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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史迪威事件中的蒋介石与宋子文（一）
史迪威事件中的蒋介石与宋子文
――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之一
史迪威事件是抗战期间中美关系上的大事，自梁敬錞的《史迪威事件》一书出版以来，研究已多，但是，由于此前的研究者都未能利用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档案，甚至，也未能充分利用史迪威本人的日记，因此，就给我们留下了仍可开辟、耕耘的广大空间，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一事件的全貌、实质、由之激起的中美关系的巨大波澜以及蒋宋关系的曲折变化。
一、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的发生、发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即谋求与，美、英、苏等国结盟，组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１９４１年年末，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建立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部，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当时，中国抗战正处于艰难时期，蒋介石对盟军的合作自然期望甚殷，但是，美国此后并无重要动作，引起蒋介石严重不满。1942年1月30日，蒋介石日记云：“美英对于整个战局与太平洋战局，仍无具体整个之组织。“彼轻蔑我国，可谓异甚，应严加责问。”[1] 3月，史迪威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美国总统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及美国援华物资监理人。最初，蒋介石持欢迎态度，其后，二人间逐渐发生矛盾，并且不断发展、强化。
日军于1942年初攻入缅甸，英军不堪一击，一再溃败。2月26日，蒋介石命令中国第五、第六两军紧急开进缅甸，协助英军固守缅南海口城市仰光,确保当时中国仅存的滇缅路这一国际通道。3月4日，蒋介石面谕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要他在史迪威到任之后“绝对服从”其指挥。杜问：如果史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怎么办？蒋称：可打电报请示，但蒋回重庆后，又以手书告诉杜聿明，强调“绝对服从史迪威的重要性。[2]6日，蒋介石在重庆与史迪威第一次见面，就向他表示，准备将缅甸战场的指挥权交给他。[3] 同月8日，英军放弃仰光，中国入缅部队失去目标。蒋担心日军乘中国军队入缅之际，自越南进攻中国云南，有调回入缅军，加强云南及长江流域各省防务的念头。日记云：“仰光为敌唾手而得，英军之怯弱如此，我军入缅之战略，应特加审慎，重新研讨。此关于我国军之成败非鲜，必须自固根基，不可以英人不可靠者而自误也。”[4] 3月10日，在史迪威赴缅指挥前夕，蒋介石又与史谈话，声称“我军此次入缅作战能胜不能败”，“苟遭失败，不但在缅甸无反攻之望，即在中国全线再发动反攻，滇省与长江流域后备不坚，亦将势不可能”。[5] 他主张保卫当时距离中国后方据点较近的缅甸的首都曼德勒（瓦城），待日军深入，予以痛击后再行反攻。
仰光是美国援华物资的转运站。史迪威视之为“生命线”，认为“一旦失去仰光，供应线将被切断”，因此，他在入缅后不久，即雄心勃勃地迅速拟定计划，准备推动中国远征军尽量南下，收复仰光。3月18日，史迪威飞返重庆，向蒋提出此项建议，但蒋介石认为，仰光濒海，日军具备海陆空三方面的优势，中国军队如无空军和炮兵掩护，很难克复该地。史蒋二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蒋每提一个论点，史迪威即加以反驳。[6]当日，蒋在日记中批评史迪威“无作战经验，徒尚情感”，“不顾基本与原则”。[7]3月19日 蒋介石再次与史迪威谈话，分析缅甸战场形势，提出“目前应取守势，切勿轻进以求侥幸”。[8] 蒋称：“如果再过一个月，防线平安无事，他将考虑进攻的问题。谈话中，蒋要求史迪威保证不要让第五、第六军吃败仗，但史则表示无法办到，要蒋“另外找一个能保证这一点的人来，因为我无法保证做到这一点”。[9] 这次谈话，史迪威大为不满，当日即在日记中指责蒋为“固执的畜牲”。[10] 在此期间，美方发表消息，声称中国第五、第六两军归史迪威指挥，入缅作战，蒋介石认为此属泄密行为，日记云：“此无异以我之秘密，相告于敌，使敌知我入缅只两军，其可虑可危，未有如此事之甚者。乌呼！何其不守秘密，不明敌情至此哉！”[11]
为了保卫曼德勒，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200师戴安澜部在缅甸南部的同古（东吁）设防。自3月18日起，与日军血战12天，歼敌5千余人。其间，史迪威坚主进攻，杜聿明则认为兵力不足，反对进攻，二人发生争执，以致闹翻。史迪威要求杜“服从命令”，并派人监督杜执行，但杜认为此举关系远征军存亡，中国军队既未能适时集中兵力与敌决战，即应在予敌一定打击之后及时转移，以保存战力。[12]29日晚，戴部奉令突围，安全转移。蒋介石与杜聿明的想法一致，日记云：“我第二百师在同古予敌以重大打击后，自动转进至叶莲西之东南地区，与新二师取得联系，而敌军遭此重大打击，我军并无多大损失，乃自动撤退，不仅增我军之荣誉，实足寒敌胆而使之不敢北侵矣。”日记批评史迪威：“以为应在同古全力作战，此不知敌军心理与战地实情，并不知此次放弃同古，乃达成余一贯之意图，而受英方宣传与运动之谈〔误〕也。”[13]
史迪威也对杜聿明的抗命不满，在日记中斥责杜聿明和新编第22师师长廖耀湘为“卑怯的杂种”和“十足的懦夫”。[14]3月31日 史迪威愤而返渝，向蒋介石提出：对指挥中国第五、第六军，“深感所得权限未足，未能令出必行，致有三次可以发动反攻之机会，皆蹉跎坐失。”[15]他要求蒋介石免去其本人职务。对史迪威的态度，蒋介石自然感到不快，当日日记云：“史氏以我军师长不听其进攻同古敌军之命令，乃呕气回渝，向我辞职，殊出余之意外。乌呼！我军此次出国作战，对敌对友，对当地民心，皆多困难，而以客卿指挥我军，不熟悉各方内情，使余焦虑，必须面面顾到，较之在国内作战之单纯者，其难易相去有天壤之别。尤其史氏受英方之宣传与运动，而英军不自惭无力，必欲掌握指挥权，图保其虚名，余明知我虽牺牲而无益，然为全局与美国关系计，又不能不撑持到底，苦更甚矣！”[16]同样，史迪威也感到不快，日记称：“由于愚蠢、恐惧和态度消极，我们失去了一个在东吁打退敌人的绝好机会，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的插手。”“他身处距前线1600英里的地方，写下一道接一道的指令，要我们去做这做那，其根据是零散不全的情报和一种荒谬的战术概念。他自认为懂得心理，事实上，他自认懂得一切，他反复无常，随着行动中的每一个微小变化而不断改变主意。”“其结果是使我本来就很小的权威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有军队，没有警卫，没有枪毙任何人的权力。”[17]
4月1日的谈话，史迪威有意向蒋“摊牌”，自称“发作了一番，言辞激烈”，“投下的那些炸弹发出了巨大的轰响”。[18]但是，蒋介石仍然极力忍耐。4月2日 蒋介石与史迪威谈话，告以杜聿明“少年气盛”、“过分固执”，决定以年事较高、经验丰富的罗卓英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在史迪威指挥下统率中国入缅部队作战。蒋并决定亲自陪同史迪威回缅。[19] 当日蒋日记云：“对缅战事，思虑异甚。既忧部下在国外过于牺牲，补充为难。又忧失败时丧失国威与军誉，而史迪威乃动气请辞，并于中美邦交有关。苦虑终夜，不得不决定约史由余陪同回缅，予以全权，以表示余对彼诚意，使之勿加怀疑也。”[20]
4月5日，蒋介石与史迪威、罗卓英同机飞赴缅甸北部城市腊戍。6日，到美苗（卑谬），与史迪威及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商谈。7日，蒋与史讨论后，又与罗卓英、杜聿明、戴安澜各将领谈话，宣称史迪威是“老板”，“有提升、撤职、惩罚中国远征军中任何一名军官的权力”，“他们应无条件服从命令”。[21] 蒋的这些做法，可以说给足了史迪威面子，但是，蒋很快又因事对史不满。8日，蒋介石向孙立人师长授以曼德勒五万分之一地图，面示防守要略，并令与史迪威、罗卓英同往实地设防。蒋在视察新筑机场工程时，发觉进度缓慢，日记云：“史迪威称美苗机场十三天可以完工，是彼受英方之欺，而又欺我者也。可痛极矣。”[22]
当时，英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战场；在亚洲，其战略是“弃缅保印，保存实力”。在缅英军或听任中国远征军独立作战，或利用中国部队掩护自己撤退。4月24日，蒋介石指示：“国军今后在缅甸之作战指导，应以不离开缅境，而又不与敌主力决战为原则。依此原则，以机动作战，极力阻止并迟滞敌之发展。”[23] 同时，指示远征军守卫腊戍、密支那、八莫等邻近中缅边境的城市。但是，史迪威和罗卓英都还醉心于组织曼德勒会战。5月1日，曼德勒失陷。5日，日军攻占八莫，威胁中国远征军的归国通道。6日，英军决定放弃缅甸，史迪威下令中国远征军向印度撤退，史本人拒绝美方派来接他的飞机，亲率少数人员徒步西行。蒋介石对史迪威未经请示就下令向印度撤退大为不满，日记云：“史迪威擅令我第五军赴印度边境之庞炳，而彼且离开队伍，先自赴印，并无一电请示。此种军人，殊非预想所及，岂彼或为战事失败，神经不安之故乎！可叹！”[24] 18日，蒋介石要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转告史迪威，“中国军队无退入印度之意”。[25]在撤退过程中，远征军一度粮尽药绝，饥病交迫，牺牲惨重，直至7月25日，杜聿明所部直属队等才到达印度。入缅时，远征军兵员约10万人，至此，仅余4万人左右。[26]
6月4日，史迪威自印度德里回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严厉批评中国远征军的高级将领：“殊令人失望”，“或缺能力，或缺胆略”，声称“彼等居处离前线太远，且无意亲上前线。”“因循迁延为各高级将领之通病”。他甚至点名批评杜聿明“个性刚愎，不易应付”。他自称这次汇报为“开门见山，指名道性”，“那情形就如同在踢一位老妇人的肚子一样”。[27] 蒋对这些批评大不以为然，认为史对此次撤退负有重大责任，但却“不知自反，专事毁人利己”。[28] 6月5日日记云：“我军在缅如此重大牺牲，其责任全在史氏之指挥无方，而彼乃毫不自承过失，反诋毁我高级将领至此。当失败之初，彼乃手足无措，只顾向印度逃命，而置我军于不顾，以致我第五军至今尚未脱险。乌呼！史迪威诚不知耻者也。”[29]由此，蒋介石更进一步指责美国军事代表团，“大半皆自私自大之流”。[30]6月16日，蒋研究对史迪威的处理办法，产生“军法审判”的念头。日记云：“彼为推诿责任，掩护罪过，故不得不毁坏他人名誉，诬蔑我国将领。此应提议开军法审判，使美国政府能知史之不法与无礼乎！”[31] 至此，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印象可谓恶劣至极，而史迪威对蒋的印象也同样很糟糕，日记称：“中国政府是一个建立在威恩兼施基础上的机构，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中。”[32]
二 蒋介石指示宋子文等向美国提出史迪威问题
为了援助被侵略国家，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和其他目的法案》（租借法案），授权美国总统以出售、转让、交换或租借等方法向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提供国防物资。先后受援的国家有英国、苏联、中国、自由法国等。但是，其间的条件并不平等，给英国、苏联的援助物资可直接拨交，而对中国的援助物资，则必须通过监理人史迪威分配。此外，在华盛顿成立的的联合参谋长会议（参谋团），也将中国拒之门外。
蒋介石企图改变上述情况。1942年４月１９日，蒋致电时在美国争取援助的宋子文，要求宋与罗斯福总统作“肺腑深谈”。电称：“在联合参谋会议及军用品供应之主要事项中，中国并非受有英、苏之同等待遇，不过类似一受保护人而已。”“将来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如不扩大包括中国，或将中国置于军用品分配董事会之外，则中国势必成为棋中之末卒。”他指示宋子文，“须坚执予等有予等本身之立场，予等须维持本身独立之地位。”[33] 5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时直率表示：“今日之参谋团，惟有英美参加，拥五百万大军与日本作殊死战之中国反不能厕及，实非中国所愿见。”“中国军民对此措置，刺激实深。深感中国名为同盟国，实被歧视。战时之待遇已暴露不平等之痕迹，如此战后如何未敢想象矣。”[34]6月18日，蒋介石致函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及宋子文，批评美国方面对中国战区的组织与筹备工作进行不力：电称：“中国战区至今并未有何组织与筹备进行，对于维持中国战区至少限度与其可能之方案，亦尚未着手，空军建立与补充以及空运按月之总量，陆空军作战与反攻时期之整个方案，彼等皆视为无足轻重，一若中国战区之成败存亡皆无关其痛痒。”电报不指名批评史迪威：“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仍以十五年以前之目光视我国家与军人，故事多格格不入。”在缅战失败撤退过程中，罗卓英与史迪威一度失去联系，史向美国军部报告，罗离开军队，逃往云南保山。[35]蒋介石事后查明，并无其事。对此，蒋极为反感，批评史迪威“谎报”，“完全归罪于我高级将领”，“彼竟自赴印度，并擅令我军入印，而彼亦并未对我有一请示或直接报告（中与史本约有特用密本，平时皆直接通电），于情于理，皆出意外”。他表示：从未见过像史迪威这种“推诿罪过，逃避责任以图自保”的人，提出应按照国际惯例，实行军事审判，查明功过。如果美国政府有意，中国政府可将有关高级将领解送华盛顿接受审判。但是，蒋又表示：中国哲学的原则是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为维护中美国交及友邦荣誉计，要严格保密，切不可向外人“略露一点”，使人对中国政府有 “以怨报德”之想。可以看出，蒋对史迪威已经不能忍耐，但是顾虑中美关系，因此，在要求宋子文等向罗斯福汇报的时候，显得特别小心、谨慎。电中，蒋介石也表述了中国作为“弱国”参加“国际战争”的心情：“不仅利未见而害先入而已，即将来战后是否能获得我所牺牲者相当之代价，实成问题。然而此时我国尚有一块立足之干净土地，而我政府幸亦未托足于外国以寄人篱下，且亦有自立之道耳！”[36]
宋子文对史迪威本具好感。当年4月28日，宋子文曾致电蒋介石，担心缅战不利，将降低中国国际地位，影响美援争取，要求与史迪威合作，联合如实向美方提出报告，电称：“史迪威亲历其境，利害相关，所知当更透彻，此事必能与我合作，设法使联合国间明了真相。”[37] 5月6日，宋子文再次致电蒋介石，报告所闻史迪威在撤退过程中拒坐飞机，率领副官步行的表现，称赞史迪威“不失军人本色”。电报提出，史迪威身负如空军援华、中印空运、军货接济等多重任务，要求蒋介石命其自印回渝。[38]但是，宋子文也亲身感受到史迪威掌握美援物资分配大权所带来的困难。5月19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称：“美军部以史梯威有全权，每有所商请，辄以史梯威并未要求，为不负责任推诿之词”。宋子文再次要求蒋将史迪威调到重庆，“常依左右，遇事随时饬报，勿使远驻印度，否则种种计划进行愈感延滞”。[39]
宋子文接到蒋介石向美方提出史迪威问题的指示后，感到相当为难。当时，德国正倾全力进攻苏联南部，苏军情况危急，英美无暇东顾。同年6月，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提出，应尽力于以下工作：（一）中印空运；（二）美空军多派数大队来华助战；（三）美根据史迪威要求，派陆军二、三师赴印，助我克复缅甸，以利我陆运。根据上述情况，宋子文要求蒋介石“对史迪威万分忍耐”。[40]
滇缅路封闭后，中国对外通道被堵。美方不得已，将已经拨给中国的十余万吨机械大部分收回。此后，美国援华物资只能依赖中国、印度之间的空运。根据中国抗战需要和美国援华计划，最低限度每月必须向中国运输3500吨军械，而中印之间的空运当时实际上只能运输500吨。这种情况，将导致有关援华计划的取消。为此，宋子文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与史迪威切实商谈：（甲）中印空运计划（乙）中美在华空军计划（丙）国内及赴印陆军计划及附带军械问题等等。但是，始终得不到蒋的回答。宋子文询问美国空军参谋长，美国空军参谋长答称此为史迪威责任；宋子文向罗斯福总统汇报，罗答以史迪威为蒋的参谋长，诸事可由蒋向史下达命令。6月12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要求蒋明白示知：“文追随钧座二十年，必知其素性憨直，绝非意存推诿，更不愿敷衍因循，事实如此，不得不一再晓渎，即请钧座明白示知，钧座对史梯威感想如何？文各电所列问题，是否已与其商洽？有何困难？美方认定，接济中国必须史梯威商承钧座之后来电证实，始克有济，是以文必须明了钧座对史之感想及史对我之态度，始可设法相机应付也。”[41]
这时，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已经感到，蒋对史迪威“无十分信任之表示”，二人关系中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6月12日，史汀生约宋子文专谈史迪威问题。宋称：如美国将本国陆军交给苏俄军官指挥，将非常困难，而蒋介石却将中国入缅部队交给史迪威指挥，这是历史上的“空前之举”。史汀生则表示：史为“第一流战将，美军官中无出其右，故特派充蒋公参谋长，但余等崇拜蒋委员长及爱护中国之热切，不能以对史个人感情为比例，如蒋公以为史不适当，务请直言无隐，俾得更换其它将领，决不因此发生丝毫意见。”[42] 6月16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建议蒋将对史的意见向美方和盘托出，同时大胆对史迪威进行指挥，电称：“文意钧座愿顾全大局之苦心，为中外所共见，但如史梯威确不能共事，不妨此时乘机直说。”“钧座似可表示，对史梯威固至信任，但对其见解当然不能事事俯从。如此一方面不伤感情，一方面可留他日地步。陆长等既自动有另调之意，且自总统以次，均认史为钧座部属地位，钧座尽可照部属指挥命令之，不必以上宾相待，但善为利用其地位，以推动美军部充量之接济。”[43] 可见，宋子文关心的是利用史迪威的地位，推动美援，并不希望蒋、史矛盾激化。然后，一件意想不到的风波发生了。
三 《备忘录》风波
6月下旬，德国加强了对非洲的攻势。为解救危机，美国军方将全部重型轰炸机和所需运输机调往埃及，其中包括驻扎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26日，史迪威将这一“坏消息”告知蒋介石。蒋认为这是美方“置我中国危急于不顾，心殊愤激”，他在“强忍”之下，仍然责问道：“罗斯福总统来电明言已令将美国空军第十军由印度调来中国作战，想令出必行，岂容擅改！”“倘英、美以为中国抗战实力尚有保持之必要，绝不应一再无视中国之利益如此。盖中国最近所受之待遇，不啻在英美心目中已失其存在矣。”[44] 事后，宋美龄、宋子文都提出质问，史迪威“狠狠地反驳了他们”。同日，史迪威秘密致电美国陆军部，声称“蒋公极为激动，嘱予电呈总统，其大意为：同盟国家未认中国战场为同盟国家战场之一部”，“中国全力抗战已有五年，而同盟国家并未以全力援华。利比亚战时固紧张，但中国战场状况亦属紧张。”[45]
6月29日，蒋介石向史迪威面交“手谕”一件，提出保持中国战区的最低限度的需要三项：1、8、9月间美国派三个去印度，与中国军队合作，恢复中缅交通；2、自8月份起应经常保持第一线飞机500架；3、每月经过驼峰运送5000吨物资。蒋批评自美国军事代表团抵华以来，在建设中国空军方面，尚无特殊成就；罗斯福对中国战区，尚有未能完全明了之处；太无视中国战区。[46]7月1日，宋美龄与周至柔、陈纳德、史迪威会议。宋美龄要求史迪威将蒋的“手谕”转交罗斯福总统，并附上史本人的推荐信。史当场拒绝，对宋称：“这是大元帅给总统的最后通谍，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借此机会阐明自己的身份，一是大元帅的参谋长，二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其职权超出中国之外，三是战争委员会的美方代表，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政策，四是总统负责租借事务的代表，五是一名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军官。”史并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她不懂得这一点，那她就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47]
7月2日 蒋介石拟从美国已经拨给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中转拨两架运输机给中国空军，遭到美员拒绝。史迪威为此向蒋致送备忘录，一面同意此两架飞机可由蒋介石支配应用，但同时声称自己是“出席中国任何军事会议之美国代表”，“在任何上述会议中，本人所有其他地位皆不适用”。又声称自己是美国“总统代表”，“负责监督及管理租借器材，并决定移转其所有权之地点与时间。俟所有权转移之后，委座即具此项器材管理之权。”[48] 史迪威的这份备忘录意在告诉蒋介石，自己虽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但又是“美国总统代表”，可以不接受蒋的命令。美国租借物资只有在经过他同意之后蒋才能调用。蒋介石长期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令出必行，何曾受过这种对待！
接二连三的类似事件，特别是史迪威的《备忘录》将蒋惹恼了。同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表示“中国对租借物之受予形同乞怜求施”，指责史迪威“以总统代表资格胁制统帅”。蒋强烈表示：史既在中国战区内担任参谋长，“则所有其他地位皆不能适用”。[49]7月4日 蒋介石日记云：“史氏之愚拙虚妄，不法无礼，可谓无人格已极，而余乃自愧国家贫弱，所以遭此侮辱而已。”[50]5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促请美国政府注意。6日，宋子文电复蒋介石，支持蒋对史迪威《备忘录》的态度，首次提出撤换史迪威问题。电称：“史迪威态度殊属离奇。阅其原函，强词夺理，谬解职权，非神经错乱，不能狂妄致此。文日内即进谒当局，谅能加以纠正。但文亟欲知者，重新明确规定参谋长职权后，钧座是否仍拟留其在华供职，抑或乘机更换，另选他员？”[51] 9日，蒋介石再电宋子文，要宋观察美国政府态度，暂不表态：“先看美政府对史之来函如何处理，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也。”[52] 18日，蒋介石与史迪威谈话，产生不再要求美援的想法，日记云：“美国对我冷淡接济事，不如不再要求，亦一对策也。”[53]
宋子文受蒋之命后，即与美方接洽，并亲见罗斯福，陈述意见。7月23日，美国军部向宋子文转告罗斯福意见：史为中国区参谋长，当然听命于蒋委员长，同时为美国驻渝租借法案代表，及国际军事会议美国代表，当然听命于美方。如蒋以为不便，可将史的参谋长职务和美国代表职务划开，分由两人担任。美国军部称：总统因史迪威对中国及蒋公一向友好，而且熟悉中国情形，甚盼蒋公能继续任用。宋子文认为美方“语气仍不免袒护”，再次谒见罗斯福，解释内中情形，说明史函的不当。罗斯福称：史的职权中有代表美国出席在渝国际军事会议一项，现在既无此类会议，事实上形同虚设。关于租借法案，此后一切由宋子文代表蒋、霍布金代表我，在华府共同解决。这样史迪威即成为“专属参谋长”。“如蒋公仍以史为未妥，余当更换之，但美国干练适当之军官甚少，另觅妥员，确有相当困难。”27日，美国陆军部代拟罗斯福复蒋介石函，仍取维持史迪威《备忘录》态度，要求宋子文转呈蒋介石，宋得悉其内容后，紧急谒见罗斯福，说明理由，告以“未便转呈”。罗斯福对宋子文所言，“极以为然”，决定撤销此电。[54]
为了向蒋介石说明同盟国全盘战略，调解蒋史纠纷，罗斯福于1942年7月派行政助理居里再次访华。7月22日，蒋介石会见居里，批评同盟国战略不当。居里问蒋，是否将史迪威调回美国？蒋答：“此由美国政府自定，余不愿参加意见也。”[55] 25日，蒋思考史迪威的《备忘录》，认为该函有三大问题：“甲、史函竟有听命与不听命由彼自便之意，此为侮辱统帅。乙、彼又以为租界案物资之发与不发，由彼自便，非由余求彼不可，此为欺凌中国。丙、过去之行动，乃以一人而利用两种职权，实以殖民地之总督自居，以参谋长为名而实行太上统帅职权者也。”蒋称：“此必于美国助华之平等政策有碍，而其侮辱中国与余革命人格亦何能忍受，此应与居里说明者也。”[56] 同日，蒋介石再次与居里谈话，进一步确认西方世界歧视中国，美国与英国并无差别。日记云：“谈后更觉西人皆视华为此等民族，无不心存欺侮，可以进一步压迫，必压迫不止。美国以道义与平等为号召，而其心理与方法，实亦无异于英国致所为也。”[57] 26日，蒋介石与居里进行第三、第四次会谈，“痛斥史迪威之过恶与美国军部藐视我华之错误”。蒋自觉大义凛然，而居里则初时“矜持”，最后表示“折服”。蒋介石感到精神上的胜利，日记云：夫彼可欺则欺，可侵则侵之心理，吾人若一味谦恭，则适中其计矣！”[58] 同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声称如罗斯福来电肯定史迪威《备忘录》，则宋可代表自己向罗表明：取消中国战区，辞去中国战区总司令职务。[59]至此，蒋介石已向罗斯福摆出“摊牌”架势。7月30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居里在重庆期间，“凡不满史梯威之种种事实，最好向其直言无隐。”[60]同日，蒋介石与居里第五次谈话，居里提出“过渡办法”，声称不可让史迪威太失体面，以免他回美后反华，可令史先赴印度，美国另派一人来华暂代。蒋同意这一办法。[61]
上文已述，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援英战争失败后，部分军队退入印度。1942年6月，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得到批准。同月24日，蒋指令史迪威担任这支训练部队的司令。7月16日，蒋进一步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8月上旬，史迪威赴印，以蓝姆伽为营地训练中国部队。他提出，“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从美国调来三百多名军官，拟将驻印军营长以上军官均改由美国人担任，受到中国将士的强烈反对。史遂将这部分美国军官改为联络官，派往各部。[62] 但这部分联络官权力很大，可以直接调动营以下部队，而无须通知中国部队长官。同年9月，史迪威下令将第38师改为10个炮兵营，将原师长孙立人及廖耀湘等改任炮兵指挥或步兵指挥。12日，杜聿明致电蒋介石，声称：“国家军制系我政府法定之建制，史将军擅权改制，实属毁辱国体，损害主权。”[63]同年12月，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拨济30个师的军械。11日，蒋介石与来重庆参加会议的史迪威谈话，史乘机竭力批评中国军队办事延缓，罗卓英有“十大罪状”。蒋介石虽然不高兴，但尚能“忍耐”，决定撤换罗卓英，代之以邱清泉。[64] 不久，因担心邱脾气暴躁，不易与史迪威相处，又改为郑洞国。[65] 至1944年1月，蓝姆伽营地共训练中国军官2626人，士兵29667人。这支部队在后来的反攻缅甸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除退入印度者外，中国远征军的主力大部分退入云南西部。1943年2月，军事委员会决定重建远征军，以陈诚为司令长官。3月10日，陈诚与史迪威商量，决定在昆明设立训练基地，调集干部分批轮训后空运至蓝姆伽实习。
四 计划攻缅，蒋、史矛盾再度激化
日军占领缅甸全境后，史迪威多次提出反攻缅甸计划。1942年7月19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交《反攻缅甸计划》，其要点为“南北缅水陆同时夹击”：1、中、英、美三国联合出兵，自印度攻入缅甸，同时，另一路中国军队则自云南进攻。两路会师曼德勒，会攻仰光。2、在盟军从陆路进攻的同时，英国海军确立在孟加拉湾的制海权，从仰光登陆。这一计划后来被称为“安纳吉姆”计划。8月1日，计划得到蒋介石的批准。11月3日，史迪威自印度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和英军统帅韦维尔商谈结果，要求在1943年3月1日前后发动攻势。蒋介石表示，中国可由云南方面出动15师，但胜利关键在于英方是否能调拨足够的海空力量，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他说：“倘海空实力不充，中国实不愿派一卒参加此役。反攻开始以前，余必须知英国用于缅甸海空军之实力，方能下令前进。”“此次不反攻则已，一旦反攻，非胜不可，绝不能再受第二次之失败。”[66]
1943年1月，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要求罗敦促英方，调动陆、海空力量，共同克服缅甸。[67] 同月，罗斯福、邱吉尔在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卡港）会议，决定实施“安纳吉姆”计划。2月4日，美国陆军航空军司令阿诺尔、空军补给司令萨默维尔（Somervell，或译薛莫维尔、索摩微尔）、英国联合参谋代表团团长迪尔到重庆，向蒋介石通报卡港会议情况及1943年战略。同月7日，双方会谈，蒋介石同意英美方案，但要求英美方面增加空运与空军，切实支援中国。其标准为：空运物资每月一万吨，飞机500架。蒋强调，必须达到这一标准，并有确切日期。史迪威对蒋所提要求不满，当即质问蒋：“是否不达到标准，即不对日抗战？”史的质问含有明显的轻蔑成分，蒋认为史迪威作为自己的参谋长，提出这一质问，“可恶不敬已极”，但是，他忍着没有发作，只回答说：“中国抗战已六年，即使太平洋战争不起，英美不来援助，中国亦可独立抗战。”史迪威再问：所谓标准是否为条件？蒋答称：“非条件，乃余负责作战者最低限度之要求耳！”接着，蒋以温和的语气要求阿诺尔转告罗斯福与邱吉尔：“当尽我所能，不惜牺牲一切，以期不辜负友邦之期望。”[68] 8日，蒋介石打电话给宋子文，指责史迪威会议上的“不敬”，要宋转告史，“使彼戒惧，并限彼应切实设法，达成余之标准，以赎过失。”[69] 9日，中、英、美三方印度加尔各答会议，一致同意实施“安纳吉姆”计划，以1943年11月至1945年5月为入缅作战期。会议期间，宋子文向史迪威转达了蒋的批评。据宋致蒋电称：“彼极为懊丧，并谓当时谈话有失体统，甚以为慊，但信钧座必谅其忠实及一番热忱。”[70]，不过，史自己的日记则是：“见他的鬼吧！”[71]
5月初，史迪威与飞虎队的陈纳德之间在对日实施“空中攻击”问题上发生分歧。陈纳德主张，只要中美用500架飞机对日军进行空中攻击，即可消灭日本大部分在华空中力量，阻遏其船运，破坏其交通线，使缅甸和中国本部的陆战易于进行。史迪威则认为，中国军队缺少军械给养补充，也缺乏训练，不足以保护机场。如对日“空中打击”实施过早，引敌来攻，则云南、广西、湖南各地的机场均将丧失，以中国本部为基地空袭日本的计划也将落空。争论虽发生于史、陈二人间，但不久即发生于史迪威与宋子文之间。5月5日，美国海陆空三方会议，邀请史迪威、陈纳德、宋子文参加。宋支持陈，主张当前急务为增强空军力量，史则认为，中国陆军勇敢苦战，损失巨大，“目前实不堪一战”。宋即批评史“对中国陆军未免过于悲观”。[72] 同日晚，宋美龄谒见罗斯福，罗表示，拟将反攻缅甸计划缩小为占领缅北。[73]
史迪威早就制订过一份“有限度的进攻北缅的计划”，但遭到蒋介石的否定。蒋的理由是：六年来，中国对日作战得到的经验是“迫使机械优越之敌人，运用恶劣之交通线，使其机械设备失其效用”。而在北缅，日军可以利用伊落瓦底河及仰光铁路，中国方面可利用的只有正在建造中的两条公路。即使中国军队在北缅成功，日本人仍可利用交通便利，派军增援。他向史迪威一再说明，“不可再蹈覆辙”。[74]5月8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在罗斯福、邱吉尔会谈期间，力争照卡港会议及其后的重庆会谈决议实施，首先以英、美海空军截断日军供应线，占领仰光，然后收复整个缅甸。电称：“如果仅仅占领北缅甸至蛮德勒为止，非仅无益于中国战场，而且费力多，牺牲大。结果必不能达成目的，徒然牺牲兵力。”[75]5月13日，宋子文专访到华盛顿参加太平洋军事会议（三叉戟会议）的邱吉尔，要求英方照卡港、重庆、加尔各答等会议决定，如期攻缅，但邱态度消极。宋问：是否准备放弃攻缅？邱答：英美军事专家正在研究。[76] 邱吉尔的回答使宋子文倍感紧张，立即致电蒋介石汇报，蒋也跟着紧张起来。
1943年春，蒋介石为准备进攻缅甸，曾将原来部署在长江两岸的第六战区主力抽调赴云南、贵州，司令长官陈诚也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随部队入滇，鄂西空虚。同年5月，日军在湖北宜昌集结大军，进攻三峡地区，威胁重庆。当蒋得知太平洋军事会议有放弃攻缅计划的可能后，大为恼怒，致电宋子文称，如此，“则我军民对联合国从前所有各种宣言与决议之信约，不仅完全丧失信用而已”。他觉得，又上了史迪威的当。电称：“史迪威始则强催我军集中攻缅，今乃因抽调部队，而使重庆门户大受威胁，而结果则谓可以取消打通仰光与滇缅路计划，则我军上下对美国用意与作为，岂啻视为儿戏，直认为有意陷中国于灭亡之境，不啻协助日本完成其大东亚之新秩序，岂不令人惶栗不已！”[77]他要宋子文将这一看法明告史迪威及罗斯福左右。
5月17日，宋子文应邀出席联合参谋长会议，转述蒋的态度，坚决反对放弃攻缅，也反对史迪威仅攻缅北的计划，阐述其理由说：“我如不占领缅南，断其后路，必归失败，徒作无为〔谓〕之牺牲。蒋委员长彼时之决心如此，今日对此之决心益强。”[78]在此前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上，史迪威公开批评蒋介石：“诸事犹豫，于战略无一定见解”。针对史的批评，宋特别为蒋辩护，声言蒋并非初次与外国军事专家合作。他以蒋曾任用与苏联的加伦、崔可夫、德国的塞克特及佛采耳为顾问为例，说明他们在任期内“无一不恪遵蒋委员长意旨”。[79]18日，蒋介石从宋子文电来电中得知有关情况，日记云：“邱吉尔固毫无进攻缅甸之意，而史迪威之污蔑我军，轻侮我国，尤令人痛愤忧戚之至！”[80] 21日，在太平洋军事会议上，宋子文再次要求，坚决执行卡港会议及加尔各答会议的攻缅决议，邱吉尔辩称，当时“只有计划，并无决议”，“英军事当局如有允诺，实属越权”。他表示：“将来当极力设法使印度与中国军队得以连合，或须经缅甸北部。”[81] 宋子文担心罗斯福会向英方妥协，于同日谒见罗斯福，重申史迪威的进攻北缅计划，“徒耗军力，蒋委员长绝不能接受”。罗斯福则称：“攻复仰光，确有困难，但可先向西南岸进攻，以从后面袭击仰光”，将来拟派新锐部队赴缅。罗要宋子文转告蒋介石：“攻缅计划，余有决心进行。”[82]
重庆危急加深了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恶感。5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我此次战局危急，乃被史迪威之所玩弄而陷入也。乌呼，此人误华不浅矣！”[83]27日，蒋介石致电宋美龄云：“近日战况确甚紧急，本星期内关系最大，所以致此之故，实由史迪威催促我精兵抽调入滇，准备攻缅，以致前方空虚，为敌所乘。其实去年至今，自缅战至此次战争，皆为史所陷害也。”[84]6月21日，蒋介石致电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要求她在向罗斯福告别时，相机提出史迪威问题：“甲、史对余不能合作，余为大局计，均能容忍，惟其对中国军民成见太深，以廿年前之目光看我今日之革命军民。乙、故自史来华，我军队精神因之消沉颓丧，盖史视中国无一好军人，无一好事，而根本不信我军能作战，更不信我胜利，故欲其指挥盟军以求胜利，无异缘木求鱼。而彼对自己所处理之事与计划，以为无一不好，固执不变，毫无商洽余地。丙、故现在我军对史失望，以为如再听其指挥，不惟无胜利，必大受牺牲，非至全败不可。”电末，蒋介石称：“彼之态度，是来胁制中国，而非协助抗日，其结果与美国之热忱援助及友爱精神相反。余为史对于一般军官严加劝戒，令与合作。惟长此以往，时时发生误会，则不胜防制之苦。故为作战及大局计，深望罗总统明了此事真相与现状，盖甚恐其对华盛情将来失望，故不敢知而不言也。” [85] 但是，蒋介石又叮嘱宋美龄，不必太正式，也不必采取“不可不撤换”的强硬方式，只告以“实情”即可。
在罗斯福的坚持和说服下，原来坚决反对攻缅的邱吉尔同意一致进行，英美参谋团会议随即制订新的攻缅计划。史迪威曾答应向蒋呈阅会议记录，但史迪威第一次交给蒋的并非全文，而且缺乏重要部分。当时，蒋认为“海军是这次行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非保住孟加拉湾，否则进攻缅甸也就没有用处。因此，他关心英美“将提供多少海军”。[86]6月27日，蒋介石命外事局局长商震催史迪威来见，询问会议关于海军兵力数量等文件是否带来。史称，此件不能交任何人，继而改称，回去后交商震代呈。在商震去史处催索后，交来者仍非蒋所需要的文件。[87] 6月28日，史迪威致函蒋介石，说明联合参谋团为取得孟加拉湾制海权所必须派遣的“适当之兵力”。据史自称：“列了一长串战舰、重型巡洋舰、航空母舰及驱逐舰等，而且第七次解释了’适当’一词”[88] 史迪威非常不情愿这样做，日记云：“这超越了所有界限。这个小人令人厌恶，他十分傲慢地询问我们将能做些什么，谁在妨碍我们帮助他，以供应一切――军队、装备、飞机、医药、通讯、汽车运输、建立他该死的后勤供应部，训练他的劣等军队，甩下他那后娘养的参谋总长和总参谋部，而他却对我们的准备工作挑三拣四，对海军问题支支吾吾。主啊，救救我们吧。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 [89]同日，蒋介石召见史迪威，当面加以批评。日记云：“此人之卑劣、可恨极矣！”。“乌呼，此人之无常识、无人格，实难令人想象者。”[90]这说明，彼此之间的恶感都发展到了极点。
美国是强国，史迪威是美国派到中国的将军，因此，蒋介石将他和史迪威的关系看成弱国和强国之间的关系。6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凡弱国参战，无论如何努力与牺牲，强国皆视为不能与彼相比。例如史迪威指挥我军在缅作战，彼总不以我军之牺牲为英勇，而为怯弱，盖彼仍以北洋军阀之军队视我也。”[91]
不久，史迪威又有几件事加剧了他和蒋介石的矛盾。一是擅自撤委中国军官。8月14日，总指挥部副参谋长温剑铭，因事与国内军政部通电，被史认为“有违军纪”，下令调温为高参，委美国人博金为副参谋长，引起全军大哗。新编第一军军长郑洞国劝史收回成命，为史拒绝。史的助手参谋长波德诺甚至说：“驻印军是由美国装备训练的，因此军中事务，包括人事必须听命于总指挥部，即使中国政府也不得干预过问。”[92] 郑及参谋长舒适存、师长孙立人等愤而致电蒋介石。郑电称：“今竟有此不幸事件，则人无保障，势必媚外图存，军队纪纲如何维持，国家体制其何以堪！”[93]舒电称：“美方一贯政策，为打破中国高级指挥机构。”“美方微员僚佐，皆代表史将军，须听其命以驰驱，稍不遂意，责难侮辱随之。”蒋介石批示：“为何史于人事，不先请准本委员长，而擅自撤委？”[94] 一是给蒋介石写报告、备忘录时所署职衔和语气。史通常均署“美国陆军中将”，引起中国将领不满。[95] 9月21日，史在给蒋介石的意见书末改署“中国战区参谋长”。蒋介石阅后称：“其内容仍有不逊之言，此种恣职态度，殊令人难受，隐痛极矣！”[96] 三是史迪威对中共的态度。 史对蒋失望，自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寄以希望。1942年6月至10月，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多次在重庆访问周恩来。1943年3月，戴维斯再次访问周恩来，周提议美国派代表常驻延安。6月24日，戴提出报告，主张接受周恩来建议，向延安派驻观察员。9月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备忘录》，建议调动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及胡宗南、傅作义、邓宝珊等部向山西出击，这些都触犯了蒋的大忌。当日，蒋日记云：“此受共党所主使，故其语含威胁之意。且名为备忘录，乃欲于将来制裁中共时，证明曲在我也。史氏诚最卑劣、最糊涂之小人哉！余亦不屑驳复矣。”[97]9月10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责史迪威“不知共党十年来经过之历史，更不明了最近共党之内容及其阴谋之所在，徒听共党之煽惑，助长共党之气焰，殊为可叹！”[98]
[1] 《困勉记》卷70，1942年1月30日。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均采自台北“国史馆”所藏未刊《困勉记》、《省克记》、《爱记》、《事略稿本》，以下均同，不一一注明收藏地点。
[2]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4卷，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96年版，第871页。
[3] 黄加林等译：《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4]《困勉记》卷71，1942年3月8日。
[5]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以下简称《作战经过》（三），第238页。 史迪威当日日记称：“蒋大谈中国人的气质和他们所受到的局限，他们不能去进攻的理由…在缅甸失败对于士气将是灾难性的一击。第五军和第六军【是】‘军队中的精华’必须慎重。”见《史迪威日记》，第54页。
[6]《史迪威日记》，1942年3月18日，前引书第60页。
[7]《困勉记》卷71，1942年3月18日
[8]《作战经过》（三），第257页。
[9] 瞿同祖编译《史迪威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9页；黄加林等《史迪威日记》译文作“顽固的家伙”，见前引书第61页。
[10]《史迪威日记》，第61页。
[11]《困勉记》卷71，1942年3月20日。
[12]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前引书第875页。
[13]《困勉记》卷71，1942年3月29日。
[14]《史迪威日记》，1942年3月30日，前引书第71页。
[15]《作战经过》（三），第271页。
[16]《困勉记》卷71，1942年3月31日。
[17]《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1日，前引书第72－73页。
[18]《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1日，前引书第73页。
[19]《作战经过》（三），第274页。
[20]《困勉记》卷71，1942年4月2日。
[21]《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7日，前引书第77页；参见《作战经过》第290页。
[22]《困勉记》卷71，1942年4月8日。
[23]《作战经过》（三），第299页；参见罗卓英：《报告》，1942年6月25日。宋子文文件，第64盒，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以下均同。
[24]《困勉记》，1942年5月6日。
[2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三），第146页。
[26]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前引书，第882页。
[27]《史迪威日记》，1942年6月4日、7日，前引书第103、104页。
[28]《困勉记》卷72，1942年6月6日。
[29]《困勉记》卷72，1942年6月5日。
[30]《困勉记》卷72，1942年6月6日。
[31]《困勉记》卷72，1942年6月16日。
[32]《史迪威日记》，1942年6月19日，前引书第105页。
[33] 熊式辉文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34]《战时外交》（三），第145页。
[35]《宋子文致蒋介石急电》（1942年5月9日）：“军部密告，接史梯威电，罗卓英离军队遁宝〔保〕山。”见林孝庭等编：《胡佛研究所所藏蒋介石、宋子文往来电稿》，初稿，未刊。
[36] 熊式辉文件，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战时外交》（三）第603－604页所载文字有小异，此据熊式辉文件引。
[37] 宋子文文件，胡佛研究所藏，第60盒。
[38] 宋子文文件，胡佛研究所藏，第60盒。
[39] 宋子文：《加码呈委员长电》，1942年5月19日，林孝庭等编：《胡佛研究所所藏蒋介石、宋子文往来电稿》，初稿，未刊。
[40]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6月，同上
[41]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6月12日。同上。
[42] 《作战经过》（三），第514－515页。
[43] 同上。
[44]《战时外交》（三），第168页；参见《史迪威日记》，1942年6月26日，前引书第109页。
[45]《战时外交》（三），第613页
[46]《战时外交》（三），第171－175页。
[47]《史迪威日记》，1942年7月1日，前引书第110－111页。
[48]《战时外交》（三），第608－609页。
[49]《战时外交》（三），第609－610页。
[50]《困勉记》卷73，1942年7月4日。
[51]《战时外交》（三），第611页。
[52]《战时外交》（三），第611页。
[53]《困勉记》卷73，1942年7月18日。
[54]《战时外交》（三），第615页。
[55]《困勉记》卷73，1942年7月22日。
[56]《困勉记》卷73，1942年7月25日。
[57]《困勉记》卷73，1942年7月25日。
[58]《困勉记》卷73，1942年7月26日。
[59] 《战时外交》（三），第614页。
[60]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7月30日，前引林孝庭等编未刊初稿。
[61]《困勉记》卷73，1942年7月30日
[62]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296页。
[63]《作战经过》（三），第515页。
[64]《困勉记》卷75，1942年12月11日。
[65]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272－273页。
[66]《作战经过》（三），第355、357页。
[67]《战时外交》（三），第211页。
[68]《困勉记》卷76，1943年2月7日。
[69]《困勉记》卷76，1943年2月8日。
[70]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2月，前引林孝庭等编初稿。
[71]《史迪威日记》，未注明日期，前引书第175页。
[72]《战时外交》（三），第224－226页。
[73]《战时外交》（三），第226页。
[74]《战时外交》（三），第236页。
[75]《战时外交》（三），第227页。
[76]《战时外交》（三），第228页
[77]《战时外交》（三），第229－230页、
[78]《战时外交》（三），第231页。
[79]《战时外交》（三），第232页。
[80]《困勉记》卷78，1943年5月18日。
[81]《战时外交》（三），第234页。
[82]《战时外交》（三），第236页。
[83]《困勉记》卷78，1943年5月22日。
[84] 转引自《古达程渝来电》，1943年5月27日，宋子文文件，第58盒。
[85] 转引自《古达程渝来电》，1943年6月21日，宋子文文件，第58盒。
[86]《史迪威日记》，1943年6月28日，前引书第187页
[87]《困勉记》卷78，1943年6月28日。
[88]《史迪威日记》，1943年6月28日，前引书第187页；《战时外交》（三），第628页。
[89]《史迪威日记》，1943年6月28日。
[90]《困勉记》卷78，1943年6月28日
[91]《困勉记》卷78，1943年6月29日。
[92]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301页。
[93]《作战经过》（三），第516－517页。
[94]《战时外交》（三），第630－631页。
[95]《史迪威日记》，1943年9月18日，前引书第200页。
[96]《困勉记》卷80，1943年9月21日。 “恣职”二字，疑有误。
[97]《困勉记》卷80，1943年9月6日。
[98]《战时外交》（三），第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