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李鸿章-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

19世纪60—90年代，列强一方面帮助清政府办洋务，另一方面加紧对华侵略扩张。英国从缅甸进一步向中国西南、西北扩张；法国从越南向中国的广西、云南扩张；日本入侵朝鲜，再进犯中国的辽东、山东半岛，侵占台湾；俄国在东北推进侵略势力到黑龙江流域之后，在西北，又把侵略势力扩张到斋桑湖和伊塞克湖等地区。30多年间，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民族危难日益严重。
如何对付外国侵略者？清政府的态度，并非简单的妥协求和。决策者的考虑要比这种结论复杂。总的指导思想是“外须和戎”，维持和局。但也有战备、决战的考虑和部署。深入考察清政府这种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有助于对这一时期清政府对抗外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失败原因和民族危机加深原因的理解，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本文拟对此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指教。
一、 维持“和局”的迫切感和必要性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对外武力较量，清政府的官员们更加认为战不足恃。当时又面临“内患”（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反抗势力），因此更感到对外维持“和局”的迫切。经手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的恭亲王奕䜣等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捻炽于北，发炽于南”，政府“饷竭兵疲”，如果“夷人乘我虚弱”，我又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他认为，“发捻交乘”是“心腹之害”；外敌只是“肢体之患”。因此要以“灭发捻为先”。对外则要“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页5－6。以下简称《洋务运动》。>。其中心意思就是对外信守条约，维持和局，而专意对内用兵，镇压“发、捻”。这一奏议，得到咸丰帝赞同而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重要的立政方针<《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
对外维持“和局”，其迫切感首先就在于好腾出手来“靖内”。当局把“和夷”对内与三国时的蜀、吴约共讨魏相比喻<《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强调要“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奕䜣等奏，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九，册八，页2914。>。官员们认为：“外忧与内患相为倚伏”，国内反抗势力强，外国将轻视中国，而起“狎侮之心”；国内反抗势力衰弱，外国就不敢怎样，而“帖服之心坚”<奕䜣等奏，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九，册八，页2914。>。换句话说，要使“和局”维持住，首先要把“内患”平息，否则，列强还将蠢蠢欲动、伺机而发。
在借助洋枪洋炮和洋兵将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反抗烈火扑灭之后，清政府的官员们仍然认为必须“守定和议”、“以和为主”、“以羁縻为上”，勿轻以言战<曾国藩《复陈津案各情片》，同治九年。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页十三；刘锡鸿《复李伯相书》，见《洋务运动》（一）页276。《洋务运动》（一）页265。>。为什么呢？理由之一，以往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页十三，页十四。>。
理由之二，战必不继，和可久长。曾国藩、李鸿章的话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曾说：“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页十三，页十四。>。李谓：“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李鸿章：《复曾相》，见《洋务运动》（一），页267。>
理由之三，兵不强、械不精、饷不足，只能和不能战。李鸿章多次强调：外洋“专以兵力强弱角胜，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我）即暂胜必终败。”<《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李鸿章均在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任上，清廷委以军事指挥和对外交涉重责，武器、粮饷问题成为他一味主和的重要依据。中法战争前，他遵旨统筹全局，主张避战言和：中国兵轮船本少，又未经战阵；法国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陆路则我众彼寡，我主彼客，苟能器械精良，饷糈充备，未始不可与战。但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李鸿章《法越交涉事端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折》，《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页158。以下简称《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李鸿章同样以船械“稍形见绌”为理由，认为“实难纵令海战”。平壤战役的溃败，他也归结为是由于“器械之相悬”<《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八，页61—63。>。
理由之四，担心对外用兵，国内反抗势力如哥老会等会“乘机而起”。<《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
所有这些，都是清政府的官员们认为必须采取避战保和的原因。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时上奏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页十三，页十四。>就是往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页十三，页十四。>
对外国侵略者，如果由于彼此强弱悬殊或有某些条件的不利，一时采取避战保和的策略是无可非议的。强打硬拼便是失策。但是，清政府的重要官员们上述维持“和局”的思想却过份强调了“和”，苟安现状，惧怕列强的武力，委曲求全，卖国求安，这就不足取了。他们不是把一时的“和”作为转弱为强、以求战胜的时机，而是把“和”当作维持现状、以求苟安的盾牌。李鸿章下结论说：“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见《洋务运动》（一），页42。>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外国侵略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不是积极地、坚决地组织抗战，而是惧战、避战，屈辱求和。这是导致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战备”的考虑
清政府的官员们在强调维持和局的同时，也考虑到战备。所谓战备，就是修“战守之具”，筹备海防、陆防。制造、购置轮船，建设海军，安装炮台，操练陆军，配备枪炮等，做到“有备无患”<同治五年上谕，见《洋务运动》（一），页16。>。同治13年（1874），总理衙门上奏说：“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今日而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及今亟事绸缪，已属补苴之计，至此仍虚准备，更无求艾之期。”同治帝览奏后，也在“上谕”中强调：亟应实力讲求“备御”，“同心筹办，坚苦贞定，历久不懈，以纾目前当务之急，以裕国家久远之图。”当时大小臣工也无不以“战备”为必讲。如或曰：“为将来御侮计，非豫筹战守不可。即为目前和局计，亦非战守有恃不可”。<同治十三年浙江巡抚杨昌浚奏，见《洋务运动》（一），页60。>“兵端虽不可自我而开，武备实不可一日或弛。”<同治十三年浙江巡抚杨昌浚奏，见《洋务运动》（一），页60。>或曰：“战事不可轻言，和局不可长恃，防务不可稍缓。”<光绪六年御史志和代呈道员盛康奏，见《洋务运动》（一），页209。>或指出要“讲求武备以立自保之基”。<光绪十年刘铭传奏，见《洋务运动》（一），页226。>说明讲求“战备”是朝廷上下所交口赞许的。问题是：“备”而何用？是养精蓄锐，以雪国耻，还是徒事虚张，以维和局？答案显然是后者。
清政府的官员们几乎普遍地把“战备”与争取长久和局联系起来考虑。他们遵循的公式是备——守——和，而不是备——战（胜）——和。丁宝桢陈奏：“臣愚以为防事办定，将来如果有警，其要利于持守，而不利于轻战。”<《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光绪元年（1875），礼亲王世铎等谓：“自古中国之驭外夷，必能战能守而后和局可久也。”<《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李鸿章说：对外要“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同治十三年奏，见《洋务运动》（一），页41。>其意“战备”还不能公开，只能暗地进行。同治帝的“上谕”也流露这种思想，强调既要“有备”，又要使各国不致因这种“备”而“生疑”矛头是指向他们的。曾纪泽在中法战争前，历来被认为他是主战的，其实他仅仅强调要“实力备战”而已。据他自称，“不欲启衅之心”与李鸿章的看法“未始不同”。在他看来，“实力备战”，为的也是“保和局”。他认为：“吾华备战愈显，则了事愈易；备战过迟，法人既已获利，则吐出较难”。因此，他始终坚持“备战之议”。<《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
李鸿章对战备还有一层看法，他奏称：“第为御侮之计，则不妨多为之备。彼见我战守之具既多，外侮自可不作。此不战而屈人之上计”。他把战备看作是能吓唬人的东西，以为摆摆架子、虚张声势就可以吓倒侵略者。这当然是自欺欺人。因为纸糊的老虎毕竟是很容易被戳穿的，也容易为外国侵略者所识破。中法马江战役前，张佩纶搬用这一套，想“虚张声势以恐吓法人”。<《曾袭侯致李中堂书》，见《中法战争》（四），页268—269。>以为多调些兵船摆在马江，法国侵略舰队就不敢轻举妄动。“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洋务运动》（五），页122。>结果不但没有吓走侵略者，反而招致更多兵船的损失。
对“战备”要落实到战，清政府中也有持这种意见的官员。他们主张“备”就要用于战，不能摆好看。如湖南巡抚王文韶指出：“防海之要，以守为体，以战为用”。<《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候选知府徐承祖呈奏：“虽此时无必胜之权，难轻言战，然内外工臣宜急修战守之具，时存必战之心，庶将来可以一战。”但是，就总的倾向看，■备、戒战、保和是清政府的主要倾向。他们认为不能轻启衅端，不能轻言战事。既然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所以，只要坚守成约，不使“稍有侵越”就好了。虽然讲“防”筹“备”了二三十年，他们仍然认为器不利、械不精，难以匹敌。要改变现状力不从心，谈不上“攘夷”、驱逐出境。只有隐忍、迁就、妥协、退让之一途。光绪9年（1883），有人弹劾李鸿章：“顾李鸿章只知言和，船械军垒，何所用之？……使李鸿章忠于为国，二十年整军经武，必当卧薪尝胆，誓灭逆夷。而乃张夷声势，恫喝朝廷，以掩其贪生畏死、牟利营私之计，诚不知是何肺腑！”<《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
以上说明，李鸿章等虽然也言备，但由于其一味戒战保和，所以使得其所谓“战备”毫无进取性，只是一种消极、被动的防备。他们虽有“卧薪尝胆”之想，却无雪耻复仇之勇气，但求苟安，不图规复。这是他们对反侵略的被动指挥和对外交涉中妥协屈服的重要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