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启蒙阶段的儿童教育大多由各地的私立学校承担。塾师就是私塾的教师，俗称私塾先生或先生。作为私塾老师，主要是科举落榜的秀才，其次是没有中秀才的童生，也就是儒童，还有少数其他情况。

私塾先生的教学模式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成立私立学校授课，另一种是被邀请授课。塾师自己的私塾叫“门馆”或“家塾”，即塾师要么在自己家里或者借宗祠庙，要么租别人的房子设馆，招附近的孩子读书。塾师受邀任教的私立学校有三种：一种是“坐在图书馆里”，另一种是“在图书馆里教书”，即富裕家庭聘请教师在家中设立图书馆，教授自己的孩子和亲友。第二种是“乡村学校”和“家庭学校”，即一个村庄或一个家庭由教师选择地点建造图书馆来教育他们的孩子，一些村庄或邻近的村庄自愿结合，推荐有声望和热情的当地绅士担任学校主任，按领域分摊费用，雇用塾师，选择地点建立图书馆和教育他们的孩子。第三种是“社会研究”、“私立学校”或“私立学校”，即由私人个人或团体创办、主持、经营和管理的私立学校，并邀请塾师教育当地人民的子女。古代中国“私塾”最典型、最感人的例子是清末聊城人吴洵办的私塾(书房)。

对于相当一部分私塾老师来说，教好学生，获得良好的教学声誉，并不容易。明代文学家朱载堉，的《醒世词》中有一首诗《教学难》:“教学难，教学难，好将道义惹仇嫌。出入由人管，饥寒谁可怜。打他就说不读罢，不打又说师不严。”诗中的“打”字反映了古代私塾教师极其普遍的教学方法和态度，按照现代教育理念当然是不科学的。然而，在古代私塾教育中，“玩”是私塾严格教学规则的重要体现，塾师之所以如此严格，有两个原因。一是传统儒家伦理对教学尊严的教学秩序要求，二是恨铁不成钢的家长也希望塾师更严格。因此，教鞭和尺子成为民办学校维护教学秩序、震慑顽童最有效的工具，也是维护教师尊严的有力手段。所谓“一片无情竹，不玩书不读。如果父母爱你，他们就不必送他们去读书了”这不仅是塾师的体罚观念，也是父母或社会公认的观念。只要不是“打架”太多，说“老师不严格”的家长不多。相反，更多的家长希望私立学校的老师严格一些，这与今天很多期待成龙的家长的心态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