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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两百年前的军中大贪案——一个道员牵出的集体侵冒军费黑幕（2016年第10、11期）

嘉庆元年（1796）正月，湖北白莲教信众在官兵缉拿时仓促起事，乘势攻占当阳县城，从而奏响了三省教变的序曲。此后数年间，多支教军冲州撞府，此伏彼起，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为剿平游动于鄂川陕的教军，朝廷不断增调官兵，追剿防堵，军费开销巨大，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压力。这一方面是作战的需要，辎重粮饷，在在都要开支；另一方面则是侵占挥霍，一些带兵将领（也包括地方官）借机发财。清朝对军费开支本有严格的核发核销制度，但对于一个贪腐盛行的官场，总会有些模糊地带，也有空子可钻。本文副题中所说的“侵冒”，指假冒各种名目侵占军费，与我们通常说的“贪污受贿”略有差别，却正是当时军队中的潜规则，是一条以权谋私的捷径。湖北安襄郧荆道为交战最激烈的地区之一，道员胡齐仑既要带乡勇协助作战，又要负责军需供应，经手数百万银两。客观说来，他只是循例将部分官银打点领兵大员，可别处没有出事，胡齐仑却犯事了。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太上皇帝——乾隆帝弘历崩逝。嘉庆帝颙琰亲政后，立即将内阁首辅兼首席军机大臣和珅赐死，并以胡齐仑案为契机，掀起了一场由地方到军队的反贪风暴，一批重要的前线将帅纷纷牵连在内，或革职逮治，或抄家流遣。实则胡案的事发，差不多是在四五个月之前。那时和珅正权势熏天，湖广总督景安为其族孙，上疏弹劾安襄郧荆道胡齐仑侵冒军费，引起朝廷关注。
准确论列，当年43岁的胡齐仑是个干员、一个勇于任事的能臣。前两任湖广总督毕沅、福宁都对他很欣赏，誉为“才具开展，办事明干，经理地方一切公务，均能妥协裕如”（朱批奏折，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初八日，毕沅、福宁奏请以胡齐仑升署荆门直隶州知州、史纯义署理蕲州知州事）。后胡齐仑升任襄阳知府，襄阳为白莲教的大本营，不在少数的教徒已打入各衙门和绿营，杀官起事迫在眉睫。胡齐仑得到密报后临危镇定，亲自带兵抓捕，将各级官署及城中教徒一网打尽，致使襄阳城始终不失。作为对比的是不少地方官或懵懂漠视，或惊慌失措，身亡城破。
嘉庆元年三月，官兵在南漳土地岭猝遇教军，但见白莲教众漫山遍野呼喊杀来，安襄郧荆道王奉曾当场吓得昏厥过去。毕沅验明其真的神经失常，又保举胡齐仑兼护道员（录副奏折，嘉庆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毕沅等奏为道员王奉曾随营剿贼惊吓成癫请勒令休致并以襄阳府知府胡齐仑兼护道员事）。应该说，道府中很缺像胡齐仑这样精强勇为的官，几个月后，即因红土山军功实授，并赏戴花翎。
三年四月，景安任湖广总督。他庸懦无能，却因朝中有和珅撑腰，不断受奖受赏，一路扶摇直上。抵任数月后，景安即参奏胡齐仑声名狼藉、任意侵欺，说他与候补经历朱谟狼狈为奸，“经手军需银两甚多，其中亦不无冒滥”（朱批奏折，嘉庆三年十月十二日，景安奏为特参安襄郧荆道道员胡齐仑声名狼藉请旨分别革休事）。以“迎送伯”着称的景安一向声名狼藉，却以此语指责他人。倚仗和珅权势，景安擅自将胡齐仑等革职，查封其任所资财，派令布政使祖之望严加提讯。有和珅在朝廷先吹了风，太上皇阅景安折深信不疑，命革职拿问，彻底查究。
自元年白莲教在湖北起事，迅速蔓延数省，仅仅三年，地方协提的资金不算，光是户部银库的军费开销已达七千多万两，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太上皇帝对前线军需一向出手阔绰，如苗疆之役，动辄拨发数十百万两巨额款项，加上大量银牌元宝，供领兵大员在作战时随时奖赏。负责供应军需的地方官，既要讨好领兵将帅，也会借机搭车沾光，黑幕重重，现在被揭开一角，怎不令朝野瞩目。可祖之望反复研审，却找不到胡齐仑的贪污实据。数月后和珅被诛，景安心神大乱，更是审不下去了。但嘉庆帝未忘此事，亲政的第二个月即降旨追问，表达了对景安的严重不满，“迄今已阅四月之久，尚未据景安将审办情形定案具奏，其中显有故意延挨，为弥缝贿嘱、化大为小之事”（《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四年二月十八日）。三月间，景安被免职召还，嘉庆帝甚至想杀之以警示那些恇怯大员。一把火延烧到自己身上，这位伯爵大人也是始料不及。
新任总督倭什布接奉谕旨，迅即奏报，详细叙说祖之望操守廉洁、办案认真的情形：先是在襄阳道署严密查抄，将“钤印领纸”开单飞传各营查对，出告示令下属州县上缴寄顿，“又亲提胡齐仑家丁人等再四研鞠，加以刑夹”；并称自己因带兵堵剿教众，逐日移营往来，实在没有时间悉心查核。嘉庆帝见奏较为认可，朱批：“汝自应专心办贼，胡齐仑一案责成祖之望可也”。（朱批奏折，嘉庆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倭什布奏为查办原任安襄郧道胡齐仑办理军需侵冒一案将册卷供情送部查审事）对祖之望办案，此时还是充满信任的。
景安参奏时称胡齐仑声名狼藉，上皇曾批谕“岂有此理”，嘉庆帝也说他声名狼藉，原因颇为复杂。主要是由于隐瞒造假和杀俘杀降，具体说是在南漳杀戮投降教军的事件。白莲教所过之处，均有当地教徒积极加入，一旦战败则大多逃回故乡，南漳一战亦如此。胡齐仑招募乡勇，配合官兵将教军击溃，然后大开杀戒，将藏匿在夹河洲的本地教众尽行屠戮。至于他隐瞒297名乡勇的死伤情况不报，更属军中惯例，报喜不报忧。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显然不是什么好鸟，仅招募一千多名乡勇，却谎报为三千，希图多领资费；遇到上司核查，又说捐出养廉银支给费用，实际压根没有这回事儿。到受审时，胡齐仑无可掩饰，只好一一承认。谕旨命将胡齐仑及朱谟解京，交刑部审讯，关于杀降，有这样一段问答：
问：你在夹河洲，如何将就抚之民诱出，诛戮数百充数？
据供：我带乡勇一千三百名，总兵马瑀带兵五百名，在夹河洲驻扎，时贼匪业已散去，我见有余剩的贼匪二三百名藏匿洲内，我就去禀知汪巡抚，带兵来将他们杀的。实是贼匪内冲散余贼，并非就抚良民。
问：……你既见有余贼，即应设法招抚，况你带有一千三百多名乡勇，又有兵五百名，他们只有二三百名，正是势穷力尽之时，岂有不俯首就降的理。即使他们抗拒，你带的兵勇数倍于贼，无难立刻歼除，何又张大其事，禀请巡抚前来剿杀？明是你妄报于前，将就抚良民杀害塞责，还有何说呢？
据供：我当时原要安抚，因他们不肯就降，所以禀请巡抚的。至他们原系贼匪中窜出的，实不是良民，有汪巡抚原奏可查。我们办理此案，有候补知县萧应登、守备衔武举汪德洋、委员陶琛并招抚出来之管学渊、燕廷栋等，可以查问的。（《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四年五月十二日）
杀俘当然是一种严重的战争罪行，可当时在军中极为普遍。乾隆帝就曾下令在苗疆大肆杀俘，并对分派部队看押俘虏的大员严厉训斥，要求即行杀掉；剿灭王聪儿一役，清军杀俘杀降逾万人，上皇见奏也是喜形于色。比较起来，胡齐仑的枉杀就算小巫见大巫了。后来的审讯不再说起，将重点放在侵占军费上，大约也是想到这些吧。
刑部大堂之上，原本巴高望上的胡齐仑万念俱灰，有的一概招认，却找不到贪污侵占的确证，京宅的查抄也没有什么大发现。办案人员难以向皇上交差，便列举一些疑点，如胡齐仑独自管理庞大的军费开支，将五万多两银子存于署中，核查时让胡齐仑参与，押解进京途中未将胡与朱分开等等。嘉庆帝甚怒，对主审此案的祖之望严重不满，降旨切责：“乃景安、祖之望查办胡齐仑经手未完各件，并未将支发底账预行封提，转借行查领项各员为名，耽延数月，且令胡齐仑自行核对卷宗，为弥缝抽改地步。是景安、祖之望有心徇隐，并未彻底查究。必有同胡齐仑通同取巧之处，显而易见。”（《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四年五月十二日，军机大臣字寄）最后一句，系皇帝朱笔所加。此时景安已被解职，命往四川办理军需，胡齐仑等主犯虽已移交刑部，然审不出重大案情，仍要怪罪到祖之望头上。
祖之望曾任刑部司员，自是办案审案的好手。他在接案后急急赶赴襄阳，抵达后逐一查抄，并将账簿单据封存。胡齐仑正在竹溪边卡，也被押解回来听审，又交出随身携带的军费开销底册。祖之望率员核查比对，见账目大致相符，便把重点放在复核支领单据的真伪上。涉及到的军中员弁甚多，因流动作战，大多已在数百里之外，核对颇费时日，便拖了下来。最后的核对结果，也是基本相符。应相信祖之望以及刑部堂官的办案能力，更要相信其奉旨办案的认真态度，审不出头绪的关键，在于胡齐仑不能算是一个贪官，至少没有把银子弄到自己兜里。
湖北巡抚高杞遵旨密奏，逐条解释胡齐仑之罪难以落实，说了一番大实话：
查景安原参“胡齐仑声名狼藉、民间颇有怨言，军兴以来办事不实，任意侵欺”等语，并未指实款迹，殊难折服其心。及委藩司祖之望究讯，止有嘉庆二年七月内贼近南漳，胡齐仑雇募乡勇打仗，伤亡二百九十七名，延不详请恤赏，复乘贼匪西窜捏报添雇乡勇堵御……等情。查乡勇打仗伤亡未经造报请恤者非止一处，而添雇乡勇他处亦难保无捏报之事；……若其军需银两存留内署酌发，此经手之责，亦难指为营私确据。
所有这些能戴到胡齐仑头上的罪名，在高杞看来都是官场通例，属于战时的潜规则，算不得大罪。那么胡齐仑为何会声名狼藉呢？接下来，高杞却要从他的大功说起：
嘉庆元年襄属教匪起事，勾结城内书役暗中接应，经胡齐仑察审确实，数日之内擒斩多名，郡城赖以安贴。此胡齐仑之微劳，而前任督抚所以保奏也。及升补道员后，又以承办军需料理无误，相待较优。胡齐仑因而俯视一切，凡遇在襄办差官员，逢迎可爱者，赞不容口；稍不投机者，动加呼叱。其骄矜狂妄之态，遂为众怨所归。
看似指责胡齐仑骄矜狂妄，实则也暗示了官场的嫉贤妒能；而所谓的声名狼藉，怕是由于其精明强干，对待一些官员不少假借，当然也只是对官职低于他的人。关于夹河洲的妄杀，高杞指出胡齐仑有铺张粉饰、小题大做之处，也说不应把账全记到他一人身上：
接阅前抚臣汪新抄发具奏剿尽窜伏夹河洲反侧逆匪一折，内叙接据胡齐仑禀报该处伏匿匪徒，潜图蠢动，汪新会同总兵马瑀各带兵勇驰往，并派员弁分投扑捕，歼毙数百名，生擒一百余名，佥供“闻知城内兵少，商量充作乡勇难民，混入抢占”等语。旋奉恩旨，汪新、马瑀、胡齐仑各加升衔，其在事文武各员亦蒙分别加恩。维时奴才因襄阳本多习教匪犯，窜伏蠢动事之所有，今经歼剿净尽，实为地方之幸。后始风闻原奏系据胡齐仑之禀，多有铺张粉饰之处，其保举各员亦有不实，且有枉杀投诚之说。奴才相隔路远，疑信参半。八月间汪新札调奴才办理吉林索伦兵差，赴襄阳察访，夹河洲地方原有教匪，却无如许多人，未免小题大做，其有无枉杀悔教之人原系得自传闻，并无亲属首告。惟在襄人员不少曾各办差出力，咸思侥幸保举，或有求之不得者，则因此事起于胡齐仑之禀报不实，互相传说，众怨沸腾，此胡齐仑声名狼藉之由来也。（朱批奏折，嘉庆四年六月初一日，高杞奏为遵旨据实密奏已革安襄郧道胡齐仑在任劣迹事）
兜了一个大圈子，高杞还是把找不到枉杀和贪酷的实证，只是襄阳城一些人未获奖赏，嫉妒愤恨，传播流言的内幕说了出来。嘉庆帝阅后似有些省悟，批了个“览奏俱悉”。
在高杞此奏之前，嘉庆帝已命将祖之望解职，来京听候问询，并在倭什布奏折后作了一段朱批，说的正是景安参奏的政治背景：
胡齐仑一案，始于和珅闻其声名狼藉，兼少私馈，授意景安勒令参办。而楚省军需原系伊一手经理，久已通同使用，景安、祖之望恐查办过急，胡齐仑和盘托出，是以令彼自对底册，早已天衣无缝，从何审究？（朱批奏折，嘉庆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倭什布奏为遵旨密查胡齐仑擅杀难民侵欺公款一案事）
原来竟是出于和珅之授意！颙琰曾说早知胡齐仑声名狼藉，大约也来自于和珅之口。他还说到和珅没得到胡的贿赂，有意报复，则胡齐仑岂非成了被迫害者？然而且慢，一码说一码，和珅厌憎胡齐仑是实，胡齐仑借经管军费搞关系私送人情也是实。皇上坚定地认为军需开销混乱，认定胡齐仑侵冒军费，要在他这儿打开一个缺口。祖之望被解职的原因，是办案中故意拖延（“迟延多日，意存掩饰，非寻常怠玩可比。”见《清仁宗实录》嘉庆四年五月乙酉），并且不把核心证据及时上报，的确如此。精于审案的他很快就搞清此案的复杂背景，而更为复杂的是胡齐仑交上一本账目底册，当时领兵将帅的名字绝多在上面，支领数目不一。祖之望顾虑的是，一旦清查追缴，前线将帅人人自危，军心大乱，必然影响到进剿白莲教之役。思虑再三，他在胡齐仑解京时未将此底册移交，希望能亲自交给皇上，陈明利害。后刑部审出还有底册未交，嘉庆帝赫然震怒，传旨将他撤职查办，祖之望这才上缴倭什布转呈。也算是一番苦心，翻成大罪。
八月十七日，祖之望到京，嘉庆帝命迅即讯问，听其细述苦衷，有所谅解，而对其所说的前线军需开销实情，由震惊转为震怒：
本日祖之望到京，据称湖北办理军需，查出胡齐仑经手帐簿，多系开载领兵大臣犒赏提用，及督抚与该道馈送领兵官员款项。如明亮、庆成、永保、恒瑞、德楞泰、舒亮等，皆曾得过，惟额勒登保一人未经得受。是军兴以来所发饷银七千余万，竟为伊等馈送侵肥花消之用……（《清仁宗实录》，嘉庆四年八月癸卯）
就在前一天，倭什布已将胡齐仑的底账进呈御前，这份清单至今仍在，可见当日军费使用之乱象。兹仅举总统湖北军务的永保一例，老胡出手大方，记的也很详细，清单开载：
永保
嘉庆元年五月初三日收元宝二十个（毕沅送）
七月初十日收纹银八千两（注明系沈姓带京）
十二月二十六日收银二千两（毕沅送盘费）
四月二十四日收银二百两（未注明何人馈送）
五月初二日收银三千两（未注明何人馈送）
七月十九日收纹银三千五百两（未注明何人馈送）
以上共银二万三千七百两
三月十九日打银牌纹银十两
三月二十九日收五钱重银牌一百面
四月十七日收五钱重银牌一百面
五月初二日收一两重银锞一千个
五月初八、十日收五钱重银牌一百面
五月二十四日收五钱重银牌五百面
六月初一日收五钱重银牌四百面
以上共银二千六百一十两
又收大银牌八十面小银牌二百面（未注明分两月日）
永保曾任军机章京，金川之役，其父定边将军温福殁于战阵，他冒矢石夺回父尸，亦一员猛将也。后历道员、布政使、巡抚，调喀什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奉旨往湖北带兵，不久即受命总领湖北诸军。故支取军饷，以永保签名最多。永保起初连连告捷，加太子太保，可教军散而复聚，奔扰各地，上皇焦灼恼怒，仅仅过了半年，就将他革职逮京，几乎掉了脑袋。这里倒也能见出官场情义的一面，永保押解去也，毕沅说“永大人在刑部监内最苦，令将前存二千两银子一并带京，送交永大人”（《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胡齐仑出手更阔绰，个人又馈送白银六千两，当然用的是军费。
永保后面，清单上依次是古北口提督庆成、湖南提督鄂辉、湖广总督毕沅、理藩院尚书惠龄、署广州将军明亮、西安将军恒瑞等人，或多或少，都有支领。嘉庆帝降谕切责：“此内各路军营任意提用，及督抚支取馈送者，款项累累，实堪骇异……今自剿办贼匪以来，部发帑银多至七千余万，而各省协济银两尚不在此数。如果实用实销，则兵精饷足，士气奋扬，早应扑灭贼匪。何至兵丁衣服蓝缕，几同乞丐，经年累月，迄未成功。是节年所发帑金，竟徒为伊等骫（wěi，弯曲）法营私之用，而于兵丁全不体恤，又何怪师老兵疲，士不用命耶？”（《清仁宗实录》，嘉庆四年九月庚辰）谕令将永保、庆成等家产查抄，并将清单发交钦差大臣那彦成、陕甘总督松筠就近逐条严讯，计赃定罪。
清单上的那些支项，不能笼统称为贪污侵占，但提用任意，赏赐滥行，私人馈送挥霍，则在所难免；前线士卒缺饷少粮，衣衫褴褛，士气低落，也是事实。但具体到每个将领，情况便有较大差异。如惠龄接任总统湖北军务，枣阳告捷，提银一万两发军营犒赏士兵，又领取袍褂料四十付奖励巴图鲁，皆有经办人，皇上也未再追究。庆成更属冤枉，不光没有侵吞军饷，还从家里取了二千多两银子用于激励士气。此时他先因失误军机革职，在汉中军营戴罪立功，松筠奉旨审讯，调查军需粮台的记录，将其家人也拘来细细审问，颇为同情，奏报时引录庆成原话：“缘我带兵打仗，毕沅、胡齐仑供给赏需银牌银锞银两，意系例有之事，所以伊等送来我就收了……俱系交与跟随备弁收存，以备犒赏。每逢打仗有杀贼出力的官兵，均令分别等次，即以前项银牌银锞银两随时分赏”。庆成还说打仗时“总在前敌亲身督率，察其实在奋勇杀敌者，无不立时奖赏”；说自己曾向众官兵发誓，绝不带军需银两回家；说是身任提督、护军统领、户部侍郎，管崇文门税务等，俸廉丰厚，“出兵时曾由家中带银二千数百两，俱在军营犒赏官兵用尽”（朱批奏折，嘉庆四年十月初十日，松筠奏为遵旨查讯已革提督庆成前在湖北军营收用银两恭折复奏事）。松筠是一个诚实正直之人，将这些详悉转奏，并说河南、陕西、四川等地也会送一些赏兵银两。
沾了哥哥勒保擒获教魁王三槐的便宜，永保由刑部大牢放出，赫然又是陕西巡抚，至此再次被抄家审讯。永保和庆成在京家产都被抄检，数额不多，嘉庆帝命将大部分赏还，作为恩典。抄家时还查出庆成在军营家书一封，内称今年不比从前，不能寄银子回家。呈至御前，皇上看了有些感动，本要将他逮京治罪，已行至山西，命往伊犁效力赎罪。明亮和永保，既列名清单之上，进剿时又内讧不止，谕令押解进京。还有恒瑞，有旨令查在汉中军营的支领用途，松筠奏报“并无冒支入己情形”。至于毕沅虽已病故，仍命革去应袭世职和子孙官职。鄂辉卒于云南总督任所，也未逃过查抄家产、撤出贤良祠的处置。降旨严查胡齐仑侵冒案之初，嘉庆帝就联想到原来保举他的上司，湖广总督毕沅已逝，湖北巡抚福宁继任，转四川总督，现在四川办理粮饷，此时被嘉庆帝盯上。福宁出身伊尔根觉罗，仕途顺畅，由兵部笔帖式升工部郎中，外放为甘肃道员、陕西布政使，乾隆五十五年（1790）擢湖北巡抚，胡齐仑在湖北的两次升职，都由他与毕沅联署。五十九年九月，福宁在山东、河南巡抚上转了一圈后，升任湖广总督，即行保奏胡齐仑署理武昌知府，无疑很欣赏这位老部下。福宁有几分庸碌，曾对和珅极尽巴结，先是调两江总督，因苗疆之变未赴，又调川督，当有和大人推助之力。但剿敌无功，屡被上皇责斥，一年前即被革职，赏副都统衔办理粮饷。
湖北军费出了事，嘉庆帝立刻就想到四川军需的使用，谕曰：
福宁奏筹办粮饷一折，殊多浮泛之词。此次办理军务为期已久，而军需经费数逾七千余万之多，尤属向来罕有。总缘伊等倚恃和珅为之护庇，遂致恣意妄为，毫无顾忌，带兵各大员皆踵福康安、和琳习气，在军营中酒肉声歌，相为娱乐，以国家经费之需，供伊等嬉戏之用。此等积弊，朕闻之熟矣……至军营支费，原应实用实销，即或例外供支通融办理，亦必有实在情形，可以复核。若如现在军营各路兵勇日费虽多，而迟延不发，多令枵腹将事；至领兵大员，则任意支用，承办者不敢过问，无怪其浮滥更甚也。
乾隆帝禅让的三年，仍主持军国大事，颙琰作为子皇帝的一项好处，便是能够暗中观察，了解到一些实情。所说福康安军中挥霍，领兵大员开销任意，以及兵勇饷银往往延误发放，都有一些影子。皇上语气虽严厉，目的仍在于减省军费开支，对福宁也是训诫叮嘱，要他撙节使用，不得再有欺隐。福宁赶紧表态，奏报各路大军的粮饷支领情况：额勒登保所领一路，包括远道赶来的吉林、黑龙江官兵在内，只解过军费二万两；而德楞泰所带军队人数差不多，供支银数远远超过。颙琰由此断定：“德楞泰之浮冒，更无从置辩矣。”（《清仁宗实录》，嘉庆四年六月丙申）
福宁生性有几分公子哥习气，加上受责恐惧，显得方寸大乱：一会儿奏称教军有增无减，一会儿奏细查无新起教众；先奏称军费充裕，又与经略大臣勒保会衔奏请拨饷五百万两。嘉庆帝极为不满，命吏部尚书魁伦接任川督，抵任后将福宁经手军需款项逐一清查，据实严参。此时胡齐仑案已基本审清，几个支领数额较大的将帅分别撤职和查抄，嘉庆帝又说到福宁，认定他必有严重问题：
胡齐仑仅系道员，辄以公帑作为馈送见情，何况福宁职分较大，总办粮务，如勒保、明亮及在营带兵官员，岂有不任意提用，作为馈送藉资结纳之理？即如福宁从前曾经致送和珅银两，朕所深知。此时朝中虽无权要有须馈赂之人，而督抚等或藉犒赏为名，私行提用，自肥己橐，皆所不免……伊等之意总不过欲藉办理军务，屡请多发饷银，可以浮冒开销，为补从前亏缺地步，是以有意迁延，总不欲剿办完竣。诚恐军营蒇事，则平时亏空悉行破露，无可弥疑。此实外省积弊，最为可恨！今特交魁伦将福宁经手军需严行查核，其平日如何侵用饷银、致送何人、并各路带兵大员如何藉词犒赏、提用若干之处，一一详细查究。若得实据，即行锁拿，速即具奏。
诛杀和珅之后，颙琰曾表示不再追究与之过从亲密的官员，实际上心中从未释然，一遇到具体人和事，立刻就会有极大反感。其实和珅恃宠弄权之时，连福康安都要讨好送礼，各地督抚大多难免，但真正与和珅亲近的人并不多。嘉庆帝指责福宁曾经送过银子，没有拿出任何确证，当也是出于臆度猜测。他密谕魁伦，抵川后急办两件要务：一是严讯经略大臣勒保，务得军中贪腐实据；二是悉心查核福宁经手款项，一旦发现侵用和馈送，即行革职锁拿。
魁伦在福建举报伍拉纳、浦霖一案有功，得伉直之名，给子皇帝留下很好印象。颙琰亲政后，魁伦显然抱负不浅，已署任吏部尚书，还要不断请缨往四川治军，皇上也寄以厚望。到达四川后，魁伦先至达州大营逮讯勒保，将士不服，费好大劲才算按住，却不将实情奏知皇上。十月份赶到成都，魁伦传谕将福宁解任，并亲自审讯，严厉诘问，没想到处处碰钉子，请看这份“讯问福宁供词”：
一、诘问：我节次钦奉谕旨，因湖北现在查出胡齐仑动用军需底账，各路领兵大员均有得受馈送及滥提银两之事。湖北所用军需为数尚少，川省所用不止数倍。胡齐仑不过道员，辄敢以公帑作为馈送见情，何况你职分较大，经手日久，岂有不任意滥行提用、作为馈送、藉资结纳之理？又况川省领兵各大员在湖北既经得受馈送，岂来到川省即肯清廉自守，不向你藉端需索？现在皇上令我向你明白开导，趁此时若即将你任内曾经馈送何人、及带兵官员何人藉词犒赏、提用若干之处，据实自行供明，呈出底账，无稍隐饰，我尚可代你奏明乞恩。若再饰词含混，你试想此事岂能始终隐瞒？倘别经发觉，岂不是罪上加罪吗？
福宁回供：达局支发银两，皆由道员详准库官给发，丝毫皆有案据，又按旬月折报经略、总督，层层牵制，我断难凭空提取饷项，藉资结纳。至领兵各大员如德楞泰、明亮多用饷项，我皆专折具奏，他们即有不肖之心，岂不虑我据实具陈，焉敢向我需索！现有局详库簿可以确查，倘有丝毫隐饰，我愿领侵蚀之罪。
又诘问：据你所供，是你经手饷项竟无弊窦了？现奉谕旨，皇上因你办理军需较之从前宜绵等尚为严紧，所以仰邀圣明洞鉴，如将宜绵、英善、明兴等三人任内如何浮冒侵肥，及馈送之处呈出底账，或指出实据，不但可以免罪，且尚有恩典擢用。你试想圣恩如此宽大，如此剀切训导，你不知感激，尚敢饰词隐混，这就是辜恩昧良了。况宜绵、英善、明兴俱系前任，与你无干，你若供吐实情，便可表白自己；倘代为徇隐，岂不是从井救人么？至如勒保、明亮俱已革职拿问，伊二人有无得受馈送、提用饷银之处，你供出时于伊二人本罪原无可加减，但你须为自己计，不值代人受过。可据实供来。
福宁回供：参奏侵蚀饷项，必须确切款据。宜绵支用糜费，我得自传闻，并无账据；英善前次办理军务，又在宜绵之前；明兴随同各营带兵，并无定向。他们有无弊窦，我当时尚在湖北，难以预知。我一无指实，又无账据，岂能混供？至勒保、明亮军营各有总理粮员，若得受馈送，必由总理经手；若提取银两，必由粮员经手。必须总督提齐各总理及各粮员，严切讯问，并令各开用账，方能水落石出。且各路军营浮支滥用均所不免，我叠次奏明，总于事竣后分别追赔，岂肯独为勒保、明亮隐瞒，自干重咎？
又诘问：你到达州后，既访知宜绵诸事不能撙节，其支发各账李宪宜延不开报，即应据实参奏。你系奉旨专办粮饷，岂得以革职总督、呼应不灵为词，这不是有心徇隐、事后推诿吗？
福宁回供：宜绵在川年余，惟川东道李宪宜经手支用饷项多而且久，必须开出清账，按款确核，方可得其浮滥实据。上年我到达州，李宪宜先经勒保派赴云开一路总理粮务，后复调派随营总理，彼时军务紧急，屡次催饬开造前账，总以无暇兼及为词。若专调来达造报，又无大员更换。且该道正值承办军务吃紧之际，旋即在营病故，我焉能即行参奏？至委派大小各员，皆由现任总督主政，我专办粮饷，从未派调一官，实由呼应不灵，并非事后推诿。
又诘问：你称明兴帮办粮饷，并不经手银两，无从作弊等语，支发饷银虽由局员之手，但批准核发总由你与明兴定夺，有无通同弊混之处，据实供来。
福宁回供：二月间明兴与我同办粮饷，至四月卸事，一切支发饷项由我同明兴批准核发。但有支银局详，即有收银印领。若有发无领，即系通同弊混，今有发有领，针孔相对，弊从何作？我经办粮饷，止能杜绝局员支发侵冒，至各营总理及随营粮员如何零星散放，各有承办之员专司其事，凡系何员经手之项，即责成自行造报。总须事竣按款质算，察其浮用，分别追赔，屡经奏明在案。我招取众怨，皆由于此。（录副奏折，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七日，魁伦奏为遵旨诘问福宁照录其口供单）
历史着作的一大功能，就是要努力再现当日场景和细节。此处审讯与被审者一问一答，情景逼真，唇吻口角极为生动，故全文照录。魁伦志大才疏，奉钦命兴冲冲而来，急欲像在福建那样审出一串贪腐大案，威逼利诱，却显出心中没底，也毫无办案经验；福宁乃觉罗枝叶，打内心瞧不起他，针锋相对，随时反诘，同时也诉说委屈不平。新总督审老总督，在魁伦已不是第一次了，这次却被搞得张口结舌。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另一位当红大员、副都御史广兴也从京师赶来，接手总办粮务，也做了各种查核比对，却未能查出实证。福宁的语气看似平和，实则激烈愤懑，底气应来自没有侵冒之实。皇上所说的送给和珅银两，也不再提起。延至岁末，魁伦连上两折，重提福宁在旗鼓寨杀降一案，嘉庆帝先命福宁于军营效力，再降谕遣发新疆。平余，又作余平，清代指征收赋银所加损耗，而在支出时反以折损之名，加以倒扣，且愈演愈烈，成为官员贪污中饱的一项财源。对于白莲教的大起事，乾隆帝归为邪教的传播，是以追缉教首，不遗余力；颙琰的见解当比乃父深刻些，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地方官失职，为官逼民反。他亲抓胡齐仑等案件，虽有整顿军务、节省军费的目的，更多的则是要纾解百姓怨气，安抚地方，使乡野小民休养生息。于是，一些所谓能员被革职查办，被视为平常的杀俘杀降得以追究，酷刑和滥杀被禁止。如果说颙琰推行了若干新政，力图整顿地方吏治即其一。
倭什布赴任时，嘉庆帝密谕抵任后“访贪官污吏，如胡齐仑、常丹葵，严参重处几人，则小民怨气自纾，地方必能平静”；还要他善待从川陕返回家乡的教民，“辨明良莠，细心妥办”（《清仁宗实录》，嘉庆四年三月）。对赶赴四川的魁伦，嘉庆帝也是行前谆谆告诫，离京后再发密旨，说的还是在饱受动乱杀戮之地收拾民心，复苏村镇：
自卿起程后，朕日夜焦思，访得川省清官、贪官数名，今特列名于后，卿应留心访求实迹，清官即行越格保荐，贪官立予降革。若得贪婪实迹，奏请拏问，破其积奸，伸民之怨，大功可计日而定，卿其勉诸。好官：刘清、王赞武、严士鋐、沈念兹、方积、赵华；劣员：戴如煌、姚令仪、石作瑞、黄铣、吉兴、俞廷举。再谕卿知朕思治贼之道，先示之以威，后抚之以德，虽不可姑息，亦不可酷暴，害民之官必宜去，爱民之官必宜用。（《清仁宗实录》，嘉庆四年八月癸卯）
这番话说与魁伦，也是对牛弹琴。颙琰缺乏其父的识人之能和用人之量，对魁伦和广兴便是例证，竟将此类轻狂燥急之辈倚为栋梁；但其一心想要惩治贪官酷吏、养活细民，将国家治理好，也是实情。
由于皇上有了这个想法，胡齐仑和武昌同知常丹葵等人被先后押至京师，达州知州戴如煌也被逮治，查找“激变”百姓的罪证。但得自传闻之词，往往夸大，审讯时难以确认：
常丹葵自属酷吏，但所传用大钉子钉教民手掌，以大铁锤击碎犯人腿骨，逮京后经刑部审讯，皆为子虚乌有，本人拒不承认，也找不到任何人证。
戴如煌则是庸官，被指“居官贪劣，激成事端”，经审讯，也只说年老力衰，听信差役苛索百姓。广兴衔命来川，惟恐事情闹不大，初审即奏报戴如煌“私设衙役至五千名之多”，一个小小知州，怎么可能？可身为都察院副都御史的广兴如此奏报，皇上居然一听就信，要求接着追查。经勒保、德楞泰再审，实际为在任四年内公差花名单上有四千余名，哪儿跟哪儿啊，派广兴这样的人办案，就会出现这种笑话。毕竟老戴名声较差，当地参与教变者甚多，嘉庆帝命在达州枷号三个月，发往伊犁充当苦差。
对胡齐仑的审讯仍是皇上关注的重点。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讯，各项人证物证都已调齐，很快就水落石出。最后的罪名是私扣平余二万九千余两，任意馈送。胡齐仑供称：“部发银两每百两短平四、五、六、七、八两不等，我奉文于原短平外又扣八两，因襄阳一局差费浩繁，扣项不敷，我又于八两外复扣二两，实是有的，不敢谎供。”（《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户部银库拨发时每一百两扣留四到八两，督抚再下文扣八两，胡齐仑又加扣二两。这样下来，一百两银子实际能发下去的只有八十余两，士卒的饷银一般不敢减少，最后只能在军需上克扣，枪械弹药、军装军粮都被核减，士兵饥寒交迫，不免抢劫敲诈，如此恶性循环。
平余款项也是有账的，但已换了一个名目，不再是军费正项，主事者用起来便无太多顾忌。胡齐仑坦白，有的是督抚和各营将军提用，有的是自己送礼，有的用以打造银牌银锞，有的奖赏乡勇……名目繁多，有真有假，却也救不得其性命了。
十月十二日，嘉庆帝发布长篇谕旨，抨击军营恣意侵扣和馈送之风，切责明亮、永保等领兵大员，以及已死的毕沅。就中特别提到毕沅和胡齐仑馈送永保一事，“即如毕沅馈送永保银二千两，胡齐仑馈送永保银六千两一节，伊等即因永保在京监禁，欲行资助，亦当各出己资。何得用国帑为朋情耶。试思此项银两，皆兵丁等衣粮屝屦之资，今忽短饷八千，则从征之士因兹而罹冻馁之患者，不知其几千人矣。而欲令其踊跃戎行，克敌致果，其可得乎？从征之士不能饱暖，焉能破贼？以致贼害良民，不可屈指，其罪皆由于此等劣员所积也”（《清仁宗实录》，嘉庆四年十月丁酉）。谕旨论及领兵大员“以养寇为肥身之计，以糜帑为饱橐之资，纵贼蔓延，日久未灭”，隐隐已见动了杀机。刑部拟胡齐仑之罪，只够一个斩监候，皇帝不许，谕以业已监禁一年之久，曾经动用大刑，如果病死狱中，反而逃脱显戮，命即行处以绞刑。一桩大案，就此画上一个句号。
平余，是本案侵占弊端的根子，也是拴住一连串将帅的绳子。
作为军政大员，没有几个人敢去直接贪污军费，谁都知道那是掉脑袋的罪，但平余就不同了，这是一个有意留出的模糊地带。由于有了这样一批银两，请客送礼、人情往来就有了出处，各种不合法的开销也有了理由。那些专门打造的银锞银牌，名义是作战时激励勇士，而赏赐随意，全在主事之人。和珅赐死后，户部拨款时开始足额发出，各地督抚大约也不敢再扣，嘉庆帝表达了赞赏，却不见在谕旨中明确禁止平余。一项制度性积弊，要完全剔除也难。
作者简介
卜键，江苏徐州人。文学博士，研究员。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为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史馆馆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已出版《国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明世宗传》等着作十余种，主编《元曲百科大辞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