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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再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发动
[摘要] 在民国时期的涉外事件中，中东路事件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因为一般的涉外事件往往由外国势力引起，中方处于被动，而中东路事件是由中方主动挑起的。东北地方当局、张学良是事件的主要决策者，南京政府对此采取了积极鼓动和支持的态度。张学良、蒋介石此时将苏联视为头号敌国，主动出击，而忽视了日本对中国由来已久、日渐扩大的威胁，对国际战略局势的把握发生了严重偏差，造成了对外战略中的一连串失误和损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关键词］ 中东路事件的发动 张学良 蒋介石 南京政府
在民国时期的涉外事件中，中东路事件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因为一般的涉外事件往往由外国势力引起，中方处于被动，而中东路事件是由中方主动挑起的。事件发生后，引起苏联方面极为强烈的反应，甚至不惜在边境诉诸武力，最后迫使中方接受中东路恢复至事变前之状态。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一事件，在中华民国史上、在张学良短暂的主政史上，无疑都是一个影响至深且巨的事件，是外患外侮日趋严重链条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张学良、蒋介石对这一问题的处置太不慎重，是一次严重误国的决策，教训深刻。东北地方当局与南京国民政府在事件的发动中各扮演了何种角色？是何种因素支配着中方作出这一轻妄之举？本文拟就这个问题再略作探讨。[1]
东北地方当局、张学良是事件的主要决策者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年仅27岁的张学良被匆匆推上执掌东北军政大权的显赫位置：父帅新亡，内部亟待稳定调整；南方的统一攻势仍在继续；日本越来越咄咄逼人。来自外部与内部的挑战都十分紧迫，年轻的张学良所面临的，确实是非同一般的压力。如果我们承认张学良是一个爱东北、爱国家的热血男儿，此时此刻，他应将危机四伏的东北带往何方？如何负起对东北、东北人民艰巨的历史责任？按说，张学良应当是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来处理东北的军政事务，待局面稳定、局势好转之后，再来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尽可能为东北谋得一个好的前途，使灾难深重的中国，减少一点磨难。
张上任之后，不长的时间，接连干了几件大事：
1928年12月29日，实现“东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使东北与关内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化解了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但也激起了日本方面的忌恨与不满，埋下了隐患；
1929年1月10日，处置杨、常，在东北集团内部树立了权威；
1928年12月至1929年7月，采取一系列强硬对苏行动，直至强行收回中东路，迫使本来在东北取守势、曾一再忍让的苏联对东北用兵，在交战与折冲的过程中，明显暴露了东北地方当局及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外交上的无序与虚弱。
1930年9月，挥师入关，参加中原大战，奉系势力重返华北，但由于精锐部队及众多军政大员逗留平津，东北内部空虚，予日敌以可乘之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采取“不抵抗主义”，数月之间，东北悉数沦于日本之手，这时距其继位不过三年多的时间。虽有国内外多种因素造成，张学良主政东北交出的，无论如何都不是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数年后又因西安事变仓促送蒋返宁，自己也落入蒋介石的牢笼，东北军终成土崩瓦解之势。
在现代中国政坛，张学良确实干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表现了其率性、果断、敢做敢为的政治性格，动机与后果，均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后人对此有褒有贬，也在情理之中。但综观上述几件大事，中东路事件及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实是其一生之两个最大失误。或许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失误更大，后果更为严重，但这毕竟是在被动应付状态下、受蒋牵制更多的时候之决策，而中东路事件却是张学良在独立决策的空间相当大的情况下主动惹起的，造成了许多危害和隐患，尤其令人遗憾。
一些学者较多地强调南京国民政府在中东路事件中的主谋作用，[2] 这似乎过分强调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责任，对东北地方当局积极、主动的态度有所忽略。其实，此时此地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不决策，别人是很难指挥得动的，这主要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
首先，在12月29日“东北易帜”之前，他就开始了对苏行动， 1928年12月24日，他命令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强行接收中东路电话局。这时，还不存在他要接受南京政府命令的问题。
其次，易帜之后，东北当局有计划地使事件一步步升级。1929年3月1日，他又命令中东路督办吕荣寰向中东路苏方副理事长齐尔金提出收回中方在中东路应得权益的一系列要求，其主要部分为苏方所拒绝。[3] 4月15日，南京的报纸上就登出了东北政要议定将以“急进方略”收回中东路的消息：“张学良因收回中东路自办，特召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及该路督办吕荣寰、理事刘哲等，赴省会议，结果决采急进方略，即以前此流行东北各省之废卢布，由官民双方集总提出国际会议，要求苏联政府赔偿，或即移作收回东路基金，张吕等顷已遄返哈埠，积极进行议定方针。”[4]
5月27日，哈尔滨特警处受命搜查了苏联驻哈总领事馆，逮捕总领事以下官员39人，其后，东北当局更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加快了强制收回中东路的步伐。这从张学良的几份电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1929年6月6日，张学良致张景惠吕荣寰：
“张长官、吕督办鉴：汉密。上月两公临行曾议定对东路施行步骤，进行如何，未敢催促。苏领馆事发生后，则我原定办法，自宜同时进行。良意对内两公须将意见交换，谋定后，不分彼此，照一定方针去做，且需极端机密，非重要僚属，不使参预，……对外则东路仍本协定精神，要求履行，继续以前经过程序，向俄方催促，若再用延宕办法，则我方须利用此时机出以严厉之手段，解散职工会，封闭苏俄所设商号，其余检查电信，限制居民，驱逐不良分子，皆将次第施行，务达我方所希望而后已。……望努力为之，有何困难，良当力肩之。取舍及因应方法，即由两公斟酌缓急，权宜行之。张学良。”[5]
同一天，张学良致张作相张景惠等：
“吉林张主席、卜奎万主席、哈尔滨张长官鉴：汉密。顷准外交部王部长‘支’（4日）电开：‘世’（31日）电计达，准‘东’（1日）电并据驻苏联大使馆电称：苏联大使来文，严重抗议，要求从速释放被逮之人，发还公文、财物，并声明中国政府不顾国际公法，从今起对于驻莫中国代表及驻苏联中国各领馆，亦不受国际公法拘束，……形势紧张，亟应妥筹应付，拟即提交外交委员会，决定最好办法。若群议绝交，吉、黑沿边，以东省兵力能否足资防御，事机紧迫，希即妥筹详细电复，并请查照‘世’电，将查获文件迅派妥员，送部为盼，等因。除以搜查办法确为正当，并事关全国，研究防御不能专以东北兵力为依据各理由，电复王部长外，特电查照。张学良。”[6]
综合以上两电内容，1、东北当局在5月份即已议定收回中东路的步骤，有所谓“原定办法”，“一定方针”，内部已处心积虑，要一步步向苏方发难，对外则仍打要求履行协定的幌子，以避免舆论的被动；2、这个方针是东北当局自行决定的，而不是由国民政府“指令”或“挑起”的；3、东北“五二七”行动后，苏方宣称将以同等方式对待中国，南京方面有继续恶化中苏关系的倾向，甚至不惜引起可能的武装冲突，只是对东北当局的军事实力尚无把握，希望得到东北方面准确、肯定的回答；4、当南京方面还在征询如果中苏交恶、东北是否足资抵御，以便开会决定对苏大计时，张学良已发出让张景惠等“以严厉之手段”“同时进行”的命令，并表示由他“力肩”可能的后果；5、对南京方面，张学良表示不能仅以东北的实力来决定是否与苏联搞军事对抗，也即关内的军事力量亦应计入，并暗含如果出了事不光是东北的责任之意。这同时也说明，张学良也有邀南京政府“入伙”、介入中东路问题的谋划，但其行动并不为国民政府所左右，既不以南京方面是否承诺全力支持作为决策的依据，也不需要南京方面的批准。
再次，从他身边人员后来的回忆看，也都承认是东北当局自己决定的。
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的王家桢认为此事是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东省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东北政务委员会机要秘书邹尚友挑起的，他说：“张景惠这个人是人所共知的一个庸碌无能、事理不清、是非不明的家伙。在张景惠手下办理对俄外交的，有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铁路理事邹尚友、李绍庚等，他们全是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个学校是帝俄在哈尔滨办的专为培养殖民统治代理人而设的。……由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但俄语全很好，就是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也是帝国主义殖民国家那一套。他们对于帝俄时代的将军，可以说有特殊的崇信。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帝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舍夫斯基，他向张国忱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刻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张国忱、邹尚友这帮人，本来就不懂什么政治，更加上他们正想挤掉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由张国忱取而代之。……张国忱接受了他的白俄顾问的建议，就和张景惠商量作了决定。”[7]
张国忱的回忆则既承认了他自己及邹尚友、也提到了吕荣寰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如他说“1929年秋，我在哈尔滨教育厅厅长任内曾建议张学良以武力接收东路，经沈阳东北政委会讨论通过，责成吕荣寰执行，……酿成事件。”他又说，邹尚友四处奔走游说，打着强制收回中东路的幌子，“而他骨子里却企图把吕荣寰打倒，使我继位，他就可以获得副理事长的优缺以饱私欲。是以他经常不断地联系着张的外籍顾问，……另一方面对张的左右如秘书处长朱光沐、宣传处长沈能毅等等更是一步不离，以保持着与张的思想联系。这时张的左右（大部分为新派）一谈到东路问题，都认为除断然强制接收外别无良策。”张国忱等按照张学良的授意，一步一步，从苏联人手中“强制接收”了哈尔滨文物研究会、哈尔滨气象台、哈尔滨自动电话局、驱逐教育厅苏联科长菲利博维赤出境，直至“五二七”事件，“哈尔滨接收狂、反苏狂，猖狂一时”。“1929年秋，张召开东北政委会，……事先邹尚友以沈哈长途电话一再催促我赶快把计划作好提出，……我当时即草拟了解决东路问题建议一件，寄给张学良，该建议内容大致为：1、兹因苏方对东铁问题一再拖延不肯让步，应限期迫令苏方同意签字，实行平均用人及中俄文字并用等项以达到彻底解决；2、届期如不同意，则逮捕其铁路局长，并利用前被苏方开除的白党路员强制接收；3、发动以前，应在东路沿线妥为布防，如有其事地严肃对待；……果然，政委会通过了这个建议，决定由吕荣寰回哈执行”。吕荣寰“在教育厅接收了文物研究会后，他业已开始准备他的接收计划。”因事关重大，他正在迟疑间，即听到与张国忱等的一再采取行动比较，“铁路当局懦弱无能”、将被撤换的说法，“他感觉到与其被撤而去，倒不如搞一下政治冒险，……他就在这种逻辑支配下，毅然把强制接收东路提案送到沈阳。”“吕荣寰和张景惠（他两都是参加东北政务委员会去开会的）由沈回哈，吕荣寰一下车就兴高采烈，”“慢慢才知道他的强制接收东路提案已完全通过，且决定由他全权执行。”“吕荣寰回哈后，即闭门部署，除与张景惠经常碰头外，他没有与别人交换过意见。”[8]
时任东北军第4师师长的刘翼飞回忆：“1929年夏秋之间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时，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教育厅长张国忱等纷纷电张，要求进兵吉黑，强制接收中东铁路，……并且说苏联一定不能抵抗云云。”“张学良乃找我说：‘张辅帅（张作相）对于这事还犹豫不决，你可偕同张廷枢明日去吉林见辅帅，告以根据各方面报告，苏联决不能打仗，以坚其信心。”因刘表示怀疑，张未让他去吉林。“后来听说吕荣寰曾携带所谓情报和接收中东路的计划到沈阳和张学良商谈，……怂恿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铁路，以致酿成战事。”[9]
根据以上几份回忆资料，结合张学良的电报来看，事前张国忱、吕荣寰都向张学良提交过强制收回中东路的议案，并在东北政务委员会（5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决定由吕荣寰、张景惠负责执行。6月6日，张学良又打电报给张景惠、吕荣寰，告诉他们可以行动了，这比6月26日钟毓向王正廷报告早了20天，比7月7日张学良、蒋介石第一次见面早了一个月。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及张景惠、吕荣寰是主要决策者，张景惠、吕荣寰、张国忱、邹尚友等人是促使张学良下决心的几个主要人物。
张学良在公开场合，也宣称要以强硬态度对俄。7月6日，他在天津对记者谈话时表示：“本人对俄意见，以为凡条约以内已允我之权利，应当强硬主张，不能放弃。”[10] 张景惠、吕荣寰等强行接管中东路之后，7月12日，张学良又致电表示嘉勉：“张长官、吕督办均鉴：真（11）日两电均悉。此次处置俄事，事前筹备完密，临事措置又极迅速，深合机宜，殊堪嘉慰。除电达中央外，希仍按固定步骤，妥慎进行为要。张学良。”[11] 电中提到“事前筹备完密，”让“仍按固定步骤”继续进行，可见完全是东北当局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事情做了，由张学良“电达中央”，但决策指挥，能驱使张、吕动手的，只能是张学良。许多年后，据为张学良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12]
南京政府对此采取了积极鼓动和支持的态度
南京当局则对此采取了支持、鼓励的态度，使事件向更为恶劣的方向发展。这也符合南京政府将在关内与苏决裂的方针扩展至东北的意愿，现由东北方面主动提出，可说是正中下怀。
一是如上所述，王正廷在6月4日致张学良的电报中，向东北方面透露出有继续恶化中苏关系的意向，即外交委员会有可能“群议绝交”，探询东北方面有无武力抵抗的能力。
二是6月26日，受张学良委派，吉林省交涉员钟毓携带搜查到的哈尔滨苏领事馆文件及东北政委会所拟对苏意见书到南京，当天即谒王正廷。王对东北的计划明显持赞同、鼓励的态度，试看以下二电：
1929年6月29日张学良致张景惠吕荣寰：
“张长官、吕督办均鉴：顷准外交部王部长‘感’（27日）电开：钟委员抵宁，尊处函呈均已收悉。张长官、吕督办所拟处置办法，均为扼要之图。为保持地方治安计，即可随时由地方酌量情形，径行办理。关于东路各款，在我能以自行办理，即请转饬相机进行。此等处置，均毋庸与俄方人员提（商）议，转生枝节。如俄方对此有所抗议，可嘱径向中央交涉。被拘俄人在交涉未得相当解决，（并）经中央许可以前，勿予释放。至全部对俄交涉步骤，俟呈侯政府核准，当再电达，等因。
细译电开各节，外（交）部对于东北对于俄国关系，及此案处置，似均颇为了解。除电复外，希即依照该电所述妥实进行，并将办理情形随时电知为盼。张学良。艳印。”[13]
次日，即6月30日，张学良再电张景惠、吕荣寰：
“前接外交部王部长‘感’电，业已电知在案。兹复据赴京专员钟毓‘俭’（28日）电称，谒晤王部长，说明哈党案情形，原折所拟办法与部之意见并不冲突，会商结果，应分执行与交涉为两事，哈当局照原呈四项原折三项办法，不必与俄员交涉，而按节强制执行。如不服从，而押换局长亦所不惜，万不可与之商量。全案解决、签字应俟令，由中央综核全局，制成提案大纲，连东路改组……及蒙古、新疆问题，同时向苏联提出，严重负责交涉，……如苏俄肯一一就我范围，虽饵以复交，亦无不可。被拘39人亦应侯中央解决，以勿先释为是。并由毓声明，倘若起重大事件，应由中央主持，全权负责，外（交）部亦以为是。……查电内主旨与外部电大致略同，而语意更为明了。除原拟撤换领事一项，属于交涉范围，应听候外（交）部主持外，其余各项均与东路有关，希即认明系属执行范围，酌量情形妥实办理，除电复以为可行，仍令向部接洽外，特电查照。张学良印。”[14]
分析起来，两份电报透露的要旨有：1、张景惠、吕荣寰事先已拟定了对以中东路为主的苏联在东北的机构、人员的“处置办法”，即所谓“原呈四项原折三项”，有一整套方案，“原拟”甚至包括了直至“撤换领事”这种程度的行动，因属于交涉范围而转由外交部办理，其余全在东北的原订计划之内，南京方面有所谓“部之意见”，有一个相应的安排，其对苏联同样持强硬、对抗的立场； 2、张学良向南京方面报告了东北的计划和打算，王正廷肯定了东北当局的“办法”，这在形式上履行了东北方面提出、南京方面认可、批准的手续；3、南京的意思，东北地方和南京中央分工合作，地方负执行之责，中央负交涉之责，地方不要局部交涉；4、南京方面用“饵以复交”，来谈对苏关系，含有若中苏复交是中方对苏方的一种恩赐，这种很不正常的心态，可笑亦复可怜，不知南京当局为何在对苏关系上就会如此自我膨胀，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还以为人家是要求他。在对外交往中，带有明显的投机色彩，斗不过就屈辱妥协，（自以为）斗得过就妄自尊大，结果徒然留下笑柄。
1929年7月5日，蒋介石电张学良，谓坚决收回中东路主权，不得已时可绝交，并嘱东北边境戒严。7月7日晚“9时抵北平，见张学良，彼今日由奉天来会也。”[15]7月9日下午，蒋介石、张学良在北平西山与阎锡山等举行正式会议，议定在统一之后，地方应服从中央政府，但需分片负责，东南由蒋兼领，东北责成张学良负责，西北责成阎锡山负责，如有问题发生，应与中央协商解决。东北外交，对苏应取强硬态度，由张学良负责办理，具体方案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协商。7月10日下午，蒋、阎、张等与刚抵北平的外长王正廷、亚洲司长周龙光、驻苏代办朱绍阳举行会议，蒋介石仍主张对苏取强硬态度，武力接管中东路，防止“赤化”，甚至与苏断交，在所不惜，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10万，拨几百万元军费。这可以算是东北的行动方案在蒋张会见时正式得到了南京中央的认可，东北在张学良到北平见蒋之后的7月10日迈出对苏最关键性的一步，当然不是偶然的。10日，蒋离开北平,临行对王正廷谈对俄外交方针,说：“余决定收回中东路权，以防止苏俄赤化东省。”[16]至于张学良与王正廷商议的情况，7月12日，张在给张景惠、吕荣寰的电报中称，“昨晚在京与王部长详谈我方所定办法，王均谓然。至赎路、绝交、撤领各问题，均由部担任，……此次我方照预定计划分别实行，自宜妥速作去，勿稍忽，是为至嘱。”[17] 大意为：对东北所定的办法，王均认可，达成的意向是：行动归东北，交涉归中央，“分别实行”。[18]
一些关于张学良的传记认为，蒋介石是想借中东路事件削弱张学良，故显出异乎寻常的热心，挑动张学良反苏。此说最有力的证据似乎是《顾维钧回忆录》中的一段话，书中说：“很可能张之所以卷入对俄问题乃是南京对付不听号令的所谓四大集团军的不同战略的一部分”，即以财政手段对付冯玉祥，政治手段对付阎锡山，军事手段对付李宗仁，外交手段对付张学良。“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帅诱入圈套，因为少帅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吴铁城、张群甚至李石曾可能设法使他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19]
从这期间蒋介石对冯阎桂几大实力派下手的情况来看，说蒋有削弱奉张的用心，不无道理，蒋对其他派系一一打压，自然不会独厚于奉张。但发动中东路事件这件事情，过多地“突出”蒋介石的作用，似乎还不大合适。一是是否行动的主动权还在张学良，是他先做决定，再请示南京，蒋既不能直接到东北去反苏，也不可能勉强张学良这样干；二是在事件初起之时，蒋介石即提醒张学良，要尽力避免武装冲突。从整个事件蒋的态度来看，他热衷于对苏绝交，发狠要收回中东路，但并未真正做好对苏开战的准备，更多的应当还是错误的估计了形势，认为苏联国内外困难重重，不会以武力回击中方的挑衅。这当然是一种冒险,蒋在后来的几个月事实上也一直在鼓励张学良作这种冒险,但从现有材料还看不出蒋就是要借苏联之手来狠狠教训一下张学良。7月20日蒋致张学良的电报称：“对俄已绝交，但须力避战端，如两方军队相距太近，则战机一触即发，谅兄早已注意。并望严防白俄利用机会轻启战端也，如前线接近，请稍退后，期达避战之目的也，何如盼复，中正哿”[20]。三是具体在这件事上，蒋介石主要还是为了反苏。 7月19日，在接到苏俄绝交全文后，蒋在日记中写道：“文中满纸虚伪狡饰，且籍口为余宣言先收回中东路权，是启衅之罪，……是乃恨我不中其计使然也。惟吾深望能达绝交目的，而后对国内共党方有彻底办法耳！”[21] 在这种心态下，张愿意发动反苏，蒋是求之不得，应当也乐观其成，而不是一开始就指望其损兵折将，徒遭羞辱。而且，苏联是否会做出这么强烈的反应，苏联是否有实力来抗拒奉张的这种进逼，也并不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确切地说，蒋是顺水推舟，而并非诱君入瓮。因此，到11月27日，当得知东北已向苏联退让、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之后，蒋“骇异久之，曰，如此大事，中央与地方政出两歧，惹笑中外，……（张学良）无经验与胆识，不能坚持到底，4月辛苦，付诸东流，令人痛惜。”[22]反映出蒋是真想对付苏联而不是借苏联之手削弱张学良的。
其实，对付苏联从而对付国内共产党的盘算，一直被蒋介石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即使在中日矛盾上升、中俄关系和缓之后，他也是念念不忘，1933年夏天，他在江西“围剿”前线，对中共红军、国民党杂牌军、苏联、日本这几种力量的看法是：“杂军之无道义，一有弱点可乘，即起而背叛，故不先处置杂军，断难消灭赤匪也”。“赤匪不除，无以制俄而攘倭，杂军不清，无以制倭而攘俄”，“倭患急而俄患缓，但俄祸大而倭祸小也。”[23]
而且，上引顾维钧的那段话，也只是顾的一种推测，在同一节，顾维钧有几处地方更肯定是张学良起了主导作用：
“少帅深信他的情报人员的报告，这些人把苏俄内部描写成为困难重重。少帅不断对端纳讲，这是中国对俄国过去在满洲的不义行径报仇的机会。他确信会有出头之日。”
“很明显，他只想到了一个结局，就是在武装冲突中彻底获胜，而没有想到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南京在沈阳的对俄政策上是否起过作用是个疑问。实权集中掌握在少帅和他在满洲的同事手里。”
“少帅过于自信的对俄政策，导致了在伯力城接受哀的美敦书。”[24]
顾维钧当时作为张的临时外交顾问，自称与端纳一起劝过张要谨慎，但未被张所采纳。上面几段话意思是很明白的，最终的决心，还是要由张学良来下。
对中国方面主动挑起事端的行为，苏方最初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
1928年12月24日，东北当局强行接收中东路电话局，苏对此事件未作出反应。[25]
据张国忱回忆，其后几次，苏联方面也作了让步：
“1、强制接收文物研究会。我一到厅，就向厅内负责人员表示，坚决执行奉苏协定，接收文物研究会和气象台，希望搜集材料，供给意见，当有厅内原有白俄督学们自告奋勇，去摸索文物研究会内部情况回复后，请准上级，届时由翻译人员偕警察，到会宣读了上级命令，经该会苏联领导人请示了他的上级后，所有苏籍员工均皆退出，于是安然无事地把哈尔滨文物研究会给接收过来。
2、强制接收哈尔滨气象台。接收气象台，同样利用白俄督学和由他们介绍来的该台内部叛徒所供给的内部情况，也是用同样手续，安然无事地接收过来。
3、强制接收哈尔滨自动电话局。……东三省电政监督蒋斌不甘落后，亦请准张学良，……安然把自动电话局接收过来。
4、驱逐教育厅苏联科长菲利博维赤出境。……另由苏方推荐了新人接替。
5、特警处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特区警察管理处处长米春霖也不甘示弱，他使用金钱、利用白俄督察、买通某些歹人窃取的情报，”搜查了领事馆。[26]
另曾任东铁理事会职员的王泽久也说苏联最初是忍让的：中方接管东铁沿线的电话、电信局，“东铁苏方负责人员对此并无反应。代表苏方权益的苏方理事们，态度也比较和缓。我方遂又另提出些要求，如东铁路款一向存在苏方远东银行的，要求改为存在远东银行和中国银行各一半。东省特别区教育经费，得由东铁提供，在我方的压力下，苏方也忍让照办。这更给蒋、张和东铁那些抱强硬态度的投机分子造成假象，以为苏方真是软弱可欺的。”[27]
还要指出的是，如上所引，哈尔滨地方当局几次行动都有仇视和企图颠覆苏联的白俄人员参与，说苏联不稳的舆论也是白俄分子造出来的，白俄分子实际上也在利用东北当局，张国忱的白俄顾问“托玛舍夫斯基企图利用中国在西伯利亚搞复辟，他本人后来在南京与我闲谈时，也未隐瞒这一点。并且在中苏冲突时，东北组织的东西两路拒俄联军内全有身着军服的白俄人参加”。不深入调查、误信谗言，利用几个流亡的白俄来与强大的苏联相对抗，这在战略上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明智的。[28] 事起之后，7月18日，在上海的白俄旧军官开会议定，凡无职业且在从军年龄者，将悉赴国民党军投效。25日，苏联政府发表文告，谓在远东从事反苏活动之白俄得到中国当局之直接援助。[29]
这时，苏联要全力以赴应对西方的压力，在中国、在东线是取守势，实质上对中国并不构成威胁，也没有领土要求（1935年苏联将中东路出售给日本，包括1937年支持中国抗战，即是为了稳住东线，全力应对西线）。张学良、蒋介石对苏俄支持中共、在中国搞赤化的威胁作了不恰当的估计，大革命时期，苏联支持得更多的，其实是国民党。中共革命能否成功，关键也还是取决于国内矛盾，根本上并不取决于苏联是否支持。倒是国民政府一意恶化中苏关系，反而增加了政权受到颠覆的隐患，还不如内紧外松，维持与苏联正常的外交关系，更有利于疏离苏联与国内政敌的联系，而有利于对内部的控制。同时，对苏缓和，也有利于牵制狼子野心的日本，使其有所顾忌（日本一直在以反共为由蓄意制造中苏对抗），不予其有乘机渔利的机会。但国民政府不此之图，一意孤行，在反苏的路上越走越远，或许还有以此向正在围堵苏俄的西方邀宠的用心，[30] 以为对处境孤立的苏俄，中国也有资格吐唾沫。这也是在此之前的济案中对打进门来的日本一忍再忍，此时对苏俄却出人意料的一味叫阵的原因之一吧。
真正咄咄逼人、要置中国于死地的是东邻的日本。在1928年底易帜前后，东北当局、张学良已处处可以感受到这种威胁。
这种局势之下，不说主动改善对苏外交、联苏以制日，全力以赴解决最主要的矛盾，至少应与苏和平相处，避免冲突，一些局部的遗留问题留待时机成熟时再以妥善的方式解决，怎能不掂量事情的轻重缓急，一再以强硬态度解决中苏间的矛盾，且多次利用仇视和企图颠覆苏联的白俄人员反苏，更使苏方难以容忍，而迫使苏联在边境动武，弄到损兵折将、威风扫地，使弱点充分暴露，削减了己方的斗志，刺激了日本的凶焰，埋下了九一八不抵抗主义的隐患。
张学良此时主动反苏，可能有这三个方面的动机：
一是利益驱动。想乘苏联内部不稳的时机,收回有重大利益的中东路及其相关管理机构，而且，从外国人手中收回利权，也有利于提高政治声誉；
二是迎合南京中央的反苏立场。1927年后，国民政府反苏反共，接连制造反苏事件，封闭苏联在关内的使领馆，对苏联持仇视、敌视的态度，苏外交人员在国统区已不能立足，但在东北大体上还能正常存在和交往。东北易帜之后，按易帜条件，外交要收归中央，苏联领馆及机构的照常存在，与关内的气氛就很不协调，此时反苏，显然会得到南京当局的欢迎。如果各方情况无误，按照东北方面的如意算盘，这件事真是有利（直接间接的经济政治利益）、无害（苏联无力抗拒，不会有实质性的行动）、讨好（南京中央会感到高兴，且出了问题南京方面还表示愿意大力支持，无后顾之忧）的很划算的买卖；
三是或许还可取悦于日本，多少消除一些因东北易帜而造成的奉日间的紧张关系。在东北与南京交涉易帜期间，日本方面一再表示强烈反对，6月25日、7月12日、7月19日，日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三次向张学良转达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警告，19日的一次称：（1）南京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实无与其联系之必要；（2）如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3）如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银行愿予以充分接济。8月8日、9日，日本特使林权助、日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再次向张学良表示强硬反对之意，说日本政府认为国民政府内部杂乱无章，行为尚多共产色彩，东三省如不听警告，日本必决心取自由行动。即谓干涉内政，亦在所不辞。东北方面有鉴于此，遂向南京方面说明，将易帜时间延后3个月。[31] 到11月6日，张学良派莫德惠去日本，告诉日本首相田中，东北将在明年元旦前易帜，田中表示，日本在东北有许多既得权益，如东北易帜，苏俄凭恃中东铁路得寸进尺，东北不足以应付苏俄之侵略，日本愿以全力协助，此为交邻友好应尽之义务。意为反对易帜是为了反共防苏，蓄意挑拨中苏关系，将矛头引向苏联。莫德惠乃解释：“东北决不容赤化，与贵国防共之意相同。但东北一隅，抵抗苏俄自有不逮，故有易帜之举。若中国全国统一，则苏俄野心自可戢止，因此必须易帜。”对此，田中方答以：“此为中国内政问题。”[32] 这被东北方面视为日本对易帜的默认。但日方一再提及的反苏反共问题或许给张学良等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东北是苏日角逐了几十年的地区，易帜之事违背了日本的意愿，现在日本既然有所谅解，反过来对苏俄示以颜色想必正为日本所乐见。年轻的张学良或许自以为可以在两强之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却不知对苏俄的强硬态度和实力以及对南京当局外强中干的现状把握都很不准确，结果是自取其辱。
另一方面，日本在东北易帜已成定局之后表示默许的态度，特别是1929年5月间陆续撤退济南惨案时派驻山东的军队，可能也给张学良和蒋介石一种错觉：即日本的威胁已大大消除，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已经缓解，苏联因与国内共产党问题的密切联系，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头号敌人，且内部问题不少，[33] 因此敢于在这种内忧外患接连不断的“多事之秋”，主动挑起一次对外冲突。而且，这几个事件交织的结果，一是张学良在对苏冲突中被打痛了，真打起来时，南京政府又不能给予有效支援，到九一八事变，张就不愿意单独抵抗，说抗日是全国的事，不是东北一地的事，怕再吃上次那样的亏；二是济南事件通过和平交涉，日军也撤走了，说明中日间的冲突，可以不以武力的方式解决，这恐怕也是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及九一八事变之初，张学良、蒋介石都心存侥幸，持不抵抗态度的重要因素，张学良事后一再说，对日本的意图不清楚，判断有误，应该也是实情。以为还可以像以前那样，作点让步，说点好话，就可以把日本人“请”出去，谁知这一次不行了，日本人不仅不撤，反而一步步扩大侵略。到发现日本侵华的真实意图，张学良、蒋介石就先后改变了对日立场。日本这时在济南的撤军，留下的错觉确实很大。虽然在对苏事起之后，蒋介石、张学良都发现了日本有肆意渲染、从中渔利的企图，有所警惕，[34] 但张学良是已陷于十分被动的处境，无法轻易脱身；蒋介石南京政府则似乎是情愿把事情闹成一个僵局，寻求扩大而不是缩小与苏联的裂痕，南京中央的外交举措是延搁而决不是促使了问题的解决。[35]
实际上，到1929年年初，中国的局势看来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南北终于实现了和平统一，日本对东北易帜虽极力阻扰，但面对国民党蓬勃发展的势头和中国的统一趋势，暂时接受了这一现实，而未以实际的行动干预；济南惨案在几经周折之后，也终于达成妥协，日军居然撤出了在山东的军队；这显然是对国民政府实力的一种承认，是接受中国在逐步走向稳定现实的一种表现。如果以此为契机，国民政府能谨慎处理内外问题，对异己力量不操之过急，潜心内部建设，稳扎稳打，九一八之祸不说可以避免，至少也可以推迟。[36]但张、蒋均缺乏此种长远眼光和阔大胸襟，日本人刚走，就开始对苏联人动粗，1929年5月成了一个转折的或者有象征意义的月份，“五二七”事件一发生，新的灾难就开始了，事起之后，苏联人一动真格的，东北军不堪一击的现状就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事前一直高调不断的南京政府此时也变了腔调，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外国申诉，请国联主持公道，没有一点抵抗外侮的实力。而且内部纠纷不断，3月底蒋桂开战，10月份中苏之间正闹得不可开交时，蒋冯之间又打了起来，接着是第二次蒋桂战争，过了年，又是蒋阎冯桂中原大战，张学良入关。中国新政权的底细被日本人摸了个一清二楚：这是一个不必尊重和认真对付的政权！出兵东北就毫无顾忌了。真是所谓“人必先自辱而后人辱之”！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张学良接手东北，到1929年初都出现了一个相对较好的势头，但不自量力，轻率决策，使局势因而发生逆转，张学良之由盛而衰，始于中东路事件，蒋介石南京政府命运之逆转，受此事件之累也颇多，后之决策者，在鼎盛之时，能不怵惕乎？
可见，张学良、蒋介石此时将苏联视为头号敌国，主动出击，而忽视了日本对中国由来已久的、日渐扩大的威胁，对国际战略局势的把握发生了严重偏差，造成了对外战略中的一连串失误和损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也是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内外决策上一系列失误中的一项，这些决策大多给人以相当草率、鲁莽、冲动之感，而不是深思熟虑、计划周详、知己知彼的产物，这时的南京政府在管理国家的能力上，还是相当欠缺的。
[1] 近年大陆关于中东路事件的论着，就笔者所知主要有：申晓云：《中东路事件新探》，《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崔萍：《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政策变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中东路事件中的两国四方》，《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陈独秀与中东路事件各方动态分析》，《历史教学》2000年第11期（后两篇内容大致相同）；汪谦干：《从中东路问题看苏联对华政策的演变》，《安徽史学》1994年第2期；王玉祥：《试论“中东路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97年第4期；杨琪：《略析中东路事件的起因和影响》，《求是学刊》1997年第6期；卢纪雨：《从中东路看中国争回主权的斗争》，《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石源华着《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完颜绍元着《王正廷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及若干关于张学良的传记均论及中东路事件。台湾学者的论文有：孙子和：《中东路事件经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册），1984年版；林孝庭：《从美国国务院档案看中东路事件时国府在美之交涉》，台北《国史馆馆刊》第25期。
[2] 如申晓云认为：“事情很清楚，如果说中东路事件是由中方挑起的话，那么真正的肇事者并不是张学良，而是南京中央。”（《中东路事件新探》）；崔萍认为：“中东路事件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实行亲帝反苏政策的情况下发生的。”“蒋介石借中东路事件一箭三雕”，张学良是“按照南京政府的旨意”，“为蒋所利用。”（《陈独秀与中东路事件各方动态分析》）；有作者更将东北地方当局与南京国民政府视为一体，称“5月27日，发生了国民党东北当局因中东路问题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事件，”“1927年7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以武力收回中东铁路局管理权”。（王玉祥：《陈独秀对中东路事件之认识与中共党内托派问题》，《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措词相当严谨的石源华着《中华民国外交史》也用了“然而，南京当局在军事上、外交上并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指使东北地方当局贸然采取挑衅行动”的说法（该书第365页）；、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也说“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挑起了中东路事件”（该书第207页）。
[3] 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352页。
[4] 《东省急进收回中东路》，1929年4月15日《中央日报》。
[5] 《致张景惠吕荣寰电》，《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页。
[6] 《致张作相等人电》，《张学良文集》（一），第189页。
[7] 王家桢：《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片断》，方正等编：《张学良与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173页。
[8] 张国忱：《1929年中东路事件内幕》，《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3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1页。
[9] 刘翼飞：《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2－104页。
[10] 《抵津后与记者的谈话》，天津《大公报》1929年7月7日。
[11] 《致张景惠吕荣寰电》，《张学良文集》（一），第202页。
[12] 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转引自曾景忠《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
[13] 《致张景惠吕荣寰电》，《张学良文集》（一），第186页。此电《张学良文集》编者所署日期为5月29日，张友坤等编《张学良年谱》也将之编为5月29日内容，此处日期判断有误，将电报时间提前了一个月，即应当是6月29日。理由有三：其一、该电提到王正廷27日给张学良的电报，王正廷在电中已经知道哈尔滨“五二七”事件，并提出了不要释放“被拘俄人”的处理意见，哈尔滨当局搜查俄领馆是在5月27日下午2点（且搜查时间长达6个小时，见1929年5月31日《苏联代理外长加拉罕致夏维松抗议书》），在同一天的余下时间，张学良就电告了南京外交部，南京外交部就作出了处理决定，并电告了张学良，这毫无可能。据上引6月6日张学良致张作相、张景惠等电，王正廷对“五二七”事件作出反应的第一封电报应是5月31日致张学良的“世”电，6月4日，又发出“支”电，一是转告苏联方面的反应，二是谈到南京方面还未决策，三是要求“查照‘世’电”，派员将查获文件尽快送部；其二，事情的程序应该是，5月27日，哈尔滨方面采取行动，接着报告南京政府，5月31日，王正廷复电张学良，请派员将查获的文件送宁，6月4日，王再次发电催促，张学良乃决定派钟毓赴南京报告，6月26日，钟毓到南京，27日，王发出“感”电，电中提到“钟委员抵宁，尊处函呈均已收悉”，也才提到东北方面先不要放人。这在逻辑上才讲得通，如果是5月27日的电报，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内容？其三、如果与笔者接下来所引的6月30日张学良致张景惠、吕荣寰电相对照，事情就更清楚了，张学良将王正廷27日的“感”电与28日钟毓的“俭”电并称，并说“俭”“电内主旨与外部电大致略同，而语意更为明了。”两电内容确实大致相同，应是钟王见面商洽后在前后两日发出，而不可能是相隔一个月的两封电报。
[14] 《致张景惠吕荣寰电》，《张学良文集》（一），第195页。
[15]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174页。
[16] 蒋中正总统档案：困勉记卷十二，1929年7月10日条，台北“国史馆”藏。
[17] 参见《张学良年谱》上，第374－376页；《张学良文集》（一），第203页；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4－1025页。
[18] 中苏绝交后的7月23日，《民国日报》即将蒋、张、王北平会晤作出的决策予以公开披露：“此次东北边防司令官张学良，由沈阳赴平谒蒋主席有所报告、及请示者，即以对俄问题为第一要务，且协商结果，非武力收回不可。蒋主席以张司令官于军事上既有把握，随召王外长赴平咨询，对于外交有无把握，数度协商，结果乃毅然实行收回中东路。”（《中俄事件我方军事外交均极有把握》，1929年7月23日《民国日报》，第3张，第1版）。
[19]《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6页。
[20] 蒋中正总统档案：自反录，卷六，文电类一《与张长官学良电》，台北“国史馆”藏。此电“自反录”（铅印）所署日期为“18年5月”，但从电文内容来看，应为7月20日，一是电文开头“对俄已绝交”之说，5月27日才发生搜查哈尔滨领事馆事件，7月18日，苏联才宣布绝交，此处应是特指18日绝交之事，而不是泛指关内此前中苏关系的恶化；二是电文中提到的“两方军队相距太近”、“前线接近”等语，也较符合7月20日之后的情况，而与5月20日的情况不符，当时还不存在军队接近的问题；三是从7月19日、20日另一电、21日、24日蒋致张的几份电报来看，均有“严防慎守”、“力避冲突”之类的意思，与此电立场相当接近，更像是前后几天的一组电报。
[21]《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288页。
[22] 困勉记卷十二，1929年11月27日条。
[23] 困勉记卷二十六，1933年6月8日、7月6日、7日条。
[24]《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404－406页。
[25]《张学良年谱》上，第330、352页。
[26] 张国忱：《1929年中东路事件内幕》，《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37辑，第40－41页。
[27] 王泽久：《1929年“中东路事件”回忆》，《辽宁文史资料》第6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28] 王家桢：《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片断》，《张学良与东北军》第173页。
[29]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第1029－1030页。
[30] 如《中央日报》1929年7月20日的社评《中国国民正严阵以待》即声称：“中国政府以及全国国民最高之目的，为拥护世界之和平；而其所以不惜以最大之决心与世界之公敌相与周旋，一方面故为国家争主权为民族争生存，亦实欲予破坏世界和平者以严厉之惩戒而已”。
[31] 《张学良年谱》上，第284、290、296页。
[3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第907页。
[33] 如《中央日报》的一则报道称，苏俄“面包恐慌民食不足将何以言兵？白党潜逞危机四伏焉敢言对外，破坏非战约必贻世界讥何肯作戎首，舍谈判而言战则东路权利反将全失。”《苏俄有不能战者四》，1929年8月15日《中央日报》。
[34] 蒋介石在7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事情发生以后，白色帝国主义者之日本，颇有不甘沉默之概，报章宣传，动色相告，其幸灾乐祸、欲收渔人之利，盖已昭然若揭。”“日本于此又造开战（对俄）之谣，日本幸灾乐祸，固其本怀。”（《蒋介石秘录》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5页）。张学良在22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则说：“惟某方处心积虑，惟在坐收渔利，就之百般煽惑，惟恐衅端不开，日来连得报告，昭然有据，倘不幸引起战事，牵涉甚大，诚有不可思议者。”（《张学良文集》一，第207页）。
[35] 苏联宣布断交后，苏驻哈尔滨领事馆领事梅立尼果夫并未立即回国，7月24日到长春与吉林省长官张作相会晤，并与哈尔滨外交交涉员蔡运升交谈，蔡运升非正式表示，俄方可以改派他员充任东铁正副局长，俄方对此亦在考虑之中，但此一建议被南京中央否决，提出所谓“无条件开议”，及会议之前不能有任何承诺，东路局长不也能任由俄政府委派，“东北当局为尊重中央意旨起见，即令蔡于二次会商时力主无条件开议。梅领坚不承认，交涉遂无结果。”（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28辑第356－357页）。
[36] 据邹鲁回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土肥原到广州，企图策动西南继续与南京对抗，维持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他对邹鲁说，日本愿与中国共同防俄防共，但是南京无诚意，所以愿与西南合作，提供款械，对付南京，邹鲁答曰，如果日本真要与中国合作反共，就不应夺我东北，土声称：“日本占领东三省，是因为南京与张学良联俄联共，所以不能不出此断然处置。我驳斥他道，如果南京和张学良都是联俄联共，我断定日本决不敢占夺东北；不然的话，何以日本不占夺东北于中东铁路事件之前，却在中东铁路事件之后？”1936年3月26日，另一个日本特务松井怀着同样目的来游说邹鲁，说南京是利用苏联来制日本，邹鲁答：“东三省的事，中国若仍然联俄，我决定日本必不敢即来侵略，因为中国因中东路事与俄开战后，日本始敢毅然来侵略”。见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364－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