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尽忠”而“勤王”、“奉公”直到“殉国”，在二战时期，这条道德完善之路对日本国民来说就意味着勇敢地投身于战争，不必去追问个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没有什么比为国捐驱更有意义，更加高尚了。高尚地死去才能换来纯粹的永生，这就是“殉国教育”的精神内核，是日本生死观的一种结晶。通过这种“殉国精神”教育，焕发出来的是一种生命冲动，散发出来的是一种集体英雄主义的日本民族文化息气。

　　正是这种以生命冲动焕发的英雄主义，使无数日本军人乃至平民，在心理上战胜了死亡的恐惧将自己直接捆绑于军国主义战车上。

　　军国主义教育将天皇意志内化为日本国民的一种集体无意识，酿造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为“天皇圣战”而捐驱的生命冲动，从而将投身侵略战争的动力植根于法西斯群众心理的土壤之中。这就是直到战败，日本国民依旧支持侵略的核心原因。

　　军国主义控制的媒体为全民军国主义化推波助澜在军国主义的操纵下，媒体最大限度地发挥舆论导向的功能来统一国民的意志，从而在社会上形成舆论合力。军国主义指挥下的媒体对日军征兵作用极大。

　　媒体蛊惑了不少日本人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控制下，日本的媒体已经不像明治维新时期那样百花齐放了，而沦为了军国主义的发声筒和宣传员，从而与军国主义者合谋，将日本推上侵略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期间，军国主义控制下的日本媒体通过大肆炒作中国军队蓄意挑衅日本在东北地区核心利益的议题，误导国民形成“满洲是帝国的生命线”、“支那的不正当行为侵犯了帝国在历史上形成的正当权益，关东军予以反击的行为是的正当行为”的共识，从而促成日本国民坚定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在社会上形成了战争的狂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国主义分子又操纵媒体将议题转向对抗欧美，鼓吹“将亚洲从白种人手中解放出来”，类似的论调成为推动国民积极投入战争的助推剂。大众传播实践表明，如果受众对某项议题或事件在直观上缺乏丰富的经验，那么他们对该议题或事件的理解就极大地依赖于媒体，依赖于新闻叙述的性质。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发展和事态的演变可以看出，由于日本媒体在战争时期竭力渲染对外强硬论，直接导致了日本民众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支持战争的舆论气候笼罩整个日本，达成了军国主义者实现舆论动员的目标。

　　当盟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日军连扫失败陷入窘境时。日本军部需要补充更多的士兵，不惜将目标指向国内未成年的中学生。其操纵的媒体于是在宣传方针上与军方保持高度一致，选择以青少年为受众目标的《写真周刊》上刊登文章，以军阶升迁、美好前途为诱惑，鼓动青少年为了实现国家与全体国民期待应踊跃参军。这鼓动措使军国主义征兵动员工作顺利开展，“大多数人怀着在关系到日本命运的 ‘圣战’中捐躯是国民莫大荣耀的信念被送往战场”。以海军招募少年入伍为例，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海军飞行预科练习生录用人数逐年攀升，截止1944 年 （昭和19年） 达到了顶峰的113465人，比8年前（昭和12年）增长了20 倍。

　　到1944年，美军攻占塞班岛，突破了日军所谓的“绝对国防圈”。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组织 “全民总决战”顽抗到底，并操纵媒体进行决战宣传，称唤起“蕴藏在一亿国民当中的忠诚”， “在战争中发挥一亿协力的大和魂，通过总崛起迎击敌人来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