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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史迪威事件中的蒋介石与宋子文（二）
五 蒋、史冲突转化为蒋、宋冲突
在罗斯福的推动下，邱吉尔勉强同意实施攻缅计划。其内容为：于1943年雨季结束后自印度对缅甸西北部进行陆空有力攻势作战，中国军队由云南进攻，同时以海、陆军攻袭缅甸海岸。[1]5月26日，罗斯福将关于此项决定的通知书交给宋子文。29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提醒罗斯福，陆军对北缅进攻与海军对仰光进攻，务须同时行动。8月18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邱吉尔，告以雨季将过，不能再事迁移。同月，罗、邱等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开会，决定在未来的干燥季节中，反攻缅甸，同时决定成立东南亚战区统帅部，以英国海军中将蒙巴顿为统帅（旋升大将），史迪威为副统帅。
1943年9月，宋子文鉴于英美联军对日攻势渐趋积极，认为有调整与英美军事关系的必要。他设计了两项调整方案：（一）最高级的组织，如华府的联合参谋团及支配军械委员会，均应有中国代表参加。供给中国的军械，由中国直接申请，毋须史迪威或其它驻中国的美国军官过问。(二)史迪威即行撤调，同时改组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美国将领为副统帅；以中国将领为参谋长，以美国将领充副参谋长，统帅部各处长、副处长均以中美军官分任。[2] 宋计划先与罗斯福总统作原则上的讨论，在10月偕同美国陆军次长麦克洛来渝时，再与蒋商量决定。
9月16日，宋子文会见美国总统助理霍浦金斯，霍赞成宋所拟调整方案，并称：在参加联合参谋团及改组战区大前提之下，更换史迪威轻而易举，史汀生虽反对亦将无效，马歇尔也不像以前那样对绝对维护史迪威。[3] 同月29日，宋、罗见面。事后，宋子文电蒋汇报：美方同意撤换史迪威，调整中国战区，在华盛顿另组包括中国在内太平洋军事参谋团。电称：本人将陪同蒙巴顿到重庆，向蒋报告国际情形，并洽商蒋与罗斯福、邱吉尔会晤问题。[4]10月，宋子文偕蒙巴顿及美国后勤部长萨默维尔中将来华。萨默维尔是美方预定的史迪威的接替人，还在途经印度德里时，宋子文就对萨透露说：“事情正在成功，他与大元帅（指蒋介石）一同进行了谋划。”[5]他完全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改变主意。
10月2日，蒙巴顿等向蒋介石转呈邱吉尔致蒋介石密函及魁北克会议决议。同月11日，蒋介石与宋子文谈话，宋向蒋谈了他自己对史迪威的不满，当日蒋日记云：“子文能自美国转印度回国，报告史迪威言行。乌呼！史氏真卑劣小人，无耻极矣！”[6]显然，这时，蒋宋在对史迪威的态度上仍是一致的。同月14日，蒋开始思考史迪威的去留问题，一是去史之后的代替人选，一是撤换史迪威的可能性。蒋认为：美国人员中无人适合出任东南亚战区副统帅，也无人能出任驻华美军主任。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非常袒护史迪威，美国政府未必决心将其撤换。[7] 这样，蒋介石原来的决心就动摇了。
10月16日，萨默维尔将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一事告知蒙巴顿，蒙巴顿强烈反对。他说：如果指挥中国军队两年之久的官员（指史迪威－笔者）在军事行动前夕被免职，他无意于使用中国军队。蒙巴顿委托萨默维尔将他的观点转达给蒋介石。[8]同日 蒋介石与萨默维尔谈话称：“史氏到华一年半以来，彼虽努力，然总勿能与我军合作，殊为遗憾。至于去留问题，余不作主张，惟望美国政府重加考虑而已。”[9] 谈话之后，蒋介石决定，“只要史氏能悟改，则以不撤换为宜”。他嘱咐宋美龄询问史迪威本人，同时，与宋子文谈话，将新决定告诉他。二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宋坚持原见，反对蒋改变主意，愤而宣称“不能与蒋共事”，并指责蒋：“你又不是野蛮人，为何说话不算话！”蒋则怒而逐宋离开。据唐纵日记称：“宋部长不知因何使委座见气，委座摔破饭碗，大怒不已，近年来罕睹之事。”[10]。当晚，蒋与宋美龄谈话，日记云：“史氏已表示悔过改善，余当宥之，不可再听子文之言，坚持撤换矣！” [11]17日，蒋介石本人通过宋美龄约史迪威谈话，告诉他：“如被撤职回美，个人之损失太甚。如能悔过改善，或可转回庶宥。”据云：“史乃完全自认错误，并表示澈底改过，余乃允而宥之。”[12]又云：“彼果已悔悟，表示绝对服从，不再违令，当可信也。此于国家抗战之成败得失，所关岂浅哉！”[13]
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发生冲突，一怒之下，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汪精卫、孙科等因而在广州另立政权，引起国民党内长达五年的宁粤之争。蒋担心撤换史迪威会严重影响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巨大灾难，日记云：“史迪威去留问题，为本周最重要之一事。宋子文力主去史，余之既定方针，几乎被子文摇撼，最后幸能自动补救，允史悔改，重加任用。此乃中美关系与战局影响一大转机，否则其危有甚于二十年时对胡汉民案者也。不能再为子文造成大祸。乃知安危祸福，全在最后五分钟几微之间也。此后应益戒惧。”[14] 18日，蒋介石再次会见萨默维尔，向他通报自己允许史迪威“悔过自新”的新决定，据称：萨“欣然甚感余宽大为怀之精神”。但是，蒋对宋却余怒犹存，当日，蒋日记云：“此事子文大不以为然，彼竟不顾大体，不知余之苦心，可恨孰甚！”[15]21日，萨默维尔向蒋告别，蒋察言观色，觉得萨的词色与初见时大不相同，感到安慰。当日日记云：“此与余不被子文所胁制，而允史迪威之自新大有关系也。”[16]
蒋宋关系中曾多次发生矛盾，蒋在日记中指责宋子文也屡见不鲜，但是，指责宋子文“可恨”，却并不多见。处于局外的唐纵记载说：“日来委座火气甚大，宋子文不知因何碰壁？”[17]
蒋介石对史迪威态度的转变既与他担心影响中美关系，损害抗战大局有关，也是宋蔼龄、宋美龄姊妹共同斡旋的结果。据史迪威自述：他曾经向这一对姊妹谈过当时中国军队的真相，使她们非常震惊；也曾经研究过改革的办法――让宋美龄代替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长。于是，史与这一对姊妹“订了攻守同盟”。[18]10月17日晨，宋美龄打电话给史迪威，声称宋蔼龄认为“仍有个转败为胜的机会”。史表示“不想呆在不受欢迎的地方”。于是宋氏姊妹就向史“谈起‘中国’和职责来”，要史”大度一些，坚持一下”。宋蔼龄对史称：“你的星正在升起”，闯过这件事，你的地位就会比从前更为稳固。姊妹二人表示，将代史见蒋，对他说，史只有一个目标，即中国的利益，假如史犯了错误，那也是由于误解而非有意，史准备好了要充分合作。在二人的坚持下，史点头同意，宋美龄表示“那我们马上就去做”。其后，史迪威见蒋，其情况，据史自述：蒋“改变了立场，演起了戏，竭力显得态度和解。他说了两点：1、我应该明白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职责。2、我应该避免任何优越感。这全是废话，但我有礼貌地听着。蒋介石说，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谐地再次继续合作。”[19] 20日，宋蔼龄向史解释说：“她只能在‘她的血肉’（子文）和中国的利益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花生米’（指蒋介石），并让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她认为这是一个大胜利。宋蔼龄保证，史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将来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进攻”。
蒋介石改变主意，史迪威留任使宋子文“挨了一下猛击”。[20] 但是，蒋自感对宋的态度也有不妥之处。10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本周以宋子文横暴，触余愤怒，实近年来未有之现象，此乃修养毫无成效之征象也，自惭之至！”[21] 31日，日记再云：“子文言动，令人愤怒，自不为过。然余之暴戾无状，不能逆来顺受，是毫无修养之征也。何以自解？”[22]11月6日，日记又云：“宋子文夜郎自大，长恶不悛。二十年来，屡戒屡恕，终不能使之觉悟改过。彼之野心难驯固矣，然余无感化之力，不能不自愧也。”[23] 这一段时期，蒋介石不见宋，宋也不见蒋。11月16日，宋子安出面调解，要求蒋召见宋子文一次，遭到蒋的拒绝。日记云：“彼诚幼稚而天真之人也。”[24]最后，宋子文不得不自己出面打破僵局。
12月23日，宋子文致函蒋介石，自称两月以来，独居深念，自感“咎戾诚多，痛悔何及”。接着，阐述与蒋的关系“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平日所以兢兢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信件着重说明抗战以来，自己“无论在国内、国外，惟知埋头苦干，秉承钧座指导，为争取胜利，竭其绵薄”，但因“个性愚憨，任事勇锐，对于环境配合之考虑，任事每欠周详；甚或夙恃爱护过深，指事陈情，不免偏执而流于激切”。信件自承在蒋前无礼、“粗谬”、“顽钝”，要求蒋“曲予宽容”。函称：“此诚文之粗谬，必赖钧座之督教振发，而后始足以化其顽钝，亦即文于奉教之后，所以猛省痛悔、愈感钧座琢磨之厚。今文以待罪之身，诚不敢妄有任何渎请，一切进退行藏、均惟钧命是听。伏乞俯鉴愚诚、赐以明示，俾能择善自处，稍解钧座烦忧、则文此身虽蒙严谴，此心转可略安、而曲予宽容。文无论处何地位、所以图报钧座之志始终不渝、尤必与青天白日，同其贞恒。”[25] 宋子文的这份“悔过书”打动了蒋介石。12月24日，蒋介石自思：“自十月痛斥宋子文以后，始终未准其相见，今日彼来函，表示悔悟，求见迫切，余乃从亲戚与内子之恳切要求，并为慰岳父母之灵，允于孔寓与之相见，当观其以后事实如何，如果能真诚觉悟，则公私皆蒙其福矣。”[26] 26日，蒋介石日记云：“对子文训斥以后，拒而不理者已逾两月。本周得痛切表示之悔书，乃于圣诞前夕，准予相见，亦以其为西安共同患难之关系也。”[27] 31日，蒋介石年末反省，日记云：“本年修养，虽较进步，然暴戾傲慢之气，仍未能减除，对张道藩、文白、孙哲生、陈辞修、宋子文、董显光等各种行态，尤为粗暴失态。虽子文、辞修之骄横跋扈，自应斥责，而其他同志则不过愚拙无能，实为无心之过，是余指导无门之所致也。乃不责己而责人，是为本年最大之羞惭。”[28]
六、史迪威的“除蒋”计划与美方掌握中国军权的图谋
蒋介石留用史迪威，双方和解，固然与史迪威模模糊糊地承认错误有关，但关键原因还在于缅北雨季即将结束，中国军队计划反攻缅北，不能临阵换将。
10月1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召集会议，蒙巴顿、史迪威及何应钦等出席。史迪威对中国军队参与反攻缅甸的计划作了介绍，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迪威日记云：“‘花生米’现在又讨人喜欢了。”[29] 与之相应，蒋对史的印象也有改变。11月24日，蒋日记云：“史迪威态度改变甚速，表现颇好，是亦感召之力乎？幸未为子文所胁制，否则，必得相反之恶果。[30] 不过，蒋介石看到的只是一时的现象。
美国军部早就密令史迪威“应利用一切机会，统率中国军队”。[31] 11月22日 史迪威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准备了一份与罗斯福的谈话资料，中云：“无论蒋介石作何承诺，我们如不将掌握中国军队之权，早获明文规定，所有努力均将成为废纸。”[32] 但当日史、罗见面时，史未获提出机会。12月6日，史迪威会见罗斯福，罗问史：“你以为蒋能维持多长时间？”史答：“局势很严重，日本人再来一次5月份的那种进攻就会把他推翻。”罗斯福称：“好吧。那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33] 12月12日 史迪威自开罗回重庆，途经昆明。本日，与其助手多恩（Frank Dorn，或译窦恩）上校谈话。[34] 其内容，据多恩回忆：史迪威声称奉上官密令，对蒋实施暗杀。事后，多恩拟具办法三种：用毒、兵变、堕机。史迪威选择最后一种，令其准备，候令实行。[35] 此后，暗杀计划始终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史迪威愈来愈明确地认为：“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36] “他们所应该做的是打死大元帅和何（应钦）以及这帮人中的其他人。”[37]
开罗会议中，蒙巴顿提出了一项在北缅作战的计划，蒋介石向罗斯福及邱吉尔陈述：攻缅胜利关键在于海军与陆军配合作战，同时发动，掌握制海权，阻绝日本的海上补给线。[38]24日，邱吉尔向蒋表示，英国海军须至明年5月，才能在南缅登陆，这使蒋大为失望。[39] 次日，罗斯福向蒋介石保证，北缅作战时，英海军必提早在南缅登陆。[40]蒋介石对邱吉尔已完全失去信任，认为“英人无论军事与经济，决不肯牺牲丝毫利益以济他人”，但他为了不给英方今后提供推诿借口，勉强表示同意蒙巴顿的北缅作战计划。[41] 30日，蒋介石在归途经过印度蓝姆伽，视察史迪威指挥部与郑洞国军部。郑早就感到，史迪威及其美国同事不愿他过问军事，不允许中国师级将领行使前线指挥权，事事要由美国人决定，因此向蒋诉苦，称史迪威视之如傀儡，不给他丝毫指挥权。[42]同日，蒋与廖耀湘、孙立人谈话，认为蒙巴顿、史迪威对中国军队的批评“皆非事实”，而且史迪威的指挥战略也“甚不当”。蒋并立即召见史迪威的参谋长白克，“据实用地图指正其误，并嘱转告史氏改之”。[43]
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于11月28日又在德黑兰会集会，斯大林表示，在打败德国后，将对日作战。英国对在缅甸作战本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便借此机会企图取消原来在缅甸作战的承诺。12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明德黑兰会议希望在1944年末结束对德战争，需要大量巨型登陆舰艇，询问可否将对缅甸的总反攻计划推迟到1944年11月。[44]蒋介石觉得此为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决定，已无法更改，只能表示同意，但提出中国经济危机较军事尤为紧急，要求美国贷款10亿美元，用以支持中国继续抗战。
罗斯福虽然有将总攻缅甸延期的打算，但并未最后决定，因此，史迪威仍在作及早攻缅的努力。12月14日，史迪威到重庆，企图说服蒋介石，谈话很不愉快。蒋介石日记云：“此人之神态与见解引人不快。呜呼凡事靠己，必须我能加强本军为第一义也。”[45]15日、16两日，蒋、史二人反复讨论攻缅战略。据史迪威日记，史向蒋反复说明“放弃进攻缅甸的可能后果”，蒋则表示：“我们不能冒在缅甸失败的危险，那对中国人所产生的后果将极为严重”，以致史在日记中怒骂：“这个小畜牲根本不想打。”[46] 据史迪威称，宋蔼龄和宋美龄也同时出面劝说，宋美龄甚至向史宣称：“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16日，再次开会讨论，蒋称：“我们只有1％的获胜希望。”“除非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两栖行动，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又称：“如果我们采取守势而让日本人进攻的话，我们获胜的机会就会多一点。”[47]据蒋介石日记，史“竭力怂恿如期攻缅”，但蒋“决心展期至明秋为止”。日记称：“此人既无军事常识，更无政治常识，余应表示展期之决心，勿使其再为我害也。”[48]此际，1942年远征军初战失败仍像梦魇一样压在蒋的心头。蒋日记云：“为攻缅展期问题，内外阻力甚大，如余无坚定决心，则此举必被根本动摇，将蹈去年失败覆辙矣。”[49]他担心如攻缅再败，则昆明不保，空运根据地全失，国际通道断绝，国内军心，民心动摇，将更为美、英、苏所轻侮。蒋估计，最多不过两年，太平洋大战必将爆发，“届时，如中国兵额未足，毫无精强部队参加决战，则我国地位绝无矣。故此仅有之资本，决不愿再作浪费，而被英国之欺弄，致我国于万劫不复矣”。[50]17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声称如登陆部队所需战舰及运输舰不能按原计划集中，则陆海的全面攻势延期至明年11月，一举歼灭在缅日敌，较为妥适。[51] 不过，蒋介石并不反对局部攻缅。
10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史迪威，布置自印度东北的列多（力多、立多）向北缅进攻的作战方针。19日，蒋介石与蒙巴顿、史迪威开会，确定以12月中旬为期，攻取缅北。蒋并且表示同意由蒙巴顿指挥全部在缅作战的中国部队，史迪威为副。[52] 会议结果使史迪威欣喜若狂。他在日记中写道：“有史以来头一次。大元帅授予我指挥使用（中国驻印军）部队的全权，没有绳索――他说没有干预，那是‘我的部队’，给了我解除任何一名军官职务的全权。”在给史迪威夫人的信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欣喜，甚至哼起了歌曲：“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圣诞节多快乐，我们坐在吉普上。”[53] 第二天，史迪威即飞返缅甸，转赴列多，与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研究作战计划。其后，驻印军在胡冈河谷、孟拱河谷等地迭获胜利。
蒋介石所同意动用的只是中国驻印军，但是，在云南，还有另一支待命进攻缅北的远征军。12月21日，罗斯福又致电蒋介石，要求中国驻滇部队向北缅作战，以支援英、美部队由印度向北缅的进攻。蒋介石仍然觉得没有海军从缅南配合，并登陆协助，乃是自取灭亡之道。12月23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重申开罗会议南北海陆军同时发动的意见，批评“盟军战略置中国战区于不顾”，声称中国驻印远征军已交给蒙巴顿、史迪威指挥，不能同意驻滇远征军再行出动。[54] 1944年1月15日，罗斯福再电蒋介石，要求出动滇西部队，尽力进逼，配合蒙巴顿。3月20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明缅甸形势已经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要求滇西远征军前进至腾冲及龙陵地区，以配合驻印远征军夺取缅北重镇密支那。[55]。当时，苏联空军与外蒙军队入侵新疆，正在与中国军队对峙。27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说明中国已抗战七年，国力、兵力均极疲惫，在新疆未安定，中国正面战场对日军的防线未有把握之时，中国主力军不可能由云南发动攻势。他重申在开罗时对罗的诺言，一旦英军发动对缅甸的海陆两栖作战，中国主力军必全力攻缅。但是，蒋仍然表示，将尽量抽调云南部队空运西线，增强列多方面的作战力量。[56] 当日，史迪威飞到重庆，蒋介石即批准由滇西空运第14师、第50师赴印作战。4月4日，罗斯福再次要求滇西远征军占领云南边陲要地腾冲与龙陵。在电报中，罗斯福不无牢骚地向蒋表示：“去年吾人装备并训练阁下之远征军，现正当利用此机会。如彼等不能用之于共同作战，则吾人尽其最大之努力，空运武器与供给教官，为无意义矣。”[57] 此函语含谴责与批评，此前还不曾出现过。5日，蒋介石日记云：“措辞傲慢，为自直接通电以来第一次也。”他认为，此电必为其军部所拟之稿，但现在尚非驳斥之时，应暂忍耐。[58] 6日，宋美龄特约史迪威助手贺恩（Hearn）参谋来谈，告以“美国此种压迫行动，实非中国所能忍受”。7日，宋美龄致电史迪威，声称罗斯福致蒋电，“如此措辞，余恐其将使吾人共同企求之目的未克达成”，希望史设法向华府拟稿人说明，“当此紧要之际，应竭尽全力，以促使吾人共同胜利之早日来临”。[59]10日，马歇尔下令暂时停拨援华军事物资，至滇西远征军出动时再予恢复。蒋介石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嘱何应钦答复美方：中国抗战与出击，自有一定计划，决不为美国武器之接济与否所转移”。[60]
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决定调整对缅作战方针。4月13日，军事委员会电令滇西中国远征军于月底前完成作战准备，相机攻占腾冲，策应西线驻印军攻击缅北重镇密支那。17日，拟定怒江作战计划。5月11日，反攻怒江作战开始。
然而，就在中国远征军东西两路同时出动之际，日军的“1号作战”却在节节进展。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扫荡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首先向河南进攻。5月25日，攻陷洛阳。5月底，日军开始向粤汉路进攻，蒋介石致电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要他提请美国军事当局注意其严重性，将成都存油、配件及飞机全部交陈纳德作为粤汉路空战之用。同时，蒋介石两电召史迪威回渝商量，史迪威均置而不答，蒋深感痛愤，在日记中批评史“诚非可以情义感之”。[61]6月初，蒋介石自我反省，深悔“去年已决心解除其职务，而复留用”的“失计”，批评自己用人办事尚为环境所转移，而关于重要问题皆不能主动自决”。[62] 史迪威早就认为，蒋介石过于重视陈纳德的空中打击力量，忽视陆军的建设与改造，因此他对中国部队在河南的失败并不惊讶，日记称：“中国的局势相当糟糕。我相信‘花生米’将要为他的愚蠢迟钝付出重大代价。这个傻瓜蛋，救世军主动来拯救他，而他却不接受。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他却大叫了起来。”[63]6月5日，史迪威到重庆，如他所料，蒋的目的在于要求史迪威同意，为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增加汽油供应。这使史迪威很不屑，在日记中批评蒋说：“他想要整个世界，但又什么都不想吐出来”。[64] 自然，史迪威拒不加拨。[65]6月18日，日军攻陷长沙，向粤汉、湘桂两路交叉点和战略基地衡阳逼近，情势更为危急。史迪威于7月2日致夫人函云：“如果危机到了足以摆脱掉‘花生米’而又不致毁了整艘船的程度，那就值了。”7月4日，史迪威致电马歇尔，报告中国战场危机，要求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以剧变形势应采剧烈手段”为理由，迫使蒋将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自己。电中，史迪威并称：“出兵晋豫以攻汉口，应是扭转中国局势之方法，此须使用中共部队。两年以前彼等愿听我指挥，今或仍能听命。” [66]其实，中共长于敌后游击战争，不会轻易“听命”于史迪威，匆促去进攻汉口这样的大城市。
马歇尔同意史迪威的意见。7月6日，马备妥电稿，由李海签呈罗斯福，声称“中国局势近已颓落至可惊之程度”，“目下已到须将中国军权交与一个人物指挥抗日，使生效果之时，环顾中国政府与其军队之中，尚无一人能够综持军力以应日方之威胁，有之即是史迪威。”[67] 7月7日 罗斯福按拟稿致电蒋介石，提出日军进攻华中，局势严重，“应责任一人，授以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军在内”，同时告以已升史迪威为上将，建议蒋将其从缅甸战场召回，“置彼于阁下直属之下，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68] 这一电报虽宣称将史迪威置于蒋介石“直属之下”，但实质上是架空蒋介石，赋予史迪威以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7月8日，史迪威日记云：“罗斯福给蒋介石去电，乔治·马歇尔给我来电。他们在我的事情上一直在向他施加压力。罗斯福要蒋介石给予我指挥的全权。”[69]
七 蒋介石、罗斯福的冲突与史迪威的被召回
宋子文最先得知要蒋介石向史迪威交出全部军权的消息，因而最先致电霍浦金斯反对，电称：“今天华盛顿又作出了一项错误的决定，陆军部要强迫蒋接受史迪威将军”，“我个人可以无保留地向你担保，蒋委员长在这个问题上决不会而且也不能屈服。”[70] 蒋介石觉得难以硬抗，企图拖延。7月8日 蒋介石致电在美代表孔祥熙，要他转呈罗斯福，声称“原则”赞成关于史迪威的建议，但中国军队及政治情况复杂，“必须有一准备时期”，建议罗派私人代表来华，调整蒋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增进中美合作。[71] 罗斯福看出了蒋意在拖延，于15日复电蒋介石催促，表示形势“需要有一迅速之处置”，尽早向史迪威交权。[72]7月16日 蒋介石日记云：“抗战局势，至今受美国如此之威胁，实为我梦想所不及。彼既不允我有一犹豫之时间，必欲强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之统帅，以统制我国。如余不从其意，则将断绝我之接济，或撤退其空军与驻华之总部，不惟使我孤立，而且诱敌深入，以致中国之速亡，其计甚毒。”[73] 8月6日 蒋日记再云：“最近内外形势之压力日甚一日。尤以美国在精神上无形之压迫更甚。彼必欲强余无条件与共党妥协，又欲余接受其一史迪威为总司令，此皆于情于理不能忍受之事。”[74] 可见，蒋对罗虽表面顺从，而内心却充满强烈的对抗情绪。19日，蒋介石听说罗斯福将派美军副参谋长来华面递公文，估计必是催逼自己委派史迪威指挥对华军事，对罗斯福更加怨愤，日记称：“自本年七七以来，罗斯福对华已竭尽威胁压迫之能事矣。”[75] 但是，蒋介石一时还不敢得罪罗斯福，与戴季陶、陈布雷研究后，决定“暂用妥协政策为宜”。[76] 7月23日，蒋介石两电孔祥熙，要他当面向罗斯福陈述：蒋对罗的主张“原则上表示接受而毫不踌躇”，但实行上不可无“程序”，“须有一相当之准备时期”；罗所称指挥全部华军，应指在国民政府统辖下在前线的作战部队，其指挥范围与办法，应另行规定。要孔特别说明：“抗战七年，而中国全国国民之所以百折不挠者”全为求得国家之独立与自由，保障国家之尊严”，意在含蓄地指出罗斯福主张之不当。关于租借物资支配权，蒋提出：应完全归于中国政府或最高统帅，但可授予史迪威“考核监督之权”。[77]
罗斯福不容蒋介石拖延，于8月10日致电蒋介石，声称中国战场形势危急，授予史迪威全部指挥权一事“必须立即行动”，同时提出，将派曾任陆军部长、中东特使的赫尔利为私人代表来华，调整蒋、史关系。至此，蒋介石已不能闪躲。同月14日，蒋拟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并拟在复罗电中表示“余已积极准备，甚望其能于短期内可以顺利实现”。[78] 蒋既松动，罗斯福也不想使中美关系弄得很僵。于8月23日致电蒋介石，继续催蒋尽早采取必要的措置，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电称：“稽延之思考及审慎之部署，于此军事严重之时，容有严重之后果。”同时，罗斯福也表示，正拟订新程序，使史迪威不再负责拨发租借物资。[79] 这通电报，意在进一步催逼，但也有所让步。
9月6日，罗斯福特使赫尔利与纳尔逊抵达重庆。9月9日至11日，宋子文、何应钦与赫尔利、史迪威、纳尔逊谈话。其间，宋子文根据蒋介石指示，坚持美国租借物资到达中国后应交中国政府处理，声称“必须记住一个大国的尊严”，但史迪威、赫尔利均反对。[80]赫尔利指斥宋子文“胡说”，对宋称：“记住，宋先生，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生产的，我们拥有他们，我们愿意给谁就给谁。”[81] 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大元帅控制了分配权，我就完了。共产党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帅的亲信才能得到物资，我的部队（远征军）将只能去舔别人的屁股。”[82] 12日 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赫尔利、史迪威不愿交出租借物资支配权，蒋称：“此事非坚持不可。”[83] 同日 赫尔利与纳尔逊拜会蒋介石，给蒋的印象是“言辞虽婉而意甚严”。他认为，抗战以来，举凡军事挫折、经济疲困、“共匪猖獗”、政治恶化等各种问题，都是美国的“粗疏盲昧、无端诋毁”的结果。对于谈判再三而美国仍不愿将援华物资交给自己支配，以及不愿就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一事订立协定，蒋介石犹感恼怒，再次萌生“独立应战”的想法，日记云：“对余之侮辱欺妄，竟至于此。故余决据理力争，不能再事谦让，并须预作独立应战之准备，以防万一也。”[84] 9月16日，美国大使高斯对蒋介石称：“希望将来中国在和会中能代表中国与亚洲，不失为四强之一之资格。”蒋自称听了这段话以后，有如“利刃刺心”，在《反省录》写道：“若不自力更生，何以立国？何以雪耻，而史迪威之刁难轻侮，更令人难堪。”[85]
史迪威所指挥的中国驻印军迭获胜利。8月5日，驻印军攻克密支那。但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也进展迅速。9月12日，日军攻占广西全州，威胁桂林、柳州。滇西方面，远征军于9月14日克服腾冲，与盘据龙陵的日军则陷于苦战状态。9月15日，蒋介石要求史迪威命令驻印军乘胜进攻缅北的另一要地八莫，以此策应滇西远征军，否则，即拟将远征军撤回怒江以东，保卫昆明。史迪威声称，在密支那的中国远征军需要休息，建议蒋调在陕西监视陕北的胡宗南部来援，同时反对滇西远征军撤回怒江以东。他在日记中斥责蒋介石为“疯狂的小杂种”，“一如既往的荒诞理由和愚蠢的战略战术观念。他很难对付而又令人讨厌。”[86]事后，史迪威紧急电告马歇尔，声称“长江以南的灾难主要是由于缺乏适当的指挥和照例的远在重庆的遥控。麻烦仍然来自最高当局。”[87] 1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认为日军进攻中国东部是“诡计”，要求蒋介石立即补充缅北部队并且立即派遣生力军，协助怒江方面的中国军队。该电同时严厉批评蒋延搁委任史迪威指挥中国所有之军队，以致损失中国东部的重要土地。罗斯福以威胁的口吻称：“务希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及吾人援助中国之计划。”“不然，则在政治上及军事上种种之计划，将因军事之崩溃而完全消失”。[88] 这通电报有如最后通谍。史称赞说：“这一枪打中了这个小东西的太阳神经丛，然后穿透了他。这是彻底的一击。”[89]19日，史迪威向蒋面交此电，蒋只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了”，但内心愤怒异常，日记云：“实我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今年七七接美总统罗斯福侮辱我国之电以后，余再三忍辱茹痛，至今已有三四次之多，然尚可忍也。今日接其九一八来电，其态度与精神之恶劣及措辞之荒谬，可谓极矣。”[90]20日，蒋介石对赫尔利、纳尔逊说：“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此忍受史迪威等之侮辱，此殊足为中美两国合作之障碍也。[91]
赫尔利来华后，曾与史迪威长谈。史称：自己与蒋之间，两人个性均极强硬，工作上不免发生困难。今后愿意接受蒋之命令。关于援华租借物资，赫批评史全面操控的做法，史同意今后全部交蒋支配。关于中共问题，史提出由彼提出调整方案，国共两党彼此谅解，将中共以及中央用以防共的部队，均调出抗战。赫称此为中国内政，吾人虽盼中国统一，但只能以“纯客观之立场赞助中国政府解决中共问题”，使所有中国抗日部队均听命于蒋的指挥。24日，赫尔利会见蒋介石，汇报与史晤谈情况。蒋称：罗斯福关于将中国军队交史迪威指挥提议，出于好意，有利中国，但“军队乃国家命脉，而军队之指挥权，乃操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自己不能不慎重处理。蒋要赫尔利转告罗斯福：“有三点不能稍事迁就：1、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任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2、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失。3、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92] 蒋称：已对史迪威“失去最后一分之希望与信心”，希望美国另派人员来华。宋子文当即配合，声称美国派任东南亚的盟军总部某参谋长，即可胜任。[93] 25日，蒋介石命宋起草致赫尔利备忘录，表示同意美方遴选将领一员为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兼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备忘录称，自赫尔利来华后，本人曾不顾以前之感觉与判断，考虑以史迪威为前敌总司令，但“史将军非但无意与余合作，且以为受任新职后，余将反为彼所指挥，故此事因而中止”。[94]
蒋介石拒绝罗斯福的意见，自知事关重大，中美关系有破裂的危险，准备恢复“独立抗战”。9月26日．蒋介石致电在美国的孔祥熙与宋美龄，声称罗斯福来电“其措辞实不堪忍受，余对其来电决置之不复。”“吾人如再恢复独立抗战之态势，则对内政与军事情势，决不能比现在更坏。只要内容简单，无外力牵制，则国内一切措施方能自如，决不如今日皆受人束缚之苦也。史决难再留，如有人来说情，应严正拒绝，并请其从速撤换，以免阻碍今后之合作也。”[95] 27日 蒋介石日记云：“自史迪威由印回渝，半月以来，彼即作有计划有系统之威胁宣传：一则曰，彼即离渝回美，再则曰，共党要求其赴延安，三则曰，彼拟飞往延安，四则曰，第十四航空大队将完全撤退。五则曰撤退驻渝美军总部人员。以上种种荒谬言论，无非欲余将华军指挥权，无条件交彼而后已，而美国国内亦对华军作种种不堪之妄报，遂使其国人对华轻视，以为中国真至绝望之境矣。即以罗斯福上周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华军事不满之表示，更可见非达到统制中国之目的不可也。若不决心据理力争，将何以遏制其野心而暴露其阴谋乎！”[96] 28日 蒋介石致电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嘱咐他今后不可再向美国要求任何物品，以免为人轻视，并要求他迅速离美回国。这时候，蒋已经作了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准备。30日，他在《本星期反省录》中写道：“美国态度之恶劣已至极点，如其再不自悟，惟有出于绝交之一途。”“万不料参加同盟战争，竟得此恶果与窘境。” [97]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虽是弱国，但是，中国毕竟是大国，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主要力量。蒋介石既然寸步不让，美国不愿丢掉中国这个战略伙伴，就只有向蒋让步了。10月6日 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接受蒋的建议，解除史迪威的参谋长职务，命他不再负责租借物资，但罗坚持，为保证中印空运，仍须史负责指挥在缅甸及云南的中国军队。[98]10月7日 蒋介石接见赫尔利，拒绝罗斯福建议，声称史迪威既不能服从命令，又缺乏与中国合作精神，故不能再委以指挥中国战区任何军队之名义与职务，要求美方另派人员。蒋并拟就致赫尔利的说明文稿和答复罗斯福电稿，当场由宋子文口译。[99] 8日 蒋介石约陈布雷谈话。陈认为罗斯福适可而止。蒋不赞成，表示：“应已要求撤回为唯一目的。”同日，孔祥熙也致电蒋介石，说明罗斯福召集美国陆海军首脑商谈，军方对撤换史迪威颇多顾虑，马歇尔又对史极为支持，史现升四星上将，与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权位相等，如另派他人，至为难得等为理由，要求蒋令史辞去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专心负责滇缅路联军军事。[100] 但是，蒋也不为所动。9日 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要求调回史迪威，另换他人。[101]
此际，蒋介石认为对美交涉已至最后关头，做了最坏准备。他在日记中表示，如罗斯福不改变其现在态度，则不能不准备决裂。在历史上，蒋在碰到困境时，曾经有过两次下野的记录。这次，蒋自称：“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可为内外形势恶劣之故而灰心下野，以放弃我革命之责任也。”[102] 10月13日 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会见宋子文，希望留住史迪威，声称撤换史将损害罗斯福的威信。宋向蒋汇报，蒋虽感到形势的“危险与恶劣”，但是，也还是不准备收回决定。[103]10月15日 蒋介石日记云：“当此内外夹攻，困难重重之秋，惟有求其在我，我能自立自强，则一切外物自可迎刃而解也。”[104]
赫尔利来华，本负有劝说蒋介石接受罗斯福决定的任务，但是，他在与蒋的接触中，却逐渐被蒋说服。10月13日，他致电罗斯福，声称“中国以劣势装备之弱国对其强大敌寇，抗战至七年以上，尚不能使之屈服，则美国对华交涉，决非用压力与威胁所能奏效”。他力劝罗斯福改变决定，另派能与蒋合作的人员年轻将领来华。电称：“如我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可能失了中国”。[105]自然，罗斯福不愿失去中国，只能向蒋妥协。10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声称现正颁发命令，即将史迪威回国。在一场比赛智慧、比赛意志的较量中，罗斯福败在蒋介石手下了。蒋介石志得意满，10月22日 蒋介石日记云：“如果此次请调史迪威不成，则美在东方必演成军国主义之祸首，是以此举不仅救我国，抑且救美国矣。”[106]28日，美国正式发布调史迪威回国命令。10月31日，蒋在日记中自夸云：“此实我中国解放之开始。” [107]
宋子文最早提出撤换史迪威，在蒋改变主意后又因坚持己见而受到蒋的斥责，这时，自然很高兴。10月30日，宋子文致宋子安电云：“此次史迪威撤调回国，兄助回合（暗指蒋介石――笔者），出力不少。盖为纠正一年前历史上之错误也。”[108]
1945年1月5日 美国政府自动撤回史迪威的助手多恩，蒋介石日记云：“此人为史迪威手下第一骄横侮华之人，美竟撤去，则其援华之诚意又进一步矣。”[109]同年7月8日，蒋介石想起一年前罗斯福强制自己交出军权的情况，认为“几等于宣判中国之死刑，为抗战以来所未有之耻辱”。”[110]6月23日，史迪威出任美国第十集团军司令，与日军在充绳岛作战。 8月2日，蒋介石得知，马歇尔决定由史率领第十军由琉球来华登陆，史则倡言“必先倒蒋”。[111]当晚，赫尔利拜会蒋介石，蒋将《史迪威事备忘录》交赫，嘱其转交杜鲁门总统，拒绝史迪威再次来华。[112] 史迪威和中国的关系自此结束。
八 是非讨论
史迪威是个优缺点都很突出的人物。他是中国通，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抗日，对中国社会、中国军队与蒋介石其人有许多敏锐的认识。远征军第一次缅北作战失败后，他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增强了中国军队的作战力。远征军第二次缅北作战胜利，显然与他的训练、指挥有关。郑洞国曾回忆说：史迪威“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华的军事将领。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他的态度不仅始终是认真、积极的，而且颇具战略眼光，在指挥上很有一套办法。最难得是是他身为异国高级将领，却毫无官架子，待士兵们十分友善，喜欢同他们交朋友，慢慢赢得了不少中国将士对他的钦敬。”[113] 应该承认，他是对中国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国际友人之一。但是，史迪威的性格中也有一些突出的缺点，例如傲慢、主观、急躁、偏激，特别是，作为美国将领，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大国主义的思想和作风。
蒋史矛盾，开始于战略分歧。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际，中国远征军刚刚入缅，人地生疏，英国在缅军队则根本没有斗志，在这种情况下，就急于要求中国军队对日军发起强力进攻，是其不妥之一。蒋介石和中国将领与日军作战多年，熟悉日军的优势和特点，反对贸然进攻，后来又反对在缺乏盟国有力的支援和协同下由中国军队孤立作战，求稳防败，有其合理性，但史迪威却视之为“卑怯”，由此对蒋介石和中国将领的抗日积极性作了过低的估计，是其不妥之二。中国入缅军初战失利，史迪威擅作主张，未经请示就决定向印度退却，途中环境恶劣，给养困难，造成部队非战斗减员过大，史迪威完全缺乏自责，是其不妥之三。
中国与美国、英国等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是同盟国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关系。蒋介石、宋子文等人期望尽可能多地得到美国的援助，但是，同时又不能容忍对中国的任何歧视，要求待遇平等，能和英国、苏联等受援国一样，自己掌握租借物资分配权，也有其合理性。当时，中国有关机构腐败严重，蒋介石又歧视和排斥中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因此，史迪威等应该也完全可以坚持对援华物资分配的建议权和监督权，但是，史迪威等却坚持援华物资是美国人生产的，必须由美国人分配，中国人无权过问，这就是大国主义的作风了。史迪威批评蒋介石是“一条贪婪、偏执、忘恩负义的小响尾蛇”。其中所说“偏执”姑置不论；说蒋“贪婪”，无非是指蒋对美援的不断争取；说他“忘恩负义”，则是典型的“施主”的“恩赐”心态。
抗战时期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确实存在着较多问题，需要训练和改造，蒋介石对军队的指挥也确实有不少问题，需要改进、改革，但是，史迪威作为外国人，不应越俎代庖，大量任用美国军官来控制和操纵中国军队，更不应图谋全面掌握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甚至制订暗杀计划，企图除去当时还是中国政府和抗日领导人的蒋介石。1943年10月之后，中国军队两面作战，既需要迎击日军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又需要开辟缅北、滇西战场，应付为难。在这一情况下，罗斯福听信史迪威、马歇尔等人的意见，利用中国军队在河南、湖南等地的失败，要求蒋介石将中国军队、中国战场的全部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自然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军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部分，也是蒋介石集团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命根子。蒋介石坚决抵制罗斯福的要求，甚至不惜为此与美国决裂，独立抗日，既反映出蒋介石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成分和他性格中的倔强一面，也反映出他充分懂得，维护军权对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性。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战场愈来愈显示其重要性。史迪威于对蒋介石集团失望之余，寄希望于中共，主张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援华物资中应有中共抗日部队的份额，并且建议将胡宗南的部队调往抗战前线。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蒋介石对此采取疑忌和反对态度，是其反共思想和立场的必然表现。
宋子文是史迪威来华的促成者，但又是撤回史迪威的最早提议者，为此，他在美国斡旋疏通，一旦撤回有望，而蒋介石却临事而惧，改变主意，由此引起两人间的巨大冲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有意冷落宋子文，甚至连开罗会议也不让作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参加。但是，蒋宋之间毕竟基本观点一致，利害一致，在宋子文上书“悔过”之后，蒋介石就原谅了他。此后，蒋宋合作，共同促使罗斯福作出了召回史迪威的决定。
[1]《战时外交》（三），第243－244页。
[2]《战时外交》（三），第262－263页。
[3]《战时外交》（三），第265页。
[4]《战时外交》（三），第267页。
[5]《史迪威日记》，1943年10月21日。
[6]《困勉记》卷74，1943年10月11日。
[7]《困勉记》卷74，1943年10月15日。
[8]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376－377.
[9] 《困勉记》卷74，1943年10月16日。
[10]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86页。
[11] 《困勉记》卷74，1943年10月17日。
[12] 《爱记》，1943年10月17日。
[13] 《困勉记》卷80，1943年10月17日。
[14] 《省克记》卷22，1943年10月17日。
[15] 《困勉记》卷80，1943年10月18日。
[16] 《困勉记》卷80，1943年10月21日。
[17]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1943年10月21日，第387页。直到11月5日，唐纵才弄明白所以，见该书第389页。
[18]《史迪威日记》，1943年9月13日，前引书第199页。
[19]《史迪威日记》，前引书第205－206页
[20]《史迪威日记》，1943年10月21日，前引书第207页。
[21]《省克记》卷23，1943年10月24日。
[22]《省克记》卷23，1943年10月24日。
[23]《省克记》卷24，1943年11月6日。
[24]《爱记》，1943年11月16日。
[25] 宋子文文件，第64盒。
[26]《爱记》，1943年12月24日。
[27]《爱记》，1943年12月26日。
[28]《省克记》卷24，1943年12月31日。
[29]《史迪威日记》，1943年10月21日。前引书第207页。
[30]《爱记》，1943年11月24日。
[31] 史迪威政治顾问（美国国务院所派）戴维斯告友人语，见《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6月8日，林孝庭等编：《胡佛研究所所藏蒋介石、宋子文电稿》，初稿，未刊。
[32] 转引自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94页。
[33]《史迪威日记》，前引书第220页。
[34]《史迪威日记》，前引书第228页。
[35] Frank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 New York, Y. Crowell, 1971, pp.75-79. 转见前引《史迪威事件》，第196－197页
[36]《史迪威日记》，时间不明，前引书第279页。
[37]《史迪威日记》，1944年9月9日，前引书第284页。
[38]《战时外交》（三），第537页。
[39]《困勉记》卷81，1943年11月24日。
[40]《困勉记》卷81，1943年11月25日。
[41]《困勉记》卷82，1943年12月1日。
[42]《困勉记》卷81，1943年11月30日；参见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296－297页。
[43]《困勉记》卷81，1943年11月30日。
[44]《战时外交》（三），第286页。
[45]《困勉记》卷82，1943年12月14日。
[46]《史迪威日记》，1943年12月15日。前引书第230页。
[47]《史迪威日记》，1943年12月16日，前引书第231－232页。
[48]《困勉记》卷82，1943年12月15日。
[49]《困勉记》卷82，1943年12月16日。
[50]《困勉记》卷82，1943年12月17日。
[51]《战时外交》（三），第289页。
[52]《作战经过》（三），第385－394页。
[53]《史迪威日记》，1943年12月19日，前引书第233页。
[54]《战时外交》（三），第291页。
[55]《战时外交》（三），第296页。
[56]《战时外交》（三），第297－298页。
[57]《战时外交》（三），第299页。
[58]《事略稿本》，1944年4月5日。
[59]《事略稿本》，1944年4月6日、7日。
[60]《事略稿本》，1944年4月13日。
[61]《事略稿本》，1944年6月1日。
[62]《事略稿本》，1944年6月3日。
[63]《史迪威日记》，1844年6月2日，前引书第262页。
[64]《史迪威日记》，1944年6月5日，前引书第262页。
[65]史迪威的助手贺恩称：“史迪威正想令华东机场失去，以证明其在华府会议中预测之证实。”，见Way of a fighter, p294. 转引自《史迪威事件》，第307页。
[66]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380－381.
[67]《史迪威事件》，第265－266页。
[68]《战时外交》（三），第634－635页。
[69]《史迪威日记》，1944年7月8日，前引书第267页。
[70] 巴巴拉：《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622页。
[71]《战时外交》（三），第637页。
[72]《战时外交》（三），第642页。
[73]《事略稿本》，1944年7月16日。
[74]《事略稿本》，1944年8月6日。
[75]《事略稿本》，1944年7月19日。
[76]《事略稿本》，1944年8月19日。
[77]《战时外交》（三），第645－648页。
[78]《战时外交》（三），第651页。
[79]《战时外交》（三），第655页。
[80]《史迪威事件》，第278页
[81]《史迪威日记》，1944年9月16日。前引书第287页。
[82] 同上。
[83]《事略稿本》，1944年9月12日。
[84]《事略稿本》，1944年9月12日。
[85]《事略稿本》，1944年9月16日。
[86]《史迪威日记》，1944年9月15日，前引书第287页。引文参考了瞿同祖所译《史迪威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21页。
[87]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435-436.
[88]《战时外交》（三），第658－659页。
[89]《史迪威日记》，1944年9月18日，前引书第289页、
[90]《事略稿本》，1944年9月19日。
[91]《事略稿本》，1944年9月20日。
[92]《战时外交》（三），第675页。
[93]《战时外交》（三），第667－671页。
[94]《战时外交》（三），第673－674页。
[95]《战时外交》（三），第675页。
[96]《事略稿本》，1943年9月27日。
[97]《事略稿本》，1943年9月30日。
[98]《战时外交》（三），第677－678页。
[99]《战时外交》（三），第678－679页。
[100]《战时外交》（三），第683页。
[101]《战时外交》（三），第684页。
[102]《事略稿本》，1944年10月11日。
[103]《事略稿本》，1944年10月13日。
[104]《事略稿本》，1944年10月15日。
[10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 1944, Vol.6. p.726. 参见《事略稿本》，1944年10月21日。
[106]《事略稿本》，1944年10月22日。
[107]《事略稿本》，1944年10月31日。
[108] 宋子文文件，第47盒。
[109]《事略稿本》，1945年1月5日。
[110]《事略稿本》，1945年7月8日。
[111]《事略稿本》，1945年8月2日。
[112]《事略稿本》，1945年8月3日。
[113]《我的戎马生涯》，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