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政府虽然连续向日本借贷了一大笔款项，而且由此被骂作卖国贼，但这位人们口中声讨的“卖国贼”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偿还贷款。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这笔借款后来变成了一笔烂帐，段祺瑞政府的有借无还让日本遭受巨大的损失。
西原借款名义上虽“以实业为名，不涉内政”，但该项借款实际上乃北洋中央政府之命脉所在。日本人依据北京政府财政部的存档数据，得出一组西原借款开支不完全统计，该统计显示，直接财政性支出占西原借款总支出的65.22% ；军费占总支出的25.40%。（见王芸生：《西原龟三对西原借款之回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北京：三联出版社，1981）曹汝霖在其回忆录里，也详细记载了资金的用途走向。“余摄财政十个月，经手借款为一亿零五百万日元。此外参战借款等，均为陆军靳云鹏经手，与财政部无关，余亦未尝顾问。而我经手借款之中，除了二千五百万日元为交通银行所借，二千万日元为东海所用，财政部实用者只有六千万日元，合之银元尚不足五千万元。而余在任，官员无欠薪，军警无欠饷，学校经费月必照发，出使经费月必照汇，即清室优待费用四百万元从未积欠，至交卸时，库存尚有三百万元，此皆财政部有帐可稽……”亦佐证西原借款大部分用在了内政和军事上，其中尤以内政为最大开支。（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见《兼长财部西原谈借款》一节）。
西原借款大多用在了内政开支上面，恰恰反映出了民国财政体系的脆弱性。自袁世凯时代开始，至国民政府败退至台湾，民国中央政府之财政开支始终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其原因固然有地方军阀截流等客观因素，但一个传统农业国家之税负水平，无法支撑一个现代国家的规模，更无力支撑一场乃至多场现代战争，更是其主因。故民国中央政府，无论“反动”抑或“革命”，均不得不仰仗外债渡日，绝无例外。
2、段祺瑞一心只想利用日本，“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
段祺瑞之西原借款，虽被后世目之为“卖国”，但就当日中央政府维持基本财政必须借款，而又以西原借款之条件最为优厚而言，段氏实无拒绝日方借款之理由。况且，据曾任冯的公府秘书长，时任段内阁的秘书长恽宝惠披露，段氏自借款伊始，即不打算向日本还款：
“一天，细雨初晴。冯国璋（时任代总统）打电话到国务院，约段祺瑞（总理）到公府去，有事面谈。恽宝惠（曾任冯的公府秘书长，时任段内阁的秘书长）告诉段时，段说：‘好，咱们去，开开柜子，带着点钱，大概是冯老四又想赢我几个。”他认为是冯约他打牌。”
“当恽陪着段到了公府见到冯后，才知不是那么回事！段刚一坐下，冯就说：‘现在外面都说你竟向日本借债，打内战搞武力统一，你要慎重啊。’段问：‘谁说的？是谁在发这种不利于国家的谬论？’冯说：‘你别管是什么人说的啦，事情不是明摆着吗？’段说：‘政府经济拮据，处处需要钱，入不敷出，不借债怎么办？打内战搞统一，谁愿意打内战？可是你不打他，他打你，就拿湖南的情形来说吧，是我们要打仗，还是他们要打我们？主持一个国家的人，没有不想统一的，难道说你当大总统，愿意东不听命，西不奉令，跟中央对抗吗？’冯说：‘可是债借多了，将来怎么还哪？打仗又没有必胜的把握，枉使生灵涂炭，实在叫人痛心！我看还是都慎重点好。’段说：‘慎重是对的，可是不能不干事呀。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王毓超：《北洋人士话沧桑》,P45)
此段资料，系恽宝惠本人于“文革”前所述，由王毓超所记。
曾在段祺瑞公馆长期工作的王楚卿亦证实：“段祺瑞掌握政权的时代，曾向日本人大量借款，购买日本军火，在军队里还聘用了若干日本教官，所以大家都说段祺瑞亲日。不过老段也有他的一套想法。他常说：‘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就完了。’”(《文史资料选辑第14卷第41辑》；P224)
1919年6月3日，五四运动中街头演讲的北大学生；曹汝霖因五四而成举国皆知之“卖国贼”。
3、西原借款最后变成一笔烂帐
段氏本人既无意归还，加之政局动荡、借款担保又不可靠，段氏倒台后，后继之中央政府更无意替段氏还债，西原借款之绝大部分遂都打了水漂。时任财政部库藏司出纳主任周叔廉在回忆中毫不避讳说：“西原借款的主要目的，是寺内内阁改变前内阁的强暴外交路线，想拿大量借款以结好中国政府，同时力求扶植段祺瑞的势力，希望壮大他的实力来统一中国。因此，对借款的条件并没有十分苛求，对于押品尤为空泛，铁路垫款则铁路并没有进行兴建，其他押品只在借约上空言指定，并没有实行接管。到了后来，除了交通银行第一次借款日金五百万元在1920年正值日金汇价低落的时候已经还清外，其余各借款到期本息，到了中国政府（（指1925年成立的国民政府，当时国民政府坚持“对于贿选总统之下的北京政府所借的外债概不负责偿还”的政策，编者注））的时候，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的担保品无法处分，变成了一笔大滥账。”（《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2卷第35辑》，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