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借款和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不同，这笔借款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通过一位日本人的六次来华逐渐完成的，这个人就是西原龟三，所以就以他的姓冠名这笔借款。那么，西原借款具体究竟是怎么一步一步完成的？西原龟三六次来华的具体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他第一次来华的时间是1916年6月，正处于大隈内阁向寺内内阁过渡的阶段。因此，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实地考察中国现状，为寺内内阁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依据。6月23日到北京后，与中日双方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包括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使馆武官斋藤季次郎等以及中方的头面人物，包括国务总理段祺瑞、外交次长曹汝霖和前驻日公使、时任交通银行股东会会长的陆宗舆等。经过十余天的考察研究，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得出了基本结论。在到华第11天(即7月3日)给朝鲜银行总裁胜田主计的信中曾说，就目前日中关系来看，连一个小小的经济基础都没有。恰如建筑房屋必须打好基础一样，目前首先打好一个经济基础，实为当务之急。在与胜田主计等广泛交换意见之后，他制定了《目前时局下的经济措施纲要》。返回日本后，立即把这一文件呈现给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在报告中谈到应在经济方面制定对华政策，主张组织起日本有力的银行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纺织公司以及实业家，组成团体，对华进行实业投资，建立在华之经济基础。这成为此后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
实现对华投资，须有适当的投资机关。以往日本对华投资，多由正金银行经营。为避免有计划大规模对华投资引起其它列强的责难，寺内内阁决定对华政治贷款仍由正金银行经营，经济性贷款由朝鲜银行、台湾银行和兴业银行为主体来经营。虽然日本东亚兴业公司、中日实业公司等也参加了经营，但比起上述三银行和日后成立的中华汇业银行来，它们的作用微乎其微。经谈判于1917年8月10日订立条规而成立的中华汇业银行，经营两国间的汇兑业务。为加强两国金融界的直接联系而建立的中华汇业银行，在寺内内阁对华贷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该银行由两国合办，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总部设在北京。总资本为一千万日元，分十万股，存立期为30年。该银行成立后，借款事多由它而成，故1918年内借款之事最为繁多。
西原第一次中国之行确定的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很快就付诸实施了。同年8月，西原与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日本箱根商谈决定，日中“经济提携”应先从救济自袁世凯帝制以来信誉大坏、已经丧失汇兑职能的交通银行人手。1916年10月寺内内阁成立时，西原大体完成了《革新对华外交和日中经济合作》的方案，同时提出救济中国交通银行的主要条件。这是寺内内阁的第一次对华借款，事关对华政策的成败问题，所以所议条件比较优厚。为交通银行借款事，西原于12月18 日由日本启程赴中国，经奉天于22日到北京。到北京后，先与曹汝霖、陆宗舆、段祺瑞等人接触，目的在于消除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不良形象，并使寺内首相方针具体化。28日，西原与曹、陆就交通银行借款事达成协议，第二年1月4日正式签字。协议规定由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提供五百万日元资金，整理交通银行。协议签定后，西原返回日本，结束了跨两个年度的第二次中国之行。
西原第三次中国之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形势尚不明朗、中国政局极不稳定的1917年2月。此行的任务是劝说中国站到日本一边，参加对德战争，同时稳定中国政局，继续努力改变日本的不良形象。西原13 日从东京启程，16日抵达北京后，连日与曹汝霖、陆征祥、梁启超等进行接触，并访晤了段祺瑞。经其一番游说，段祺瑞及其高级顾问们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成为热心的参战论者。3月14日，中国断绝同德国的外交关系。以此为交换条件，日本向中国提供二千万日元的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该借款合同于9月28日在东京签字生效。西原于24日返回东京。
虽然中国已宣布同德断交，但就交战问题并不一致。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间发生矛盾，引发了“府院之争”。段祺瑞愤然离京出走，不承认免职令，并策划武力倒黎。张勋乘机以调解为名率军人京，段祺瑞政权受到威胁。在日本刚刚开始的惨淡经营将付之东流的关键时刻，西原与胜田主计商定后，以镇压张勋复辟、复活段内阁为己任，踏上了第四次西行中国之途。为避免干涉中国内政之口实，西原化名田宪三，以“借款合同事”于6月3日由东京秘密出发。8日抵天津，寄寓曹家。西原到中国后，积极活动。由于事态发展日趋复杂，西原一改秘密身份，6月13 日夜前往北京会见驻华公使林权助。二人磋商后，西原立即着手促使段出山工作。西原向日本提出须以武力财力迫使李经羲内阁流产，复活段内阁的三项建议。一番周折后，段祺瑞内阁于7月17日又告成立，寺内首相发表援段声明。段祺瑞重新掌权后，参战问题自然得到解决，至此，西原总算松了口气。西原在中国逗留近两个月，时值炎夏，身染严重的痢疾。在回国前十余日间与财政总长梁启超等就恢复交通银行借款、整理中国银行借款及奉天大借款等进行商谈。7月26日，西原返回日本，8月3日抵东京。
西原第四次中国之行后的一段时间里，两国关系还算是比较平稳地发展。但不久，总理段祺瑞与直系首领、继黎元洪之后任总统的冯国璋发生矛盾而再次辞职。为进一步稳定中国政局，以利于推行对华政策，寺内首相与胜田藏相磋商，决定派西原第五次到中国。1918年3月16 日西原抵奉天，18日抵北京。次日访晤曹汝霖、陆宗舆等，就所谓的日中经济提携的根本方针进行交谈。20 日下午到府学胡同段邸访问，力劝段第三次组阁，依靠强权结束中国混乱状态。23日，段第三次被任命为国务总理。由于西原的反对，原定内阁财政总长梁士诒改由与其有特殊关系的曹汝霖担任。此后西原与曹汝霖屡次会晤，达成了二千万日元的电信借款协议，签署并交换了前一天与曹商定的备忘录。4月14日，西原离开北京，18日抵东京。
段祺瑞第三次组阁后，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更加积极。1918年5月以谈判的方式同中国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5月22日举行的日本三相会议上决定按预定计划推进对华政策。为履行前次来华与陆宗舆签订的备忘录中内容，西原带着寺内首相的重托，于5月26日踏上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访华之途。经汉城、奉天于29日抵北京。第二天就中国政府发行金本位纸币问题及吉会铁路、吉黑两省金矿森林和烟草专卖等问题三项借款与曹汝霖进行谈判，并先后签订了合同。8月6日，与曹交换了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国营制铁借款合同、制铁及铁矿砂供给合同及其附属文件、退还庚子赔款及产业发行议定书等。此外，关于山东问题及军事借款等问题也进行了协商。8月7日，西原离开北京，11日抵东京。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西原多方奔走，9月28日，参战借款、满蒙四铁路借款、山东二铁路借款等最后三项借款以山东若干权益之让步而最后签订。
1918年9月29日，寺内内阁倒台。继起的原敬内阁一改前内阁的对华政策，从而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告一段落。
经西原之手议定的八项借款外，还有因内阁垮台议而未立者多项，诸如地租借款、凤凰山铁矿借款、印花税借款、闽沪船厂借款、广东矿山借款、苏皖制铁所借款等。在寺内内阁存在的两年的时间里对华借款总数约为三亿八千万日元，与内阁成立之初相比，增加了三倍。在议定的各项贷款中，除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得到偿还，其余各项借款如石沉大海，最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