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以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为由,把侵略战争美化为民族战争。二战期间,日本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强调要“共存共荣”,这一口号在亚洲和日本国内民众中也颇具诱惑力。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利用这些口号和舆论,使其在亚洲的侵略扩张合理化与合法化,因此对内称是为了“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对外则称是为了“亚洲的利益”、“为了东洋人的利益”,是在“替天行道”,这些口号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欺骗作用。

　　走向极端民族主义

　　总而言之，二战时期日本通过之前长时间的教育养成的日本国民性格是在日本化过程中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产物。在追寻民族本源的过程中，产生了自诩优等民族的心理，并诱发出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存有民族自豪感，这不但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值得称道的。但稍稍往前迈出一步，在与他族的类比中自诩优等，就构成了一个危险的信号。

　　背弃了明治维新初期的民主民权思想。近代日本在重振“皇基”的国体重构中，从承袭种族血脉的角度，将民族主义合理为一种文化遗传基因，以家族主义和日本神道为基础，创造了天皇制“传统”；以天皇号令天下，培养“忠君爱国”的皇国民。

　　近代日本以“文明开化”为初衷的文化启蒙之路，没有致力于教育和培养具有近代民主意识的国民，也没能将日本引上文化强国、科技强国的道路；而是基于拓殖思想，沿着日本武士道传统文化的历史轨迹，致力于教育和培养无怨无悔地为天皇和国家牺牲的皇国民。

　　近代日本民族启蒙教育在“忠君爱国”的旗帜下，融合西方列强的殖民思想和日本本土的武士道精神，引导日本人从追求民族强盛的合理初衷出发，走上了以武力强国，以开拓殖民地寻求民族发展的错误轨道。也将民族启蒙教育演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教育。致使二战时的日本民族教育成为一种文化强权与价值灌输的有效工具，期制造出来的日本国民，也只能绑在军国主义的战车上直到战败依旧支持侵略的丑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