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方建军：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考古-方建军：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方建军：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
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
方建军
天津音乐学院
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在距1994年清理的M2中字型大墓仅20余米，发现一处未被盗扰的祭祀遗迹——“乐器坑”，出有秦子镈3件，编钟8件，编磬10件，铜虎3件（附于镈），以及钟、镈钩和钟、磬架残迹等[1]。最近，王辉先生将秦子镈的铭文公诸于世[2]，为有关研究提供了条件。
2008年春，我带领研究生房堃和侯川同学，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和礼县博物馆，考察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两处遗址出土的秦国乐器，承当地考古学者白坚、贾建威和王刚等先生热情帮助，我们对出土乐器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测音。本文仅对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试加讨论，不妥之处，恳予指正。
3件秦子镈的形制和纹饰相同，大小有别（图版8、9）。镈的体制为椭方形，两栾中部外鼓。舞中央有一圆孔，体两侧和中部有四个对称的棱脊，由连体而透空的蟠龙组成。舞饰变形夔纹，体饰夔龙纹，体上、下各有一组双弦纹，中间夹以阴线三角云纹和菱形短枚，组成两条围带。鼓部素面。最大的一件镈，鼓部略靠右侧有铭文六行，自右至左竖排，共28字（含重文2），依原行款写下：
秦子作宝和
钟，以其三镈，
厥音
考古-方建军：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
考古-方建军：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
考古-方建军：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
考古-方建军：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雍）。秦
子畯（峻）
考古-方建军：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命）在位，
眉寿万年无
疆。
“秦子作宝和钟”，表明器主即秦子。“秦”字省臼，但字的下半有三“禾”，而不是常见的双“禾”，是其特色。镈的自名多称“钟”，如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秦公镈，传出礼县大堡子山，鼓部铭文为“秦公作铸囗囗钟”[3]。又如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武公镈，其自名为“和钟”[4]。
“以其三镈”，“以其”即“及其”。“三镈”即指出土的3件编镈，这是迄今所见自名为镈的最早一例[5]。以上下文意揆之，首句的“宝和钟”，似指同出的8件编钟。这句话的意思是：秦子作了一套编钟及3件编镈。
“厥音
考古-方建军：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
考古-方建军：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雍雍”，秦武公镈铭文作“霝音
考古-方建军：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
考古-方建军：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雍雍”，都是形容编镈声音的优美动听。“雍”前一字，学者对其右旁声符颇有歧义[6]，今从郭沫若[7]和饶宗颐[8]先生释为“央”。
“秦子峻命在位”，“峻命”意为接受王命。“峻命在位”，也见于秦武公镈铭文，表明秦子此时已是在位的秦国国君。
“眉寿万年无疆”，金文习用祈福语。秦武公镈铭文为“大寿万年……眉寿无疆”。
同组另两件镈无铭文，当系省略做法。与秦子镈同出的其它乐器，虽然也无铭文，但同属秦子所作似乎不成问题。
秦子镈的形制和纹饰，最适合与秦武公镈比较。二者的组合均为3件，中、侧四个棱脊皆由连体的蟠龙组成，形制和纹饰基本相同。秦子镈伴出的S形镈钩，形制也同于秦武公镈钩，惟秦子镈附有三个铜虎，其用途尚待研究。秦子镈的铭文，与秦武公镈同为5字一行，字体风格与秦武公镈十分相似。因此，从整体看来，秦子镈的时代当与秦武公镈比较接近。上海博物馆所藏秦公镈，日本美秀（MIHO）博物馆收藏一件传出大堡子山的无铭文镈[9]，均属秦子镈一类的型式，它们的年代应是不相上下的。
秦子镈的形制纹饰，还可与陕西关中地区发现的西周晚期编镈加以比较。如清代出土于陕西扶风任家村的克镈[10]，1985年陕西眉县杨家村与逨钟同出的3件编镈[11]，与秦子镈一样，都是器形既大且重，体呈椭方形，只是秦子镈的两栾更加外鼓，扩大了共鸣腔的腹部。克镈和杨家村镈同样有四个棱脊，克镈的棱脊为连体龙形，杨家村镈的棱脊为爬虎形，以克镈棱脊更近于秦子镈。周秦编镈形制、纹饰和组合的相同或相近，表明秦国编镈当承自周制。
这种具四个棱脊的编镈，并非秦地所独有，春秋时期中原地区也有所见，如2002年河南叶县旧县春秋晚期前段许灵公（公元前591—547年在位）墓（M4）出土有编镈4件[12]，皆为四个棱脊，无篆间和枚，但内壁结构发生变化，口内有磨锉调音痕迹，组合也由原来的3件而增至4件。许灵公墓内，同出有无棱脊但具有篆间和枚的编镈4件，看来，在春秋晚期之时，有棱脊的镈仍然在使用，后来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北宋时得于今陕西的秦公镈[13]，在原有四棱脊镈的基础上，形制发生了一些改变，主要是出现了篆间和三横排乳钉状短枚，显示出时代较晚的形制特点，惟四个棱脊依然如故。这件秦公镈铭文的“十有二公”，历来即有争论，据陈昭容先生统计，作器者有秦德公、成公、穆公、共公、桓公、景公和哀公七说[14]。今从许灵公墓镈的时代看，宋代着录的这件秦公镈，其年代不能估计过早，应晚于目前所知的秦子镈和秦武公镈，而应与许灵公镈的时代大体相当，这恐怕只有秦景公之时（公元前576—公元前536年在位）比较合适。
大堡子山M2和M3两座中字型大墓，出有秦公和秦子器若干，但均因猖狂盗掘而流散各地，给判断这两座大墓的主人及其关系带来了很大困难。起初人们对大堡子山秦公墓的时代估计过早，后来发现一些晚出的因素，但仍有秦襄公、文公、静公、宪公和出子五说。
秦子所作铜器，除学者已熟知的秦子戈、矛外，在日本美秀博物馆还藏有传出大堡子山的秦子钟4件[15]，学者均认为与秦子镈同系一人所作。关于秦子，目前有襄公、静公和出子三说，秦子究竟是谁，除了文献记载之外，还应参照与秦子镈同出钟磬的时代特点来加以推求。
与秦子镈同出的编钟为甬钟，形制、纹饰和组合均同于西周晚期编钟，如舞饰卷云纹，篆间饰斜角双头兽纹，鼓饰顾夔纹，从第三件起右侧鼓增饰小鸟纹作为第二基音标志，钟内壁有数目不等的隧等，都为西周晚期编钟所习见。日本美秀博物馆所藏的秦子钟，形制和纹饰也属西周晚期旧有。由此可见，秦子所作编钟与编镈一样，基本上都是固守西周晚期的传统，并且至少到秦武公时还是如此。与西周晚期相比，春秋早期的秦国钟镈，似乎缺少明显的时代性特点。
但是，如果将目光投向编磬，便会产生一些新的认识。与秦子镈同出的编磬，形制与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的编磬差异较大，如陕西扶风周原召陈乙区遗址[16]，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晚期井叔墓[17]，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18]，河南三门峡虢墓[19]，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墓[20]等，所出编磬都是底边平直或基本平直，而大堡子山编磬的底边则是明显的拱弧。这种底边拱弧的编磬，应在春秋早期以后兴起，如山东长清仙人台M6春秋早期晚段邿墓[21]，山西侯马上马村M13春秋中晚期晋墓[22]，河南洛阳中州大渠春秋晚期墓葬等[23]，所出编磬的底边都是拱弧形。
再看大堡子山编磬，它不仅底边呈拱弧形，而且股、鼓上边也微有凹弧，已经形成股、鼓上角向上翘起的态势。与大堡子山编磬最为接近的实例，是陕西凤翔南指挥秦公一号大墓的出土品，编磬的股、鼓上边和底边弧度加大，显得更为夸张和突出。另外，大堡子山编磬的股、鼓下角大多圆化，不如秦公一号大墓编磬的股、鼓下角角度明显。据秦公一号大墓编磬铭文，墓的主人是秦景公，时代已属春秋晚期之初[24]。这种股、鼓、底三边皆弧的编磬，目前仅见于秦国，表现出秦国编磬的新发展，以及显着的地方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由此估计，大堡子山编磬的时代不会很早，但也不能晚至秦景公之时，而应在春秋早期晚段。
大堡子山M2尚有5件编磬，出于盗洞之中[25]。我曾对原器做过观察，从编磬的石色有黑、白两种看，原来至少应有两套。M2编磬的底边也为拱弧，股、鼓上边有微小弧度，但尚未形成股、鼓上角的明显上翘，时代应比“乐器坑”所出编磬要稍早一些。
据上所述，秦子镈的时代应与同出编磬一样，属于春秋早期晚段。前面说过，秦子镈与秦武公镈的形制、纹饰和铭文字体均较接近，其时代亦应接近。秦武公活动的时期正处于春秋早期晚段，这与本文对编磬时代的判断是一致的。
从秦的世系看，只有出子（公元前703—公元前697年）距秦武公年代最近，仅早于秦武公6年时间。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出子生五岁立，立六年卒。”系为三父等人所“贼杀”。根据秦子镈及同出编磬的时代，只有出子最为可能是秦子。王辉先生在论述秦子戈、矛时，推断秦子就是出子[26]。澳门珍秦斋收藏有一件秦子姬簋盖，李学勤先生认为其铭文的“秦子姬”是秦子与其夫人，秦子乃静公[27]；董珊先生认为“秦子姬”是秦子与其母“鲁姬子”，秦子即出子[28]。本文对大堡子山秦子镈时代的推定，可以支持出子说。秦子镈铭文言之的“秦子峻命在位”，秦子姬簋盖铭文所说的“秦子之光，卲（昭）于囗四方”，与出子的身份是吻合的。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宁（宪）公生十岁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秦始皇本纪》后所附《秦记》说宪公、出子皆“葬衙”。文献所谓“西山”或“西垂”，当即礼县大堡子山一带。梁云先生考证“葬衙”就是大堡子山墓葬区，这里应葬有宪公和出子两代秦君[29]。杨惠福和侯红伟先生更明确指出，大堡子山M2的墓主人应为出子[30]。无论如何，大堡子山“乐器坑”秦子镈等乐器的发现，对于判断M2和M3的时代和墓主人，都提供了新的重要依据。
注释：
[1] 早期秦文化考古联合课题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
[2] 王辉：《寻找秦人之前的秦人——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为中心的考古调查发掘记》，《中国文化遗产》 2008年第2期。
[3] 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藏秦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2002年第9期。
[4] 卢连成、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镈》，《文物》1978年第11期。
[5] 方建军：《两周铜镈综论》，《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
[6] 陈双新：《两周青铜乐器铭辞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7—129页。
[7]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3页。
[8] 饶宗颐：《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第16页。
[9] 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藏秦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2002年第9期。
[10] 陈邦怀：《克镈简介》，《文物》1972年第6期。
[11] 刘怀君：《眉县出土一批窖藏青铜乐器》，《文博》1987年第2期。
[12] 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等：《河南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9期。
[13] 吕大临、赵九成：《考古图·续考古图·考古图释文》，中华书局，1987年，第134—135页。
[14] 陈昭容：《秦公簋的时代问题》，载康世荣：《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
[15] 祝中熹、李永平：《遥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青铜器》，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彩图14。
[16] 罗西章：《周原出土的西周石磬》，《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6期。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8]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
[1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
[2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7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
[21] 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周代墓地》，《考古》1998年第9期。
[22]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考古》1963年第5期。
[2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兴修中州大渠工程中发现珍贵文物》，《文物》1960年第4期。
[24] 方建军：《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25] 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
[26] 王辉：《关于秦子戈、矛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
[27] 李学勤：《论秦子簋盖及其意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
[28] 董珊：《秦子姬簋盖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
[29] 梁云：《早期秦文化及相关问题探讨》，南开大学博士后科研工作报告，2005年。
[30] 杨惠福、侯红伟：《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主之管见》，《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
（原载《交响》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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