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地利·人和

除去陈朝本身的抗战，可以说蒙古军队也输掉了天时、地利、人和。连西方史家都发现了这一点，《多桑蒙古史》记载，第一次入侵时，元朝军由于“热不能堪，班师”;第二次入侵时“盛夏霖潦，军中疾作，死伤者众”;第三次入侵时又是“军中将士多被疫不能进”。

安南属热带季风气候，气温高，湿度大，风雨多，旱、雨季明显，大部分地区5月至10月为雨季，11月至次年4月为旱季。元军士兵多来自北方，故元军出兵多在下半年，正值安南为冬天旱季的时候。一旦被拖至雨季，瘟疫肆虐，蒙(元)军队实在是在“鬼天气”里吃够了苦头。虽然不能说蒙古军队是完全败给了天气，毕竟此前已经征服了同样有暑雨并流行瘴疠的岭南地区，但入侵安南，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在逆“天”而行。

另一方面，安南的地形复杂，山地、高原、河流互相交织在一起，很少有一马平川的大平原。连元朝将领自己都意识到，这样的地形“蒙古军马亦不能施其技”，使得远征安南的元军已不是单一的骑兵，而是以步兵为主。对安南的战争，也更多是传统中原式样的战争：既无依靠随行羊马和狩猎解决给养的条件，也不能靠“因粮于敌”之法获取给养。军队给养只能靠国内供应，势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不能“羊马随行，不用运饷”。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也确实成为入侵安南的“阿喀琉斯之踵”。

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忽必烈“内用聚敛之臣，视民财如图苜，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实在是穷兵黩武，残民已极。常年对外作战使得“老兵饱尝征战味，听说安南愁满面”;兵粮多聚，征丁从军更导致田地无人耕种，江南一带“群生愁叹，四民废业，贫者弃子以偷生，富者鬻产而应役，倒悬之苦，日甚一日”。

至元二十年(1283年)，江南“相挺而起”的起义“凡二百余所”，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激增为“四百余处”，几乎遍及整个长江以南。面对如此之多的起义叛乱，元廷不得不抽调一部分军力进行镇压，从而削弱了元军南征的力量，因此，虽然忽必烈仍不甘心，先后三次图谋再征安南，但终于无法如愿，国内反对声浪却日甚一日。当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元廷立即下诏停止征讨安南。

就这样，在蒙古军对其他地区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行武力征服的时刻，越南却在历经三次与元军激烈的军事对抗之后，固然其国内也是一片“往年大军在此，烧毁屋舍，开发先人坟墓，骸骨零露”的惨状，却基本上阻挡了元军的攻势，保住了自主统治，以致当时已是太上皇的陈圣宗(?-1290年，1258年-1278年在位)在拜谒陈太宗陵时写下了如此自豪的诗句：“社稷两回劳石马，山河千古奠金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