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来火车下午三点钟到津，袁向荣禄表白、告密的急近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但外界并不知情，他必须不显山不露水地应酬一切。袁以超擢兵侍返津，天津的文武各级官员早已筹备了盛大的欢迎会。《国闻报》载所谓“同城文武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注：《戊戌变法》(三)第441页。)袁要端起官场仪态不慌不忙地出站，要同文武官员们行礼如仪，请皇上、太后圣安，然后入茶座同文武官员周旋、寒喧，报告陛见盛况，宣讲皇上圣德，然后告别，赴直督署。经查，天津火车站至直督署乘坐正式交通工具八抬大轿，大约近半个小时路程。总算起来，袁从下火车至到达直督署，确需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天津地区此时日落时刻为下午六点零八分。(注：《太阳出没时刻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编：《1821—2020年二百年历表》，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5页。)袁谓“诣院谒荣相”时，“日已落”，当符实际。论者断定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见到荣禄并告密完毕，是不可能的。

　　三、袁世凯告密的作用

　　拙文曾经指出，袁世凯告密的作用是证明了维新党人有“围园劫后”之谋，从而坐实了他们“大逆不道”的“谋逆”地位，于是政变揭去了带有某种“政争”意义的面纱，转而成为屠杀镇压改革派人士的政治人士的政治大狱。谨再做一些补充。

　　初六日这一天，袁告密的内容，不论繁简都应该传递到京了。初七日，杨崇伊由津返京，应带回去更为详尽的内容，西太后处应该详知维新党人密谋确情了。但仍在三天之后，直到初九日才发出上谕捉拿军机四卿以及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等七人。这说明西太后得悉维新党人“谋逆”的报告后，态度的冷静与处置的稳慎，并未草率地立即举起屠刀。

　　西太后深知，重新训政，朝野并不十分心服。所以一开始拿康有为“莠言乱政”作为取消新政和重新训政的由头，打击范围，只限于康党，所定罪名也在可轻重之间，并未决意兴大狱扩大打击面。正是如此，像重要的维新党人林旭，虽然心慌，但直到初八日晚，也还自认不是康党，不会受到株连。(注：《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2页。)这样也较符合一般不满意维新党人用事的枢要重臣和京官们的心态，例如李鸿章，就一直把维新党人看作如唐朝永贞年间二王一帮读书人的捣乱，甚至视他们为少不更事的孩子。(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第232～329页。)京卿王彦威亦视之为少年幸进。(注：参见《杨参政公事略》，《戊戌变法》(四)第660页。)现在冒出维新党人的“谋逆”重罪，西太后们就不得不考虑兴狱及其一系列后果与影响。所以，搁置这么几天，才作出初九日上谕的决策。初九日上谕的内容和谭嗣同等七人先后同于此日被捉拿勿庸置疑。论者把它称为有的人早已被捕了的“马后炮”之举，缺乏史实根据。

　　论者最过硬的证据是谭嗣同早已在初七日就被清廷秘密逮捕了。其根据是：其一，张荫桓说他亲见初七日早期，西太后命军机大臣廖寿恒拟旨：“拿办康有为党羽”。这道谕旨具体内容是什么，至今无人知晓。认定其内容就是拿办谭嗣同和梁启超，只是论者们自己推论的设词，并无任何史实根据。又认定荣禄告变在初六日政变前已经到达西太后，首恶谭、要犯梁应该被捕了。(注：参见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这也是一面之设词，并不是史实，充其量可以姑存一说。

　　其二，是根据对谭嗣同狱中三篇遗札的考证，推定谭于初七日被密捕。(注：参见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其实，这个结论大有商榷之余地。论者设论的第一个立足点是，初七日“密谕”是捕谭的。上文已经指出此说并无史实根据。论者设论的第二个立足点是，假设谭嗣同还有一篇遗失了的，且不为人所知的第一篇遗札。细阅今存第一札全文，完全可以确认这封回覆仆人们的信，并就来信所禀各事做的交代，就是确确实实的第一篇遗札了。谭被捉，仆人们自然必定检点一些日用必须品随后送进监狱去，并非一定要主人写信索要才去办的。这就是信中所说的“昨送来各件”。撇开子虚乌有的“遗失了”的第一札，谭遗狱中三札，很自然表现为谭入狱第二天起连续给仆人们的三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