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苏联按半价和成本价向中国出售了4000多架战斗机，提供了配套的航空工业设备，并派出专家协助建设，使中国能仿造出拥有先进技术的米格-17和米格-19。 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但赫鲁晓夫为了在战略上重新争取中国，于1961年又提供了米格-21战斗机样品和技术资料。 1962年古巴发生导弹危机，赫鲁晓夫抱怨中国对其不表示支持，停止了对中国供应航空装备。 中国空军依靠苏援，战机性能曾一度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却存在着内在的脆弱性。苏联援华的底线是不涉及飞机设计领域，苏联一旦停止供应装备，中国航空工业科研基础薄弱的弱点便显现出来，国内作战飞机的发展进入了近20年的停滞期。 毛泽东晚年虽然提出要把尖端武器搞上去，却因极“左”的指导思想，无法提升航空业水平，60年代和70年代上马的十几种机型，都因技术不过关而下马。 结果，中国空军战斗力水平逐步降到世界十强之外，战机性能甚至落后于周边的台湾地区和印度，保卫国家安全的战略威慑力量主要靠“两弹”（导弹、核弹）和庞大且装备落后的陆军。 但在边海防斗争中，这一威慑却无太大作用。如南海周边国家抢占南沙群岛时，中国因歼击机作战半径不够而鞭长莫及，除谴责外难以采取实际行动来制止。 直至80年代前期，中国空军的主力作战飞机一直还是仿50年代苏联米格-19而制成的歼-6，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到将近30年。空战中主要靠技术取胜，落后一代的战机与强手交锋，会出现“找不到、打不着”的情形，甚至只能成为敌机的靶子。当时，笔者就常听一些飞行员感叹：“现在我们装备的飞机，给美、苏的三代机当靶机都不够格！”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领导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差距。1979年1月18日，邓小平特别强调：“不管如何，今后作战，空军第一。陆军、海军、空军，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要取得制空权。否则，什么仗都打不下来。”在陆地游击战起家的众多中国领导人中，邓小平有这样的认识，可谓凤毛麟角。 当时，中苏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中国空军曾试图采购英国的“鹞式”和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但因对方索价太高，加之北约的装备标准与中国的苏式标准不同，最终未能谈成。 1986年，中国启动了自主研制歼-10的工程。 同时，鉴于国内科技基础落后，中国又达成了同美国合作改造歼-8Ⅱ的“和平珍珠”计划。这一项目在美国启动后屡遭拖延，至1989年夏天又遭到单方面中止，中方已付出的3亿美元投入血本无归。 也就在1989年，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联军方主动提出，愿对华出售先进战机。这使中方再度把引进先进战机的希望，投向刚修好的昔日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