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泰和五年（1205年）已丑，一位16岁的青衫少年赴并州科考，途中碰到一个得意洋洋的猎人。猎人高举两只死雁，乐不可支地向路人炫耀，大声说：“清晨，飞来两只大雁，我立刻弯弓一射，‘啪’，一只大雁掉了下来，另一只大雁绕着同伴飞了几圈，叫了几声，竟也撞地而死！哈哈，我真是好运气！哈哈……”
青衫少年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听到这个故事，只觉无限凄凉，并为殉情而死的大雁感动、流泪、赞叹。他花了高价，从猎人手里买下大雁，葬在汾河边上，磊石为碑，刻下“雁丘”碑字，并填了一首《摸鱼儿》（又名《迈陂塘》）作为纪念：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
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邱处。
这首《摸鱼儿》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开篇，以雁喻人，紧围“情”字，逐层深入，将两只大雁的故事，描成一曲风情万种、凄凉哀怨的恋情悲歌，表达对纯洁爱情的无限赞美。《词综偶评》谓：“绵至之思，一往而深，读之令人低徊欲绝……‘天也妒’，真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矣。”那么，写这首《摸鱼儿》的青衫少年，又是谁呀？正是金国“第一才子”、最著名的词人元好问！
虽然宋金对峙，元好问却一直积极地向苏轼、贺铸、辛弃疾等宋人学习作词，在其《新轩乐府引》中即首标“苏轼”。元好问的词清新豪放，深沉壮阔，感情真挚，语言精巧而不尚绮丽、奇崛而无雕琢之态，实为一代大词家。“宋末四大词家”的张炎极为欣赏元好问的词，曰：“元遗山极称稼轩词，及观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如《双莲》、《雁邱》等作，初无稼轩豪迈之气，岂欲表而出之，故云尔。”
此外，元好问还精通文史、历算、医药、书画、佛道、哲理等学问，著述宏富，在金元时期享誉一时，被朋友门生尊为“上薄风雅，中规李杜，下配苏黄”的“一代宗工”。缪钺赞他曰：“卓为一代宗匠，其诗嗣响子美，方轨放翁，古文浑雅，乐府疏快……诗文史学，萃于一身，非第元明之后无与颉颃，两汉以来，固不数数觏也。”《四库全书总目 遗山集》也评曰：“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
只是，今日知道元好问的中国人，一定比知道《摸鱼儿》词的人更少吧？
即使许多人知道这首《摸鱼儿》词，大概也和我一样，是源于读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在《神雕侠侣》中，那个美若天仙、毒如蛇蝎的“赤练仙子”李莫愁，终日价用哀怨凄婉的语气，吟唱着“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四处为非作歹，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年前，我还以为元好问就是元朝人，望文生义地戏谑这个名字：“元朝一个爱好提问的文人罢了”！
元好问原为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后随魏孝文帝南迁洛阳，改姓元。父亲元德明屡试不中，遂放浪山水间，以诗酒自娱。元好问出生后七个月，就过继给了二叔父元格。元好问自幼显露惊人的才华，8岁作诗获得“神童”美誉，14岁师从宿儒郝天挺，很快就名震京师，被誉为“元才子”。
但是，“元才子”与历史上的诸多“才子”一样，才华惊世，却也散漫疏放、不拘世俗，决不肯“削足适屐”将就应试的“八股文”。因此，16岁那年，他虽能写出《摸鱼儿 问世间情是何物》那样的传世之作，却科考失败、铩羽而归。
科考失败，不能不算人生一次大的打击。但元好问年少气盛，毫不气馁，屡败屡试。他在20岁时，随叔叔搬到京城去住，名义上是为了准备迎考，实则与赵秉文等文人结为好友，经常游览山水，诗酒酬唱，对景抒情，借古讽今，过着“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悠闲富足生活。
这首伤春感怀的《绛唇 长安中作》即作于此期，表现青春情怀的淡淡忧伤、浅浅迷茫：
沙际春归，绿窗犹唱留春住。
问春何处，花落莺无语。
渺渺吟怀，漠漠烟中树。
西楼暮，一帘疏雨，梦里寻春去。”
然而生逢乱世，好景不长。22岁那年，蒙古军队攻陷祁州，元好问的哥哥遇难，元好问不得不四处逃亡，备尽了人生的痛苦艰辛。而他终于以35岁的年龄，考中博学宏词科，进入仕途后，才发觉奸臣弄权、昏君当道，国势已经衰败到了无法拯救的边缘。而他唯一能做的，竟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它灭亡。
从此，他的词风大变，从儿女情长的柔媚之音，转为慷慨悲凉之音，流露出对家国的深深感叹。《蕙风词话》说：“元遗山以丝竹中年，遭遇国变，崔立采望，勒授要职，非其意旨。卒以抗节不仕，憔悴南冠二十余年。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
金天兴二年（1233年）正月，蒙古兵攻打金都，元好问时任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经历了一段惨痛如噩梦的日子。
在蒙古围城时，金哀宗以“亲征”为名，扔下满城百姓，乘机外逃。朝中无主，诸大臣军帅乱成一锅粥。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伺机发动政变，杀死几十名官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四月里，蒙古兵大摇大摆地开进京城，大肆烧杀抢掠。元好问也沦为阶下囚，随金朝百官、皇室嫔妃一道，被押往青城。五月，他又北渡黄河，被押往聊城等地羁管，一家人挤在狭窄黑暗的囚室内，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蒙古破城后，元好问凭着自己的声望，曾给耶律楚才上书，请求他占城后不要滥杀无辜，并能采取措施，保护资助王纲、王鹗、李治等54名金朝才士。耶律楚才表示赞同，劝说忽必烈采纳了这个建议。然而，投降蒙古、得到高升的崔立却认为，是他的“高尚举止”，避免了屠城之祸，拯救了满城生灵，就胁迫翰林学士们为其立“功德碑”。元好问也被迫参加撰写碑文，但在具体碑文上，只是“直叙其事，敷衍成文”，直笔记述，并无阿谀奉承之词。碑文就刻在既往宋徽宗所立“甘露碑”上，因此，史称“崔立碑事”或“甘露碑事”。
奸贼误国的境遇，“家亡国破此身留”的凄凉，使得元好问的心情十分抑郁、苦闷、悲愤。他平生嗜好饮酒，国亡之后，更是满腹悲愤，“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沉湎醉乡以求心灵的排解。这首借酒解愁的《鹧鸪天 只近浮名不近情》，格调慷慨激愤，口吻桀骜不驯，大概作于金亡之后的羁管岁月：
只近浮名不近情，且看不饮更何成。
三杯渐觉纷华远，一斗都浇块磊平。
醒复醉，醉还醒，灵均憔悴可怜生。
《离骚》读杀浑无味，好个诗家阮步兵！
《鹧鸪天·薄命妾辞》格调哀怨凄凉，借叹息女子之不幸，寄语自己乱世飘零、身如浮萍之感：
颜色如花画不成，命如叶薄可怜生。
浮萍自合无根蒂，杨柳谁教管送迎。
云聚散，月亏盈，海枯石烂古今情。
鸳鸯只影江南岸，肠断枯荷夜雨声。
国破家亡之际，元好问沦为阶下囚，友谊就弥足珍贵。因此，元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年）秋天，好友李辅之来山东看望他时，元好问高兴极了。两人畅游济南大明湖，诗词唱和。分别三年后，元好问还对这段友情念念不忘，特地写了一首清新欢畅的《临江仙》，寄给李辅之：
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
红妆翠盖木兰舟，
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
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孤负欢游。
一尊白酒寄离愁。
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州！
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八月，49岁的元好问结束了囚徒生活，返回故乡忻州。抱着“国可亡、史不可亡”、“以诗存史”的心态，他在庭院里修建了一座“野史亭”，穷经皓首，完成了两部金史著作：《中州集》和《壬辰杂篇》。《中州集》是一部金朝诗词总集，而《壬辰杂编》采摭金朝君臣言行百万余言，成为了元人编修《金史》的蓝本。元好问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文笔简练，很受后代学者推崇。夏、辽、金等少数民族的史料，惟独《金史》最为完善，即得益于元好问的《壬辰杂编》。
63岁时，一位皇室慕名拜访元好问，为他画像。元好问在画像旁题诗，曰：“去过二十年，跬步即异境，中间历齐晋，陡下如堕井…… ”，概括了亡国二十年来的艰难生活，凄凉之情，溢于言表。
这首《沁园春》写于除夕之夜，虽表明甘于穷苦、不改著书作诗之志，但也写尽生活之清苦、龙钟失意之态：
再见新正，去岁逐贫，今年逐穷。
算公田二顷，谁如元亮；吴牛十角，未比龟蒙。
面目堪憎，语言无味，五鬼行来此病同。
盐里，似扬雄寂寞，韩愈龙钟。
何人炮凤烹龙，且莫笑先生饭甑空。
便看来朝镜，都无勋业；拈将诗笔，犹有神通。
花柳横陈，江山呈露，尽入经营惨淡中。
闲身在，看薄批明月，细切清风。
当然了，只要元好问愿意，他也可以在元朝混个高官，活得很滋润，而不必受穷。但是，元好问虽是鲜卑族后裔，骨子里却以汉人正统自居，一生致力于推崇儒学，把民族气节看的比命还重，焉肯“失节”仕元！
蒙古人不尊重儒家，推行“八娼、九儒、十丐”，导致儒生的地位连娼妓都不如。元好问自然看不下去，不敢硬性去抗争，却也想了个妙计。元宪宗二年（1252年）春夏之间，63岁的元好问以民间高士、一介布衣的身份，与好友张德辉一起北上，觐见忽必烈，请求忽必烈出任“儒教大宗师”。忽必烈很意外，但也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此时，元好问乘机提出，希望“儒教大宗师”能多为天下儒生着想，改善一下儒生们的卑贱地位，蠲免儒户的兵赋等。忽必烈无法拒绝，只好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