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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研究综述及展望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摘 要：1973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六座墓穴中发掘出西汉简牍，四十二年来，对凤凰山西汉简牍的研究论着较多。本文结合历时及共时层面分析发现，学者对凤凰山简牍的研究可以分爲发轫期、发展期、繁荣期三个阶段。对凤凰山研究现状作分期述评及展望凤凰山研究的广阔前景，旨在对以往学术研究进行脉络梳理，避免某些问题的重複性研究，从而拓宽后期研究视野，爲凤凰山简牍研究朝纵深方向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研究综述；展望
一、引言
1973 年秋至 1976 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发掘的六座汉墓裏，发现了634枚西汉简牍，对这批简牍命名，有“凤凰山汉墓竹简”、“江陵凤凰山西汉竹简”或“凤凰山西汉简牍”等。简牍内容丰富，主要有“‘告地下官吏书’、‘遣策’、‘郑里廪簿’、‘郑里户籍簿’、‘市阳里徵收田租簿’、‘中舨共侍约 ’、‘平里和稾上的刍稿簿’等等”。[1]涉及赋税、徭役、户籍、借贷、贸易等方面的经济文书，对研究西汉社会经济具有极高的价值。
凤凰山西汉简牍从1973年发掘到现在已历经了40多个年头，许多专家和学者对凤凰山简牍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部分成绩。但是，对于凤凰山汉墓竹简研究的具体成果有多少，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还没有一个整体把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有关凤凰山汉墓简牍总体研究状况的介绍性文字，这种状况对于凤凰山汉墓竹简的进一步研究势必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我们整理这42年来前贤对凤凰山汉墓竹简取得的研究成果，全面了解凤凰山西汉简牍研究状况，对凤凰山研究分历史阶段作述评及展望凤凰山研究的广阔前景，旨在对以往学术研究进行脉络梳理，避免某些问题的重複性研究，从而拓宽后期研究视野，爲凤凰山简牍研究朝纵深方向发展提供可兹参考的材料。
下面我们结合历时及共时层面对凤凰山研究作一分期研究述评，并展望凤凰山研究的广阔前景。
二、凤凰山西汉简牍分期研究
四十二年来对凤凰山研究的重要成果，根据出土文献发掘整理、研究进展和学术研究发展，利用历时及共时层面分析,发现可以分爲发轫期、发展期、繁荣期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发轫期（1973－1979年）
第一个阶段为 1973－1979年，爲凤凰山西汉简牍研究的发轫期。江陵凤凰山这批简牍合计634枚，数量较多，内容丰富，据考古专家确定爲西汉文景之间实物。1973 年秋，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学员发掘了八号、九号、十号墓，公布了出土的430多枚竹简内容和图版，其内容爲为契约、账册、遣策。此简报的公布标誌凤凰山汉墓简牍的整理与研究进入了“发轫期”。
第二年，弘一发表《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初探》（《文物》1974年06期）。随着挖掘的深入，一系列发掘简报发表，如：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撰写的《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 年第 6 期）、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撰写《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9期）、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撰写了《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 年第10期）。早期对单个墓穴的文字释读以裘锡圭先生《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2]和金立先生《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竹简试释》[3]两篇爲佳。1973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出土了一件漆盾,平面呈龟腹甲形,长32、宽20.1厘米，与该墓同出竹简所记“龟循”匹配。李家浩《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龟盾”漆画试探》（《文物》1974 年第 6 期）一文从文字、音韵、文化艺术等角度进行了论证。
1975年一六八号汉墓出土了一件竹製天平衡秆，上有四十二个墨书文字，时隔两年后，黄盛璋[4]及华泉、锺志成[5]各自撰文，对墨书的释读展开了剧烈谈论，意见不尽相同。这一时期，在专题研究上亦有所收穫，如武汉大学曆史系《中国古代史稿》编的《从江陵凤凰山出土的汉简看文景时期的赋役政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1975年05期 ），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简牍，结合文献,论证了田租、人头税和徭役是汉代封建国家对农民进行经济剥削和掠夺的主要形式。舒之梅《从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看汉初法家路线》（《考古》1976年01期）一文，探讨了汉初推行法家路线的一些重要措施，了解到汉初法家路线的阶级局限性。陈直《关于“江陵丞”告“地下丞”》（《文物》1977 年第 12 期）。黄盛璋在《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及其在曆史地理研究上的价值》发现：“这批简牍属于汉初,对于研究汉代社会经济、曆史地理和文字演变等都有很重要的价值；特别是10号墓所出有关商贩组织和表明各种剥削关系的契约和账册等,不仅为汉代记载所无,而且在考古上也可以说是第一次发现。”[6]另有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编的《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遣策考释》（《文物》1976 年第 10 期）；沙孟海对10号汉墓出土的一枚题为“中服共侍约”的“共侍”两字进行首次解读，认爲“共侍”即爲“共偫”，意爲“储物待用”[7]。
在这一阶段，6年中共发表了 15篇论文，年均约2.5篇。本阶段论文主要是对凤凰山汉墓简牍的部分释文以及少数篇章的初步研究，研究所涵盖的内容以挖掘、整理报告爲主，还比较狭窄，所涉人员的範围也相对狭小，但是势头强劲，贡献甚巨。 总之，这一阶段对凤凰山西汉简牍的研究正处在一个即将快速发展的准备阶段。
（二）、第二阶段：发展期（1980－2001年）
第二个阶段为 1980－2001年，是凤凰山西汉简牍整理与研究的“发展期”。
1980年骈宇骞在《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天平衡杆文字释读》一文里，比较了黄盛璋、华泉及钟志成的观点，结合图版考证四十二个文字，得出释文爲：“正为市阳户人婴家称钱衡。以钱为累，劾（刻）曰‘四朱（铢）’，两端﹝等﹞十。敢择轻重衡及弗用，劾论罚繇。里家十日。《﹝金﹞（？）黄（衡）律》。”[8]该文论证翔实，释文爲简体是其遗憾。另有杜金娥的《谈西汉称钱衡的砝码》（文物 1982 第8期）。这篇文章综合部分学者前期研究成果，结合其他出土文献进行论证，拉开了凤凰山简牍研究进入第二阶段“发展期”的序幕。
对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的一枚题为“中服共侍约”的“服”字的解释,众说纷云。有的将“服”字释为服役,有的释为 “贩”字,黄盛璋《关于“中舨共侍约”牍文的辨正》考证：“根据契约规定各项看，其内容皆爲商贩之事，因此‘舨’就是‘贩’，大概是可以肯定的。”（《江汉考古》1991 年第 2 期） 姚桂芳在《江陵凤凰山 10 号汉墓“中服共侍约”牍文新解》中认爲：“‘中服共侍约’是一份约之封面的标题，而‘中服共侍约’ 应是一个区域性中型规模管理物资储备调配的组织。”[9]对简牍中具体文字、词彙及某一枚简牍文义进行考释的文章还有：孙机的《江陵凤凰山汉墓简文“大柙”考实》（《文物》1986年第11期）；杨剑虹《“江陵汉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江汉考古》1992 年第 1 期）；彭浩《凤凰山汉墓遣策补释》（《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5期）。
对凤凰山汉简从经济制度、农业、丧俗、地理、文书、美术等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有5篇：高敏《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陈振裕《从凤凰山简牍看文景时期的农业生产》（《农业考古》1982 年第 1 期）；丁华《江陵凤凰山汉简所反映的俑类随葬状况》[10]；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与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 6 月）；黄盛璋《发往地下的文书—告地策》（《文物天地》1993 年第 6 期）。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李孝林先生从史学角度，对凤凰山简牍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撰写了相关史学文章计4篇：《世界会计史上的珍贵资料—江陵凤凰山 10 汉墓简牍新探》（《江汉考古》1983 年第 2 期）；《从江陵 10 号墓简牍研究汉初赋税史》（《江汉考古》1990 年第 1 期）；《江陵 10 号汉墓简牍统计史料研究》（《西安统计学院学报》1994 年第 2 期）；《世界罕见的赋税史实物—凤凰山 10 号汉墓简牍新探》（《重庆工业管理学院学报》1997 年第 5 期）。
据笔者的统计，20年间共有18篇（部）论着发表或出版，年均约0.9 篇
（部）。在这一阶段，研究的内容和主题全面而广泛，在文献学、语言学、军事学、文字学、 曆史学与经济学等许多个学科领域全面推进， 而且研究单位和个人分布範围也相当广，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及日本学者都参与了进来。本阶段对凤凰山汉墓简牍的研究篇数较之第一阶段有所下降，但在研究内容的涵盖面上较第一阶段更爲广阔，研究单位和个人的参与度上也在缓慢提高。
（三）、第三阶段：繁荣期（2002－2015年）
第三个阶段为 2002 年至今，以彭浩主编《凤凰山汉墓简牍》（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 年 7 月）的出版为起点，进入了对凤凰山西汉简牍研究的“繁荣期”。
江陵凤凰山遣策内容丰富，是研究西汉名物、民俗尤爲重要的资料。李家浩在《读江陵凤凰山汉墓遣策札记三则》（《中国文字学报》2008年1期）一文中，结合有关文献，对其中遣策部分的四种器物名称进行了考释，提出了个人与学术界不同的意见。田河《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遣册校释》（甘肃省文物局主办：《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打印本）2011 年 8 月）。另有两篇学位论文：魏灵水《汉墓出土遣策选释》（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张一诺《江陵凤凰山汉墓遣策集释》（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张一诺汇集历年来学者对凤凰山汉墓遣策所作的直接或间接的考释、研究成果，西汉遣策集释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材料。
从1973年发掘至今，学者们对凤凰山西汉简牍的专题专项研究就没停止过，这一时期，还有藉助凤凰山简牍而展开的其他学科研究，如：陈彦良《江陵凤凰山称钱衡与格雷欣法则—论何以汉文帝放任私人铸币竟能成功》，《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08年第2期，205－241页；党晓虹《乡规民约何时出现：一个关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第1期 88-92页。这一时期着述更丰，如：对文书进行研究的有杨际平的《凤凰山十号汉墓据“算”派役文书研究》（《曆史研究》2009年06期），该文联系安徽天长西汉墓1号木牍的《算簿》和《九章算术》据算遣徭的算题,推测该简册是基层行政组织据算派役的简册；凌文超《江陵凤凰山9号墓三文书考证》（《简牍学研究》2014年）一文通过订补、考证江陵凤凰山9号西汉墓出土的三块木牍释文，揭示了三件官文书的内容及行政运作方式。秦开凤的《汉代算赋定额的探讨》（《晋阳学刊》2004年4期），通过计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中记载的作为算赋用途之一的吏俸,得出简文中征收吏俸的数额与文献记载的赋钱用于吏俸的数额基本相符,补充证得汉初算赋征收是有每算四十的定制。汪锡鹏《称钱衡、法钱和古代的货币管理》（中国城市金融 2008 第10期）。张文瀚《告地策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3 第1期 P5-12），则梳理了以往前贤对凤凰山告地策的研究情况。这一珍贵资料也引起了外国研究者的重视，如2002年佐原康夫的《江陵凤凰山汉简再考》（《东汉史研究》第61卷第3号，平成14年12月），对凤凰山“葬送文书类”、“一0号墓出土简牍”、“里正和乡里社会”展开了详细探讨。
简牍语言文字及集释研究在各个时期成果都较多，贡献也较大。如陈淑珍，田河在《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六号牍校释》一文里，对六号牍作了校释,并对汉代遣册与告地策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作了论述。[11]这一阶段突出表现在以下3篇学位论文。王凤的《秦汉简帛文献文化词语汇释与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鉴于四十年来各家对出土简帛文字研究的巨大成果，杨一博的《出土汉代简帛文字研究综述（1914-2013）》（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4）值得一提。这是一篇综述性硕士研究论文，该文从1914年王国维、罗振玉所着《流沙坠简》追溯至今，在文字学理论框架下进行全面分类梳理，较为完整地勾勒出出土汉代简帛文字研究的发展脉络及研究现状，其中收录了部分凤凰山汉简文字研究论着，为简帛学的断代分类研究提供一定的资料参考价值。评述了部分对遣策及文书中的个别字词进行考证研究之作的优劣，皆有独到之处，可兹研究者参阅。章水根的《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集释》（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3）。该文首先介绍凤凰山汉墓简牍的出土、整理情况以及主要内容，其次对凤凰山汉墓简牍的图版及着录情况进行对比整理，最后对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扼要的综述，包括释文的整理、具体文字的释读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整篇文章浑然天成，条理清晰，便于研究者检阅。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直在深入研究和整理这批简牍，2012年1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了《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此书集中简报内容和简牍图版及专家学者的释文。尤其是201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由中华书局出版，繁体竖排精装共3册，200千字，236页，收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湖北江陵楚纪南城凤凰山汉墓出土的共634枚简牍。这部书可谓凤凰山研究之集大成者，对六座墓之释文分别由彭浩、李家浩、裘锡圭、姚孝遂（及陈雍）、陈振裕及李天虹等诸位先生，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作了手写释文。该书按照简牍的照片、摹本、释文编排，对初接触简牍者来说，体例完备，便于图版与文字及释文的比照。
在这13年中，发表了相关研究论着20篇（部），年均爲1.5篇（部）。这一时期对凤凰山的研究，专书、专题研究尤爲突出。与前两期比较，数量虽然不多，但拓展较宽，在各个领域都有突破性进展，如历史、地理、经济、民俗等，不胜枚举。这一时期，是凤凰山西汉简牍研究的繁荣期，在广度及深度上都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四）、凤凰山西汉简牍研究整理
湖北江陵凤凰山简牍研究是西汉简牍研究的一个亮点，由于发掘科学，一批简册保存了出土的原貌，为简牍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四十二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纷纷撰写论着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由上分析三个阶段成果，我们得出凤凰山西汉简牍研究论着的总体数量，如图1所示：
图1 凤凰山西汉简牍研究论着分期及数量曲线图

考古-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研究综述及展望
从上图发现，国内外衆多学者围绕这批简牍，掀起了数次研究热潮，四十二年来共发表相关论着53篇（部），年均1.3部（篇），每一阶段论着分部如下表：
表1 凤凰山西汉简牍研究阶段学科分部表

考古-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研究综述及展望
我们发现，对凤凰山西汉简牍研究，语言文字学研究着述最多，共计19部（篇），佔总数36%，这与凤凰山西汉简牍的语言文字学研究价值不无关系。 简牍埋藏地下近两千年，其间没有经过后人的改易，相当好地保存了当时语言文字的原貌，是研究当时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的最好、最真实的材料，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具有相比传世文献更高的使用价值。
同时我们还发现，与同期其他简帛研究对比，数量相对较少，如银雀山汉简出土时间仅比凤凰山早一年，但43年来对其研究的论着数量达400篇（部）之多[12]。对凤凰山的研究仅从数量上来看，显得十分可怜，当然这与凤凰山汉简内容以契约、账册、遣策、文书爲主有关，也以银雀山汉简内容爲文学类有相当大的关係。正因爲如此，学者们更应充分重视这一材料，藉助凤凰山简牍的特殊价值，对西汉政治、经济、民俗等进行深入研究。
总之，从考古成果的初步报道到发掘简报的正式发表,从研究论文的大量涌现到研究专着的先后出版，凤凰山简牍的研究呈现出“发轫期、发展期、繁荣期”三个历时阶段，每个阶段研究逐步深入，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我们同时也发现，一些汇编在校勘、标点和注解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这既体现了学者在这一方面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 同时也可看出在其它方面的研究相对欠缺。
四、凤凰山西汉简牍研究展望
有效的成果归纳和恰当的学术研究脉络梳理，一方面能够避免对某些问题的重複性研究，另一方面能够在前人基础上总结得失，拓宽研究视阈。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应当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以期凤凰山简牍研究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和科学。
第一，继续加强相关基础性研究。近年来，尽管凤凰山西汉简牍研究已经收获了极多成果，各部分内容及不同学科角度的研究趋于平衡。继续加强凤凰山西汉简牍的基础性研究，尤其是通过全面分析其文字、词汇和语法等的特点来认识当时的语言状况，价值意义仍然很大。应该继续重视凤凰山西汉简牍本身所具有的文献学、语言学、曆史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实现以全部内容为基础材料从不同学科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在文学、哲学、法律学、人类学、地理学和宗教学等相对弱势学科的研究中作更大的贡献。
第二，加强跨学科领域的综合性研究。随着全国各地简牍的不断出现，凤凰山西汉简牍的研究，越来越需要结合其他简帛材料或传世文献进行的综合性研究。当前，对于凤凰山西汉简牍的研究，不同的学者多拘囿于不同学科内部， 能够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很少。但是，由于凤凰山西汉简牍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往往需要研究者具备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如凤凰山西汉简牍富含大量的遣策，四十二年来对凤凰山遣策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许多名物、人名还悬而未决，如果研究者同时具有民俗学及语言学知识，就能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研究内容才会不断丰富和延展，也才能纠正不同学科研究的偏颇。可见，将来对凤凰山西汉简牍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是必经阶段。
第三，加强简牍的计算机智能化研究力度。将计算机智能运用到古汉语特别是古籍研究中来，是大势所趋。出土简帛为我们提供了文化、历史、民俗等诸多宝藏，要深入研究这些文献，首先应该建立可以任意查找检索字词句段的电子语料库。这一工作上个世纪已引发了研究高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整理小组”的电子预料库已初步完成，但不见凤凰山西汉简牍内容，[13]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其次是建立文本语料库，主要是编製简帛材料的逐字索引。简帛中生僻字较多，现有通行字库的电子版很难解决这一难题，而文本形式的逐字索引完全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随着出土简帛材料的不断增加，简帛研究的成果也逐日增多，我们咎待利用计算机智能技术，建立相关简帛研究集成或简帛研究论着目录。可以预期，将来对凤凰山西汉简牍进行计算机智能化研究是学者们对其行深入研究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11月。
[2]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07期。
[3]金立：《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竹简试释》，《文物》1976 年第 6 期。
[4]黄盛璋：《关于江陵凤凰山 168 号汉墓的几个问题》，《考古》1977 年第1期。
[5]华泉、钟志成：《关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天平衡秆文字释读问题》，《文物》1977年第1期。
[6]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上的价值》，《文物》1974年第06期，第66页。
[7]沙孟海：《江陵凰凰山十号汉墓出土二号木牍“共侍”两字释义》，《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4期。
[8]骈宇骞：《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天平衡杆文字释读》，《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04期。
[9]姚桂芳：《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中服共侍约”牍文新解》，《考古》1989 年第3期。
[10]丁华：《江陵凤凰山汉简所反映的俑类随葬状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着：《奋发荆楚 探索文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9月。
[11]陈淑珍、田河《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六号牍校释》，《丝绸之路》， 2014 第12期， P48-49。
[12]明茂修、张显成：《四十年来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研究综述——研究的分期、学科分布与展望》，《临沂大学学报》2014年06月第3期，60页）。
[13]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83、484页。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15年6月21日10：39。）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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