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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郑文公问太伯》（甲本）注释订补（三则）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一、鱼罗
战于鱼罗（丽），吾[乃]获
《郑文公问太伯》（甲本）注释订补（三则）、𨚖。（简6）
整理者云：“‘于’与‘以’同义，见《词诠》（第四三一页）。‘鱼丽’为阵名，《左传》桓公五年（郑庄公三十七年）：‘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或说为地名。”[1]
按：当以地名之说为是。罗，当读为“陵”。陵、罗同为来纽，二字双声，当可通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至于陵水。”索隐：“刘氏云：‘陵水即栗水也。’按：‘陵’、‘栗’声相近，故惑也。”[2]则“陵”与“栗”通。《大戴礼记·五帝德》“暦离日月”，《史记·五帝本纪》“离”作“罗”。则“罗”与“离”通。《诗·邶风·旄丘》“流离之子”，毛传：“流离，鸟也。”孔颖达疏：“《尔雅》‘离’或作‘栗’。”[3]则“离”与“栗”通。所以“陵”、“罗”可以通用。鱼陵在今河南省襄城县西南，该地在春秋时期属于郑国。《续汉书·郡国志》颍川郡襄城有鱼齿山，刘昭注：“《左传》谓鱼陵，杜预曰鱼齿山也，在犫县北。”[4]《左传》襄公十八年云：“楚师伐郑，次于鱼陵。”杜预注：“鱼陵，鱼齿山也，在南阳犫县北。郑地。”[5]楚师伐郑而次于鱼陵，说明该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或可验证简文“战于鱼罗（陵）”之说。
《续汉书·郡国志》颍川郡襄城又有氾城，刘昭注谓“在县南，周襄王所处”。[6]考《左传》僖二十四年云：“冬，天王使来告难，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氾，敢告叔父。”又云：“郑伯与孔将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视官具于氾。”[7]周襄王因王子带之乱，避居郑地氾城，郑文公率三大夫亲自到氾地省视官具。后来在晋文公、郑文公等诸侯的帮助下，擒杀王子带，周襄王纔得以返回王城。由此可见，位于襄城的氾、鱼陵不仅均属郑国领地，而且郑人在两地活动比较频繁。
如果笔者推断不误，简文中的“战于鱼陵”确实发生在河南襄城，那么战后郑国所获得的
《郑文公问太伯》（甲本）注释订补（三则）、𨚖二地当在襄城附近。整理者将“
《郑文公问太伯》（甲本）注释订补（三则）”读为“函”，认为地在函冶，春秋时为晋国范氏邑，或地在函陵，今河南新郑。将“𨚖”读为“訾”，认为地在今河南巩县。按函冶、函陵、巩县距襄城过远，郑国因为鱼陵之战得到
《郑文公问太伯》（甲本）注释订补（三则）、𨚖二地，则二地必距襄城甚近，故整理者所作的改读和推测都是值得商榷的。
二、牢鼠不能同穴
为是牢
《郑文公问太伯》（甲本）注释订补（三则）（鼠）不能同穴。（简9）
整理者云：“
《郑文公问太伯》（甲本）注释订补（三则），读爲‘鼠’。《春秋》言‘鼷鼠食郊牛’，是牢閑中有之。《汉书·杨恽传》有‘鼠不容穴’语。[8]
按：整理者引《汉书·杨恽传》“鼠不容穴”以证“牢鼠不能同穴”，有断章取义之嫌。《汉书·杨恽传》云：“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谓鼠不容穴，衔窭数者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坐衔窭数自妨，故不得入穴。”颜师古曰：“窭数，戴器也。”[9]窭数，亦作“窭薮”，为盆底所垫之物。《汉书·东方朔传》：“是窭薮也。”颜师古曰：“窭薮，戴器也，以盆盛物戴于头者，则以窭数荐之，今卖白团餠人所用者也。”[10]《杨恽传》谓老鼠口衔戴器，故不能容纳于穴中。群鼠争鬭于穴中，古人常以此比喻时事。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鬭于穴中，将勇者胜。”[11]《梁书·元帝纪》：“侯景奔窜，十鼠争穴。”[12]此简云“牢鼠不能同穴”，亦以群鼠争鬭于穴中比喻郑庄公死后群公子争立的史实。
三、公子士洩
君如由彼孔叔、佚之夷、师之佢鹿、堵之俞弥。（简11）
整理者云：“《左传》僖公二十年‘夏，郑公子士洩、堵寇帅师入滑。’事在郑文公三十三年。《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郑公子士洩、堵俞弥帅师伐滑。’事在郑文公三十七年。旧说皆读作‘公子士’、‘洩堵俞弥’，以‘洩堵’为‘俞弥’之氏，非是。《左传》宣公三年称郑文公‘娶于江，生公子士’，疑‘士’、‘洩’一名一字，或名‘士洩’而单称‘士’，如晋文公重耳称‘晋重’之例。”[13]
按：《左传》隐公五年有洩驾，又称洩伯，郑国大夫。《左传》僖公七年云：“郑伯使大子华听命于会，言于齐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违君命。”[14]则洩为郑国大夫之氏。《左传》僖公七年又云：“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未可间也。”[15]《左传》襄公十年云：“初，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僕帅贼以入，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劫郑伯以如北宫。”[16]前云堵叔，后云堵氏、堵女父，则堵亦为郑国大夫之氏。由此可知，洩、堵均为郑国大夫的氏，二者并非同族，杜预将“洩堵”连读实误。[17]因此，整理者于《左传》僖公二十年、僖公二十四年在简文“郑公子士洩”之后断句是十分準确的。
如果“士洩”是人名，而在其他地方又省称为“士”，《左传》中未见其例。晋文公重耳省称“晋重”是载在天子盟书中的特例，两者没有可比性。“士”、“洩”一名一字，亦未有证据。整理者之所以作出以上的推测，是牵合僖公二十年、僖公二十四年的“公子士洩”与宣公三年的“公子士”为一人的结果。笔者以为，“公子士洩”与“公子士”当非一人。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郑公子士洩、堵俞弥帅师入滑”，杜预注：“堵俞弥，郑大夫。”[18]则以“公子士洩”为一人，“堵俞弥”为一人。与僖公二十年的注解似乎自相矛盾。杜预《春秋释例》卷八亦将“洩堵寇”与“堵俞弥”并列为二人。[19]可知杜预在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作注时，确实是在“堵俞弥”断句，而以“公子士洩”为另一人。僖公二十年至二十四年仅五年左右的时间，两次率师的“公子士洩”当为一人。杜预之所以在《左传》僖公二十年误将“洩堵寇”断为人名，应该也是为宣公三年记载郑文公“娶于江，生公子士”所误导。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郑文公“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叶而卒”。[20]公子士朝见楚王而被酖杀，发生如此重大的外交事故，其原因衹可能是郑国背叛楚国而依附齐国，楚王痛恨郑伯背盟。而在鲁僖公十八年，齐桓公去世后，诸公子争立，齐国大乱，郑国彻底倒向楚国，故在此之后，不会发生楚国酖杀郑国公子的情况。因此，公子士应当死于鲁僖公十八年以前，故《左传》僖公二十年、二十四年率师入滑的“公子士洩”当另有其人。
《史记·郑世家》云：“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皆以罪蚤死。”[21]说明包括公子士在内的郑文公五子均早卒。而鲁僖公二十四年，已为郑文公三十七年，距郑文公去世衹有八年，此时“公子士洩”尚能率师入滑，可知他不可能是郑文公早卒的儿子“公子士”。
再者，《左传》僖公三年追记郑文公“逐群公子，公子兰奔晋”，[22]郑文公将最宠爱的公子兰都驱逐出境，似无理由两次让另一个儿子“公子士”率师入滑。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16年6月6日09：00。）
[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中西书局，2016年，第121页。
[2][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2908页。
[3][唐]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644页。
[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421—3422页。
[5][唐]孔颖达：《左传正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4267页。
[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421—3422页。
[7][唐]孔颖达：《左传正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3947页。
[8]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中西书局，2016年，第123页。
[9][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891—2893页。
[10][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845页。
[11][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2949页。
[12][唐]姚思廉：《梁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72页。
[13]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中西书局，2016年，第123—124页。
[14][唐]孔颖达：《左传正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3904页。
[15][唐]孔颖达：《左传正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3905页。
[16][唐]孔颖达：《左传正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4229页。
[17]《左传》僖公二十年“郑公子士、洩堵寇帅师入滑”，杜预注：“公子士，郑文公子。洩堵寇，郑大夫。”见《左传正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3930页。
[18][唐]孔颖达：《左传正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3944页。
[19][晋]杜预：《春秋释例》，古经解汇函本，广陵书社，2012年，第889页。
[20][唐]孔颖达：《左传正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4057页。
[21][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2119页。
[22][唐]孔颖达：《左传正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4057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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