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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钱锺书写《管锥编》的动机与心情——从清代札记到“忧患之书”（2015年第10期）
钱先生1979年到美国去的时候，我见过他一面，我在哈佛大学的老师方志彤教授，是钱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候的好朋友。中国“文革”的时候，海外盛传钱锺书被斗死了，钱先生见到方教授便引美国幽默小说家马克·吐温的名言笑说，“The reports of my death are greatly exaggerated.”（“报告我死亡的消息实在太夸张了。”）钱先生那天用优美典雅的英语和我们交谈。他走后，方教授极力鼓励我用英文翻译出版不久的《管锥编》，我没有全部翻译，选译了大约五分之一，199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
我们翻开《管锥编》，起初会感到眼花缭乱，它的语言很稠密，段落非常长，没有小标题，除引述了中国各朝代各体裁的文章外，还大量引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以及英文的材料。可是心情稍微定下来，对它艰涩的文字稍微习惯后，就会感到眼前的文体似曾相识，有点面熟。为什么呢？因为《管锥编》实在承袭了清代札记的传统，我们可以说，《管锥编》的前身，包括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和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它们基本上同是中国古书的读后记。《管锥编》里的读后记和这些清代札记里的读后记篇幅相若，作者学问渊博，围绕着文本里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意象，随意旁征博引，申述自己对经书、文学、政治、思想史、制度史、文字学、社会风俗各方面的见解，上一篇和下一篇的内涵往往是完全没有关联的。
如果说《管锥编》承袭了清代札记的传统，那么除了引用东西方文献外，它与清代札记有什么分别呢？首先要问，这些读后记所讨论的文本是否一样呢？我们发现《管锥编》讨论的文本的范围，有异于清代札记。
清代札记普遍的结构是，开始时顺着传统经史排列，《易经》《诗经》《尚书》《春秋》《史记》《汉书》这样写下来。后面则不依照文本，随意专题发挥，如讨论唐代的税赋制度、三馆、石经等。钱先生的《管锥编》则涵盖了十种古书，大体说来从头到尾都顺着文本写。选择的文本，除了《周易》和《诗经》外都很特殊，不选择《春秋》而选择《左传》；《尚书》《礼记》《周礼》一概不谈；讨论《史记》而不讨论曾被不少人认为比《史记》优越的《汉书》。后一半专门讨论《太平广记》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我们知道《太平广记》收集的是《太平御览》没有收入的志怪小说，不但不是经典，而且属于下层社会，清代学者很少研讨它，更不会把它与经书并排在一起。《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虽然收罗了不少名作，但内容庞杂，很少清代学者把它当为一部着作研究。钱先生竟然把这部成于清代的集子，很当一回事地逐篇研讨，相信以前没有人这样做过，一方面是因为他关注的主要是文学和美学，另一方面这体现了其独特的思考方式。钱先生试图在这些琐屑的篇章内，找寻相关的思想与价值。他一向对经过系统化的思想存怀疑的态度，特别喜欢挖苦各种理论，这点大概是他和清代学者最大的差别之一。钱锺书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很“现代”的。
很大的程度上，《管锥编》可以说是钱先生和清代学者一场很长的对话，钱先生对清代学者的学问是折服的，但对他们很多做学问的方法不满，认为他们常常文学和历史不分，把文学作品和作家的生平混淆了，不明白文学的“真理”有异于历史的客观事实；他又觉得清代学者评估古人的时候，往往过于注重着作而不审视这人的整体言行，以及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同时代的人的评语。钱先生主张所有的资料都要兼顾，资料本身互相矛盾时，也不能为方便起见自圆其说。他完全可以接受资料有时候会互相矛盾，宁愿接受互相矛盾的资料，而不愿意把事情简单化了。钱先生还批评清代朴学提倡一个一个字推敲地读经书，他认为逐字解释有严重的局限，尤其遇到有关情感的词汇，聪明的读者必须考虑到整个语境，才能明白作者的原意。这可以说是钱锺书对清代朴学的一种补正。
钱先生与清代学者最大的不同，当然是他懂得看西方文字，熟悉西方的文学传统。他谈到古书某一句话，某一个意象，或某一种概念，可大量举出西方文学中相似或相反的话语或概念，他不时用西方例子来反驳清代学者的论点，或引用来作佐证。钱先生早些时候写《谈艺录》偶然也征引外文着作，但在《管锥编》里却构成几乎每一章主要的一部分。一般来说，钱先生选定了要讨论的段落某一个意念或意象后，便征引中国文献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再征引西方文献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最后作出结论。
我们把钱先生引述的外文着作和中文着作相比较，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援引的外文着作古代当代的都有，而中文则不提“五四”以后的理论或例子，当代的更是一个也没有。
我们知道钱先生着手写《管锥编》，是1971年开始的，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他和他的夫人杨绛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房子被人占住了，两人无家可归，有三年只好睡钱先生在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办公室。《管锥编》的材料自然不是1970年代才搜集的，但他那个时候才开始整理多年累积的笔记。我们要问，他决定写《管锥编》，决定怎样写，和“文革”有没有关联？钱先生通盘讨论了中国自古以来的经、史、子、集，包括志怪小说，元明清的戏剧、游记等等，独独不提当下，是不是和“文革”有关？他为什么中文用那么艰涩难懂的语言，却又引述那么多古今西方着作呢？
钱先生在1942年写《谈艺录》的序时，提及当时的中日战争，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接着说：
既而海水群飞，淞滨鱼烂。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说诗解颐，为赵岐之乱思系志。
匡鼎是前汉一位学者，据说他讲《诗经》会令人开心地笑；赵岐为躲避敌人有三年在朋友家的墙壁里生活，有人说他的《孟子注》就是那个时候写的。钱先生在战乱的时候写《谈艺录》是要学匡鼎和赵岐。
恰恰三十年后钱先生《管锥编》的序怎么写呢？这序非常短，大约只占一页的四分之一，以下是全文：
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 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赓扬。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怀，绠短试汲，颇尝评泊考镜，原以西文属草，亦思写定，聊当外篇。敝帚之享，野芹之献，其资于用也，能如豕苓桔梗乎哉? 或庶几比木屑竹头尔。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一九七二年八月
全文无论对外在的环境或他自身的光景都一字不提，只曲折地表示时局不好，因为“豕苓”和“桔梗”都是用来医病的。虽然他以敝帚野芹代表自己的文章，说对时势完全无补，可是有心人若仔细查一查，就发现所谓“木屑”“竹头”并不像乍看下那么没有用，因为典出自《晋书》陶侃的传。陶侃监督造船的时候吩咐所有的木屑和竹头都不准丢，保存下来，别人多年后才明白陶侃的苦心，有一次举行朝廷大典时地上全是正融化的雪，木屑正可派上用场，竹头则在建造另一些船的时候当钉子用了。
钱先生写《管锥编》时候心情如何，他在1993年另一篇序里才透露。这篇序虽然用中文写，国内也许很少人看到，德国女学人Monika Motsch要出一本讨论《管锥编》与杜甫的书（Mit Bambusrohr und Ahle: Von Qian Zhongshus Guanzhuibian zu einer Neubetrachtung Du Fus），请钱先生替她写序，钱先生的序是这样写的：
在中国，交通工具日渐发达，旅游事业就愈来愈兴旺，所谓“比较文学”也几乎变成了它的副产品。语言文字的挑衅性的障碍仿佛随着山川陵谷的阻隔一起消失了。
“三十年为一世”，四十多年前真如隔了几世。那时候，对比较文学有些兴趣的人属于苏联日旦诺夫钦定的范畴：“没有国籍护照的文化流浪汉”。他们至多只能做些地下工作，缺乏研究的工具和方便。《管锥编》就是一种“私货”，它采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这个用意逃不出莫芝博士的慧眼。
这里，钱先生直爽地说道他用典雅的语言，迂回隐晦的方式，是故意要让一般人，包括红卫兵，看不懂。因为这东西是“私货”，是官方和御用文人不能容忍的。他说的“日旦诺夫”今译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是苏联斯大林手下专门对抗知识分子的高官。钱先生这里把《管锥编》定位为比较文学。1948年苏联作家协会会长亚历山大·法捷耶夫 (Aleksandr Fadayev)，在日丹诺夫的指导下批斗刚出版《普希金与世界文学》的犹太裔作者Isaac Nusinov 为“没有国籍护照的流浪汉”。因为 Nusinov 竟敢搞比较文学，把普希金的作品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后来苏联的领导人常常用这句话批评对中央政府不够“忠实”的知识分子。
我们要问，钱先生在《管锥编》里，有没有批评“文革”呢？直接批评当然没有。但他在第二集讨论老子那一章里，批评老子刻意扭曲文字的意义（如“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动”），又反对老子的愚民政策（如“使民无知无欲”“浑其心”），让我们不禁联想到当时“文革”各种现象。他指出老子“天地不仁”之说替法家的苛法铺平了道路，而所谓的“无为”造成了无所不为的局势：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然天地无心，其不仁也，“任”或“不相关”而已。圣人虽“圣”，亦“人”也；人有心也，其不仁也，或由麻木，而多出残贼，以凶暴为乐。（《管锥编》2: 420）
求“合”乎天地“不仁”之“德”，以立身接物，强梁者残酷而无慈悯，柔巽者必脂韦而无羞耻。黄老道德入世而为韩非之刑名苛察。（《管锥编》2: 421）
“无言”而可以重言，寓言，卮言，荒唐之言矣；“无身”而可以脂韦滑稽，与世推移，全躯保命，长生久视矣；“无为”而可以无不为，无所不为矣；黄老清静，见之施行而为申韩谿刻矣。（《管锥编》2: 414-15）
我们了解钱先生作《管锥编》时候的心情，便知道他此处是有的放矢的，这些话是带着伤痛写的。当然，《管锥编》还有与当时的政治运动完全无关的种种方面。它用新观念解释古经书，补正清代学者的缺点，还对比较文学、比较美学、比较思想史都有丰富的贡献。但除了学术意义外，《管锥编》与当年的政治背景也是分不开的。
1980年钱锺书为妻子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序文时，提到“文革”的情况：
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
钱先生在序里对自己的行为太苛刻了。我们都知道当时的政治运动不参加是不行的。其实钱先生从干校回到北京，“文革”还未结束，他在这时以全副心力整理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理念，且把这些理念与西方文学理念并列在一起，表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有的西方也有，西方有的中国也有，需要极大勇气。他当时缺乏研究的工具和方便，只能暗暗地做，只能用一般人看不懂，特别是红卫兵看不懂的语言，用迂回的方法，他这样做，非常孤独，感觉上自己是个“文化流浪汉”而进行“地下工作”。幸而，正如陶侃一样，钱先生的苦心在今天的中国普遍地被肯定。
作者简介
Ronald Egan，1948年生，美国人，中文名艾朗诺。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教授，孔子学院院长。1971年入哈佛大学，开始研究中国学，早期研究《左传》，197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宋代思想史、美学以及文人文化。主要学术着作有《The Problem of Beauty: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中译本：《美的焦虑：北宋美学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苏东坡传》等。曾用英文选译钱锺书的《管锥编》。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宋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