副词“后”与“先”相对,表示时间上的滞后或迟缓,行为动作终将完成或结果终将出现;否定副词“不”则表示行为动作没有完成或结果没有出现。这两个词出现在敍事中,表达相反的结果或情态,岂能等而同之?
其实,王先生所“申论‘不’‘后’同义之证”,即使成立也不能证明《论语》“不”“后”同义,何况没有一条能成立,以下逐一商榷:
一、《庄子·德充符》篇载鲁哀公传国于哀骀它,哀骀它“闷然而后应,氾若而辞。”(今本“若而”二字误倒。)《田子方》篇载文王以臧丈人为太师,臧丈人“昧然而不应,泛言而辞。”两文末二句文义全同。“后应”犹“不应”也。
按:《田子方》“昧然而不应”的确是没有答应,下文“朝令而夜遁,终身无闻”可证。《德充符》“闷然而后应,氾若而辞”下文是:“寡人丑乎,卒授之国。无几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无与乐是国也。是何人者也?”“闷然而后应”,成玄英疏:“闷然而应之也。”王先谦《庄子集解》:“闷然不合于其意而后应焉。”虽然无意承应、漫不经心、似有所辞,“答应得很不痛快”[8],毕竟短暂就任。释“后应”为“不应”,则与下文“卒授之国”扞格矛盾。
二、《史记·项羽本纪》:“项王已死,楚地皆降,独鲁不下。”荀悦《汉纪》三 “不”作“后”,“后”与“不”同义。
按:请对比各自原文:荀悦《汉纪》三[9]:“羽亦被十余创,乃自刭而死。楚地悉平,独鲁后降。初,怀王封羽为鲁公,故以鲁为号,葬羽于穀城山下。汉王为之发哀,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姓刘氏。”《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身亦被十余创……乃自刎而死 ……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穀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同一件事,《汉纪》仅记述“独鲁后降”这一结果,《史记》则详述由“独鲁不下”到“鲁父兄乃降”、“鲁最后下”的过程。《汉纪》“独鲁后降”对应的是《史记》“鲁父兄乃降”、“鲁最后下” ,而不是“独鲁不下”。假如“后”与“不”同义,《汉纪》“独鲁后降”等于“独鲁不降”,岂不是与事实完全相反?
三、《战国策·赵策》:“鲁仲连曰:‘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弱,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两“后”字盖并与“不”同义。非先后之“后”。齐不往周,不至周,故周怒而赴于齐以责之也。
按:逾时迟到称爲“后至”,《左传·文公七年》:“秋八月,齐侯、宋公、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晋赵盾盟于扈,晋侯立故也。公后至,故不书所会。凡会诸侯,不书所会,后也。后至,不书其国,辟不敏也。”孔疏:“诸国皆在,公独后至。” 所以《春秋》不记载与会的国家。《史记·周本纪》:“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对逾时迟到者一律处以斩刑,这是“出征后至罪”[10]。又如《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韩非子·十过》:“昔者,楚灵王为申之会,宋太子后至,执而囚之,狎徐君,拘齐庆封。”再看《战国策·赵策》,“往”是前往、去,“至”是到达。“齐后往”表达的是:齐不愿前往而不能不去,所以要逾时滞后前往。未按时到并非终究不到,齐尚未到达,周怒而赴于齐,责其“后至”。视爲“齐不往”则排除了齐晚到的可能。《史记》记载与《战国策》相同,也作“后往”、“后至”,可见这是“先后”之“后”。《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穰苴既辞,与庄贾约曰:‘旦日日中会于军门。’……日中而贾不至……夕时,庄贾乃至。穰苴……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对曰:‘当斩。”……于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不至”与“后至”划然有别。“日中而贾不至”若释为“日中而贾后至”,那就把庄贾到达的时间从“夕时”提前到了“日中”。这是排他性的例证,“后”与“不”同义说则提供不了排他性例证。
四、晋陆机《拟古》诗:“嘉树生朝阳,凝霜封其条,执信守时信,岁寒终不凋。 ”《弘明集》七释慧通《驳顾道士夷夏论》:“松柏岁寒之不凋。”《刘子·大质篇》:“寒岭之松,处于积冰,终岁而枝叶不凋。”诸言“ 不凋”,正《论语》“后凋”之义也。《庄子·让王篇》:“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今本“大”误“天”。又见《吕氏春秋·慎人篇》、《淮南子·俶真篇》、《风俗通·穷通篇》。)所谓 “茂”,亦即“不凋”矣。
按:诚如所言,陆机、慧通、刘子所说“不凋”、庄子引孔子所说的“茂”,表达的是《论语》“后凋”的意思。但从这裏是不能得出“后”“不”同义的结论的。看到 “AX”和“BX”指称同一对象,就认为A和B同义,这往往要犯错误。例如《世说新语·德行》:“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蚤白,简文曰:‘ 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晋书·顾悦之传》作“松柏之姿,经霜犹茂;蒲柳常质,望秋先零”。这一异文很典型,但要因此把表示“更加”的“弥”等同于表示“尚且”的“犹”,或者因“望秋而落”、“望秋先零”同意而释“而 ”为“先”,那都是错误的。同一事理或现象,人们表述的方式不同,所用的词语不同,这是很常见的。慧通、刘子说“松柏不凋” 是一种表述,庄子引孔子说“松柏之茂”是一种表述,孔子说“松柏后凋”更是一种表述。削孔子之足而适后人之履,是毫无道理的。同理,不可因为孔子说“后凋”就要把他人的“不凋”释为“后凋”。
之所以坚持“后凋”就是不凋,其前提是认为松柏任何时候也不凋,说“后凋”就“仍是凋也 ”,所以不对。但这有主观、偏执之嫌[11]。“凋”指凋零,草木枯落,包括枯萎和落叶。松叶扁平綫形或针形,并非不落[12],不必翻《辞海》才知道“松”为“常绿或落叶乔木”[13]。古人似乎比我们聪明通达,早已指出“后凋”用词微妙处。有代表性的如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语 云‘松柏后凋’,松柏未尝不凋,特岁寒时不凋,凋时后众木耳。《记》云‘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14],柯不改是也,叶未尝不易也。松、竹皆于霜雪之际不凋,至春秋则换叶。《记》杂汉儒之言,与圣人之言迥然不同。”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三:“问:不言‘不凋’而云‘后凋’,何也?曰:松柏几曽不凋?却是新叶生时,旧叶始落,人都不觉,故云‘后凋’,圣人下字如此斟酌。”[15]可见“后凋”不可释为“不凋”,否则可能厚诬孔子。
综上所述,所谓“古籍中‘不’‘后’二字往往同义”之说,当属一虑偶疏,不能成立。
至于孔子何以“不问马”,我以为程树德《论语集释》[16]解释最为恰切:“不问者,世人多重财产,圣人独否,故弟子特记之。若贵人贱畜,庸夫俗子皆知之,何必圣人?” [17]故尝试申说如下:
现代人常常把马视作普通的动物。例如张松辉、周晓露《从“不问马”看道家万物平等观与儒家人类中心观》[18]:
孔子关心的是人,而不是动物。……他所爱护的对象主要限于人类本身。后来不少人接受了这种爱人而不爱物的思想,比如《吕氏春秋·爱类》就明确讲:“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吕氏春秋》吸收了先秦各家思想,他的这一论述符合孔子的仁爱主张。……为什么要以人为中心呢?儒家回答:因为人最高贵。
“孔子关心的是人,而不是动物”,这话无疑正确,但只说对了一半。马不是普通的动物或牲畜[19],它不仅位居上古祭祀“六牲”之首——依次是马、牛、羊、豕、犬、鸡[20],而且“马是国之大用,特立牧师、圉人,使别掌之”[21],据孙诒让考证:“马尤为大牲,不以供膳羞,惟大司马丧祭奉之,明其不常用也 ”[22]。“六牲”除去马,称为“五牲”。《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序五牲之先后贵贱。”杜、卢注并云:“五牲,牛羊豕犬鸡。”祭祀或飨宴时牛、羊、豕三牲齐备谓之太牢,只有羊、豕没有牛称为少牢[23],所以《礼记·王制》规定:“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马的珍贵程度,则超过了牛。 考古发现表明[24]:“在商代晚期,马一般发现在墓葬和祭坑中,却很少发现在灰坑中,而同样是作为祭品的狗、牛、绵羊、猪和鸡等,却大量发现在垃圾堆(灰坑)中。这一方面说明马的作用不在于提供肉食,另一方面也证明马是珍贵的动物。”[25]马的珍贵在于其作用,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指出:“商周时期用于行路、狩猎和作战的车一般是用马牵引的。因此在先秦文献中经常车、马连言[26],说到马就意味着有车,说到车也就包括着马。例如《论语·雍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乘肥马,即乘肥壮之马所拉的车。”[27]。又如孔子说:“夫无衔勒而用棰策,马必伤,车必败。”(《孔子家语·执辔》)。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归纳道 [28]:“一般行车以二马为常,《孟子·尽心篇》所谓‘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所谓‘乘马两车’ ,均可为证。有大事则除负轭的二马外,可再加上挽靷的两骖,一般有车人家,可能只有二马,在有事时,方向人借用二骖。”
牛羊豕鸡,不过是百姓畜养的财物。一旦做大夫,就可餵养驾车的四马[29]。许进雄有专文论述《马,贵族才养得起》[30]。马的价格非常高,极端的例子有“马之平贾万也”、“百金之马”[31]。《礼记·曲礼下》:“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问大夫之富,曰: ‘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车马数目,是衡量士之富裕的指标。许倬云《西周史》总结道[32]:“车马在西周,除了实用意义外,还有礼仪的意义。一个贵族能使用的车马数量及其装饰,都按等级而增减。一国一家能动员的兵车数字,反映的不仅是兵力强弱,也说明其掌握资源的大小。”先秦文献所见驾车常用四马,所以用“驷”为单位计数车马。《论语·颜渊》“驷不及舌”:话一说出来,四匹马拉的车也追不上。一车及其相应的四马为一乘[33],孔子所说“千乘之国”(《学而》)“百乘之家”(《公冶长》),孟子所说“万乘之国”“千乘之家”“百乘之家”(《梁惠王上》),是用拥有兵车数量来表示地域大小。赵岐注:“万乘,兵车万乘,谓天子也。千乘,兵车千乘,谓诸侯也。百乘之家,谓大国之卿,食采邑有兵车百乘之赋者也。”马和战车的数量成为一国经济、军事实力的代名词。《礼记· 坊记》:“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用制度规定诸侯国不能超过千乘、卿大夫家不能超过百乘。《孟子·万章上》: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赵岐注:“非仁义之道者,虽以天下之禄加之,不一顾而觎也。千驷,四千匹也。虽多不一眄视也。”“马千驷”与“天下”相提并论,不是极富就是极贵。车马成爲财富的标誌。
再看《论语》内证:公西赤到齐国去,“乘肥马,衣轻裘”(《雍也》),乘肥壮之马拉的车,这是富裕的表现;《礼记·坊记》规定父母在世时向人馈赠礼物不可馈赠车马(“父母在,馈献不及车马”),因为车马是“家物之重者” (郑玄注)。而孔子接受朋友馈赠时,即使是车马这样贵重的礼物,也不拜:“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乡党》);“重义轻财”(邢昺疏)、豪爽的子路,不惜车马与朋友共享:“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公冶长》);《公冶长》:“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有马十乘,也自是个巨室有力量人家,谁肯弃而违之?文子却脱然掉了去。”[34]与财产的极其富有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道德的极度贫乏:“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季氏》)
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其中孔子称讚“好学”的是颜回。颜回死后,孔子极度悲痛(“哭之恸”),大呼:“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然而当颜回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卖了好替颜回做棺外的椁时,孔子拒绝了。因为在车成为等级制度一部分之后,“该乘车而不乘也是为礼制和社会舆论所不允许的” [35],“从大夫之后”的身份不得步行:“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试想,孔子家的马廄 [36]焚烧之后,马若是烧死或受伤,乘车就没有牵引的马,“其何以行之哉”?“不可徒行”者势必不得不“徒行”。在这种后果极可能出现的情况下,孔子仅只关心“伤人”了吗——马廄裏无非马夫、下人,而不理会贵重的马。若是先问人、后问马,“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纪述?”[37]而“不问马”,恰恰彻底表现了孔子对财的轻视[38],对人的仁爱。
王先生解释扬雄《太僕箴》“廄焚问人,仲尼深丑”:“‘深丑’犹言‘深耻’。似谓孔子但问伤人,而不问马,乃深可耻之事。”徵引《太僕箴》为証与武亿相同,而解释有异。武亿《经读考异》:“若依《箴》言问人为丑,则不徒问人矣。……是‘不’宜作一读,‘问马’又作一读,依文推义,尤于圣人仁民爱物义得两尽。”[39]看来武亿是理解为“仲尼深丑廄焚问人”。问题是:按照武亿所赞同的读作“伤人乎不?问马”,问人第一问马第二,孔子怎麽会深以“问人”爲耻呢?按照王先生说,似乎扬雄深以孔子但问伤人而不问马爲耻,“深丑”的对象是孔子,就把“仲尼深丑”变成“深丑仲尼”,有曲解之嫌。“廄焚问人,仲尼深丑”的意思,应是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劄记》所解释的[40]:“若以扬子箴辞言之,则正谓仲尼之问人者,深以廄焚伤人为丑耳。武氏误解以问人为丑,失之远矣。”上引《太僕箴》“廄焚问人,仲尼深丑”,据我所知见于南宋吴棫《韵补》卷三“皁”字下 [41],显然不同于扬雄文的大部分引用者或编选者: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五十四、唐徐坚《初学记》卷十二[42]、唐人编《古文苑》[43]卷十五、明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44]引《太僕箴》并作:“仲尼厚丑。”[45]《佩文韵府》卷五十五之五因此有“厚丑”而无“深丑”条目。《古文苑》宋章樵注:“丑,类也。问人而不问马,所以重其类也。”“丑”训为“类”符合扬雄用词之例,扬雄《太玄·从》“ 朋从尔丑”、《玄掜》“遵天之丑”、《玄掜》“五行该丑”、《锐》“锐于丑”范望并注:“丑,类也。”“深”“厚”可能是同义替换,虽然何时替换、何以替换有待考证,但“厚丑”的版本依据和训诂理据比较充分。总之,扬雄《太僕箴》“廄焚问人,仲尼厚丑”正如章樵所注,是孔子不问马之証。



[1]《古书虚字广义》卷三“后”,中华书局2007年,137—138页。
[2]《〈论语〉“伤人乎不问马”新解》,《慕庐论学集》(一)199—203页,中华书局2007年。原刊《南洋商报》1972年1月1日40版。
[3]“李敖在凤凰台的节目裏说,‘不问马’是‘后问马’。”(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201页)
[4]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指出:“说‘不’是‘后’的意思,则没有训诂依据。”(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201页)
[5]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6]许嘉璐《中学课本文言文注释商榷(续)——简论注释学的研究》,《未辍集——许嘉璐古代汉语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526—527页。
[7]王力《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年。
[8]陆永品《庄子通释》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9]《两汉纪》36页,中华书局2002年。
[10]胡留元、冯桌慧《夏商西周法制史》379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
[11]可相提并论的例子是认为“秋菊无自落者”而将《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之“落”释为“始”。
[12]古诗词描述松落叶之例如:“扫庭松叶带酥烧”(唐罗隐《雪》),“扫石松针落”(元吴皋《过茶盐铺》),“松叶堕阶风露凉”(元张庸《题松溪小隠图》),“尚记松针满地秋”(明郑善夫《懐金山文殊用前人韵》)。
[13]《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观赏松柏类”条目指出:“多数常绿,少数落叶。”
[14]引者按:《礼记·礼器》:“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
[15]王氏所引竹添光鸿《论语会笺》“‘后雕’只作‘不雕’讲,‘后’字活看”一句,是拾清人陆陇其牙慧。陆氏《四书讲义困勉录》卷十二下文云:“松柏至春后易叶,虽物理如此,然此乃断章取义,不必拘。”
[16]中华书局1990年,715页。
[17]《史记·滑稽列传》:楚庄王爱马死,使群臣丧之,欲以棺椁大夫礼葬之。在优孟的讽谏下,庄王意识到“贱人而贵马”是大错。可见“贵人而贱马”必非少数人的思想。
[18]《〈论语〉〈孟子〉疑义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19]《礼记·檀弓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是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王先生说“孔子于死马、死狗尚爱恋如此”,还是视作一般牲畜。
[20]《周礼·天官·膳夫》“六牲”郑玄注:“六牲,马牛羊豕犬鸡也。”
[21]《诗经·小雅·无羊》孔疏。
[22]《周礼正义》236—237页,中华书局1987年。
[23]《公羊传·桓公八年》何休注:“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羊豕曰少牢。”
[24]陈星灿《也谈家马的起源及其他》,《考古随笔》53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25]马的驯化和早期使用,可参考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及其介绍的李旻《浅述旧大陆马的驯化和早期使用》(《青年考古学家》1999年第 11期)等论文。
[26]引者按:《礼记·玉藻》“大夫不得造车马”,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二列为“因此而及彼例”:“因车而及马,非谓造车兼造马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4页)
[27]160页,北京出版社2002年。
[28]许倬云《求古编》207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
[29]《礼记·大学》:“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郑玄注:“畜马乘,谓以士初试为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丧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鸡豚、牛羊,民之所畜养以为财利者也。 ”
[30]《古事杂谈》,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
[31]分别见《管子·揆度》《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32]三联书店2001年280页。
[33]《仪礼·聘礼》郑玄注、《孟子·万章上》赵岐注:“乘,四马也。”《左传·僖公二年》杜预注:“四马曰乘。”
[34]《朱子语类》卷二十九。
[35]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165页,北京出版社2002年。
[36]《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作“国廄”,《礼记·杂记》:“廄焚。孔子拜乡人为火来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吊之道也。”郑玄注:“拜之者,为其来吊己。”翟灏《四书考异·条考十二》驳《孔子家语》:“若国廄,则人皆以国事急公,来者必不仅子之乡人,即有子之乡人,亦非专来吊子,而子顾私拜其一乡耶?”程树德《论语集释》:“据《杂记》及此章“退朝” 之文为家廄。然公廄则《春秋》宜书,今不书,知当为孔子之家廄。”
[37]唐李涪《刋误》卷下《廄焚》。
[38]至此则不难理解王弼注之所以然:“不问马者,矫时重马者也。”
[39]《清经解》卷七三三,上海书店1988年缩印本第4册第900页。
[40]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283页。
[41]韵书、字书如江永《古韵标準》卷二、《康熙字典》 “皁”字下沿袭。
[42]中华书局2004年,309页。
[43]四部丛刊影印铁琴铜剑楼宋刊本。
[44]《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24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清光绪五年彭懋谦信述堂刊本。
[45]沿袭相同的有:明贺复徵编《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四十四、明梅鼎祚编《西汉文纪》卷二十一、明郑朴编《扬子云集》卷六、明王志庆编《古俪府》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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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22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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