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已经处于必然失败的局面之时，这种幻想仍然对日本军人尤其是年轻人充满了诱惑。1945年，尽管日本遭遇美国的大轰炸，六十五座城市几乎都成了废墟，不怕死的日本人还是抱着为了天皇在本土决一死战的信仰不放。“国民信仰诸神直系相传，国民处于民族血统中心的天皇统治下，……为了国家之独立，名誉和使命，舍弃生命战斗的国民士兵，呼唤着天皇的名字赴死。”这就是“尽忠教育”酿造的命运悲剧。

　　“尽忠”的具体表现，首先就是“勤王”。而“勤王精神”结合日本国情与时势后，被具体地认为：将“勤王精神”付诸实践应从“排外”开始。首先，不允许外国对日本有辱国体，滋扰国威的事情发生。其次，不允许污蔑眩惑日本国体的外教酿成对日本的深害，只能采纳外国的知识技巧，作为皇国大道的羽翼。

　　推崇“勤王教育”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产物，是日本回应西方冲击的一种“以守为攻”的姿势，憧憬的是“我国的大道有资格成为西土的治教”的教育强国梦，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意志力。那么，日本要到哪里去寻求这种勇气与力量呢？日本军国主义极力宣传“皇国史观”,诸如“神武建国”、“天皇成业”、“皇道伟大精神”等等将天皇神化的手段正好提供了这种动力。

　　“勤王教育”将虚构的神武天皇纪元神话转化为一种文化意识，进而将“日本是世界中心的幻想”转换成为一种期盼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催生出近代日本民族的殖民文化心理。

　　“勤王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植独一无二的日本国民，将日本“凌驾于万邦之上”，使日本国民在面对世界格局变化时，形成“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民族自信心理。“勤王教育”为此就要培养国民具有一种抵御内部和外部压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就叫做勇敢和意志，将对天皇的忠诚及其义士之举，作为一种义务融于个人之中。

　　二战时期的日本教育，从幼儿园儿童开始，每日早课就要求团体遥拜宫城。让中小学生每天诵读《学生敕语》；在各个教室里，悬挂军神的照片，营造一种浓烈的崇拜和“孝忠”天皇的学校文化氛围。把中小学校环境创设为国民炼成道场，多数学校都把原来的体育馆改成了武道场，进行武士的格斗、散打训练，学生们既使被打的鼻孔流血、跌倒在地，也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挣扎起来，重新再战，以此锤打学生的意志品格，修炼下一代对侵略战争的“必胜的信心”和“坚忍持久的精神”。

　　“尽忠”的另一个表现是“奉公”。早在《教育敕语》中日本就公开将“奉公”作为皇国臣民的最基本品格。二战中“灭私奉公”成为一句最响亮的教育口号，中小学教材中充斥着“奉公”课文。即以至诚的态度，通过勤劳收获五谷，节度生活，贮蓄财物，最终将财富让给子孙，让给邻居，并无私地献给社会和国家。换言之，奉公行为就是灭私行为，心底无私的人才能做到奉公守法。在二战中，“奉公教育”思想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中的显学，强制全体国民通过教育现场进行“人体实验”。在这种场合中，“公”仅仅意味着天皇和国家，形成皇国民一种“灭私”的自虐心理倾向。经过“奉公教育”的日本国民，自觉抹杀了自我。

　　“尽忠”的终极表现形式是“殉国”，是指为国家利益自愿献出生命。在日本“殉国”被视为是一种最高尚的行为得到赞扬和传颂。在二战期间，日本将“殉国精神”作为日本国民性格中一个极重要要素加以推崇，将其纳入常态化教育，宣扬至极致。军国主义教育将战争常态化，将战争中不可避免的死亡常态化，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殉国精神”教育也就随之得以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