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的战略思想。他采取“心战”策略和抚南蛮西戎，派遣郑芝使吴恢复两国盟好，着力做好内政外事，以创造东、南、西三个周边的和平良好环境。

　　其五是《左传》中所宣扬的思想道德观。书中强调指出：“日月之食，何损于明”(38)，“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39)，“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40)、“施舍不倦，求善不厌”(41)，对“君子”的作派从思想、行为学的角度提出具体要求。诸葛亮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强调：“正已以教人”，要求下属多提出批评意见，“勤攻已阙”，以“集众思广忠益”(42)，一再声明自己“不疑于直言也”(43)，告诫后代“志当存高远”(44)，“静以修身，俭以养德”(45)。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自校薄书，率先垂范;他清贫淡泊，不贪不奢，“蓄财无余，妾无副服”(46);他视功利若敝屣，以忠贞而事君。对于刘备的临终嘱托，他援引《左传》中僖公九年荀息回答晋献公托孤时“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的话语誓表忠心。

　　其六是《左传》中的经济思想。《左传》中记叙有卫文公“务材训农，通商惠工”(47)以农为本带动地方经济的事迹。诸葛亮治蜀始终贯彻着一套与之类似的经济思想即：“休士劝农，分兵屯田，调其赋税，以充军实”(48)，“铸直百钱，平诸物价”(49)。他大力推行闭关息民、务农殖谷、工商并举、盐铁官卖、发展蜀锦、重视科技、架桥铺路、兴修水利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使得蜀国出现了“国畴辟，仓禀实，器械利，蓄积饶”社会安定、物殷国富的繁荣局面。

　　最后是《左传》中的辞令。《左传》中的辞令短篇如《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长篇如《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前者在兵临城下的危急情况下，沉着应对，不卑不亢。看起来是摆事实讲道理，实际则巧妙利用秦晋两国间的矛盾，依情据理展开分析，终于说服秦国退兵，使郑国转危为安;后者是一篇与秦绝交的最后通牒，吕相历举事实斥秦不义，句句铿锵有力、有利有节，使得秦国几无反驳之力。像这样纵横捭阖的说辞，实际上已开战国苏(秦)张(仪)游说风气的先例。由于当时诸侯来往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单单只是个人荣辱问题，更牵涉到国家利益，正如孔子所说：“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左传》中生动的言辞触目皆是，除上举两篇外，著名的还有《阴饴甥答秦伯之部》(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王孙满论问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荦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恰到好处”(50)。观诸葛亮行文言语，如《正议》中，开篇列举项羽恣意妄为、不循正道导致兵败垓下以及刘秀率领数千羸弱士兵战胜王莽四十多万精锐部队的事例，层层剖析，步步深入，驳斥警告曹魏的诱降丑行，反复阐明“人谋”可以胜天的观点，表达他以弱胜强、誓死抗争的信心和决心。全文叙理简练精纯、议事周密严谨，堪称一篇光辉的战争檄文，颇有《左传》中行人辞令的痕迹。再假若历史上真有舌战群儒的话，大概也是受益于此罢。

　　综上所述，《左传》这部先秦时期儒家重要典籍在诸葛亮这位历史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身上有着深远的思想延续。作为一位千古名人，诸葛亮对于前代文化遗产积极地传承与发扬，突出表现了他兼容并包、各取所长的优秀个人素质。诸葛亮继承了前代文化遗产，更丰富了后世文化生活，他圆满地完成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他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必将永远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人民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