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考察我们认为，戊戌政变的发动历经了从初三日杨崇伊上密折、西太后允准回宫训政、布置谋划，至初六日颁布捉拿康有为和训政上谕这样一个过程。而不是西太后仅仅在初五日夜里得到某一告密，便立即于初六日早上发动政变，这样草率而仓促的政治举动。

　　二、袁世凯告密在初五日晚上，但赶不上成为初六日政变的导火线

　　袁世凯于初五日回到天津后当晚，向荣禄告密，是无须论证的。其日记所说到次早才“以详细情形备述”，(注：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3页。)可谓欲盖弥彰。告密的核心内容自然是谭嗣同说袁围园劫后杀荣禄。初六日晨逮捕康有为的上谕为：“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这是载诸实录的“谕军机大臣等”上谕。这个上谕，恰符杨崇伊密折为康有为罗织的罪名，而又恰没有“围园劫后”这个属于谋逆作乱这一最为严重的罪名。这可谓初六日政变是据杨密折而非袁告密最直接，而又最有力的铁证。

　　论者怀疑初六日上谕的可靠性与真实性，认为八月初六日“清廷颁布捉拿康党的上谕其实只是马后炮”，“上谕公布的日期甚至内容都服从于实际需要，而不一定反映实际情况”，“目的正是避免打草惊蛇”。“不提谭嗣同，自然不等于当时清廷不想捉拿谭嗣同，不等于清廷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立论的唯一根据是初六、初九日上谕不提，十四日上谕才提捉拿梁启超。(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不提捉拿梁启超，另当别论。但上述几个上谕则是勿庸置疑的。这里先说初六日上谕。初九、十四日上谕容后文再说。初六日上谕是拿康有为，而非“康党”。公私记载亦都是说缇骑抄南海会馆是拿康有为。此类记载甚多。梁启超、张荫桓两个直接当事人所说即可为证。(注：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4;王庆保、曹景@(原字为成右加队的左部分)：《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一)第488页。)此外，初九日出版的《国闻报》所载记者在天津的目击谓：“初六日薄暮”，京师“来官役数十名，至天津密拿……康有为”，“四处大索”。初七日下午三点半钟，天津当地官员“至塘沽密拿康有为”。(注：《戊戌变法》(三)第406～407页。)京、津的拿康行动，均与上谕吻合。

　　围园劫后是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人的“大逆”行动，而且直接牵连光绪帝本人。如果西太后在初六日早晨以前已经知晓其事，正可以名正言顺地宣布“谋逆”的罪名，一网打尽，明正典刑，根本不存在，也不必要避忌什么“打草惊蛇”。这个时候，谭嗣同等就是蛇，而不是草。

　　初六日捕拿康有为，是先颁了上谕，然后才有步军统领崇礼奉旨派出缇骑搜捕。而且据梁启超亲历所记，是捕康上谕在先，训政上谕在后。(注：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4。)上谕是行动的指令，而不是马后炮，而且似乎没有隐秘什么的必要。

　　袁世凯于初五日晚向荣禄告密的消息，并未赶上初六日早晨颁布捕康及训政上谕之前传递到西太后处，所以，政变仅只是按初四日以来的部署进行的。关于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的时间，我取袁的《戊戌日记》所记，夜里二更左右之说，这应是符合实际的。且与时人记载也颇相吻合。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说：“袁到津已晚，即进督署，夜半方出，次日亦未回防”。(注：《戊戌变法》(一)第342页。)袁自己谓“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告退晚餐，约以明早再谈”。(注：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3页。)这正是至此时才得以详细告密的饰词。论者谓告密当在下午四点钟，时间显然太早了，具体情形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