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陈寿编写《三国志》时已经是晋朝人。晋朝是司马氏的天下，而司马氏的老祖宗，就是曾与诸葛亮多次军事对垒的司马懿。因此，陈寿作为晋朝史官，在叙述、评价诸葛亮时，只要涉及到司马懿的军事战争，陈寿都投鼠忌器，尤其是在评价诸葛亮的军事成绩方面，陈寿更是讳莫如深，这个很好理解，倘若把诸葛亮的一次次军事大捷淋漓尽致的记录下来，那岂不是对司马懿的一次次丑化和羞辱吗?要知道，司马氏可是一贯残忍冷血，司马懿的诛灭曹氏宗族，司马昭的杀害成济事件，这些都历历在目，在这样的恐怖高压下，陈寿贬诸葛而捧司马，也是人之常情。

　　第二，陈寿家族与诸葛家族的恩怨。陈寿是晋朝人不假，但他的真正身份是“亡国贱俘”，他曾是蜀汉人，后来司马氏一统三国，陈寿这才摇身一变成了晋朝人，而其家族与诸葛家族的恩怨，就形成于蜀汉期间。陈寿父亲曾经是马谡的参军，马谡丢失街亭后被诸葛亮处以极刑，而陈寿父亲作为相关责任人员，自然也受到了严惩，这种严惩，曾亲历战事的陈寿父亲也许毫无怨言，但不曾亲历战事的陈寿却未必能释怀。另外，陈寿出生的第二年，诸葛亮就病死了，二人当然没有交集，但命运弄人，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偏偏又是陈寿的顶头上司，而陈寿又曾经“为瞻所辱”。这样一来，集中了两代人恩怨的陈寿，在记录诸葛亮时，怎么可能公正客观呢?

　　第三，益州本土势力对荆州集团的怨恨。在刘备建立的蜀汉帝国中，有三股势力集团，其一是荆州集团，比如诸葛亮、魏延，这是蜀汉的核心力量，其二是东州集团，比如李严、法正，这是蜀汉的主要拉拢对象，其三是益州本土势力，比如黄权、谯周，这是蜀汉的主要打压对象。那么，陈寿隶属于什么集团呢，答案是益州本土势力，陈寿是土生土长的益州人，他的老师谯周又是益州本土势力的典型代表，其在仕途中遭受打压就在所难免了，这种长期的“区别对待”，使得陈寿对整个蜀汉、对荆州集团充满了偏见。因此，诸葛亮作为蜀汉实际上的总负责人、荆州集团的一把手，其不被陈寿待见，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四，陈寿的个人层次局限性。上面我们也提到了，陈寿在蜀汉的层次很低，甚至可以说早已被边缘化，这就决定了，其难以接触到蜀汉核心层，至于诸葛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军事决定，陈寿就更加无法精准把握其原委了。比如诸葛亮的北伐，一方面是战术进攻，另一方面也是战略防守，是要通过“以攻代守”的方式，来落实“与其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的战略考量，在这种情况下，奇谋本来就不是必需品，重要的是不能轻易丧失有生力量，这就好比在足球比赛中，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但前提是你能拿住球，不能轻易丧失球权。陈寿的视角，到不了诸葛亮的高度，自然就会武断的评价诸葛亮“奇谋为短”了。

　　结语：以上就是笔者总结的，陈寿贬低诸葛亮的四个原因：忌惮司马、家族恩怨、派系斗争、个人局限。史书固然是最接近真实历史的，但仍旧难以摆脱人的倾向性和局限性，毕竟，行走社会的人，都很现实。看来，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能够独立思考，绝不能陷入人云亦云的“历史虚无主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