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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由清华竹书《系年》反思子犯编钟“西之六师”

（松江博物馆）
1995年夏，济南长清仙人台周代墓地考古发掘实习结束。某夜，余往专业资料室观书，偶见插架有台湾新出《故宫文物月刊》数册。一册内有张光远先生专文，介绍子犯编钟幷考释其铭文。适余颇以研读金文爲兴趣所在，故常往取翻览。时余年少气盛，每读一铭，必欲起异说以销度时日。岁末，余持稿乞马良民老师斧正。师于余之敝稿，视若己作，必参读斟酌再三。复以铅笔批改，字之正俗，亦不能苟且。师言，破则破矣，然未有立者。96年余毕业即待业，遂居家读班马，重又习此钟铭，钞改文稿已忘其数。余尝欲持稿请益于学人，或遇不屑，或即非之。然此数年朝夕碌碌，终不爲稻粱谋，亦不牵涉唱和。遂将旧作中讨论复邦、郑武公东徙两章先后拈出，在网站发布，权作游戏。
今虽未购得清华竹书图籍第二部，然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战国简读书小组之意见（简帛网2012年1月1日），知《系年》第七章爲晋、楚城濮事也。其文曰：“文公率秦、齐、宋及群戎之师，以败楚师于城濮。”读此隶定，不禁登阁重拾唾余大部，行文但存旧貌，以供好古者参考。
子犯编钟铭文中晋侯统率的部队，被称作“西之六师”。我们知道《禹鼎》有“西六师”，那是西周王师的称号，如《诗·大雅·棫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国语·鲁语下》叔孙穆子曰：“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韦昭注：“师谓六军之衆也，公谓诸侯爲王卿士者也。”《诗·大雅·常武》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又如《国语·鲁语上》韦昭注引贾逵云：“诸夏不式王命，以六师移之。”
而春秋时期，诸侯之“师”横行天下，其数则以国别或城邑来计量。如《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师围郊。”杜预注：“二师，王师、晋师也。”《左传·隐公元年》亦云：“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左传·隐公五年》卫人以燕师伐郑。燕指南燕，邑名。又如《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乱，“帅郊、要、饯之甲”；“冬十月丁巳，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以纳王于王城。” 杜预注：“（郊、要、饯）三邑，周地；焦、瑕、温、原，晋四邑。”
虽然张先生意识到：“着名的城濮之战，晋师的伐楚，幷非起因于‘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春秋晋国子犯和钟的排次》，《中国文物报》1995年8月6日），但他始终认爲“博伐楚荆”就是指城濮之战。按《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所载，城濮之战协助晋文公的有齐、宋、秦三师。《周礼·夏官叙》：“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按《左传·隐公五年》，郑即有三军。当时晋国已有上、中、下三军，因而可以勉强认爲城濮之战晋文公一方有六师。但是齐、宋都是山东之国，合称爲“西之六师”，令人费解。
或以“西之六师”爲晋国的三军三行。按“晋侯作三行”，此事虽系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但具体月份不详，是否在城濮之战以前，不得而知。《周礼·夏官叙》郑玄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杜预注、《史记·晋世家》裴骃集解，都认爲晋国的三军三行有六军之实。但之所以称“三军三行”，则如杜预所云：“以避天子六军之名”。晋文公曾纳周襄王，王劳之以地，公辞而请隧，襄王弗许，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此事发生在城濮之战前，可见当时的天子对于请隧，犹不失其制，更何况是六军之名！《三礼义宗》亦云：“天子六乡六遂，故有十二军；诸侯三乡三遂，故有六军；次国二乡二遂，故有四军；小国一乡一遂，故有二军。乡爲正军，遂爲副倅，故云天子六军，诸侯大者三军、次二军、小一军，皆据正军而言，不数副倅”（《玉海·食货》引）。因此，“西之六师”决非“三军三行”的僭称。即便是数以副倅，使之具有六师的名号，但称之爲“西”，则又无从解释。
从《周礼·春官·典命》可知，不同等级的贵族，其礼仪待遇是有高下之别的。那麽，路车、衣裳、黼芾，是否可以赐给晋国卿大夫狐偃呢？
《仪礼·觐礼》郑玄注：“路谓车也，凡君所乘车曰路。”史籍所见春秋时期赐路车的实例较多，如周襄王赐齐桓公、晋文公大路（《史记·齐世家》、《晋世家》），鲁成公赐晋三帅郤克、士燮、栾书先路（《左传·成公二年》），周灵王赐公孙虿、叔孙豹大路（《左传·襄公十九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郑简公赐子展先路、子産次路（《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按《左传·昭公四年》叔孙豹卒，杜洩将以周灵王所赐路车殉葬。南遗谓季孙曰：“叔孙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无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综合起来看，赐路车是高规格的礼遇。而赐卿大夫以路车，则更属破格之举，其人皆爲一时之俊。因而，《左传》对于这类事情，也就记载得相当完备。
《诗·小雅·采菽》：“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与之，玄衮及黼。”《仪礼·觐礼》亦云：“天子赐侯氏以车服。”又如《春秋·庄公元年》：“冬，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公羊传》称：“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孔颖达疏：“《诗·唐风·无衣》之篇，晋人爲其君请命于天子之使，以无衣爲辞，则王锡诸侯当有服也。”另外还有《国语–周语上》：“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馈九牢，设庭燎。及期，命于武宫，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国语–晋语四》：“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郏。王飨醴，命公胙侑。”韦昭注：“命，加命服也。”这些都是周天子赐诸侯以命服的实例。而金文所见受赐以“衣”的，均爲诸侯或王臣，如大盂鼎（《铭文选》第一卷62）、麦方尊（《铭文选》第一卷67）、叔夨方鼎（《文物》2001年第8期第9页）、吴方彝盖（《铭文选》第一卷246）、曶壶盖（《铭文选》第一卷296）、伯晨鼎（《铭文选》第一卷311）、哉簋盖（《铭文选》第一卷230）、蔡簋（《铭文选》第一卷230）、颂鼎（《铭文选》第一卷230）、无惠鼎（《铭文选》第一卷230）、山鼎（《铭文选》第一卷230）等。
诸侯羞元金，这在陈侯午敦、陈侯因齐敦铭文中有类似记载。《左传·襄公廿八年》子産曰：“小适大，则重其币帛以贺其福而吊其凶。”至于和种九堵，按《周礼·春官·典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爲节。”
所有这些，均显示出“子犯”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地位。
李学勤先生曾指出子犯编钟：“是保持着西周以来传统风格的甬钟”（《中国文物报》1995年5月28日）。裘锡圭与李学勤先生还指出，部分子犯编钟的大小配置，与中义编钟和三门峡上村岭M2001（两周之际）出土的八件一组的编钟情况相同（裘锡圭《关于子犯编钟的排次及其他问题》，《中国文物报》1995年10月8日；李学勤《子犯编钟续谈》，《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7日）。按子犯编钟旋上饰重环文的做法，也见于二式 钟、井人钟；干上的窃曲纹，与柞钟丙较接近，但近旋端已变爲重环；第六钟篆间的螭纹，也见于中义钟丙、士父钟；隧间的龙纹近于中义钟丁，但已有简化。总体而言，子犯编钟的纹饰，的确很接近于典型的西周晚期编钟，但同时又表现出某些粗糙与简略的倾向。马承源先生指出，春秋早期铜器“是西周后期的自然延续”（《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序》）。因此，笔者以爲子犯编钟的年代，宜在西周晚期偏晚至春秋早期之间。
我们知道，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克奠王位”的晋侯除了晋文公，还有晋文侯。如《尚书·文侯之命》孔颖达疏：“申侯与犬戎既杀幽王，晋文侯与郑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国语·晋语四》叔詹曰：“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丁未，献楚俘于王，郑伯傅王，用平礼也。”杜预注：“以周平王享晋侯仇之礼享晋侯。”“献楚俘”，属?“献捷”之礼。《左传·成公二年》单襄公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则有献捷。”大概晋文侯也曾有过献俘盛举，否则周襄王又怎会依先王故事来接见晋文公呢？
由于存在上述的情况，因而对《尚书·文侯之命》的归属，就有截然不同的意见。如《书序》：“平王锡晋文侯禾鬯圭瓒，作文侯之命。”孔安国传：“幽王爲犬戎所杀，平王立而东迁洛邑，晋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锡命焉。”郑玄、王肃同之。而《史记·晋世家》则认爲是襄王命晋文侯（《史记·龟策列传》：“晋文将定襄王之位，卜得黄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新序·善谋篇》同之。甚至还有弥缝二说者，如《史记·晋世家》索隐：“刘伯庄以爲盖天子命晋同此一词”。
按《国语·郑语》史伯曾经推测：“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宜臼）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因此，平王东迁时，西六师还保有一定的规模和实力，是完全可能的。而《左传·桓公五年》记载：“王爲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则桓王之世，西六师的番号可能已经不复存在。
上文的诸多分析已经表明，所谓的“子犯编钟”同狐偃、晋文公的关係，其成立的可能性较小。钟铭曰：“子犯宥（佑）晋公左右，燮诸侯俾朝王”。按《左传·哀公十三年》子服景伯曰：“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从西周册命类和其他一些金文的记载来看，傧佑之人往往地位较高，如晋侯苏钟：“司空扬父入右晋侯苏”。那麽，宥（佑）于晋公左右的子犯，是否也是如此呢？看来，所谓“子犯编钟”的晋侯与“子犯”，其身份的认定，还需作更深入的研究。
我们在上文论述中，已经根据子犯编钟的大小配置及纹饰，判定其製作年代在西周晚期偏晚至春秋早期之间。遍检文献，在该时间段中，可以确认爲复国的诸侯，仅有郑武公一家。而“克奠王位”云云，也只能是平王。这对于正确释读所谓“子犯编钟”的铭文内容，无疑提供了一个重要方向。笔者尝试在此基础上，对该铭文作一新的诠释。
钟铭称“子□佑晋公左右，燮诸侯、俾朝王”。按《左传·哀公十三年》子服景伯曰：“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则“子□”其人非贵必显。我们知道，在西周册命类金文中，佑者的地位往往较高。但称“左右”，则无疑是要推重晋侯。
“子□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这个“其”，既可以指代晋公，也可以指代“子□”。而该编钟的大致年代，已使我们排除了晋公复邦的可能性。按《国语·晋语二》宰周公曰：“齐侯三属诸侯，存亡国三。”韦昭注：“存三亡国，鲁、卫、邢也。”《史记·管蔡世家》：“昔齐桓公会诸侯，复异姓。”《左传·僖公廿八年》：“齐桓公爲会，而封异姓。”《公羊传·僖公元年》：“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之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左传·僖公元年》：“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在某些特殊时期，具有相当实力的诸侯可以对濒临灭亡的侯国施行“专封”。由此我们断定，复邦是对“子□”而言的。至于称“左右”，除了谦卑，最主要的是现实使然。
复邦之际称“子”，这种情形在文献中是能找到佐证的。如《公羊传·庄公卅三年》：“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何休注：“称子某，明继也。名者，尸柩尚存，犹以君前称名也。”又如《礼记·杂记上》：“君薨，大子号称子，待犹君也。”郑玄注：“谓未逾年也。虽称子，与诸侯朝会如君矣。《春秋》鲁僖公九年夏葵丘之会，宋襄公称子而与诸侯序。”又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子墨衰绖”，杜预注：“晋文公未葬，故襄公称子，以凶服从戎”。当然还有一种情形，如《谷梁传·僖公廿八年》範宁注：“卫称子者，时卫侯出奔，国更立君，非王命所加，未成君，故曰子。”（《公羊传·隐公三年》：“其称武氏子何？父卒子未命也。”）按《郑世家》“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幷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云云，则对“子□”而言，上述两种情形可能是兼而有之。
下面我们再对此编钟的作器者名，加以分析。按钟铭“□”、“○”幷见，然而从制笵的角度来分析，“卪”的笵文相比“?”要複杂许多。可以说，笵工舍易求难的可能性，简直是微乎其微。然而“卪”的笵文如果笔道浅臃，浇铸出来的就很可能会讹变爲“?”。
武公之名，《史记·郑世家》作“掘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国语·周语中》韦昭注则作“滑突”。按掘、滑、突三字，均在“术”部。《十驾斋养新录·卷五》认爲“古人名，多取双声叠韵”，如鲁隐公息姑（《世本》）、寺人勃鞮（《国语·晋语四》，《史记·晋世家》作“履鞮”）、鱄设诸（《左传·昭公廿七年》）、石曼尃（《史记·卫康叔世家》）、鲁穆公不衍（《世本》）等皆是。上引诸名在文献中是可以简省的，如鲁隐公息（《史记·鲁周公世家》）、寺人披（《左传·僖公廿四年》）、专诸（《史记·吴太伯世家》）、石圃（《左传·哀公十八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作“石傅”）、鲁穆公显（《史记·鲁周公世家》）。另外还有《史记·管蔡世家》徐广集解引孙检曰：“曹惠伯或名雉，或名弟，或复名弟兕也”，也存在同样的情形。按“□”从车从卪，应由卪得声。卪在“质”部，与“术”部可通。如果这一结论能够成立的话，则钟铭的“子□”，就是郑武公。
《国语·郑语》：“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韦昭注：“定，谓迎平王定之于洛邑。”《左传·昭公廿六年》：“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书·文侯之命》孔颖达疏：“申侯与犬戎既杀幽王，晋文侯与郑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国语·晋语四》叔詹曰：“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这些文献记载，同铭文“子□佑晋公左右，燮诸侯、俾朝王，克典王位”的描述，是相吻合的。
据文献记载，郑武公曾爲平王卿士。如《诗序》：“《缁衣》美武公也，父子幷爲周司徒。”《左传·隐公三年》：“郑武公爲平王卿士。”杜预注：“卿士，王卿之执政者。”还有如《国语·周语中》韦昭注：“郑武公以卿士夹辅周室，平王东迁洛邑。”按《国语·鲁语上》韦昭注引贾侍中云：“诸夏不式王命，以六师移之。”其统帅，往往以公卿任之。如《国语·鲁语下》叔孙穆子曰：“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韦昭注：“师谓六军之衆也，公谓诸侯爲王卿士者也。”钟铭“子□及晋公率西之六师，搏伐楚荆”云云，显然与上引文献是相印证的。同时，它也使我们联想到了《郑语》的“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这个预言，过去均无其证，现在由铭文“西之六师”而得到发明。
铭文称“王锡子□路车、驷马，衣、裳、带、芾、佩”，其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周王命晋侯，锡之大辂之服”、《周语上》作“太宰以王命命冕服”的情形是一致的。锡命则赐服，这在西周册命类金文中也是极爲常见的，可见冕服是一种地位职官的象徵。《诗·郑风·缁衣》：“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其中“敝予又改爲兮”一句，过去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按《公羊传·庄公元年》：“冬，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左传》孔颖达疏：“《诗·唐风·无衣》之篇，晋人爲其君请命于天子之使，以无衣爲辞。”现在据武公复邦一事可以推断，缁衣之敝，殆比关中之郑。“改爲”者，喻东徙复国也。
《左传·昭公廿六年》孔颖达疏引汲冢书《纪年》：“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爲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幷立。二十一年，携王爲晋文公所杀。”《左传·昭公廿六年》：“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则钟铭“子□佑晋公左右，燮诸侯、俾朝王，克奠王位”云云，殆即其事。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平王东徙洛邑，适晋文侯十一年。则汲冢书《纪年》“二十一年”，乃“十一年”之误，从晋侯纪年。虽然钟铭没有提到具体王年，但我们已经可以由此而断定是平王元年。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意见：
1．所谓的“子犯编钟”其铭文所记，与狐偃、重耳及相关史事风马牛不相及。
2．根据本文对铭文的分析研究，此编钟宜改称爲“郑武公编钟”。
3．钟铭所记爲晋文侯协助郑武公复国，幷夹辅平王诸事。爲深入研究两周之际的历史，提供了新的文字资料。
4．根据本文判断，此编钟的年代，应系于晋文侯十一年，也就是平王元年。
乙亥冬初稿于曆城
丁丑秋再稿于柘湖
乙酉秋三稿于华亭
附旧作：郑武公编钟颂
子夏曰：“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听钟声则思武臣。”（《礼记·乐记》）有郑武公编钟者，青緑班爤，离数千载矣，钲间论撰，岁月不能掩劘。既爲发冢摸金之徒得获，遂散之于南越，今其一堵有奇已浮波归夷洲。余诵其铭有日矣，钟声虽未闻，思则有之。夫宗周季祀，幽王无愄，馨香渐溦，天帝降威。郑桓亹亹，殉王不违，复邦延胙，武公持危。南郐蠢惷，王命敢非，晋文式之，博伐以威。亲戚藩屏，晋郑是依，既奠王位，用迁浃溽。缁衣美贤，诸侯赆金，爰作和钟，诱世正音。九堵着辉，君子万年，其声穆穆，欲子孙长保。萧鱼之役，二肆纳晋，无爱名器，干戈是已。悼公聆乐，魏昭与享，抚和戎狄，应受是仪。既从于葬，声匿于野，然不蒙郑卫靡靡之垢，无罹销熔改铸之厄，圣灵引佑，久瘗未泯，盖天使之然也。
后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平王东徙洛邑，事在晋文侯十一年。而汲冢书《纪年》“二十一年”，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今由《系年》周亡王解决了。
辛卯腊月初三，喜获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所赠《简帛》第六辑一厚册，无以爲谢，遂奉稚文以博一笑。幷颂山东大学马良民老师寿。时腊月十一。
（编者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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