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董珊：越王差徐戈考
越王差徐戈考
董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内容提要〗本文考证了珍秦斋藏越王差徐戈铭文，认为戈铭记载了越王初无余迁都姑苏之事，可以补正《竹书纪年》的有关记载。又系统介绍了差徐戈的形制、纹饰和工艺方面的特点，认为差徐戈代表了越国铜器铸造、装饰工艺发展的一个高度。
〖关键词〗越王戈、姑苏、《竹书纪年》、纹饰、铸造、战国、铭文
珍秦斋收藏的越王差徐戈是近年发现最重要的一件越国文物（图一）。此戈不独制作精美，纹饰奢华，并且铸有34字铭文。这里先来谈铭文的释读。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
图一
一、铭文通读
戈胡两面各铸两行铭文，读序从左至右，两面连读（图二）。根据我的理解，可释写为：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
图二
戉（越）邦之先王未得居乍（胥 -苏）金（阴），
就（由）差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徐）之为王，司（始）得
居乍（胥-苏）金（阴）。差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徐）以铸其元
甬（用）戈，以攸（修）□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边）土。
首先来说明一下释文中“未”、“乍 ”、“司”、“攸”这几个字的考释。
戈铭“未”字形前所未见，可以跟一般的“未”字以及1989年河南淅川县和尚岭2号楚墓出土的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子受编钟铭文中“昧爽”之“昧”字声旁相比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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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2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
1、利簋（《集成》04131）；2、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子受编钟；3、差徐戈
在古文字形体中，若有两重向上的对称斜笔“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在演变时常常会把下一重斜笔改造为“口”形，或者把“口”形反改造为斜笔，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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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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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5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
1、姜林母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簋（《集成》03571）[2]；2、伯多父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盨（04419）；3、颂簋（04338）；4、颂簋，（04335）；5、秦公镈（00267）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子受编钟“昧”字所从“未”旁也经历了上述演变，然后又在“口”形中趁隙加短横。由于“昧爽”是个见于古书（《书·牧誓》、《武成》、《礼记·内则》、《荀子·哀公》等篇）和铜器铭文（小盂鼎，《集成》02839；免簋，《集成》4240）的时分名称，由字形演变的解释加之以文例的限制，可确证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子受编钟铭文的这个字形是“ 昧”字的一种特殊写法。
同理，差徐戈铭文的“未”字是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子受编钟“昧”字偏旁“未” 形中间短横拉长的写法。但戈铭“未”缺少上半部分的中竖，这可能是当时所习惯的一种简省写法。
在铭文中两见的“乍”字形只有两笔，跟古文字中“乍”的一种简省写法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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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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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差徐戈；3、4，攻吴王夫差剑079、086“乍”字，见《吴越文字汇编》136页365号“乍”字下；5、6、“怍”、“诈”，见曾侯乙方鉴缶（《集成》10000）
春秋晚期吴越文字的“乍”可以写成 “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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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
解释了字形的问题，根据我的断句，铭文大意还是比较容易了解的。铭文是说：越邦之先王不曾（未尝）居“乍金”这个地方，由“差徐”为王之世，开始能居于“乍金”，“差徐”因此铸造了这件元用戈，以修边疆。铭文“未得居”与“司（始）得居”互相照应，“司”应读为“始”（请参看《古字通假会典》392-394页“治与祠”、“诒与嗣”、“怡与嗣”、“台与嗣”等条下），[3]可见“未”、“司”二字释读均不误。“得”是个语气助词，词义比较虚，或可译为今语“能”。戈铭“就”古书常训为“至”、“到”、“逮至”，其后都要求处所地点之类的词作宾语，与差徐戈铭文有所不合。“就”可读为“由”，《吕氏春秋·下贤》“就就乎其不肯（肯）自是”高诱注：“就就，读如由与之由” 。[4] “由……始……”是古汉语常见的结构：
郑伯由是始恶于王。（《左传》庄公二十一年）
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赵文子始也。（《礼记·郊特牲》）
故梁楚之欢，由宋就始。（《新序卷四·杂事第四》“梁有大夫宋就者”章）
“差徐之为王”句的“之”是个结构助词，其作用是使主谓结构成为一个名词性词组，[5]做介词“就（由）”的介词宾语，介词结构“就差徐之为王”，充当“（差徐）司（始）得居乍金”的时间状语成分。古汉语中以“之为”结构做时间状语的句子很多，例如《左传》昭公七年先叙前事“楚子之为令尹也，为王旌以田。”下文又讲到“及即位……”等后来的事，可与戈铭“差徐之为王”相比较。
古书凡讲君王“居”某地，“居”的后面常是国都名称。例如《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从[6]先王居，作帝诰。”又“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详记历代秦君的居、葬地点，所居地都是所徙都名。可见，“居”的意义，有时与“迁”或“徙”相同。
根据上述分析，“乍金”是越国都之名，“差徐”是越王名。此戈当定名为“越王差徐戈”，铭文记载了越王差徐迁都乍金之事。铭文最后一句“差徐以铸其元用戈，以修□边土”是承上文“始居乍金”而言，为了纪念徙都之事，越王差徐铸造了这件戈，幷用这件戈治理边疆。意思是永远保守邦土。
二、差徐与乍金的考订
我们先来看“差徐”相当于哪一位越王。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句践卒，子王鼫与立。王鼫与卒，子王不寿立。王不寿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无彊立。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在“子王之侯立”下引竹书《纪年》云（此据各版本校正，非中华书局排印版）：
翳三十三年迁于吴，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诸咎弒其君翳，十月粤杀诸咎。粤滑，吴人立孚错枝为君。明年，大夫寺区定粤乱，立初无余之。十二年，寺区弟思弒其君莽安，次无颛立。无颛八年薨，是为菼蠋卯。
接下来司马贞说：
故《庄子》云“越人三弒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舆”。乐资云“ 号曰无颛”。盖无颛后乃次无强也，则王之侯即初无余之也。[7]
我认为越王“差徐”乃是《纪年》所见名“初无余”的越王。先来说一下各版本《史记索隐》所见这位越王名字的异同。
今中华书局排印本《史记》之《索隐》引古本《纪年》作“无余之”，[8]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引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卷四一页五一：“《存真》作初无余之，《辑校》作无余之。宋耿秉本、黄善夫本、元彭寅翁本皆有初字。”南宋罗泌《路史·后记》十三下罗苹注引《纪年》作“孚错枝一年，其大夫寺区定乱，立初无余。”今本《竹书纪年》同《路史》注。
今据珍秦斋戈铭越王名“差徐”以校定各版本异同，可知宋耿秉本、黄善夫本、元彭寅翁本《史记》、《路史·后记》等作“初无余”不误。[9]“徐”、“余”音通自然不必多说。按上古音声类“ 初”、“差”都属正齿音初纽，但韵部方面，“初”是鱼部字，“差”是歌部字。据古书及古文字材料所见，“差”声之字常常与鱼部字相通。在《望山楚简》一书的注释中，曾比较集中地举过这方面的例子，总结起来，计有：
1、古书中当“病愈（愈）”讲的“瘥”字，在楚简中常常写作“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从“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声，[10]在秦简《日书》中或写作“酢”；
2、《国语·鲁语上》“宣公夏滥于泗渊”章“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玉篇·木部》引此云：“槎，斫也，亦与查同。”“查”本是“樝”字的异体字，本写作从木、且声，作左右结构，隶变或作“查”。[11]
3、《玉篇·鱼部》又以鲊、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谓“咸也。从卤、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省声。河内谓之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沛人言若虘。”
6、马王堆1号汉墓遣策 110号“助酒”及169号“沮酒”，皆当读为《周礼·天官·酒正》“盎齐 ”《释文》所提到的“白醝酒”。
7、《说文》“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沛国县。从邑、虘声。”小徐本加“今酇县”三字，《史记·萧相国世家》“封为酂侯”《集解》 “其属沛郡者音嵯。”[12]
除了上述7例，还可以补充1例：
8、西周金文在话语开始时常见的“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字，杨树达读为《书》、《诗》常见的叹词“嗟” ，所举语音证据为《尔雅·释诂下》：“嗟、咨，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也”郭注：“今河北人曰‘嗟叹’。音兔罝。”并释《书·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之“徂兹”为“嗟兹”、又以《诗·郑风·褰裳》“狂童之狂也且”句之“且”为叹词“嗟”置于句尾的用法。[13]
由此可见，“差徐”可与“初无余” 古音相对。至于“无”字也是鱼部字，应该是次要音节，在急读时可省略不记。[14]据《纪年》，“初无余”立十二年被杀，又称“莽安”。根据杨宽考订，越王翳元年至三十六年，当在公元前四一〇至前三七五年；初无余元年至十二年，在公元前三七二至前三六一年。[15]由此看来，差徐戈的年代属战国中期早段。
既然可确定“差徐”是初无余，那么戈铭所见越国国都名“乍金”应该是什么地点呢？
先秦时代，各诸侯国随领土的扩张伸缩，国都常有迁徙，而旧都在一段时间内不废，从而形成多都制。综合史料中的记载来看，越在勾践之前，都会稽山南故越城，[16]勾践灭吴之前，徙治会稽山阴勾践小城，灭吴之后，越曾徙都琅琊，[17]又曾迁于吴。
结合越王差徐（初无余）的年代来看，需要注意越迁于吴的史料。越徙吴的年代，古书有三种记载，互不相同。有关史料除了上引《史记索隐》引《纪年》“ 翳三十三年迁于吴”之外，还有两条：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勾践小城，山阴城也。……而灭吴，徙治姑胥台。”
《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自勾践至于亲，其历八主，皆称霸，积年二百二十四年，亲众皆失，而去琅琊，徙于吴矣。”
这里需要解释《越绝书》“勾践小城 ”条所记“姑胥台”与“吴”的关系。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十五：“姑苏山，一名姑胥，一名姑余。连横山之北，古台在其上。”《越绝书·越绝外传吴地传第三》：“阖闾之时，大霸，筑吴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又记“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台，旦食于〈纽〉（组）[18]山，昼游于胥母。”《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阖闾出入游卧，秋冬治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苏之台，旦食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山，昼游苏台。”唐陆广微《吴地记》：“阖闾十一年，起台于姑苏山，因山为名，西南去国三十五里，夫差复高而饰之，越伐吴，焚之。”（佚文，见《吴郡志》、《艺文类聚》卷六二引）从上述记载来看，姑胥山又称“胥山”，“胥（苏）”是“姑胥”一词的中心成分。[19]后来称姑苏、苏州[20]，“苏”、“胥”相通假。史籍记载吴君在阖闾以上都梅里，至吴阖闾始城阖闾城与城外姑苏台，以之为都。因为吴国故都姑苏，所以《越绝外传记地传》“勾践小城”条所记的“而灭吴，徙治姑胥台”，也就是记越都迁至故吴都姑苏。
根据上述文献背景，我猜想差徐戈所见的越都地名“乍金”当读为“苏阴”，指姑苏山之北的都邑。从古音关系来看，“乍”是崇纽铎部字，“苏”、“胥” 是心纽鱼部字，声为齿头音与正齿音旁纽，韵为鱼、铎二部阴、入对转，三字古音皆相近。我们知道，谐“乍”声之字与 “昔”声之字常常音近可通（参看《古字通假会典》903-905页“乍字声系”下），《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献侯名“籍”，《索隐》引《世本》及谯周《史记》皆作“苏”，近年发现的晋侯稣钟即晋献侯籍所作。这可以作为“乍”、“苏”与“胥”相通的旁证。“金”与 “阴”都是侵部字，战国文字“阴”字常常写作“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从阜、“金”声，[2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的《用曰》篇有一句话是“淦则或淦，昜则或昜”，张光裕先生已经指出此句应该读作“阴则或阴，阳则或阳”。虽然大家对这句话的解释仍有分歧，但“淦”读为“阴”是可以肯定的。[22]由此可见，“乍金”之读为“苏（胥）阴”，在语音层面上可以成立。
从地理位置上看，姑苏山南临太湖，山北即山阴正对今苏州西的阖闾城即故姑苏城。所以，差徐戈铭的越都名“乍金”指的是吴故都姑苏。阖闾城又称“吴越城”，应该缘于此地曾先后做为吴、越都城。
三、两点讨论
首先说差徐戈铭与《纪年》在徙都时间上的参差。
根据我们对戈铭的考订，越王“差徐 ”即初无余徙都“乍金”即苏阴，这与《纪年》所说越王翳三十三年徙吴不同。
因为差徐戈很清楚地说明“越邦之先王未得居乍金”，那么越王翳之徙于吴，应该是营建姑苏之都，而并未实际居此治政。所以我们推测历史事实是这样的：在越王翳三十三年营建姑苏之吴都之后，因为“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诸咎弒其君翳，十月粤杀诸咎。”所以“粤滑”，“滑 ”应该读为“抇”或“汩”，训为“乱”，吴人趁机立孚错枝为君。可见越王翳未能居苏阴之都，是因为营都不久就发生了诸咎之乱。诸咎作乱的第二年，大夫寺区平定越国之乱，立初无余即差徐为王。差徐戈铭“就差徐之为王始得居乍金” 是明说作为越都的“苏阴”，正式开始启用是在差徐之世。这样看来，差徐戈的记载与文献正好可以相接无碍。所以说，越王差徐戈的发现与考释，既可以与《纪年》所记相发明，也可纠正《纪年》记载史实的不严密。
至于《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勾践小城”条称“而灭吴，徙治姑胥台。”很容易被理解为越王勾践徙治姑胥台，《国语·吴语》记载勾践伐吴，“败太子友于姑熊夷”之后，又“入其郛，焚其姑苏”，《史记·越世家》也称“烧姑苏台”。若在勾践之世焚台之后又营建徙治，不合情理。所以这最可能是误记。
又《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记越王亲“去琅琊，徙于吴”，已经是越国晚期，这时的越国势力衰微，又退守于吴，或合于情理。
其次谈越君的世系。《庄子·让王》、《吕氏春秋·贵生》都说“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23]所谓的“三世”，根据《纪年》的记载，被杀的三位越君是越王翳（不扬）——诸咎——初无余（莽安），因此，只有在初无余是诸咎之子的情况下，这三位越君才能算作三世。而吴人趁越乱所立的“孚错枝”是吴人君，不是越人君，不计在内。初无余被杀之后的越君是“王之侯”即“王子搜”（又称“无颛”），“搜”、“侯”字音相通。《史记·越世家》所云：“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无彊立。”这可能是因为仅录父子相传的世系，所以跳过了诸咎、初无余这旁出的两代。由此可见，因王之侯也是越王翳之子，则“王子搜”之名号中的“王子”是身份，王子搜在初无余世正可称“王子”。
四、形制、纹饰与工艺
珍秦斋藏越王差徐戈出土时断裂为数段，断痕计有：戈援两处，戈胡两处、戈内中部、后部各1处，内下缘小齿突亦断。所幸每块都在，后经良工修复。今从修复后的情况看，其修复无误，完全可信。这里先谈基本形制（图三）。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
图三
此戈作长援宽胡式，内上无刃。前锋尖锐，呈长三角形，上下援线呈两条基本平行的直线，戈援中脊隆起一条从前锋直抵戈栏的脊线。戈锋、援上缘、下缘以及戈胡侧均开窄刃，刃线明显，戈援断面呈略作四菱形的八边形。中胡较宽，胡下缘平直无刃而有纹饰，下缘角作直角。戈栏侧设四穿，其中一圆形小穿位于援本处，胡近栏处有三个相距很近的窄长方形穿孔，穿孔制作极为规整。侧栏、戈内厚度仅为戈体之厚的三分之一，由于戈体厚，侧栏以及戈内薄，自然在戈体与栏、内相交处形成栏线。无上栏齿，但援本处上缘与栏线相接处设一小块翼状突起，高出戈援表面。有下栏齿，侧栏下缘角钝圆。戈内略呈长方形，其后缘上角为直角，下角钝圆，下缘角下设一小斜齿突。戈内上设一窄长方形穿孔，规整一如胡上之三穿。若以戈内之宽度为基准，则内、胡、援长三者之比略为：3：3：7。
此戈的纹饰繁复，不得不与形制分开介绍。根据装饰部位，该戈纹饰可以分为：1、正反两面，2、侧立面两个角度来说。
首先是以栏线为界，戈内两面、戈侧栏两面、戈翼两面均有纹饰。
戈内两面是主要装饰部位（图四），其纹饰可分为三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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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1 图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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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内穿孔上下镶嵌绿松石纹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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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内后缘透雕纹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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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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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栏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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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越王差徐戈的奇特之处在于，在锋刃之外的狭窄侧立面上，也有纹饰（图七，1、2、3）。这些纹饰从戈胡下缘开始，经下栏齿底面，转到侧栏之侧面，折接戈内下缘，绕过内下缘的齿突，再接戈内上缘，一直到戈翼上面；同时，栏线的两个侧立面上，也同样都有尾部分枝的“S”状纹饰。仔细观察，这些“S”状纹饰的形态可细分为好几种。各部位的“S”状纹的单位个数以及形态统计如下表：
部位
S纹单位个数
戈胡下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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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内下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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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线的两个侧立面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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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越王鼫与当战国最早期，据杨宽考订为公元前四六三至前四五八年，与初无余（372-361）中间相隔四代四君（不寿、朱句、翳、诸咎），将近100年。东京藏越王者旨于赐戈的工艺已经很好，我们将它与差徐戈相比较来看，差徐戈因为后出，更加转精，精湛程度超越了100年前其先君时代制品，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结语
本文从铭文、形制、纹饰、工艺等方面讨论了珍秦斋藏越王差徐戈的年代、器主、事件以及工艺成就。结论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越王差徐戈铭文记载了越国徙都“乍金”之事，“差徐”是越王初无余，“乍金”是吴国故都姑苏。
2、戈铭记载可以发明并纠正《纪年》等书中有关越王翳三十三年徙吴的记载。同时我认为越王差徐（初无余）是诸咎之子，越王翳之孙，初无余之后的越王王之侯是越王翳的儿子。
3、差徐戈形制规整，并饰以多种手段的三维立体装饰，其主要功能是礼器。
4、差徐戈比东京藏越王者旨于赐戈晚100年，两戈的形制、工艺类似，但差徐戈后出转精，反映了战国越地工匠铸造技术的发展高度。
2008-1-18于长春
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4期，24-39页
[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春秋楚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3期114—115、119—130页。曹桂岑：《河南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楚墓发掘记》，《文物天地》1992年6期10—12页。张光裕、曹锦炎：《东周鸟篆文字编》315页，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0·东周4》图版九四，图版说明35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46— 105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
[2] 拓本不清晰，此据《金文编》1243号字头下摹本。
[3] 施谢捷先生告诉我，战国古玺有格言玺文“慎终如司”、“慎终若司”、“慎司”，“司”字都读为“始”。
[4] 按：“由与”即“犹豫”。《孟子 ·万章下》“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
[5] 王力：《“之”、“其”构成的名词性词组》，《语言研究》1984年第2期，收入《王力语言学论文集》487-497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
[6] 此乃“徙”之误字，参看注17。
[7] 此处所谓“王之侯即初无余之”不正确。王之侯乃是无颛，这里暂存《史记索隐》旧文。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卷四十五第八页引徐文镜《竹书纪年统笺》云无颛即王子搜。又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1页表引洪颐煊说“侯、搜声近而是一人、则王之侯亦即无颛，而非初无余之”，按洪颐煊着《校本竹书纪年》二卷，尽为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所征引，但从《竹书纪年集证》未检得洪颐煊此说。
[8] 中华书局本此无“初”字，根据是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及《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按王国维此二书在近代研究《纪年》诸书中影响很大，但其治《纪年》，材料基本根据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却说“余惧后世复有陈逢衡辈为是纷纷也”（《疏证序》）。实际上王国维此二书在材料方面疏漏较多，远不及陈书丰赡有用。
[9] 疑《索隐》引《纪年》本作“明年，大夫寺区定粤乱，立初=无=余=（初无余。初无余）之十二年，寺区弟忠弒其君莽安，次无颛立。”“之”字本是个结构助词，可有可无，但因为“之”字引起断句错误，越王“初无余”的名字就成了“初无余之”。
[10]参看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62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
[11] 《太平御览》卷九六六引《庄子》：“三王五帝之礼义法度，譬犹樝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适于口。”今本《庄子·天运》“樝”作“柤”。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页94—95考释[五O]，页104—105补正三。
[13]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卷一“县妃簋跋”（2页）、卷二“全盂鼎跋”（41-42页），中华书局，1997年。
[14] 吴、越铜器人名常作三、四个字，音节数比古书记载的人名字数多。可参看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七章“古代汉语的音节类型”104—11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章炳麟最早提出“一字重音说”，有些古音学家认为，上古汉语文字和音节的关系可能不都是一一对应的，一个字可能记录连续的几个音节，几个连续音节也可能分别记为几个字。这种情况常见于古代南方民族语言与汉字的对音关系上。根据这种看法，“初无余”的“无”是一个次要音节，所以可弱化并省略，记为“差（初）徐（余）”二字。
[15]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6]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千有余岁至勾践，勾践徙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别封削焉。勾践伐吴，霸关东，徙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史记正义》引《越绝记》云“无余都，会稽山南故越城是也。” 秦余望山即会稽山。山北即勾践小城。
[17] 《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引《吴越春秋》异文：“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琊，立观台以望东海，遂号令秦晋齐楚，以尊辅周室，歃血盟。”按今各本《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第十》作“从琅琊，起观台。”“徙”皆讹作“从”。
[18] 据四部丛刊本《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旦食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山”句徐天祜考注“越绝作组山” 。
[19] 许多证据表明，“姑”字在记录古吴、越语的地名、人名时是个次要音节。乐祖谋点校本《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陈桥驿《序》中指出古吴、越语言相近，曾举例有“句吴国都姑苏之‘姑’，与于越语姑蔑之‘姑’”。又例如，目前发现的5件诸樊本人或和诸樊子弟所作的有铭铜器中，诸樊之名作“姑（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癹（发）者（诸、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坂（反、
竹书纪年-董珊：越王差徐戈考）”，其中“者反”音就已能够与“诸樊”相当，“姑”、“者”字均属次要音节。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七章“古代汉语的音节类型”115页曾指出，古文献中，“姑”、“居”是“词头”，例如“姑获”、“姑榆”、“居暨”等词，词头没有明确的语义，它们只能与后面的词组合成一个合成词，在语音上它们基本是鱼部和之部字，看起来很像是次要音节。参看前注14。
[20]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隋开皇九年平陈，改为苏州，因姑苏山为名，山在州西四十里，其上阖闾起台。”
[21] 《金文编》937页2317号“阴”字头下、《古玺文编》340页“阴”字头下。
[22] 2007年12月22日，在复旦大学出土资料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的论坛上，网友“一上示三王”指出马王堆 “物则有形”图（见陈松长：《马王堆帛书“物则有形”图初探》，《文物》2006年第六期）注中的“应于淦,行于□,心之李也。□淦无□,□无不行淦。至而应和,非有入也。蔡解而忘,非有外也。”中的“淦”当读为“阴阳”的“阴” 。这是很正确的意见。可以参看。
[23] 《淮南子·原道》误记为：“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之以出，遂不得已。”
[24] 关于商周时代羽纹的定义，参看蔡庆良：《商至西周铜器与玉器纹饰分期研究》第二章第一节“羽纹的类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2年。
[25] 马承源：《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的研究》曾指出吴越青铜器纹饰的特点，他说：“线条上刀形和斧刃形的特征，这是最引人注目的吴越青铜器纹饰的条纹。……刀形的条纹，常表现在图案线条的起首或末尾。而在线条的转角处，常有一块突出物，因为形状有点像斧钺的刃部，称之为斧钺形……线条上的这种特征，在中原系统的商周青铜器纹饰上是没有的，但在土墩墓的青铜器纹饰上却普遍存在。”原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收入《中国青铜器研究》459-460页，参看460页图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6]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绍兴地区文化局、绍兴市文管会：《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1期10-26页。图像见《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1册（东周5）105号，文物出版社，199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精华》175页，文物出版社， 1999年。
[27]见埃斯肯纳齐行展览图录：《古代中国青铜器与雕塑》第3号展品，2005年，伦敦。Ancient Chinese bronzes and sculpture , P.16-P.17.No,3，Exhibition New York Pacewildenstein,32EAST,57Th St,2005 ESKENAZI,London，20 March-9 April ,2005.
[28]陈仁涛：《金匮论古初集》，香港亚洲石印局1952年版，50页初五·一一；施谢捷《吴越文字汇编》着录在434页124号。
[29]此类现象又见“于越王赐旨者”矛，见《吴越文字汇编》441页 129号。这是使用活字模翻范误植所致。有关情况详见另文。
[30]曾见私人收藏的一件无铭文的越戈，纹饰大体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越王者旨于赐戈相同，穿孔上、下的纹饰带有绿松石镶嵌残留。
[31]林澐：《越王者旨于赐考》，《考古》1963年8期，收入《林澐学术论文集》190-19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年。
[3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202—205页，图一九四，1、2；图版二七，1；图版二六，4，大象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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