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有一条铁路，这条铁路曾经是一个革命的起点，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曾去过四川的朋友们可能会发现这条清末就开始修建，却一直到百年后才最终建成的铁路，异常沉重地承载着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也正是因为这条铁路，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成为史学界所说的“一条路搞倒了一个王朝”。

　　在上世纪初，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就允许民间商办开始兴建铁路。在四川人的强烈要求之下，就在四川建了一条川汉铁路，第二年就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

　　1909年，留学日本的四川人蒲殿俊，在东京隔海上书，“向外国借款修路之事，断不可为。”“列强是工业社会，中国也必须实业救国……” 并号召川人自筹路款，自修铁路。

　　亢奋不已的四川百姓,坐在茶馆里兴奋地谈论着“股票”这个新名词的买进卖出。商办的铁路公司发行“股票”筹措路款,川人纷纷入股，共募得白银1400余万两，川汉铁路东端从湖北宜昌到四川万县的一段开始动工,“自修铁路”的梦想距离实现指日可待。对于那时候出川只能依靠水路的四川人来说，对这条沟通“天堑”的铁路寄予的厚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针对川汉铁路这条深入中国内地的铁路干线，帝国主义也一直在争夺其修筑权。

　　在川汉铁路的募集资金阶段，采用的是“官股”“商股”加上“民股”合资的方式，“绝大多数四川的百姓都和川汉铁路息息相关，都是川汉铁路的'股东'。”

　　当四川人十之六七成了股东时，与蒲殿俊同为保路运动领袖的邓孝可，正在担任着《蜀报》的主编。1911年5月17日，消息灵通的他率先得知了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信息，一面让手下报信，一面手忙脚乱地在报纸上刊发了号外。第二天早晨，“路权国有”的消息立马震撼成都的大街小巷。

　　“清政府要收回路权，同时拒绝偿还路款，川人手中的'股票'顿时成了废纸，这伤害的远不止是乡绅的利益。所以保路运动才会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陈廷湘分析，保路权，争路款，和平反抗“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后来清政府真的派来了钦差大臣端方来到四川要收回铁路权，得到这个消息的，为了保卫川汉铁路，大部分的四川人自发的组建了保路同志会。同志会的代表带领着数万人前来阻止钦差大臣端方进入四川，而手无缚鸡之力的蒲殿俊等九人当场被捕，这起事件造成了众人死伤惨重，就是“成都血案”。

　　为了纪念成都血案中牺牲的30多名保路同志，川汉铁路公司在1913年特意请人专门铸造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这个纪念碑就在今天的成都人民公园。孙中山后来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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