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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七·七事变”后日本对台的皇民化政策及皇民化运动

“皇民化运动一般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战争需要，日本军国主义对殖民地民众实施的一系列“同化”运动。在台湾，“皇民化”正式的实施，是在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总督府禁止报纸汉文栏，为皇民化运动开始的标志。所以，一般研究者，如周婉窈就在《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中，将皇民化运动时间定位为1937--1945年。而研究者也将日治台湾时期的皇民化运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37--1940年为前期，称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时期；1941～1945年为后期，称为“皇民奉公运动时期”。第一时期的皇民化着重于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致力于消弭台湾人民的中华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第二个时期的皇民奉公运动在加强思想、精神动员的同时，更致力于强调奉献实践。
总督府为了皇民化运动的深入展开，广泛利用大众传媒手段，采用广播通讯、出版报纸杂志等方式，向台湾民众灌输日本“被迫战争”的思想，皇民化台湾人民，以图安定殖民地的民心。《部报》的刊行就是这些大众传媒其中的一部分。《部报》是由台湾总督府临时情报部，于1937年9月11日创刊发行的，前后共发行154期，截至到1942年10月1日（具体时间有待于进一步确定），时间长达五年之久，跨越了皇民化运动的两个时期。它每月发行三期，即每月的一、十一、二十一日发行。台湾总督府为什么在中日全面战争后发行此刊物，总督府自己的解释是：“本刊发行的目的，首先是向一般民众宣传和普及本府发布的各种政策和意义，以求得民众对其正确的理解和坚决执行；其次是推广普及各种法令内容，提高普通百姓的法律意识；第三是力图将现今中国战场的状况、作为后方的台湾对战争应做出的贡献等，向全台进行介绍；最后是希望藉此刊物，将总督府各机构得到的内外情报、经济、文化等相关资料，向一般大众公布，遂行公开透明的政治，以拉近本府与民众的关系。”
《部报》的文章，特别是前一百期，几乎都出自于总督府的各个行政部门。后来，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总督府先期一再宣传“不扩大战争”的谎言已经破灭，总督府调整对台湾民众的宣传方向，开始向台湾人民宣传“支那事变已经演变成为长期的战争，帝国要建立东亚新秩序，国民必须努力理解帝国的新国策。”为了这个背景原因，发行方对原先的办刊方向做了若干修正，确定《部报》发行的两个目标是：“推出正确认识时局的各种资料和向普通民众解释浸透国家现行的各种政策。”因此，从第一百号开始，由以前的每月三次，改为每月两次出版（一日、十五日），内容也做了大量的变动，由以前较为固定死板的栏目格式，变得较为丰富，同时也开始采用个人供稿（在此期上就有杜聪明、森岗二朗、安田勇吉等人的文章）。所以，这套由总督府发行的刊物是研究日本殖民台湾后期，特别是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台皇民化政策及皇民化运动一个良好的切入点。
“皇民化”运动的研究，目前已经集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而对皇民化政策的研究较少。从目前研究的现状来看，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文化的层面上。实质上“皇民化”运动不仅有文化上的意涵，在文化层次的基础上，更有经济与政治的意涵,这是以往研究者较少关注的。而《部报》这笔尘封以久的宝贵史料，其文章大都出自于总督府各行政机关之手，能更真实地反映出日本殖民者自己对皇民化内涵的界定。从《部报》的文章,也可推论并印证殖民统治者皇民化政策的重点是着力于“作为皇民的台湾民众，应有精神及物质奉献的义务。”
一、“欺骗与鼓动”的皇民化运动思想理论基础
“七七事变”爆发后，台湾总督府立刻发布“为因应时局彻底进行精神总动员件”和“华北事件之际特别注意事项”，加紧了宣传控制。1937年9月10日，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及本部规程，在总督府设立本部、组织本部参与会，下设州厅支部、市郡支会、街庄分会，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此于相配合，9月11日，由总督府临时情报部创刊发行“部报”，宣扬“日本是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而战”的思想。此时期处于日本全面战争开始阶段，所以《部报》的内容主要是向台湾民众宣传“支那战争”发生的原因、中国战场的情况、亚洲各地对战争的反映、台湾应在战争中所充当的角色等等。这一时期的《部报》有三个栏目在每期都是固定的，即是：地方情报、海外情报、华侨情报。此三个固定栏目的基础上，就是一些侧重于思想上教化台湾人民的专题性文章及战时经济的文章。就战争的原因及战争的进展及各方的反映，是希望皇民化运动的主体对象，台湾民众认识的的内容，所以被视为是台湾民众接受皇民意识，是否愿意成为皇民最重要的思想信任的一个起点。这是皇民化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此前的论文较少地就此方面进行研究。一般都以“大力宣扬日本是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兴正义之军，进行的是圣战”等语带过。实际上实，从《部报》的文章，例如《排日运动的历史》（第1期）、《支那事变与皇军的威力》（第1期）、《中国对我日本的迫害和我对支那人的温情》（第6期）、《菲律宾的概观和支那事变的影响菲》（第10期）、《英领马来与支那事变》（第11期）、《支那事变与荷领印度》（第13期）、《支那事变和（ミシャム）（第14期）、《法领印度支那和华侨》（第15期）、《海南岛的展望与支那事变》（第17期）等来看，日本就全面战争的原因、态度及各地的反映等 ，都明显存在关欺骗行径。另一方面，总督府大肆在对台湾民众进行文化宣传，作为皇民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仅以《部报》为例，就有如下文章：
《南支同胞的活跃和支那事变》（一、二、三）（第3、4、5期）、《支那事变相关美谈集录》（第3期）、《怒放的万朵樱花——美谈集录》（二——十六）（第4—19期）《 八闳一宇的圣旨》（第21期）、《没有武器也能战斗的思想战》（第21期）、《广播的使命和台湾的放送》（第22期）、《在囹圄----敌后的赤心（一、二）》（第23、24期）、《国家总动员法施行之际》（第24期）、《台湾农业义勇团的使命》（第25期）、《台湾农业义勇团的近况》（第32期）、《集团作业》（第32期）、《台湾联合青年团》（第33期）、《国民身心锻练运动的实施》（第33期）、《台湾进行曲》（第34期）、《东洋和平和国家总力战》（第36期）、《国策和收音机》（第41期）、《缔造国民精神振兴周》（第43期）、《囹圄(监狱)涌动的感激谱——皇军大捷祝贺》（第47期）、《新东亚的建设》（第48期）、《时局和自治指导精神》（第49期）、《本岛教科书的编纂》（第50期）。《 八闳一宇的圣旨》（第21期）、《没有武器也能战斗的思想战》（第21期）、《广播的使命和台湾的放送》（第22期）、《在囹圄----敌后的赤心（一、二）》（第23、24期）、《国家总动员法施行之际》（第24期）、《台湾农业义勇团的使命》（第25期）、《台湾农业义勇团的近况》（第32期）、《集团作业》（第32期）、《台湾联合青年团》（第33期）、《国民身心锻练运动的实施》（第33期）、《台湾进行曲》（第34期）、《东洋和平和国家总力战》（第36期）、《国策和收音机》（第41期）、《缔造国民精神振兴周》（第43期）、《囹圄(监狱)涌动的感激谱——皇军大捷祝贺》（第47期）、《新东亚的建设》（第48期）、《时局和自治指导精神》（第49期）、《本岛教科书的编纂》（第50期）。
以上文章从其篇名上就可以分析出它与后期的皇民化有着很深的关系，对皇民化主体的影响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是皇民化运动的主体——台湾民众产生精神信任的基础。
二、皇民化运动的真正意涵
台湾学术界对皇民化运动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由于在大陆受条件所限，能收录到专文有如下篇幅：
叶石涛的《皇民文学》、林瑞明的《骚动的灵魂—决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与皇民文学》、陈映真的《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曾健民《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从台湾文学的尊严出发》、刘孝春的《试论“皇民文学”》、柳书琴的《殖民地文化运动与皇民化—论张文环的文化观》、吕正惠的《殖民地的伤痕：脱亚入欧论与皇民化教育》、查时杰的《皇民化运动下的台湾长老教会》、李英茂的《他教我们高喊天皇陛下万岁！：皇民化运动简述》、陈壬癸的《日据未期台胞抵制皇民化运动之探讨》、许佩贤翻译的近藤正己的《对异民族的军事动员与皇民化政策：以台湾军夫为中心》、廖振富的《反战与反皇民化的呼声：日据末期的林献堂诗》、陈芳明的《皇民化运动下的下的四○年代文学》、叶立诚的《台湾日据时期皇民化运动对服饰文化影响之初探》、吴婉筠的《皇民化运动与皇民文学的生成与歇斯底里机制》等。
从以上有关皇民化运动的研究成果分析来看，皇民化运动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层次上。这也出现了有学者将皇民化运动主要内容概括为包括四大项：宗教旧俗改革运动、国语运动、改姓名运动、志愿兵制度。
在宗教旧俗改革方面，要以日本国家神道信仰取代殖民地传统信仰，要求台湾人敬拜日本的“天照大神”，并推动“正厅改善运动”，要求人民把家中牌位、神像烧掉，改奉神宫大麻(指由日本伊势神宫所颁布的神符)于正厅。
在国语教育方面，1937年4月以后，总督府全面禁止报纸的汉文版。早期师范学校开设的汉人课程已不复见。学生在学校里被要求讲国语(日语)，民众在社会上奖励说国语。对于全家大小24小时都用日语交谈的知识家庭，则准予国语家庭的优待。要成为国语家庭必须提出申请，经认可后，官方会在公开仪式中颁发刻有“国语家庭”字样的牌子，供其悬挂在住家门口上，以示荣贵。国语家庭可以享有许多优惠，如小孩较有机会进入设备师资较好的小中学念书、公家机关得以优先任用、食物配给较多等。
改姓名是指把汉姓汉名改为日本式的姓名，无疑地，这是做为“真正日本人”的重要形式之一。
以上三点的研究方向，可以说是皇民化运动中，主体意识对殖民统治者精神上的信任、政治上的认同的具体表现，也是以往研究者特别关注的几个方面，但在《部报》的文章中反映的并不多。只有诸如《芝山岩精神》（第52期）、《国民精神研修所开所之际》（第54期）、《关于国家总动员的实行》（第69期）、《国爱总动员法第六条的解释》（第70期）、《关于本岛人内地式姓名的变更》（第88期）、《电影“九段的母亲”观后感》（第90期）、《皇民化和教育》（第98、99期）等少量的文章。这能否说明殖民统治者发动皇民化运动的重点，并不局限在此，而另有其它的目的？
从《部报》的文章来看，皇民化运动的真正重点可能是在经济层面上所体现的内涵。即是精神及物质上的奉献，即奉献运动主体的财产甚至生命。而志愿兵制度只是这其中的另外一个部分。从《部报》文章分析，日本殖民统治者皇民化政策的着重点，体现在经济层面的意涵上，即“主体的精神及物质上的奉献”。
三、皇民化政策的三个递进层次
由于以往的研究者对皇民化运动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层上，可能致使后人对殖民统治者皇民化政策的认识只驻足在文化层面上。但从《部报》的文章分析来看，窃以为皇民化政策应体现在三个递进的层次上。
1、文化上的同化——培养超越血缘遗传的“日本精神”
血缘遗传的正当合理性，赋与了身份排他与自我的特质，那如何让台湾人摆脱血统天生的命定，而成为大和民族的日本人呢？那就是采用宣传鼓吹训练台湾人认同日本的精神，使身份认同超越血缘，从而炼成台湾人成为具有日本精神的皇民。为此，殖民统治者采取了大量的措施，诸如前面所讲到的宗教旧俗改革运动、国语运动等相关皇民化政策都属于此范畴内。
2、政治上的认同——成为具有日本姓名的真正皇民
殖民统治者透过信仰日本神话，祭祀天照大神，凝聚台湾的集体历史记忆，进而创造一种与日本人共同的历史起源，以便使台湾人顺利地进入大和民族，又通过日本语语言的使用，化解血缘的差异，锻炼台湾人成为具有“日本精神”的皇民。为使台湾人“精神系图”与“血统种族”能够辩证的合流，具有政治认同意义的姓名更改，则是解决“血缘本质论”与“身份社会化”对立的好办法。
由于基于政治的认同，台湾人开始接受皇军征召；1937年秋天起，日本人已开始在台湾征用军夫以担负军中杂役。1942年(昭和17年)4月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开始向台湾人募兵。1942年6月中途岛之役日军大败，战况对日本转趋不利，日本当局因兵源缺乏，乃于1943年又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陆、海军募兵制的实施，共有16,500名台湾青年加入日本军队作战。从申请志愿兵的人数来看，当时台湾人响应日本当局的募兵制度似乎相当踊跃。除了某些人将当兵作为一条生路 ，那么皇民化教育的洗脑 ，自觉奉献的人也不在少数。部报中的《志愿兵特辑号》（第139号）就有专题的报导。
3、经济上的奉献——忠于天皇奉献精神与物质
在台湾人文化上超越了血缘障碍，在政治上达到认同而成为日本臣民后，愿意效忠日本天皇，挺身而出，奉献精神与物质，实际上展现了经济层面上问题。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奉献才是皇民化政策及皇民化运动的着重点，也是本研究计画的重点及希望能突破的所在。《部报》的文章大部分都属于这个层面上的，从《部报》的文章分析来看,物质层面的奉献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皇民的纳税义务
七七事变后,台湾总督府增设了“台湾支那事变特别税”,在原有纳税品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通行税、入场税及特别入场税、物品税、利益配当税、公债及社债利子税这五个新的税种,并将原有的所得税、法人资本税、酒类出港税、砂糖消费税、临时利得税进行了增征。这些特别税,是皇民化政策在经济层面上重要的一个部分,在部报的相关文章诸如《事变后台湾新增税》（第23期）、《新增税和地方税关系》（第25期）、《支那事变和台湾的增税减免等的概要》（第72期）、《支那事变和台湾税务相关法规改废等的概要》（第73期）、《本年度实施的改正税令等的概要》（第95期）等,都有所反映,如果能与其它相关资料配合分析,将会对皇民化政策有新的认识。
(2)、皇民的储蓄与献金
储蓄及国防、恤军献金等是皇民化政策及皇民化运动的重要部分,也是作为衡量是否为皇民的重要尺度。部报中的《爱国储蓄运动》（第27期）、《邮政储蓄所体现的后方的赤诚》（第40期）、《临时资金调整法令的改正》（第41期）、《就金报国运动》（第35期）《经济战和国民生活》（第82期）、《经济战和国民生活》（第82期）、《经济战强调周的实施》（第36期）、《面对经济战岛民的态度》（第36期）、《关于改正金使用规则》（第89期）、《后方的经济协力》（第57期）等文章,或可就此问题进行说明。
(3)、皇民的节约奉公
日华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物资及食物的紧缺,总督府当局要求台湾皇民要像日本人一样节衣缩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节约,以支持战争。部报中的《人造纤维混用规则及概说》（第26期）、《学校应厉行皮革资材消费节约》（第29期）、《改正金使用规则》（第37期）、《关于时局和重要矿物的增产》（第46期）、《代用品的说明》（第50期）、《关于学习用品的调整与节约》（第54期）、《丝配给统制规则的公布》（第71期）、《关于国民征用令的实施》（第76期）、《关于台湾米业令的公布》（第78期）、《关于在台湾的国策遂行》（第80期）、《经济战强调运动的要纲》（第80期）、《经济战和国民生活》（第82期）、《小作料统制令的施行》（第87期）、《台湾衣料品事情》（第142号）等文章，有相关的报导或说明，可对此政策进行一定的了解。
(4)、皇民的集团式奉献
在要求皇民节约奉献的同时,总督府还策动台湾民众组成集团组织,以组织的名义进行皇民奉公活动。诸如组织农业义勇团、台湾联合青年团、女人团体等。这些都是皇民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部报中相关的文章有:《国家总动员法施行之际》（第24期）、《台湾农业义勇团的使命》（第25期）、《台湾农业义勇团的近况》（第32期）、《集团作业》（第32期）、《台湾联合青年团》（第33期）。
综上所述 ，从《部报》的文章中分析得出,以前的皇民化运动及皇民化政策的研究,有被文化层面所束缚的现象，而从《部报》的文章着手,则会较侧重从经济层面上进行探寻分析，这也许会给皇民化政策及皇民化运动更丰富的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