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科书事件-对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日本教科书事件-对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对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是这些年来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但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基本情况，特别是日本的教科书制度，日本国内围绕历史教科书的争议与变化，似乎并不是人们都注意到了的。而且，人们一般关注的仅是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描述及对战争责任的认识，而往往忽略历史教科书的理论体系即历史观。这样的认识方法难以把握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最新动向，难以确定我们正确的对应策略，所以需要对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进行深层的思考。
　一、日本的教科书制度与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从1872年起实施了新学制，把历史教育正式纳入学校教育中。由于历史教科书承担了对国民进行历史事实的介绍和促进其历史观形成的主要责任，所以当时的明治政府及以后的历届政府都相当重视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与历史教育，把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作为国家实施的工程，就是所谓全国统一使用的“国定”历史教科书。当然，这种教科书是宣扬皇国史观与军国主义思想的教科书，与日本走上战争道路有密切关系。
规定日本近代教育指导思想的是1890年颁布的明治天皇的所谓“教育敕语”，这是立足于建立以天皇为顶点的日本大家族的民族共同体的思想体系，是对日本人规定的必须无条件遵从的国民道德规范。“教育敕语”强调的核心的内容就是“一旦有事发生，必须以义勇奉公的精神，保卫天地无限的皇运”，“在发生战争时，必须为天皇尽忠尽义，保卫国体”。
日本战前到战争中的教科书立足于“皇国史观”的教育，即首先从“天皇是神”的基本点出发，宣扬天皇统治地位的天然合理；接着鼓吹对天皇的无条件服从、信仰和崇拜，对天皇领导的“神之国”的忠诚。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超国家主义，从维护天皇制的国粹主义出发，经历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到大亚细亚主义，对日本的军队和政治施以巨大的影响，这是日本走向战争道路的重要思想基础。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国定的历史教科书在战后受到了批判，在日本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和进步的学者教师的努力下，日本的教科书的制度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制度上，原来的国定教科书的制度改为审定制，国家仅通过文部省（现改为文部科学省）制定《学习指导要领》，提出基本的要求，而教材的具体内容，可由学者和教师编写，通过教育课程审议会审定后即可使用。而学校是否采用，则由各学区决定，各种教材通过竞争获得在学校的采用率。
在内容上，战后初期的教科书基本上摆脱了原来的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的思想体系，代之以民主主义的内容。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有一定程度的描写，这是历史教科书的“改善”趋势。尽管这种“改善”是迫于国际压力，而且还很不彻底，但与战前和战争中的教科书相比，还是有根本的变化。
战后伴随冷战的开始，日本右翼势力也对历史教科书的“改善”趋势进行了顽固的抵制，不断地推动历史教科书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历史教科书的“改恶”趋向。总的来看，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是在“改善”与“改恶”这两种趋向的斗争中变化的。
历史教科书的改善趋势，表现在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和进步的学者教师不断追究侵略战争的责任，把侵略的历史事实充实在教科书中，并在教科书之外，通过辅助教材和和平教育向学生进行教育，以引导学生从加害的角度认识战争责任。特别是通过家永三郎从1965年到1997年的持续32年的教科书诉讼，为把“南京大屠杀”、“慰安妇”、“731细菌部队”等问题写进教科书铺平了道路。1997年通过审定的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共7种，全部介绍了慰安妇问题，6种介绍了南京大屠杀问题。于是，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改善”达到了战后的高峰。
日本的保守和右翼势力对历史教科书的改善趋势一直在进行抵制，从上一世纪的50年代开始，他们对上述改善了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三次集中的攻击。人们记忆犹新的是80年代中期的第二次攻击和最近正在进行的攻击。从1997年历史教科书“改善”达到战后的高峰开始，右翼与保守势力便对改善了的历史教科书施加压力，迫使7种教科书从原来的记述基础上倒退，而且确定了编写反映右翼势力观点的教科书。因为文部科学省对教科书的审定每4年进行一次，所以到2001年， 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就出笼了。这一次，日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达到8种。
　二、关于《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
应当说，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与另外7种教科书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并不仅仅表现在对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描述方面，或者说主要不是在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本教科书的历史观，即其指导思想。由于这本教科书重新拾起了早已受到批判的皇国史观，宣扬日本是“神的国家”，宣扬日本进行的侵略战争是“大东亚战争”，鼓吹在战争中阵亡的日本军人的“献身精神”，现在的国际与日本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显然是有走向战争危险的倾向，所以才受到日本社会的抵制遭到“惨败”。
那么，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的本质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历史观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当我们把这本书通读之后，就会发现，《新历史教科书》是通过精心选取的历史资料，按照编者设计的叙述过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其唯心主义史观的理论体系。
第一步，《新历史教科书》在讲述日本的远古历史的时候，突出地强调日本文明的悠久与独特，竭力回避日本与亚洲大陆文明的关系，力图突破传统的日本文明受中国古文明影响的定论。该教科书在这一部分使用了相当多的资料与图片，其实是为证明后面的日本国的优秀所做的铺垫。
第二步，在上述基础上，教科书肯定性地叙述存在本来是有相当疑问的所谓的“神武天皇东征”，相反，对于已经成为历史定论的中国历史文献《魏志·倭人传》中关于卑弥呼的记载，该教科书却表示怀疑，因为与神武天皇相矛盾。为了鼓吹天皇制的所谓的“万世一系”。在学生的印象中建立天皇始终拥有绝对权威的印象，教科书处心积虑地回避日本中世纪天皇的势力虚弱而且被架空的历史事实，却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日本的神话”，包括日本天皇与神的密切的甚至是直系的关系，日本国受到神的护佑的故事等等，使学生建立以天皇为首的日本国的认识基础。
第三步，在进入到日本的近代社会的描述后，该教科书继续沿着上述脉络进行推论：中国与朝鲜都没有觉察到西洋的威胁，所以被西方列强战胜，而日本从幕府的后期就已经觉察到，所以日本能够独立。而其中的原因，与日本是神的后代有密切的关系。这种逻辑关系与教科书的古代部分的神国日本的铺垫恰好形成了呼应。
第四步，关于明治维新，《新历史教科书》强调所谓武士道的“为了公共利益而活动的”的立场，强调“全国的武士，最终是站在为天皇献身的立场，以皇室为统一整合日本的中心，所以使得政权的转移比较顺利地进行”。也就是说，《新历史教科书》将明治维新的核心问题归结为武士对天皇献身的“忠义”精神，将导致日本近代社会巨大变动的事件的原因归结为所谓武士的精神力量。
在这样的铺垫下，该教科书毫不掩饰地歌颂明治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全文刊载鼓吹为天皇献身的“教育敕语”。而“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本来在战后被普遍认为是导致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膨胀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五步，前面已经为日本比亚洲其它各国优越的观点埋下了伏笔，所以接下来《新历史教科书》的逻辑就是：近代以来的日本在亚洲的活动，包括战争，都是围绕保护日本在亚洲的当然的领袖地位，都是合理合法的行动，即使发生过屠杀与伤害，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日本方面的自存自卫所必须的行动。日本人应当关注日本人的整体意识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即日本国民是如何在这些活动与战争中确立献身国家与天皇的意识这一精神层面的问题。
以上的五步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构成《新历史教科书》的理论体系。《新历史教科书》就是通过以上的五步（当然，也可以将这五步细致划分）将读者渐渐地引入其编织好的理论体系，也就是它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就是战前所谓的“国体论”。而一旦进入这一理论体系，人们所关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问题，人们所追究的侵略战争的责任问题，就都已经被彻底地转移或充分地淡化了。有人想指出《新历史教科书》对日本军队残暴行为的历史事实是如何歪曲的，却感到难以找到相应的证据，其原因就在这里。而如果我们看不到《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问题或其理论体系的问题，就等于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三、《新历史教科书》对侵略战争责任的描述
在对《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进行分析后，我们对这本教科书关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描述上存在的问题就不感到奇怪了。
在《新历史教科书》中，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称呼，仍然沿用了战前的历史教科书，即当时日本政府的提法，称为“大东亚战争”。但是，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是站在当时日本政府与军队的立场，强调把亚洲从欧美的殖民地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意义。
战前，日本军部为说服国民参战，就制造了所谓“ABCD包围圈”的理由，声称日本之所以发动战争，是因为受到国际孤立与包围。而为了亚洲的解放，日本只能进行战争。在《新历史教科书》中，为了把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描写为日本与欧美之战，也着重宣扬苦于白种人数百年殖民统治的东南亚当地民众对日本的支持，称“正是因为得到了那些的协助，才能取得的胜利”，而日本的首战告捷则“培育了东南亚与印度的许多人对于独立的梦想和勇气”。这些叙述显然是要证明日本所发动的不是侵略战争，而是所谓“自存自卫，并将亚洲从欧美支配中解放出来，以及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
但是，这本教科书对日本把朝鲜作为殖民地的问题却不置一词。同样的殖民统治，难道日本对朝鲜就是“解放”的意义，而欧美对东南亚就是统治的问题？正因为难以解释这样的矛盾，所以《新历史教科书》故意将人们的关注重心转到东南亚，称“日本开战的胜利给东南亚与印度的许多人燃起了独立的愿望”。而且称“日本的行动鼓舞了亚洲人”，还举例说“印度尼西亚的人们欢迎来自日本的解放军”等等。其实，日本占领亚洲，在亚洲各地掠夺石油、橡胶等资源，强迫当地居民在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劳动，强制大量的妇女作为性奴隶，这些与亚洲解放的目的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再看《新历史教科书》对日本的加害历史事实的描述。
日本与国际社会都很关注的慰安妇问题，也是以前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普遍认可的问题，在这本教科书中不见了踪影。
国际舆论普遍关心的南京大屠杀问题，在2001年版的正文中还有记载，而这一次则从正文移到了注释中，而且仅仅提到发生了“南京事件”。至于事件的性质与内容，则在注释中说“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在资料上有许多的疑问”，其实这是一种否定论。
关于劳工问题，在这本教科书中也掩盖了其强制的性质，只笼统地提到“征用”。而所谓“征用”，是与“征兵”并列使用的，也就是说，在编者看来，当时无论是参加军队还是参加劳动，都是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
《新历史教科书》全面否认侵略战争的责任，回避侵略的历史事实问题确实是很明显的，但是，有一种现象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在这本书中关于日本的战争被害也描述得相当的简略，而不像有的历史教科书那样，用大量的篇幅渲染日本的战争被害。例如，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问题，在《新历史教科书》中仅有简略的说明，对原子弹被害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描述，对原子弹被害的人数也没有涉及。而对导致15万人死亡的冲绳作战的问题，在这本教科书中也只有两行短短的文字。
也许有人认为，既然这本教科书否认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当然要强调日本的战争被害，但为什么会是目前这样一种情况呢？其实，即使是对这一问题的批判与分析，也要结合这本教科书的历史观来进行，而不能过于简单。由于这本教科书的历史观是建立在日本是神国，是解放亚洲的立场上，建立在日本人为天皇与日本献身的立场上，当然要强调战争中的日本“军人发扬了敢打敢拼的斗争精神”，强调平民也“为了战争的胜利而在困难中劳动、战斗”，至于由于战争带给日本人民与国家的灾难，则是不能渲染的。
书中有一幅日本女学生为神风敢死队壮行的照片及一封特工队员的遗书全文，遗书中写道“如今抛弃了一切，为了前赴国家安危，献身于亘古不变的大义，我在此开始突击，即使魂魄归国、身似樱花散落，也将化成亘古护国之鬼”。可见，这本教科书决不是引导日本学生思考日本政府不尊重人的生命把日本引入战争，以至拖到灭亡的边缘的责任问题，也不能让日本的学生思考战争的性质与战争的善恶，相反，要力图给青少年的头脑中灌输战争的意识。
　四、如何认识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对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上述的分析后，我们会发现，深入了解日本社会的各种思潮与动向，对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不同政治力量的情况进行正确的把握是很重要与必要的。
其实，日本的进步力量针对右翼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在进行斗争：他们与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争夺在日本教师中的影响；他们向日本社会指出右翼历史教科书在把日本拖入战争道路的危险性；他们在各学校选择历史教科书的过程中进行广泛的宣传。8月中旬将是各学区最后做决定的时间， 所以现在这一斗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近期，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东京已有20多所中学决定从明年春季开始采用《新历史教科书》，这些现象和行为应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通过具体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意识，尽管许多人对于战争加害的历史事实了解并不深刻，但是对军国主义的危险还是有一定的警惕，不希望将日本再度推向战争道路。只要正直的人们意识到《新历史教科书》的危险倾向，就会作出不采用这本教科书的决定。
多数人的历史认识来自于历史教科书，也有部分来自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对于中国人来说，关于战争的感性记忆一般是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细菌战与化学战等日本军队侵略与加害的事实，而对于日本普通国民的战争体验并不很了解。在日本，多数人对于战争的感性记忆则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东京的空袭及冲绳作战等等。相反，对于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责任的认识，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则比较淡薄。战后，和平主义与和平思想在日本社会确实有比较大的影响，多数日本人参与和平运动也很积极，他们希望和平，反对战争，批评当年侵略了亚洲与中国的战争，但由于他们把自己放在被害者的立场上批判那场战争，很难得到战争被害国国民的理解。
对于历史事实的共有问题，在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确实存在认识上的差距。从一般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的差异的角度来看，对本国民众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对另一国的民众来说，可能就如“天方夜谭”一般。具体在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上，侵略国与被侵略的国家的国民都基于战争被害的立场，虽然同样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但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差异仍然相当大。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战争性质与战争责任认识的对立的战争观的层面来看，日本右翼势力顽固坚持用错误的历史观引导青少年的历史认识。20世纪末，集中表现在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所谓“自由主义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往往是被歪曲或篡改了的。
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中，前者的影响是主要的，对多数人是解决历史事实共有的问题。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在对历史事实共有的基础上，逐渐消除彼此间认识的差异，扩大认识的共同点，就会在广大的国民间建立相互的理解与信任，从而对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事实的问题，则需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由于后者往往有比较大的社会能量，他们为维护错误的历史观会强烈地反对历史事实的共有。所以，解决历史事实的共有过程往往是与对错误的历史观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促进不同国家间历史事实的共有，解决历史认识的差异，是历史学者实现历史学的功能，也是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批判日本右翼歪曲篡改历史的行径是学者的任务，而编写促进历史事实共有的历史书，促进共同的历史认识更是历史学者的责任。2002年初，中、日、韩三国的学者与教师开始共同编写历史读本，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克服了相当多的困难，这本书于今年5月终于在三国同时出版了。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出版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与欢迎：日、韩两国一版再版，订数与日俱增。特别是在日本，发行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想，取得了令人吃惊的结果。而在中国，发行后不久便跃升为图书发行的第一位，一周内连续加印3次，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