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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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读《诗论》札记二则


(首发)
[摘要]文章对上博简《孔子诗论》中两处考释提出不同见解,在进一步考证的基础上对原整理者致误的原因做出了相应的推测。
[关键词]《诗论》;考释;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烈文
[中图分类号]H121 [文献标识码]A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公布已近五年,其间许多学者探迹索隐,多所发明,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铺平了道路。笔者在学习过程中对个别字句的理解产生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敢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 释“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所收《孔子诗论》(以下简称《诗论》)第九简有语云:“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父之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亦有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也”,[1]此句中有两字值得探讨,即,第一字“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和第四字“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其中,第四字“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原整理者释为“责”,[2]李学勤先生释为“贵”,[3]范毓周师释为“刺”。[4]包山楚简146简、152简有“责”字,分别做“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5]由此可证原整理者所释不误,当为“责”。“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释为“责”,则原简所论便与《诗·小雅·鸿雁之什·祈父》篇“王之爪牙”怨责“祈父”三章四句内容相合。即便各家对“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的释读不同,但在该句所论为《祈父》篇这一点上没有异议。下面,我们着重考察第一字“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原整理者释为“誶”,并云:“‘誶’与‘祈’同为微部,也有可能有传抄之误。评诗意为‘责’,与《祈父》责‘王之爪牙’三章四句内容相合。” [6]看来整理者对该字的释读也心存狐疑。说两字同为微部,是想从语音上说明两字相通,但“祈”为群母微部,“誶”为从母或心母物部,微物可以对转,但从母属齿音,心母属喉音,而群母属牙音,声纽相隔较远,发生音转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有传抄之误,”是想从字形上说明发生过讹变,但两字写法迥异。
笔者以为这个“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当隶定为“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从“衣”得声,为影母微部字,影群为邻纽,因此,从字音上与“祈”相通。从字形来看,《孔子诗论》中,“卒”字一见,做“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第二十五简);上博简《緇衣》中一见,做“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第六简)。而“衣”或衣旁凡五见,分别为:“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怀)(第七简);“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衣)(第十简);“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初)(第十简);“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衣)(第十六简);“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初)(第十六简);上博简《緇衣》中一见,做“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第一简)。可以看出,“卒”字一般做“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而“衣”字一般做“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其区别甚为明显。又验之于郭店楚简,“衣”做“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穷达以时》第三简)、“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语丛》第四十四简),“卒”做“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缁衣》第七简),共有二例。
那么,整理者为什么要把“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释为“誶”呢?笔者揣测可能与对原诗诗意的理解有关,因为“誶”有斥责诘问之意,而整理认为简文原句“与《祈父》责‘王之爪牙’三章四句内容相合。”按:《诗·小雅·祈父》原诗云:“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转予于恤?靡可知厎止。祈父,亶不聪。胡转予于恤?有母之尸饔。”这首诗含有怨责之意,是我或我们(“王之爪牙”、“王之爪士”,不消说,这里“爪牙”非贬义。)对祈父的怨责。朱熹《诗集传》:“祈父,司马也。职掌封圻之兵甲,故以为号。”按:“祈”与“圻”通,“祈父”因“圻”得名,而并非因“誶”(斥责诘问意)得名。故笔者愚见,释“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为“誶”似不妥。
二 释“剌(烈)文”
传世本《诗经·烈文》:“烈文辟公,锡兹祉福。” 马瑞辰《诗三家义通释》:“烈文二字平列,烈言其功,文言其德也。”并把“辟公”解释为“诸侯”。但我们知道《烈文》篇为告诫成王之诗,其诗云:“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于乎,前王不忘!”其末句为“于乎前王不忘。”从诗意来看这里的“烈文”应该是指“文王”而言,但为什么称文王为“烈文”呢?这是疑惑所在。《诗论》第六简提供的资料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原简文有“《剌文》曰……”句。从简文来看,这里的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字应该隶定为“剌”,“剌”字甲骨文作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金文作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简文字形与金甲相合。《说文》:“剌,戾也,从束从刀。刀者,剌之也。”显然有剖分之意,将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隶定为“剌”应该是不错的。为什么“剌文”就应该指文王呢?这与宗法制下对始封先祖的称谓有关。《礼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郑注曰:“别子谓公子若始来此国者,后世以为祖也。”陈澔《礼记集说·丧服小记》云:“别子有三:一是诸侯嫡子之弟;别于正嫡;二是异姓公子来自他国,别于本国不来者;三是庶姓之起于是邦为卿大夫,而别于不仕者。皆称别子也。”《礼记》成书虽晚,但其所记应该是本于周初的一些制度习俗,郑、陈两人的解说基本是对的。按《说文》:“别,分解也。”“别子”之意关键在于从该“子”起与原先的家族从政治身份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于原来的家族而言为“别子”,对于后世子孙而言为“剌(烈)祖”。在这样的称谓系统中“别”和“剌(烈)”都有分解之意。与金文相参证,可以看出这种称谓在周初已经存在。《墙盘》追述了微史家族的先祖世系:“……青(静)幽高祖,在微灵处……微史剌(烈)祖迺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周,卑(俾)处。甬(勇)惠乙祖,来匹厥辟。……粦明亚祖祖辛,禋育子孙,……舒迟文考乙公……”[7]。徐中舒先生认为这里的“青幽高祖”是指微子,“微史剌(烈)祖”是指微子的子辈,[8]那么,我们怎么断定这个被后世子孙称为“剌(烈)祖”的人在微子家族中是别子呢?《礼记·丧服小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据此我们知道,“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也就是别子的前一辈是“百世不迁者”。上引《墙盘》铭文中墙所追述的世系为:青(静)幽高祖——微史剌(烈)祖——甬(勇)惠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而墙的儿子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在其所作器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钟一式中云:“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恒夙夕圣丧(爽)追孝于高祖辛公文祖乙公皇考丁公[9]”。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钟三式甲乙合在一起读为:“于武王既哉殷,微史剌(烈)祖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以五十颂处。”[10]。可见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所追述的先祖为:“(青(静)幽高祖)——微史剌(烈)祖——高祖辛公——文祖乙公——皇考丁公”。其后面的三代祖先跟墙所追述的祖先关系是:“高祖辛公”是“亚祖祖辛”;“文祖乙公”是“文考乙公”;“皇考丁公”就是墙。唯独少了墙所称谓的“甬(勇)惠乙祖”,这个“甬(勇)惠乙祖”正是《礼记·大传》所讲的“五世则迁之宗”。我们也注意到了对“微史剌(烈)祖”的称谓没有变化而且他一直受到墙父子两代追述,可以肯定对“青(静)幽高祖”也是采取同样的礼遇,这就是所谓的“百世不迁之宗”。上文我们据《礼记·大传》推定“别子所自出”的高祖为“百世不迁之宗”,别子也是百世不迁之宗,而后面的三位先祖(高祖、亚祖或祖、考)则是不断变迁的。上引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钟三式乙言武王分给了“微史剌(烈)祖”五十颂的土地,这个“微史剌(烈)祖”从地域上与原先的家族脱离,成为始封之君,正是所谓的“别子”,而后世则称其为“剌(烈)祖”。不独微史家族,《师丞钟》中亦称其始封之祖虢季易父为“剌(烈)祖虢季”。文王正是周人受天命的第一个先祖,此前的王季,太王等都是殷商的臣属,而从文王开始受命称王,可以看成别子。因此后世称文王为“剌(烈)文”。
(编者按:[1]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
[2]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
[3]李学勤:《〈诗论〉的体裁与作者》,廖名春、朱渊清《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4]范毓周:《上海博物馆藏楚简〈诗论〉的释文、简序与分章》,廖名春、朱渊清《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75页。
[5]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95页。
[6]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
[7] 释文与短句参考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于省吾《墙盘铭文十二解》,《古文字研究》第五辑等文章。
[8]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9] 参看徐中舒主编的《殷周金文集录》425号器,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年。
[10] 参看徐中舒主编的《殷周金文集录》430、431号器,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年。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50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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