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三日，杨崇伊上密折请西太后重新训政，正式揭开了政变的序幕。据说按西太后最初的意思是，要造成一个朝臣齐请训政的声势，因时间仓促及朝臣和言官并不愿同杨联名上奏，结果成为杨崇伊一人独上奏折。西太后归政后，身边已无奏事机构。杨折由奕劻①带领赴颐和园上奏。有蔡金台致李盛铎信，详说杨崇伊上奏密折经过。

　　据张仲炘(字次山)对张尔田说，庆王奕劻①偕杨崇伊向西太后上请训政折的具体情形和结局如下：

　　杨崇伊为御史，值戊戌新政，密草一疏，请太后训政。面谒庆王，求代奏。庆王有难色。崇伊曰：“王爷不代奏亦可，但这并非御史的意思”。拂衣便行。庆王急拉之回，曰：“我与你代奏，但你必须同去”。崇伊曰：“那是自然”。遂同至颐和园。庆王命崇伊俟于外，独自入对，递上崇伊折。太后阅毕大怒曰：“这是国家大事，杨崇伊小臣，安敢妄言。须严办”。庆王叩头。太后徐曰：“这是国家大事，你们都是近支亲王，也应该商量商量，你的意下如何?”庆王唯唯。太后曰：“既然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庆王退下，谓崇伊曰：“事情完了，你去罢”。太后既训政，一日召见崇伊，谓之曰：“你是于国家有功之人”。崇伊叩头谢恩。然亦终不大用。此与董元醇事极相类。(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

　　夏孙桐的手稿本《史馀纪闻》也有一则关于杨崇伊以“首功自居”到处招摇的详细记述：

　　杨崇伊，……首具密疏，请太后训政除奸，由庆王密为面递，遂再行垂帘之举。以首功自居，时有封章，辄召对面陈，事多报可，以此招摇，多行不法，中外侧目。自被劾后，太后避嫌，不复召见，所奏皆不行。徐相(引者按：即徐桐)为其乡试座主，素亦刮目，自是屏之不见。崇伊大恚，上书徐相，谓太后之训政，由其奏请。康梁不除，太后不安，此次出于愚忠，不为众议所谅，身名败裂，仍望师门怜而援手。徐相得书，意稍解，隐为斡旋。庚子正月，简援陕西汉中府知府。谢恩得召见，面诉冤屈。”(注：夏孙桐：《史馀纪闻》(稿本)。)

　　奕劻以及杨崇伊的密折对政变的发动有特殊作用，这是论者们经常说的老话题，但都语焉不详。上述蔡信、张说和夏纪三篇文字，勾画了事情的前后大概。杨崇伊敢以首功自居，并恃此肆意撒泼;西太后直认杨“是于国家有功之人”，而待之以董元醇第二，充分而有力地证明：西太后允准杨崇伊密折，初四日由颐和园回官，即是政变的正式开始。而奕劻是政变具体运作的直接指挥者。

　　需要说明的是，这几篇资料是可信的。蔡信和张说，均为史学前辈邓之诚先生采集。蔡金台是光绪年间名翰林，后党人士，与李盛铎为德化同乡。邓之诚先生著录此信后评论说：“此所述戊戌政变，极得当时真相”。“所述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其他亦较为得实。盖金台亦在事之人也。”(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04页。)张仲炘一席话是说给《清史稿》纂修张尔田的。张后与邓之诚先生为燕京大学教授同事，又转述与邓。张仲炘，字次珊、次山，光绪年间名翰林，在谏台甚久。甲午战争以来，以敢言出名。戊戌时期任工科给事中，为十分活跃的后党人士。杨崇伊上密折，亦曾知会他联名。政变后，张又数次上疏，请株连维新党人家属。所以邓在著录此文后评论说：“次珊号为后党，其言当可信”。(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夏孙桐亦光绪名翰林，戊戌政变时期，供职国史馆，民国年间一直任《清史稿》总纂，于《清史稿》出力独多。以史家的身份，且当时在京官场之中，其记述当有所本。

　　初四日至初六日晨的两天两夜，政变是在宫闱内秘密进行的，外间不得其详，故向无可靠详确的记述。近年不少学者从清宫档案中勾稽出一些关于光绪帝的行踪，尚可隐约窥视西太后部署政变的某些侧面。明显者如初四日下午，西太后违反常态，突然由颐和园回住宫内，立即将光绪帝由大内移驻瀛台，采取某种限制或监视。而且显然是出于某种需要，把《起居注册》初记的申时回城，改定为卯时，等等。初六日早朝，卯初二刻光绪帝到中和殿看祝版毕，到太后处请安，还涵元殿之后，(注：有关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论述，详参见孔祥吉：《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343～357页;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283页;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等论著。)就是人所共知的捉拿康有为及请太后再次训政上谕的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