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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二二八事件的宣传与研究
二二八事件的宣传与研究
二二八事件对战后台湾社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发酵成的二二八情节至今仍在左右台湾政坛，阻碍着国家统一。60年来，各派力量出于不同的目的，对二二八事件做出各种各样的解读，探幽微言大义，为现实政治服务。笔者不惴浅陋，探讨海峡两岸二二八事件的宣传与研究，以助对台湾问题的理解。
一、省籍矛盾的形成
西晋永嘉之乱，河洛板荡，中原士族大举南迁，五代、南宋时达到高潮，繁衍生存。满清入关，扬州十日，嘉定屠城，闽粤移民偷渡台湾海峡，冒险犯难。日寇侵台，广大台胞自发组织起来保卫家园。1945年8月，在重庆的台籍人士撰文，“国人往往忽略台湾人民的特性和心理”，“台湾自满清统治下的所谓‘三年小叛，五年大乱’以至日本时代的数十次暴动革命，其起因都是反抗异族的统治，而欲争取其应享的自由”，“要台湾实行地方自治，要祖国上下以留东五十年老留学生看待台湾人民。”台胞的一番肺腑之言，有感而发，语重心长，却不是陈仪等大陆籍官僚所能细加体察的。
陈仪主持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拟定接管计划，培训人才。限于客观环境和主观力量，国民政府对台湾接收十分仓促，陈仪勉为其难，力图使被战争破坏了的台湾起死回生。他建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推行统制经济，维持台湾金融自成系统，其种种举措与台籍精英发生矛盾，引起国民党内一些派系的不满。在直选县市长、发展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上，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与台籍精英冲突迭起。各种社会矛盾未能调解，反而扩大，台湾社会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加上军警力量薄弱，通货膨胀，人民燥动不安。1947年2月27日，因专卖局警员在台北市取缔小贩，引发冲突。次日，民众请愿示威，发展成大规模的官民冲突。
二二七缉私血案引爆了台湾接收与重建的政治地雷。一直想分享权力的台籍精英终于登场，利用政府的施政危机，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组织群众，提出处理大纲三十二条，旨在“台人治台，高度自治”，要求长官公署接受他们的要求。
二二八事件的领导人为各地的士绅。台籍日军退伍兵成为攻打军政机关的主力。3月9日，国军21师陆续在基隆登陆，立即大开杀戒，将各地处委会的领导人物秘密处死，使得民众群龙无首。参加抗争的台籍日军退伍兵无明确政治目标，不过是发泄私愤，面对大兵压境，一哄而散。台湾无战略纵深，退往山地的民军很决便被各个击破。
经国防部部长白崇禧的承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对参加二二八事件的青年学生一律免于追究，对在押的约4000名参与暴动人员全部释放，对在押或遭通缉的领导人物免于刑事处罚或减刑，从而避免更大的损失。总计在二二八事件中，台胞死伤不超过2000人，大陆军公教人员死伤约1200人。
光复一年多来，在动荡不安的大局中，长官公署努力解放台胞，培养民主政治，恢复经济，种种苦心孤诣，事实俱在。台湾潜伏着种种危机仍在恶化。陈仪未能把仅有的人力物力专门去防止危机，埋头苦干。台胞不能谅解长官公署的窳政，群起抗争，不料竟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族群冲突，在数日之内，几千人伤亡，这真是一场大悲剧！长官公署、警总及国军未经法律程序与公开审判，滥杀拘捕，枪杀百姓，家人突然失踪。要营救，就得贿赂。家属除了为骨肉血亲死于非命悲伤外，其心理的愤怒不平难以消除，成为久久不得愈合的伤痕。台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用二二八流的血，造成了一道感情的鸿沟，在建设新台湾的前途上投下了厚厚的阴影。
二二八事件是台胞自发追求高度民主自治的斗争，蒋介石、陈仪却私心自用，妄定为“背叛国家”的叛乱行为，用暴力淹没其于血泊之中。当政者对二二八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亲历二二八事件的周青指出：“二二八的排外是不好的，但它如果真正得到母爱，台湾人民怎么会排她呢？！”二二八事件中，有些人的父母亲友或失踪，或坐牢，他们走上台独之路，是一个感性的问题，而不是理性的，要解开这种情结是不能用任何理论讲得通的。
李世杰回忆：1949年底我到台湾后，一位亲戚说“国民党屠杀那么多的本省人，实在太不应该。看来，这件事已经成为长久之仇恨的。”我说：“不是听说外省人也死了很多吗？这实在是一个大悲剧，大浩劫。”他说：“不错，那是被群众打死的，但是，军队用机关枪扫射，死的都是台湾人。……我也知道不应该恨外省人，譬如，我们是远房兄弟，而你是外省人，我是本省人。其实，你我的曾祖父还是同一人哩。有什么本省外省好分？但是，你不知道，政府处理‘二二八事件’太过残忍，却招致台湾人由恨国民党而变成恨外省人，由恨阿山而也恨半山了。这种观念虽然错误，国民党也应该负相当大的责任。”[1]
大陆籍同胞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自从台湾事件发生以后，很多机关便无形中等于停顿，国军开到以后两个星期，才慢慢开始工作。但十分之九的外省人，因为感到事件发生时，生命毫无保障，物价既高，待遇又薄，故均心灰意懒，无心工作，急急求去。而很多台湾人，自国军开到以后，亦均战战兢兢，深恐外省人藉机报复，而疑惧惶恐，终日不安。像这种在精神上所造成的损失，和心灵上所遭受的创伤，实无法可以弥补。”[2]
二二八事件加剧了台湾的悲情。一位台湾学者痛陈：“‘二二八事件’的伤亡，虽无正确的统计数字，但我们还未闻有超过3万人的数字。……日本侵台，……绝大多数的台胞是揭竿而起奋勇抵抗的，其义无反顾前仆后继，是为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可歌可泣的一章。这种民族的斗争和矛盾，我台胞是怀抱‘九世含冤’之辱，未曾忘怀的，因此，我们也从未曾期待过日本对抗日运动镇压的平反或赎罪，因为那是罪无可逭的！然面，台湾光复，……可说无一台胞不是欢呼台湾又回到了祖国怀抱。……不要说陈仪竟以‘二二八事件’来回报我台胞对国军的欢迎，即使仅仅是杀一不辜，都不是当时充满祖国热望的我台胞所能忍受得了的委屈。‘二二八’屠戮之惨，也许不如‘云林事件’、‘噍吧年事件’之甚（据台湾民间传说，台胞死伤达3万人，而台湾总督府公布的数字为2000人左右。笔者注），但是，在台胞心理上的创伤和委屈却还甚于‘云林事件’、‘噍吧年事件’。”[3]
抗战胜利初期，中国边疆各地存在着无限的期望，可是内战接踵而至，南京国民政府无力顾及边陲远地。应兴者不能兴，应革者不能革，政治腐败，比内地更甚，人民对于政府不能满意。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大国趁机介入。人们在失望之余，容易受外力的操纵。在混乱不堪的中国，二二八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二二八事件开启了台湾省籍矛盾的先河。掌握公权力的统治者基本上是从大陆来台的外省人，而被统治者基本上是由台湾人构成。统治集团与台湾当地民众的矛盾被折射成外省人与本省人间的群体矛盾。越来越多的大陆军民涌进台湾，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民众间产生政治权力、经济资源的排挤效应，使省籍矛盾长期化、固定化。二二八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反而成为台湾省籍矛盾之源。
二、二二八情节
边陲孤岛的台湾，近400年来，曾经沦为西班牙、荷兰、日本的殖民地，是大清帝国的化外之地。因清廷漠视及割让日本，台湾的历史文化与大陆关系，较内地各省淡薄。二战后几十年，经陈仪的开创性工作，蒋氏父子的苦心经营，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中心——边陲体系中，台湾并未步拉美国家后尘，出现依赖理论所指责的病理病症，不容易摆脱国际经济的边陲体质，而是展现了强劲的活力。因为，闽粤移民在几百年的抗争中，在异族政权统治下，一直在求生存、求发展，不屈不挠。
国民党政权借助技术官僚，实现台湾经济现化代，以民众的丰衣足食获得支持，稳固其威权。随着经济繁荣，多元社会形成，政治经济愈益密不可分时，台湾民众自然起而要求参与政治，确保社会公平正义。面对全球民主化潮流激荡，蒋经国知反攻大陆无法兑现，若不纾解独裁统治，政权危在旦夕，开放报禁、党禁，放宽外汇管制，允许大陆探亲，大幅改革政治。体制外力量迅速兴起，与国民党政权竞争。李登辉接手，把40年动员戡乱戒严体制，逐渐更换为自由民主的新社会。2000年台湾未流一滴血，达到朝野政党和平轮替执政。
蒋介石集团在台湾推行白色恐怖，严禁谈论二二八事件，百般压制受难者家属的平反要求，二二八成为台胞心头最大的禁忌。真实的二二八不为人所知，只能郁积于受难者家属的心中，埋藏在故纸堆里，或许将永远伴随着冤魂野鬼，永不见天日。受难者及其家属的亲身经验不只是他们的苦痛，更是台湾社会深层的悲哀。发解他们的心声，才能揭开统治者的残暴和台湾社会内在的隐忧。二二八在大陆解读成革命起义，在美日等国发展为独立运动。二二八的伤痕本应冲淡，两岸交往的断绝阻碍了台籍人士对大陆的认知。
族群的特质常常是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自己人”对“其他人”的主观感觉。省籍作为一种族群关系，就是本省人和外省人自觉到彼此特质的不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历史起源的距离。不对等是一种不均匀的社会，某一个族群的人较容易占有特殊的优势地位，同时也造成了另一些人的劣势。
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差异，不是民族差异，也不是阶级差异，而是国民党赴台后在权力结构方面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以掌握政权的外省人统治力量，与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本省人间的支配关系。台湾政治反对运动旨在追求民主化和本土化。民主化是要回归宪政，建立政党政治，保障基本人权，反对一党专政。本土化是要建立一个以台湾为核心的政治思考模式，台湾人可以公平有尊严地参与各种活动，反对外省人垄断政治权利。
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分类基于台湾是中国的一省。1991年5月，台独言论禁忌被社会运动突破后，省籍问题又有新的涵意，对有些人而言，台湾并无省籍问题，只有国家认同问题，也就是作为中国人与作为台湾人间的选择。
一些人类学家认为，民族主义是在创造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透过象征符号的建构，发展大部分人均能享并自觉到的集体意识，类似于宗教、神话。这种想象的社群，是一种共同历史、共同起源的创造，是一种政治的集体表征的创造。这种集体创造有时是由统治阶层发动；有时则由被统治者发动，用来和统治者抗争。
通过个人和部族偶像的仪式性活动，个人成为集体生活的一部分，集体生活也透过个人而实现。部族偶像，或者图腾崇拜，并不是简单的神秘精神现象，它代表个人与集体的联结，代表一个族群对集体生活、对自己社会的自我崇拜。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团结现代人的宗教性活动。代表民族的政治符号，如传说、苦难、英雄等均属于现代族群的图腾标记。而民族国家的建立，则是共同集体生活的现代表像。
任何分野，不论是阶级的、种族的，还是宗教的、性别的，若要成为其成员行动的基础，其成员必须具有这项分野所形成的群体意识。一个缺乏群体意识的成员，不可能以群体的身份为基础来行动，其群体的身份也不会是其政治倾向的基础。族群意识包括三个因子，群体的认同、群众利益的认识、行动的可能性。
历史记忆、社会记忆被认为是凝聚族群认同这一根本情感的纽带。透过历史对人类社会认同的讨论，历史都被理解为一种被选择、想象或甚至虚构的社会记忆。族群的集体性记忆与结构性失忆都可以理解为强化某一族群的凝聚力。族群认同下的历史记忆同时意味着历史失忆。历史记忆与历史遗忘同时进行，同步展开。
闽粤移民的后代有着永远改不掉的闽南乡音和客家话，有着对原乡的回忆，有着四书五经，有着国父中山先生，却没有一个自己创造的部族偶像。为了台湾的民主化与本土化，他们需要创造一个和自己的集体生活经验有实质而且有密切关系的集体表征，作为族群的及社会的自我崇拜基础。
戒严体制的上层以少数外省籍为主体，台省籍为被统治者。民主政治、多数政治的主张，与重建族群权利平衡的吁求表里呼应。透过族群诉求，台籍精英加速了民主运动。二二八的种种元素正是族群加民主的最佳题材。这是自党外运动至民进党、台联，皆钟爱二二八并沉迷于族群冲突的主要原因。
1987年，郑南榕、李胜雄、陈永兴等人发起228和平日促进会，以演讲、游行、纪念的方式，打破暗夜的哭泣，获得社会大众的共鸣与支持。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让步。1991年“行政院”成立“二二八研究小组”，重新撰写《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同年，李登辉召见受难者家属。1995年，“二二八纪念碑”落成时，李登辉向二二八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同年“立法院”通过补偿条例，“行政院”成立二二八事件基金会，承办二二八事件受难者的补偿工作。1996年，二二八成为法定假日。1997年，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落成。
悲剧带来和平，换回台湾重建血的教训。台湾几十年的稳定发展，与二二八有着莫大的关系。二二八是疗伤止痛的沉重教训，部分政治人士却把它当作政治筹码。由于好事者不断的渲染扭曲，掩盖了事实真像，蒙骗世人。每到二二八，他们旧事重提，扰乱视听。各方对史料解释的垄断，教育机构与传媒的控制与操弄，往往使历史解释有利于自己。二二八的历史记忆受环境影响，夸大扭曲，使台省人与外省人长期处于不同的自我意识状态下。受难故事超越了历史事实，结合受难者的主体意识，形成一个活生生的、危险的自由记忆传统，刺激了台湾人的集体受难记忆，强化了他们的孤儿意识与被迫害感，二二八情节充斥于广大台胞的胸中。
三、李登辉恶炒二二八
二二八事件后，部分移居日本、美国的台胞诉求台湾独立，每年定期纪念二二八。王育德的《台湾——苦闷的历史》、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等着作都刻意突出大陆人屠杀台湾人，为台独制造历史依据。1984年，王建生、陈婉真、陈涌泉在美国推出《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称：“二二八起义事发仓促，不但统治者一时措手不及，人民领袖也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应战’。因此，在台湾人民的阵营里显得派别众多，意见纷乱，力量分散，使这个全面性的革命运动，功败垂成。” [4]
在蒋氏父子统治下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定性为共党领导的暴乱，严禁民间谈及，社会上关于它有各种各样的传闻。1980年代后期，随着岛内民主运动的高涨，民间逐渐突破官方的封锁，要求弄清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二二八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各式着作汗牛充栋。岛内一些理性的学者尽量从学术的角度探讨二二八事件，戴国辉、叶芸芸的《爱憎二二八》，将二二八事件放在战后中国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来探讨，主张对二二八造成的伤害，应“恨事不恨人，可恕不可忘”。赖泽涵、马若孟、魏萼合着的《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从现代化的角度，来探讨二二八事件的悲剧性，强调其为城市暴动，立论较为客观公允，在学术界影响颇大。“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主要弄清二二八事件中各地人员伤亡情况。还有陈翠莲的《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二二八悲剧的另一面相》，以及多部学术会议论文集等。
要实现台湾政治的民主化，党外人士必须突破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二二八事件就是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要实现台湾政权的本土化，台湾精英必须把外省籍国民党官僚拉下马，平反二二八事件的同时，也就使国民党官僚承认对台湾人民犯下了血债。李登辉借平反二二八事件，告诉台湾人民，为了不再被外省人屠杀，就不能与大陆统一，应该走台湾人自己的路。
李登辉在其统治初步稳固后，1994年4月，他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以二二八事件过来人自居，大谈“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称“在讨论台湾政策或是国家统一问题之前，先研究一下何谓台湾，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持有统治台湾人民的想法，必会引起类似二·二八事件的。”他的结论是，“摩西以及人民今后都有得拚的。总而言之，已经出发了。对！一想到牺牲许多台湾人的二二八事件，‘出埃及记’就是一个结论。”[5]
随着岛内台独势力的坐大，宣传二二八事件不遗余力，借此指责“外来政权”压迫本省人民，挑起族群对立与冲突，图谋台湾脱离中国版图。1999年，李登辉称二二八事件是“外来政权”对台籍精英一场精心策划的大屠杀。通过每年不断地重温二二八的悲情，台独分子要使二二八的创伤继续淌血，强化二二八的记忆，牢记二二八的仇恨，来抵制两岸关系缓和造成的冲击力。
长期以来，二二八事件是国民党政权强加给台湾人的一条原罪，为了赢得台湾人的支持，李登辉将这事件重新定性为台湾人的悲剧。李登辉为首的台独人士平反二二八的用意不在于化解族群仇恨，而是利用平反，将原罪推到外省人身上，激化省籍意识，使台湾人的自我意识无限膨胀。他们把二二八事件描述成台湾本省人反外省人、反外来政权、反中国，最终是要争取台湾独立的义举，受到国民党当局无情的血腥镇压等等。为了避免再被中国血洗，台人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独立。
二二八的争议越来越诡，事件的悲剧性越来越重。为二二八平反，为二二八死难者立碑、补偿，是台湾人民和有正义感学者的多年推动、多年奋斗的成果，符合民心。台独分子恶用的结果形成了“二二八原罪论”，从初期的台湾人原罪论，慢慢转化为外省人原罪论，进而变成所有中国人对台湾人犯下屠杀原罪。这是一心要用二二八起义来论证统一台湾合法性的中共始料不及的。在台独势力恶性膨胀的大环境下，二二八的平反未能使省籍冲突消失，反而更加强烈。主张台独的人利用二二八来炒作台独议题，把二二八泛政治化，选举来临之际，台独分子就把二二八事件拿出来，割破旧创，大把在伤口上面洒盐，诉诸民众支持认同。二二八情节被他们转化成谋取政治利益的资本。经政客的恶意操纵，二二八情节迅速发酵起来，使省籍冲突阴魂不散。尚待探明真相的二二八，却已变为台独运动的政治图腾，任其滥用，操纵民众。他们不敢面对真实的历史，自无法从二二八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浮而易乱的习性未改，重复着祖先开拓台湾时为争水争地群起冲突的旧故事。
四、大陆的宣传与研究
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研究，是强权手中的利器，要想“不隐恶，不虚美”难乎其难。当权者通过篡改、颠倒、暗示等手法，编造历史，为已所用，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关于二二八事件的争议，从未平息，人们很难客观理性看待它。
1948年2月28日，香港《华商报》刊登《台湾人民的血账》一文，称二二八事件为“台湾二月革命”，认为“蒋军的‘台湾大屠杀’胜过日军的‘南京大屠杀’，不知几倍哩！”并发表郭沫若、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等人声援二二八起义的文章。[6]
同月，杨克煌在香港编写的《台湾二月革命》称：“这次‘台湾民变’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后果，而台湾人民的起义是为了要求人权的根本自由，要求政治的民主，要求台湾的自治，要求生活的安定，这些都是正义、神圣的斗争。”[7]这本通俗性的小册子立论在于呼应大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久，苏新在香港撰成《愤怒的台湾》，内容大同小异。王思翔认为，在全国革命的大环境下，“二月革命就不能不由低级形态的‘民族’运动迅速地归结到、提高到全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的潮流中来。”[8]
1950年2月28日，台盟在北京集会纪念“二二八起义”，朱德总司令出席会议并讲话，指出“台湾的解放已为期不远了。”此后，每年的二二八前后，大陆的台籍人士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中共反对美国介入台海冲突，寻求推翻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合法性，二二八事件成为最有力的佐证，即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台胞，为了解救台胞，必须由解放军来攻占台湾，出民于水火。1950年代，谢雪红、杨克煌等人大力宣传“二二八起义”。1955年，杨克煌撰成《回忆“二二八”起义》一书，谢雪红作序于前，指出：“台湾人民在1947年2月至3月间，掀起了全省规模的英雄的‘二二八’武装斗争，给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一个沉重的打击。”[9]杨克煌如是说：“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的起义，是台湾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匪帮卖国独裁统治、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正义行动。”[10]这本小册子顺应了中共反美反蒋的方针。
文革初期，许多台胞遭到株连，每年一度的纪念“二二八起义”活动中断。1973年，廖承志在纪念台湾省“二二八起义”二十六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1947年台湾省人民举行‘二二八’起义，正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伟大号召影响下，所发生的一次可歌可泣的爱国反帝革命斗争，当时它的影响所及，震撼了蒋介石集团的黑暗统治。”[11]
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解决台湾问题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中共对台政策从“一定要解放台湾”调整为采和平方式，与国民党政权打交道，来解决台湾问题，中美已经建交，反美不合时宜。1979年廖承志在纪念台湾省“二二八”三十二周年座谈会发表讲话：“32年前的‘二二八’起义，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它直接配合了当时祖国大陆上的解放事业。”[12]措词开始发生相当变化，不再反美，也不再强调反蒋。此后，在大陆纪念“二二八起义”的活动报纸一般不再报道。
台湾岛内党外运动风起云涌，要求平反二二八事件。1987年2月28日，在京台胞200余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会，纪念“二二八起义”4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丕显等参加。
中共将二二八事件强调为“起义”，突出其反蒋反美的一面，为现实政治服务，属政治宣传。
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为二二八事件从政治层面导向学术层面提供了契机。1980年代中期，曾参加过二二八事件的周青撰文提出：“这个悲剧最集中最突出的反映是二二八事变。‘省籍矛盾’是由国民党制造出来的，它是阶级矛盾在一定环境和一定历史条件下以曲折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东西。”[13]邓孔昭等人也开始从学术角度来研究二二八事件，认为它是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治的斗争。周青指出，“台湾‘二·二八’暴动的性质是一次反对残酷剥削和压迫的阶级反抗，但它带有强烈的、反对‘外来压迫’的排外特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带有全民性。”“暴动是属反对内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14]
台湾岛内的二二八平反运动如火如荼，中共不得不做出反应，再谈二二八是中共发动领导不妥。1993年，全国台联会长张克辉明确指出：“‘二二八’起义，是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事实已证明，它不是共产党发动的，而是台湾人民自发的行动。我们至今仍纪念‘二二八’，是针对‘台独’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把‘二二八’说成是‘台独运动’的开始。对此，我们坚决反对。”[15]以张克辉的身份，其讲话绝非乘兴而发。中共从未坚持说发动了二二八，关键是谁领导了二二八。这样的态度转换幅度已经不小了。
据此，陈孔立主编的《台湾历史纲要》认为，“‘二二八事件’是一次人民民主自治运动，其主要要求是进行政治改革，铲除专制与贪污腐败现象，实行地方自治。可是国民党当局却不能容忍，他们把这个事件加上‘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叛乱罪名，进行残酷的镇压。……台湾人民与国民党当局之间、本省籍与外省籍之间产生了严重矛盾与隔阂，给当代台湾政治生活留下了阴影。所以，‘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当代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它所造成的‘二二八情结’，至今在台湾政治生活中仍然有着一定的影响。”[16]
针对台独势力称“二二八事件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开端”，1997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二二八起义”50周年，指出：“历史表明，抗战胜利后，台湾同胞遭受国民党的残暴统治，是全中国人民受国民党压迫，处于苦难深渊的缩影。台湾同胞反抗国民党暴政的爱国民主运动，是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政府专制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同胞的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始终是紧密相连的。台湾同胞在‘二二八’起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民主精神名垂青史，任何栽赃和歪曲都枉费心机。现存所有可以看到的有关史料和‘二二八’起义参与者、知情者的回忆，都无可辩驳地证明，这次起义的目标主要是反对贪污腐败、要求民主和自治，没有任何自外于中华民族、另建独立国家的要求。”[17]近年来，大陆媒体很少再提“二二八起义”，一般称其为二二八事件，强调其是“爱国爱乡”的民主运动。
五、充满争议的解释
60年来，解释二二八事件，举其大者，有陈仪的暴乱说，中共的起义说，还有省籍冲突说、官民冲突说、文化冲突说、派系冲突说。
二二八中民众乱打与国军滥杀，被害人包括善良的外省人和台湾人，偏执的解释干脆把它简单化，国民党往共产党推。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指参与事件的人民是暴民，此事件为暴动。认为二二八的发生，是台湾人受日本统治，被其奴化，受共产党和野心家的煽动。
台民暴动说现实上有助于国民党统治台湾，让台湾人闻共丧胆，以此罪责自己，不敢再有反抗之心，但论证上却被中共抢夺解释权。中国内战及外力介入，使台湾与大陆再次陷入湘漓分殊的宿命。国民党迁台之后，控制言论思想，台民暴动说没有人敢挑战。
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共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反蒋的武装起义，是国统区“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组成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环。中共解释二二八，反对把它与台独、反外省人联在一起，强调事件为反国民党贪官污吏，拔除台独之根，为解放台湾制造理论依据。
站在民众的立场，如果统治者不公不义，民众有反抗的权利。被统治的台湾人因不满统治者的专权横暴，起而反抗。统治的接收官员以此为藉口，派兵镇压被统治者。两者是上下不平等的关系。而由于台湾移民社会的特殊结构，官民冲突实际上也就是省籍冲突，因为统治者多是外省人，而被统治阶级多是台湾人。官民冲突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省籍冲突。在统治阶级界定的暴乱，在被统治阶级看来自然就是起义，国共两党的解读黑白对立又同出一源。
文化冲突说认为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50年，在思想上受到奴化，不肯认同祖国；在文化上，也不同于祖国。大陆处于农业社会阶段，低文化的外省人统治现代化的台湾人，激起双方的冲突。[18]
派系冲突说强调，缉私事件闹成不可收拾，派系冲突不可小看，起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19]
派系冲突说、文化冲突说较为中性，各打五十大板，有助弥合台湾各族群的裂痕，无法砍向外省人、杀向中共，台独分子弃而不用，强化省籍冲突说，要反外省人、反国民党外来政权、反中共、反中国。
省籍冲突说认为，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外省人统治本省人，所以发生冲突。当时，不同省籍的人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但这不是一种“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排斥性矛盾。在台外省人多为军公教人员，二二八事件中群众要的是打倒贪官污吏，带三角证章的外省教师就没挨打，甚至许多受爱戴的校长和老师都被台湾学生保护。省籍冲突说完全将二二八事件简单化。政府失政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族群冲突则是制造人民间的血仇。二二八受难者包括本省籍和外省籍，归于当权者滥用权力，而非族群的压迫。
就学术研究而言，从省籍冲突角度分析二二八事件未尝不可。但是，台独分子打省籍牌不在公正的学术，而是为了杀人夺命。为了破解台独分子的省籍冲突说，岛内的左翼人士认为，二二八事件并非起自省籍矛盾，而是源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冲突。二二八的真正悲剧性，在于冲突的双重性，及所带来的意义上的混淆性。官与民的统治关系，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关系，被双方地缘掩盖，在群众的感性认知上，变成大陆人与台湾人、外省人与本省人的问题。
他们认为，冲突的双方，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权阶级和一个前殖民地的土着资产阶级，各因其统战策略的需要，把自身从属的阶级性刻意隐藏，只突出地域性，把官与民的矛盾、拥有政治特权的大陆资产阶级和不拥有完全参政权的台湾土着资产阶级相争、台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劳工对新剥削阶级的反抗，都纳入大陆人与台湾人的相关范畴中。有权者和无产者之间，前者剥削压迫，后者抵抗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地域性因素也就变得没有意义。[20]
关于二二八事件，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有的从文化认同角度，有的由权力分配角度，有的由阶级分析的角度来观察。不管如何解读，不管得出何种结论，都离不开台湾人与外省人。这两个非社团性的利益集团，在强调两大集团有着许多一致性的同时，他们间在情感、记忆、经历、地缘认同甚至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性，这些差异只是相对存在，依稀显露出两种不同的政治亚文化形态。
台胞可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来自大陆各地，构成松散的联合体。清朝台湾的族群矛盾基本上以土地、水资源的再分配为核心，政治敏感性较低，不涉及国家认同。光复后的省籍矛盾则是以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为核心，在两岸对峙和外力介入等因素下，这一矛盾映射到国家认同上。
综上所述，二二八事件使台湾省籍矛盾固定化，在本省人与外省人间筑起一道感情的鸿沟。二二八情节充斥于台湾社会，左右着人们的情感与政治取向。台湾广大民众要求公开二二八事件真相，国民党政权被迫退让，予以平反及补偿。李登辉等人借助平反二二八事件，挑动省籍冲突，将二二八的原罪归于外省人、中国人，为台独制造历史依据。大陆对“二二八起义”的宣传逐渐淡化。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解释有“暴乱说”、“起义说”、“文化冲突说”、“省籍冲突说”、“派系斗争说”等，都离不开台湾人与外省人这两个群体。二二八事件根源于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悲剧，对二二八事件应恨事不恨人，可恕不可忘。
褚静涛，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长期研究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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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世杰撰：《蒋家宠信陈仪与二二八的关系》，第11页。转引自赖泽涵、马若孟、魏萼着《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罗珞珈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第302页。
[2]唐贤龙着：《台湾事变内幕记》，1948年，第161—162页。
[3]《走出历史的阴影》，闽台通讯社编《二二八事件—台湾人的噩梦》，约1986年，第2页。
[4]王建生、陈婉真、陈涌泉着：《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台北，前卫出版社1990年2月，第8页。
[5]台湾《自立晚报》1994年4月30日至5月2日。
[6]香港《华商报》1948年2月28日第二版、五版。
[7]林木顺编：《台湾二月革命》，台北，前卫出版社1990年2月，第6页。
[8]王思翔着：《台湾二月革命记》，上海，山海书屋1950年6月，第20页。
[9]《谢雪红序》，杨克煌撰《回忆“二二八起义”》，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第3页。
[10]杨克煌撰：《回忆“二二八起义”》，第63页。
[11]《人民日报》1973年3月1日第二版。
[12]《人民日报》1979年3月1日第二版。
[13]周青撰：《从乡土文学窥视“台湾意识”》，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编《台湾研究文集》，北京，时事出版社1988年6月，第212—213页。
[14]周青撰：《“二·二八”对台湾政局的影响》，《台湾研究》1992年第1期，62—63页。
[15]《人民日报》1993年3月26日。
[16]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年，第430—431页。
[17]《人民日报》1997年2月28日第一版。
[18]李筱峰着：《解读二二八》，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月，第90—108页。另参见魏萼着《中国国富论：经济中国的第三只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5月，第191页。
[19]陈明通撰：《派系政治与陈仪治台论》，赖泽涵主编《台湾光复初期历史》，台北，中山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第223—291页。另参见陈翠莲着《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二二八悲剧的另一面相》，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219—292页。
[20]林书扬着：《从二·二八到五0年代白色恐怖》，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9月，第104—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