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左传》中“民本”的思想。《左传》中“以民为本”的终极关怀思想贯穿全书。文中通过随季梁(桓公六年)和宋司马子鱼(僖公十九年)的言论多次提出“民，神之主也”的观点，并在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公十五年)、晋师旷论卫人出君(襄公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公二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公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公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公元年)等篇章中反复强调“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6)的结论。诸葛亮治蜀尤其注意顺应民心、为民兴利这一事关政权的根本问题。他指出：“圣人之治理也，安其居，乐其业”(7)，“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8)，“因天之时，就地之事，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矣”(9)。他坚持以民为本，讲究“德治仁政”，注重人心向背。他“抚百姓，示仪轨，开诚心，布公道”(10)，心系黎庶，勤政爱民。百姓感其恩德，敬之爱之。亮病卒后，如陈寿《三国志》中所记载的那样“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辟”，世代祭奠，永垂青史。

　　其二是《左传》中的“法治”思想。《左传》中通过记叙郑子产积极推行法制治理国家的史例提出“法治”的思想，并在后续篇章中指出：“贵贱无序，何以为国”(11)，“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12)，“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13)，进一步阐明依法治国的原则和重要性。诸葛亮治蜀正是这一思想的成功实践，他提出：“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14)，“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15)，“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16)。他设立《蜀科》确保“有法可依”，严明吏冶强调“执法必严”;他“约官职，从权制”(17)，“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18)。街亭一役后，他比照《左传》中“杨干违法，魏绛戮其仆”的有关事例，不但依法处斩了自己最为器重的马谡，更“引咎责躬”上疏自贬三等，以严于律已、高尚自诉的风格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在他的良苦用心下蜀国境内“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19)，一派安定祥和的气氛。

　　其三是《左传》中的人才思想。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人才，培养和选拔人才在历朝历代都是理政治国的重中之重。《左传》中关于人才思想的论述有：“举不失德，赏不失劳”(20)，“三折肱知为良医”(21)等，明确指出选才的方法和标准。诸葛亮治蜀非常注重人才的挖掘与培养。他不分亲疏，唯才是举，提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22)，“忠益者莫大于进人”(23)，要求“取人不限其方......尽时人之器用”(24)，提拨重用如蒋琬、姜维、何祗、张嶷、王平、杨洪、杜微、秦宓等一批后起之秀。诸葛亮不以个人好恶取人才，他与法正禀性不同，但很佩服法正的智术，于是花费很大力量把法正争取过来，凭借法正的“善设奇制变”，智取益州。许靖原为蜀郡太守，刘备围攻成都时，许靖想逾城投降，刘备十分看不起他。但诸葛亮不带成见，他对刘备说：“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动宇内”(25)，于是拜许靖为司徒。他还在成都之南筑台，“以延四方之士”，为蜀汉网罗了一大批文武精英，使刘备顺利建立了政权。这些都是对于《左传》中人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其四是《左传》中的军事思想。《左传》这部书非常善于描写战争全书记录军事行动四百八十多次，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十四次。作者把每一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记载战争的部分如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简直可以作为兵法战例来看;书中不乏一些战术策略的精辟总结，如：“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26)，“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27)，“敌不可纵，纵敌患生”(28)，“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29)，“战，勇气也”(30)，“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31)等。诸葛亮活学活用发展创新，对于战争的胜败从根本上找到原因，总结出一系列科学的军事理论：“师出以律，失律则凶”(32)，“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33)，“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34)，并付诸实际、身体力行。另外《左传》中还提出的对内维护民族和睦、对外寻求积极外交的战略主张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35)，“亲仁善邻，国之宝也”(36)，“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毙”(37)。大许基于此，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对内和抚戎夷，对外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