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政府时期的北洋政府面临非常严酷的财政危机，而西原借款的签订很好地缓解了这一危机。西原借款的款项巨大，再加上当时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国人十分好奇这笔巨款是否有偿还。事实是，根本没有。
“日华合作”破产，“中国到处都陷入了任何借款、任何事业一律完全停止的状态”
条约既如废纸，西原借款无法得到归还，其预设的政治、经济目的亦未获实现，日本国内指责该项借款实乃卖国之举者遂日益增多。
原敬内阁上台后，“就对华借款及财政援助采取严加管理的方针，其中，废止了寺内内阁时代的援段政策”，暂停了对华贷款。对此，奉胜田之命任驻北京财务官，小林丑三郎解职回国后表示对原内阁的政策的不满。“本年(1919年)二月间，中国排日亲美的空气勃然兴起，……一见到这种形势的急转(注：巴黎和会的经过、五四运动、英美人对于中国抗日运动的支援)，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遇事即加以辩解，越来越明显地趋向于退缩……先是抑止参战借款的提供，制铁借款的谈判也在暗中被葬送，援助中国组织国防军一事也被谢绝，其他政治的、经济的所有借款都停止了。同时，日华合办凤凰山铁矿问题未予批准，广海兰铁路借款的申请也没有得到认可，满洲中央银行借款的申请也被驳回。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到处都陷入了任何借款、任何事业一律完全停止的状态。……同时，被称为亲日派的中国的名流们一起垮了台，或是断送了政治生命，或是遭到迫害，以致陷入再没有人提倡日华合作的状态”小林丑三郎如此大动肝火当然并非欲援助中国而不得，而是日本在华“权利”落于人后，“英美方面，这时候则已达到惊人的飞跃发展。”（《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P787)
事实上，应当指出的是：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无论北洋政府，抑或国民政府）所借之大部分外债，最后都以不了了之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