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承认个人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张先生还强调：当一个人拥有这些权力之后，“他才能觉得他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他才能感觉他做人的尊严和价值，他才能真爱护他的国家。”
　　在此基础上，张先生又进一步指出，尽管个人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有许多缺陷和流弊，但由于“救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惟有伟大人格者才能胜任”，而个人主义恰恰可以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所以只要不是有意与人民为敌的政体，就应该尊重个人主义。遗憾的是，我们的政府却不懂这个道理，总是想统一思想，铲除反动，从而白白“丧失了许多有志气有能力的好国民真人格”，这实在是很痛心的事。
　　在张奚若影响下，胡适又写了一篇的文章，标题是“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他说：“张先生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他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一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为我主义”，即假个人主义；二是有独立思想、只认真理不计利害的“个性主义”，即真正的个人主义。胡适还说：“……一些人嘲笑这种个人主义，笑它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时思想。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马克斯（马克思）、恩格尔（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我们如何配嘲笑维多利亚时代呢！”
　　胡适文章发表后，张奚若又写了《再论国民人格》。文章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只是家族的一分子，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这种情况到五四运动以后才大大改变。但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刚刚“萌芽的个人解放与人格培养”，在政府的严厉制裁下又日见消沉。于是，人们还没有脱离家庭束缚，又被压在国家的大帽子底下。再加上国家比家庭的权威要大得多，因此，“国家（其实就是政府）高于一切，绝对服从，无条件的拥护，思想要统一，行为要纪律化，批评是反动，不赞成是叛逆，全国的人最好都变成接受命令的机械，社会才能进步”云云，便成了整个社会的金科玉律，任何人不得违背。
　　张奚若还说：由于政府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因此它不会不犯错误。再加上权力的诱惑，就更容易日趋腐败。防治的办法，除了“不见得一定有效”的分权之外，“最重要的一种”，就是通过舆论监督，使政府能够“接受批评容纳意见”。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培养明辨是非、敢于负责的独立的人格。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提倡用个人主义来培养国民人格的缘故。
　　四、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1947年五四运动28周年之际，胡适为《大公报》写了纪念五四的“星期论文”。我注意到，胡适每当论及五四运动，都要提到孙中山的一段议论，其中有“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的话。因此胡适指出：“孙中山先生的评判是很正确很公允的。五四运动在两个月之中，轰动了全国的青年，解放了全国青年的思想，把白话文变成了全国青年达意表情的新工具，使多数青年感觉用文字来自由发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不是极少数古文家专利的事，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的永久的历史意义。”
　　在此期间，胡适还分别在北大学生“五四”筹备会举行的晚会和北大校友聚餐会上发表讲话。他说：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罪案》中“提出两点，即拥护科学与拥护民主。因拥护科学而反对孔教、反对旧思想；因拥护民主，而反对专制，反对独裁。这就是《新青年》的两大罪案，也就是新思潮运动的原因。”至于新思潮的意义，他认为是一种批评评判的态度与精神，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念。
　　我以为，只有联系张奚若所谓个人是“政治是非最终判断者”的理论，才能对胡适的论述有进一步认识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