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读钱谦益《汉武帝论》书后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武帝-读钱谦益《汉武帝论》书后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读钱谦益《汉武帝论》书后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钱谦益（1582—1664），明清之际着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其平生有修撰明史之志，后因收藏修史资料图籍的藏书楼绛云楼毁于一炬而未能完成。其着《钱注杜诗》、《列朝诗集》、《国初群雄事略》却因运用史料丰富，史识过人而受到好评！虽入清禁毁书目而依然极爲流行。其文集《初学集》、《有学集》更爲研治明清之际史事者所必读。钱氏《汉武帝论》不见于前述文集，长期以来只有钞本流传，因此未被研治汉武帝史事者所采摭。故不揣浅陋，逯文如下幷加以疏说，以就教于当今治国史之博雅君子。
汉武帝论上
前汉书讥切孝武黩武穷边，袭迹亡秦。儒者以其言爲口实，止于今不变。迁、固皆汉臣也。请以汉臣之论凿凿副名实者析之。
班史记建元七年，蚩尤旗长竟天。后遂命将略取河南，置朔方。明年，戾太子生，与兵相始终。指陈事应以不戢自焚爲戒。虏数入上谷、渔阳、雁门，杀略无算。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扼戍要害，此上策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宣王亦将爲黩武乎？长星见则天子征伐四方，其所知则匈奴当之，何谓不戢自焚？延元中，陈忠论敦煌事曰：“孝武愤怒匈奴凶暴，浮河绝漠，穷迫虏庭，遂开河西四郡，收三十六国，以断匈奴右臂。是以单于孤特，鼠窜远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备藩臣。”由此观之，甘露、竟宁扶服入朝，皆武帝三十余年穷兵远略，威楞所震叠也。竟宁中，侯应论保塞事曰：“自孝武出师征伐，斥夺阴山，匈奴不得依阻其中，治弓矢来寇，每过之，未尝不哭也。”应以得阴山爲汉利，而固以收河南爲汉病，异乎所论矣。史言汉两将军大出，所杀虏八九万，汉士物故亦数万，马死者十余万匹。府库单竭，柕轴空虚。汉之疲乏，亦略相当。建平中，扬雄论入朝事曰：“孝武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岂乐倾无量之费，劳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以填庐山之壑而不悔也。” 雄可谓知大计矣。
中国与匈奴，疲耗相当，盖承有之。独不见九原、令居之役，两将军出塞千里，不见匈奴一人而还乎？独不见宣、元之际，天子承袭余威，南面受单于朝，龙驾帝服，传钟伐鼓于清渭之上乎？武帝末，匈奴远遁，十四年不复出兵。幕南空庭，垂及三世。士马休养蕃庶几何？军兴之费，视舟车六畜訾省几何？幷边士马戍卒收保几何？比前絜后，会计得失，奚翅相当而已哉！今尽没出车命将奠安方夏之成劳，而引禁暴止戈助顺佑信之经义。六十余年，入朝保塞，牛马布野，策勛于后王；而三十余年好大喜功，单极中国，录瑕于前世，知二五而不知十，非通人之识也。吾故谓论武帝者，以扬雄、侯应、陈忠三臣爲正。迁谤书也，固目论也，吾无取焉耳。
汉武帝论下
范晔《南匈奴传论》，谓“孝武穷竭武力，殚用天财。宣帝值虏庭分争，权纳怀柔，罢关侥之警，息兵民之劳，南面朝单于，朔、易无匹马之踪六十余年”。此袭班氏之余论，而又失焉者也。班史《匈奴传》曰：“贰师没后，汉不复出兵三岁，武帝崩。前此者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堕殰，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单于欲求和亲，会病死。卫律在时，常言和亲之利。律死，兵数困，国益贫。单于弟左谷蠡王思律言，欲和亲，而恐汉不听。”又曰：“宣帝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由此观之，匈奴之上书求朝，携国内附，皆武帝威力明矣。譬如获稻，武帝耕之，宣帝食之。今尽绌耕耔之劳，而侈谈庾积，不已傎乎？陈寿《魏书》曰：“孝武虽外事四夷，东平两越、朝鲜，西讨贰师、大宛，开邛竹、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爲中国轻重。而匈奴最逼于诸夏，胡骑南侵，则三边受敌。是以屡遣卫、霍之将，深入北伐，穷追单于，夺其饶衍之地，后遂保塞称臣，世以衰弱。”此深悉用兵要害方略，非范晔所能知也。
三代以来，世患夷狄。玁狁戒其孔棘，薄伐止于太原。武帝雪耻百王，复仇九世。天子巡边，亲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北登单于台，虏不敢南向发一矢。易世而后，单于称北藩臣，朝正月。上登长平阪，诏单于毋谒，左右当户、蛮夷君长，迎者数万人。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快矣哉！挞伐之胜事，开闢以来所未有也。金行失纪，胡羯蔓延。拓拔主中国，耶律作天子，衮冕蹂践于马蹄，繈褓沉沦于鱼服。信天之不悔祸，抑亦世无汉武，以至此极也。
孔子作《春秋》，大齐桓一匡之功，而仁管仲。大齐桓，有不大汉武矣乎？仁管仲，有不仁汉武矣乎？或曰：“孟、荀二子言仲尼之徒不言桓、文者何居？”曰：“此仲尼之徒之言也，非仲尼之言也。吾夫子受命于天，制《春秋》爲万世法，立乎衰周，却观后世。华夷同贯，杀运增长，茫茫禹迹，有深恫焉！”故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袵矣。”非爲一世言之也。呜呼！斯所谓百世可知者也。孟、荀二子，数世之知也。使二子者生乎今之世，则其大齐桓，仁汉武也，亦必将有取于吾言矣。
钱氏敏锐地觉察到《汉书》“讥切孝武黩武穷边，袭迹亡秦。儒者以其言爲口实，止于今不变”＃与事实有悖！其以西汉时人陈忠、侯应、扬雄三人的议论与东汉初年班固所言加以比勘对照，从而揭示出汉武帝出击匈奴的正当性以及历史影响。幷从中国历史上“尊王攘夷”传统的源远流长，揭示出孔子的华夏夷狄观念与班固所言格格不入。对此，钱氏别有《一匡辨》上、下。读者自可覆按。
钱氏之所以能做出这种迥异于时流的判断，与他所处时代分不开的。元末群雄蜂起，明太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大明王朝。然自明建立伊始，蒙古、倭寇、满洲相继成爲边患。明王朝重新修建万里长城，西起甘肃嘉峪关、东至山海关，以抵御蒙古。明英宗正统年间，蒙古瓦剌部在山西大同包围幷俘虏了御驾亲征的正统皇帝，史称“土木之变”，幷乘势围攻北京。日本倭寇除长期在东南地区骚扰入侵外，明神宗万曆年间，刚刚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又发动了侵朝战争，明王朝派兵驰援，虽然最终获胜，然损耗国力甚巨。同一时期满洲兴起，明征讨失败，后长期向明王朝进攻，曾一度围攻北京。幷乘明末流寇幷起之机，最终入关取代明王朝。有清一代统治中国近三百年。钱氏《汉武帝论》绝非书生空谈，而有历史现实的考量存在其中焉。
钱氏生活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明清时代，特别是身处明清易代鼎革之间，特别推崇宋人胡安国的《春秋胡传》，强调夷夏之大防。同时又推崇归有光归震川的治学，议论汉武帝以西汉时人议论爲主，不引司马光《通鑒》。前引钱氏所说《汉书》“讥切孝武黩武穷边，袭迹亡秦。儒者以其言爲口实，止于今不变”，所谓儒者之言，自然包括《汉书》以来至于钱氏生活时代的正统之见，当然也包括《通鑒》。而且《通鑒》自隋唐以前多沿袭正史，研究隋唐之前的历史一般不应徵引《通鑒》。儘管有关汉武帝时代的史料十分缺乏，也不应破例。自钱氏以后，吕思勉、钱穆、黄永年等先贤莫不如是。这也算得上是常州史学流派的家法了。
钱氏所说《汉书》“讥切孝武黩武穷边，袭迹亡秦。儒者以其言爲口实，止于今不变”，班固借“明年，戾太子生，与兵相始终。指陈事应以不戢自焚爲戒”说出，此所谓“不戢自焚”，意思是士兵如果不停止、收敛，必将自食恶果，借此表达反战的情感。司马光《通鑒》进一步发挥了班固的认识，而后史氏沿此轨辙研讨，自然会推出戾太子与武帝不同的政治路綫这样的思路。其实这是班固的见解，而非戾太子的见解。至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统治政策的调整事例，有新朝对前朝的调整，有即位新君对于老皇帝的调整，更有同一位皇帝在统治时期不同阶段的调整。儘管其实质，借汉宣帝的话说：“汉家自有家法，霸王道杂之！”但就汉匈和战而言，确如钱氏所言：“譬如获稻，武帝耕之，宣帝食之”；“今尽没出车命将奠安方夏之成劳，而引禁暴止戈助顺佑信之经义。”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15年10月28日10：29。）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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