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内部意见不一，日方步步紧逼】

因李鸿章受伤，日方建议加派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得到清廷批准。李经方为官的主要经历是当所谓的“鬼使”，即驻外使节，曾当过两年驻日公使。此人早年曾苦学英文，口语较流利，这在官宦子弟中是很少见的。时人对李经方有一种说法，说他娶了日本妻子，甚至说娶的是天皇的外甥女，他成了“东洋驸马”，实际他的妻妾中并无日本人。父子两人同为全权大臣，这在外交史上是罕见的。日方这样做自有其目的，他们认为，李经方年轻，比较容易对付。4月1日，中日双方重开第四轮谈判。陆奥提出，要谈的条款虽只有四大类，但具体的有十余条，最好逐项谈判，李经方不同意，反复与陆奥争辩，迫使陆奥同意一次开出全部条件。随后，日本代表将媾和条件底稿送到李鸿章寓所。条约底稿要求中国将“盛京省南部地方”(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三亿两;中国增开顺天府(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日本商民运进中国各口货物减税，免除厘金;日本可在中国开设工厂等。限四天内答复。这样的条件连陆奥在回忆录中也认为“苛酷”。

李鸿章看过后，对日本勒索之苛、欲望之贪感到惊愕。他在给国内的电报中指出：“日本所索兵费过奢，中国万不能从;纵使一时勉行应允，必至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势必无力筹办。且奉天(今沈阳，当时奉天府管辖辽东地区)为满洲腹地，中国亦万不能让。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唯有苦战到底。”四天的期限一到，李鸿章交了一份“说帖”作为答复。在说帖中他抒发感慨：“中日系紧邻之国，史册文字、艺事商务，一一相同，何必结此仇衅?国家所有之地，皆列代相传数千年数百年无价之基业，一旦令其割弃，其臣民势必饮恨含冤，日思报复。”他将日方的要求分为四项，即朝鲜“自主”、让地、兵费、通商权利。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对其它三项都有所论驳，“于让地一节言奉天南边割地太广，日后万难相安;赔费一节，言中国财力短绌，万办不到，非大加删减不可;通商权利一节……并将一切税钞豁除，与各国定章不符;又机器进口改造土货运入内地免税，亦难准行”。在关键的“割地”条款上，李鸿章特别指出奉天是清朝的发祥之地，且临近京师，因此不容割弃，而对台湾不置一词，隐含着若万不得已则割让台湾的暗示。最后恳求日方不要苛索过甚，以致伤及未来邦交：“本大臣回溯服官中外近五十年，现在自顾晚景无多，致军泽民之事，恐终于此次之和局，所以极盼约章一切妥善，毫无流弊，两国政府从此永固邦交，民生从此互相亲睦，以副本大臣无穷之愿望。”这段话写得很动感情，其实是出自科士达之手。据科士达回忆，当李鸿章读到这段文字时，“他从长榻上起身，紧紧握住我的手，以最热烈的言辞感谢我如此细致地表达出他的真实情感”。就连作为谈判对手的陆奥也承认：“这份备忘录全文长达数千言，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都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

清廷内部对日方的媾和条件看法不一。光绪之意是“总在速成”，希望早日缔结和约。奕?等人断言“‘战’字不能再提”，主张割台保奉(辽东)，只割一地。翁同龢力陈台湾不可割弃，“恐从此失天下人心”。光绪难以抉择，于4月7日电示李鸿章：“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指示李鸿章“直抒己见”，“先将让地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赔款一亿两白银)，与日方代表“竭力申说”。4月8日下午，伊藤向李经方表明日方谈判的最后底线：“赔款数目或可略减，但绝不能作大量削减;割地则奉天、台湾皆须割让。”最后他板着脸说：“由于中国请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议和。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搭乘增援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的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李经方无奈，答应立刻报告父亲。在伊藤的催促下，李鸿章提出新方案：日方要求割让包括辽阳、鞍山在内的奉天南边地方，中方主张割地限于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这样使辽东割地减少约一半;日方要求三亿赔款，中方以一亿应之。4月9日将这一修正案送交日方。这天下午，李鸿章给国内发电，叙述了伊藤的威胁之辞，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费以一万万为止。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执，届时能否云添?乞预密示。否则，只能罢议而归。”他还报告停战延期无望，请饬各将帅及时整备。这份电报被日方破译后，对李鸿章不惜谈判破裂的态度感到意外。陆奥宗光认为这是李鸿章谈判的底线，于是与伊藤商量，修改日方的条件，对辽东半岛的割地缩小范围，割地到海城为止，这与李鸿章的方案基本一致;赔款减为二亿两;开放口岸由七处减至四处，不提开放北京、湘潭、梧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