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胡适正陪同杜威先生在上海访问，同行的还有杜威的学生、北京大学教务长蒋梦麟。当时他们对北京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两天后才通过报纸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文章——《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该文提出五四运动的五大成效：
一是加强了学生主动负责的精神；
二是激发了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
三是丰富了学生团体生活的经验；
四是培养了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
五是提高了学生追求知识的欲望。
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学生运动的三大危害：
一是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却躲在人群中呐喊，从而助长了依赖群众的懦夫心理；
二是罢课时间一长，有些人就会养成逃课的习惯；
三是经过这场运动，有些人可能养成盲目从众的行为模式。
文章最后说：学生运动不是常态社会的行为模式，而是变态社会的必然产物。所谓常态社会，是一个比较清明、由成年人管理政治的社会。如果成年人不能尽责尽力，不能治理政府的腐败，那就是一个变态的社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
这篇文章的结论是：“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二、一个最正确的公式
1928年5月4日，胡适应邀在上海光华大学发表演说。当时胡适最担心的事就把五四运动当成一个空洞的口号，所以他说：五四运动除直接导致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最终解决了“山东问题”外，其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其一，过去的学生只顾读书，不管闲事。五四运动使他们对社会政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其二，为了参加运动，学生都组织了自己的社团，并创办了各自的出版物。这对新文学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其三，为了让普通老百姓关心政治，读书看报，许多学校都创办了平民学堂，使平民教育得到很大进步。
其四，中国劳工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并与学生运动遥相呼应。
其五，妇女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从而形成了妇女解放的洪流。
其六，各个政党都非常注意吸收青年为自己的骨干。为了给他们开辟言论阵地，报纸副刊也由过去的“捧捧戏子，抬抬妓女”，改变为谈论“马克思、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名词”了。
在演说中，胡适又一次强调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产物。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把这个观点总结成一个历史公式，并且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为了证明这个历史公式，胡适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北宋末年的陈东上书、清朝末年的戊戌政变、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例，得出如下结论：“政治腐化，至于极点，创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亦唯此种热烈青年运动，革命事业，都有成功之一日”。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种民意机构存在，那么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就可以安心读书；他们的兴趣，就可以是体育比赛、跳舞看戏、谈情说爱了。胡适认为，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证明上述公式正确无误。
三、为个人主义正名
1935年是五四运动16周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纪念五四》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仍然向往常一样首先回顾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并披露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蔡元培有直接关系。
文章说，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后来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最初也是以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为主，并且有意不谈政治，从而把思想革命限制在学术文化领域。但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之后，北京各学校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的伟大胜利。整个北京就像陈独秀所说：“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
由于蔡元培当时是主张中国参战的，因此当胜利来到的时候，他的“兴致最高”。于是他约请教授们在天安门组织了演讲大会，“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
1935年正是日军向华北步步紧逼，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形势，是每一个中国人理应面对的大问题。但因为当时是不能直接谈论抗日问题的，所以胡适在文章中没有借题发挥涉及此事。但是，当看到张奚若在《大公报》发表了纪念五四的文章后，不仅“很受感动”，而且认为这是开拓言论边界的一个好角度。
张奚若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当时是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其文章的标题是《国民人格之培养》。该文首先指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由于当时的领导人只知道民主政治的形式，并不了解其精髓，所以他们只是抄袭模仿了一些民主政治的皮毛而已。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大家才渐渐认识到欧美民主政治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个人的解放。
紧接着，张奚若从专业的角度，指出个人主义政治哲学的精髓有三点：
一是承认政治是非的最终判断者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或政府；
二是承认个人有批评政府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