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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毕苑：花鸟虫鱼看世界：博物教科书与近代自然教育的发端

“博物”观念在我国古代出现较早。《论语》中认为，学诗可以使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古文献学者认为这是“博物”观念最早的表现，用以指代有关动植物的基本知识；而作为古人动植物常识教科书的，则是中国最早的分类辞书《尔雅》。3东晋郭璞在《尔雅序》中有“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句4，把这部典籍与“博物”和“多识鸟兽虫鱼”的涵义紧密联系起来，从此延续了两千年。《尔雅》诸篇包括对花草、树木、昆虫、鱼类、鸟类、兽类等的解释，是我国较早的关于自然知识的文献，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知识的分类观念。
不过作为一部解释名物的语文性辞书，《尔雅》中的博物观念与近代新式教育所确立的“博物学”知识体系并没有多少历史渊源关系。花鸟虫鱼出现固然较早，在中国传统教化体系看来，却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知识，被排除在作为进身之阶的科举制度之外。宋以后的开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等教本中可见有关动植物的零星知识，但始终未能形成系统的知识门类。从《尔雅》到《本草纲目》作为传统植物学的代表，后世学者认为其分类“以视今日植物分类学，不免浅陋可笑”，5无法与现代植物形态学和分类学相颉抗。清末随着新知识的引进，新式教育制度建立，“欧化输入，而始有植物学之名，各学校有博物教科”，6“博物”类知识从此进入普通学堂教育。
得风气之先的华南一地，在戊戌维新颁布书院改学堂的上谕前后，已有改革教育的动向。在梁启超兼任主笔的《知新报》上，刊登过一则《育才书塾章程》，该书塾的课程中就包括“动物类编”一课，7这是1897年的事情。1901年，上海的普通学报社“每月出版石印小报一册，每册约四十页，所载分经史、文算、格致、博物及外国语等，当时学堂亦多用为教学者。”8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蔡元培等成立的绍兴中西学堂，1899年已经从日本购买动植物标本和《植物学讲义》、《新撰普通动物学》等日文书籍，教授动植物学课程9，1902年正式“初设博物科”10，开始分科教学；1901年蔡元培拟定的绍兴东湖二级学堂章程中，也规定开设“物理学”课，“以西学启蒙十六种中之生理学、地质学、动植物学、化学为课本”。11可见“博物”科已经成为新式教育的一门课程，并使用了专门的教科书。
不过“博物”科真正成为学堂教育的一部分，是在新政之后。当初在京师大学堂筹备过程中，中国学政两界逐渐认可“西国学堂”教育分“溥通学”和“专门学”两类，12此后新教育建立的过程中，“博物”科就作为“溥通学”成为基础教育的一门科目。
《钦定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博物”为必修科，4年分别教授动物、植物、生理和矿物4门。高等小学堂将部分“动植物浅理”融入“理科”教授。13一年后的《奏定学堂章程》改定为，中学堂“博物”科容纳植物、动物、生理和矿物的有关知识。初等、高等小学堂学习“格致”，其要义是“使知动物、植物、矿物等类之大略形象、质性，并各物与人之关系”。14可见“博物”科所容纳的内容变化不大，但是名目却时常变更不定，不时有“理科”、“格致”等代称。综合学堂章程对于清末学制和教学实践的影响来看，还是“博物”科的名称流播更广。
博物科教学用书的使用也渐入正轨。京师大学堂和学部作为最高教育行政机构，都曾审定过博物教科书。
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发的各学堂应用书目中，博物类包括：英国傅兰雅等人的几种格致和动植物教本，日本藤井健次郎、五岛清太郎等着博物和动物教科书，以及美国斯起尔着生理教科书，均为译本。151906年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暂用书目共76种，大致属于“博物”类的教科书有如下几种：
直隶学务处印刷发行的《初等小学格致教科书》及其教授法两种
文明书局印刷发行的《初等博物教科书》
文明书局印刷发行的《高等小学理科教科书》
由宗龙等印刷发行的《小学新理科书》（学生用书和教员用书两种）。16
其中，真正冠名“博物”的教科书只有一种。学部认为合格的博物教科书不多，或许说明博物科作为一个新鲜的知识体系和科目，确实不如国文、史地等科有积累，正如有学者慨叹的，“动物学译籍最少”；17但就清末民初这段时期而言，翻译和自编博物教科书的总数其实不能算少。
自从中国教科书孕育的时候起，博物教科书就随之出现了。清末翻译和自编的博物教科书，表达了中国人对这类知识的认识。那么需要探究的问题是：博物教科书引入了什么样的知识？中国学者更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博物教科书对于中国儿童近代自然观念的形成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本论文关注所在。为避免晚清博物科名目不一带来的混乱，本论文以动物、植物、博物、理科和自然科学等教科书为主，尤以动植物教科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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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博物教科书的诞生
对于中国新式教育和教科书启发较早的是在华基督教传教士。1843年传教士麦都思创办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作为较早出版西学书刊的一个重要机构，印行了很多科学着作。例如1858年，它出版了韦廉臣（A.Williamson）与李善兰合译的英国学者林德利的《植物学》，该书被誉为“建立在新的体系上第一部近代的植物学译着”。18而这位韦廉臣，后来又成为在华传教士于1877年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the School and Text Book Committee）的秘书，该委员会为了宗教和教育的双重目的，编印了大量“适合中国人使用的”教科书，包括植物学、动物学教科书及其挂图等，这部《植物学》就被认为是适合中国学生使用的教科书而纳入他们的书目表中。19
不过由于宗教等原因，传教士包括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影响有限，与他们有文化交往的中国学者相对较少，而有限的学者更关注声光化电等科目。比如较早编译大量新式教科书的中国基督教学者谢洪赉，其成果主要在代数、几何、三角和化学诸科。所以总的来看，较少有材料证明中国学者受到传教士们动植物学教科书的启发。
在近代新式学制建立前的一部书值得一提，它就是《植物学启蒙》。笔者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郭廷以图书馆所见这部书，作者不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印行。这部书完全具备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向读者介绍植物学入门常识。不过由于无法查证作者情况，很难判断只是一部着作还是译作；只能从内容查知，戊戌维新时期一些印书局和出版机构已经印行质量很好的近代植物学着作了。
相对而言，中国近代“博物学”的建立和博物教科书的诞生更多受到的是日本的影响。
梁启超较早产生引入“博物科”的设想。他在1896年《变法通议》宏文中，把立师范作为兴学第一要义，认为应该仿效日本师范学校的体制，教授包括“博物”在内的17门课程。在他当时的认识中，博物就是“指全体学、动植物学”。2019、20世纪之交，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中国学者很多都会购买、阅读日文书籍。此间中国翻译出版的博物教科书，亦多译自日本。1896年，罗振玉等人倡导创办上海务农会，出版了一套《农学丛书》，收录农学译着171种，其中农学丛书第六集收入日本松村任三撰写的《植物学教科书》，刘大猷译，江南总农会石印，67页，线装，有插图。这部书出版时间不详，但从内容信息推断，很可能是光绪26年（1900年）。光绪27年（1901年），樊炳清译日本藤井健次郎编《近世博物教科书》，由上海教育世界出版社出版。次年，上海益智学社翻译出版了日本饭冢启的《博物学教科书》，该书“从中东文各书编译成册，内以动植矿分科叙述，适合我国中学校之用”，21序文称赞此书“诚足为吾国教科之善本”。22当时影响较大译自日本的博物类教科书大略有5种博物教科书，20种植物教科书，20种动物教科书，9种矿物教科书（见附表），译本不算少。
就在1902年，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博物学教科书也诞生了。它的作者是清末民初着名的学者、翻译家，浙江镇海人虞和寅。
1，虞和寅的《博物学教科书》
虞和寅（1884—？）出生于一个诗书世家，叔伯昆仲都是当地诗书开明之士。他早年赴日留学攻读工科，潜心学习化学理论并翻译了多部自然科学着作。他还是中国地质学会的早期会员，回国后投身地质和矿业调查，写出大量调查报告。他曾译有日本箕作佳吉着《普通教育动物学教科书》。23他编辑的《博物学教科书》，所引证参考的日本博物、动物、植物、理科、矿物等教科书和研究着作就有34种之多——足证日本教科书对于博物知识传入中国之示范作用。作者把这些着作一一罗列出来，说明尤其“以日本堀正太郎与藤田经信氏合编之《新撰博物示教》及藤井健次郎氏之《近世博物教科书》为准且引用之，复参以编者之私见”24编成此书。这是笔者所见最早的中国学者所编的近代博物教科书。
此着以季节配合学期进度，第一学期为“春夏”，教授“植物及动物”36章；第二学期为“夏秋”，再教授“动物及植物”36章，第三学期是“冬”季，教授“矿物及岩石”30章。尽管在知识来源上参合了日本博物着作，虞和寅此着仍可说代表了中国学者对于“博物”知识的最初认识：宇宙万物分为“天造物”和“人造物”，“天造物”分“生物”和“无生物”，前者包括动物和植物，后者就是无机物又称矿物。以儿童所见之鸟兽虫鱼、花卉草木和沙砾土壤为研究对象，“知其发育功用及相互关系，为诸般之研究者，名曰博物学。”25
如果说这部具有标志意义的博物学教科书和以《诗经》、《尔雅》、《山海经》直至《本草纲目》等典籍树立的传统动植物知识系统有所不同的话，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教科书重视观察、实验和分类学——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博物知识。
虞和寅提出，博物教学和学习的方法不外乎“实验”和“观察”，教师要提前准备实物“以便开课时，一面实验，一面讲述”，还要“时时引导学徒，出游野外，观察实验”。26在课文安排上，教科书取儿童眼前可见、易于理解的植物为代表，这也是一个对传统教本的重要改变。以科学方法获得的概念和现象，也在教科书中得到阐发。比如“同化作用”，即今之“光合作用”：“吾人类及动物所呼出有害之炭酸气，放散空际，络绎不绝……以植物吸取之。因同化作用，取其内之炭质，复放出氧气于空中，以洗净不洁之空气”，27这是以科学原理解释生物现象的代表。
教科书吸收了近代植物分类学知识，重视植物的类属。比如《博物学教科书》第一课“梅”，注明“双子叶类”，然后讲解梅花的构造功用。第二课“蚕”，注明“节肢类”，再讲述其生长过程。28其余如犬猫牛马、竹桑豌豆、蜘蛛蚯蚓以及海草章鱼之类，莫不各有类属。在动物课文讲解完毕后以一个分类表作总结，“动物界”分为“有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前者包括哺乳类、鸟类、爬虫、两栖和鱼类；后者包括节肢、蠕形、棘皮、软体、腔肠、海绵类和原生类。29纲目种属的分类观念已经成为动植物教科书不同于传统文献的最显着特点。
2，华循的《蒙学动物教科书》
还有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博物类教科书，就是华循着《蒙学动物教科书》。华循生平不可考，该着由上海文明书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版。此书作为“蒙学教科书”之一种，具有良好的口碑和销售市场，也确是笔者所见晚清动物教科书中视野开阔、科学严谨、编撰精良、笔法简洁的精彩之作。
该书“据日本理学博士丘浅治郎所定名类及其次第”；在学习方法上强调实验，要求制作标本：“吾国既无动物园水族馆等，以资实验，则动物标本之陈列，随时为之印证，此为校舍必不可少之品。”30编者发现，“动物学家，分类命名，互有出入，不轨一致。至其排列次序，或先脊椎，自贵以逮贱；或始原生，由微以及着”，31参合众说之后，他的编排方案是以纲目种属统筹全书，从脊椎动物、节足动物、软体动物、蠕形动物、棘皮动物、腔肠动物到原生动物，各门类之下再举出其代表动物详加说明，这种编排是个不小的突破。加之“蒙学教科书”口碑较好、影响较大，此着可以说奠定了动物学教科书的编纂程式。
这个时期中国人编着的博物教科书仍然处于学习和模仿日籍译本的阶段。但是它们已显示出中国学者对于博物世界的理解，抓住了实验和知识分类这两个近代博物学的特点。传统动植物分类学就其准确性和严谨性而言，远远不能满足人们认识世界的要求，时人认为：“我国古书亦有言及动物者，率皆赜而不理，简而失备，且多属寓言，未必实有其物。求能进斯学之究极，以益吾身心者，不可得也”，32华循也指出，“研究动物学者，莫要于分类之法”，33现在“精练所”里，运用解剖法、显微镜等器材进行观察实验，“以化石学、比较解剖学、发生学为基础而考究之”，34从而“点检生物体之缔造，从其类缘之多寡而分之者，自明其统系之关系”。35这是对知识的重新梳理，帮助儿童实现认识上的飞跃。
不论是译是编，中国学生学到的都已是类有所属、在生物演进过程中处于一定位置的生物知识。那么博物教科书是如何解释这种演进观念的？这正是本论文关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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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博物教科书与进化论的传播
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使英法义比四国的薛福成看到了“常有《诗经》所咏，《尔雅》所释，《山经》所志鸟、兽、草、木之名，为近在中国所未见，及至外洋始见之者”，他在日记中感叹，“宇宙间之物，古无而今有者甚多；即古有而今无者，当亦不少也。”36可见眼界开阔之后，关于自然界的古今有无之感会油然而生。
我们相信这种古今之感产生很早，但它并没有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发酵、形成某种学理。到晚清短短十多年间，一种与动植物演化息息相关、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新鲜观念，开始走进中国人的眼界，并在数年内犹如狂涛巨浪，几乎洗刷了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它就是进化论。
在近代史上“进化论”和严复这个名字紧密相连，不过我们知道进化论传入中国并不自严复始。有学者把李善兰翻译《谈天》看做西方进化思想传入中国的起点；37一般认为19世纪70年代陆续翻译过来的《地学浅释》、《地学指略》以及时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所着《西学考略》等着作，还有《格致汇编》上的文章等都多少提到了生物进化学说，并对维新派人物产生了影响。38不过严复是早期最系统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学者，他将进化学理和中国的变革紧密联系起来，1895年后《原强》和《天演论》相继问世，39“物竞”、“天择”成为中国人理解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词汇，进化论风靡一时，严复因此被同时代人和后来者誉为“在中国介绍达尔文的第一人”。40
而博物教科书与进化论则天然具有关联——动植物教科书按照种属分类并以演进次序排列，逐渐成为教科书的编排模式，从第一节所述两种教科书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个特点——这本身就是进化学说的体现。那么，博物教科书尤其是动物学教科书中是如何叙述进化论的？教科书拿来的是达尔文还是严复抑或其他？
1，博物教科书中的生物演进观念
直到戊戌维新之前，“蛮夷戎狄”观念仍然是中国人对人类世界的一般认识，更难说具有对人与自然界关联的科学认知。博物教科书改变了这种状况，它使中国学生认识到，整个人类与动物界有着如此密切的演进关系，外部世界的秩序不是想象中的样子。
关于生物体的构成，博物教科书中的描述基本一致。一部译自美国的动物学教科书开章明义：“所有细胞间之物质，即由诸多细胞生出之，是人体之生命，即在无数细胞之中，人体如是，即一切动物，无论其体为繁杂为单纯，皆莫不如是。”41这意味着“细胞”作为生物体的基本单位，人和动物没有分别。对“细胞”的论述，成为学生科学认识生物的起始之基。在这个基础上动物和植物也相同：“当其最初，本自一种生物，分向二途，渐次发达而来。”42
人在动物界链条中的位置，在教科书中一致处于最高位置。正如很多译本在解释“脊椎动物”的“哺乳类”时指出，“牛马犬猫之类是也，皆分泌乳汁，以养幼儿，人类亦属于此”；43还有译着以“脊骨动物”作为教科书的第一门，说明“此门以人类为始，总括兽类鸟类鱼类及蛇蛙之类，居动物界中最高地位者也。”44
中国学者逐渐学习并接受了这种结论，戴麒认同西方哲学家的观点：“人之始为质点，初迁为植，再为动物，逐渐变邅，以至乎人。然则动物固人之近祖也。”45华循编着的教科书也认为，“脊椎动物与人类同其构造，占动物界中最高等之位置”；46所以“溯乎生物之起源，则凡有机物，动植且无分二致”。47
如果人类作为生物界的最高形态，人类与动物植物又是同源，那么它们的演化关系是怎样的？表现在博物教科书中，就是大多数教科书都吸收了进化论这一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进化”成为博物教科书的一般结论。
有的论述较为模糊：“动物、植物、矿物三界之物质，生生息息，循环不绝。凡存在地球之上，无论生物无生物，山岳江河之大，沙粒雨滴之小，莫不相倚相助，而整然自具其作用于天演中者也。”48
有的教科书解释了“进化”的表现在于“变异”。在达尔文《物种起源》中，对于“变异”的观察和论证是进化论成立的关键。戴麒翻译的动物学教科书就以“变种”和“异种”等概念来论证物种演进，这是典型的达尔文方法：“变种，乃此不同之渐着者，至异种，则全为不同”，从变种开始，“积百千代，则此缓慢变化，遂至全化为异种生物”。所以总结认为，“进化论者，太古生物简单，各种类之根源皆一，后随外界之变迁，次第进化，遂至今日有千百万相异之生物。”49
关于植物的进化，华文祺译补的一部植物学教科书也有“竞争生存”和“适应”环境的观点。他认为由于地球空间有限不能容纳无限繁殖，造成植物间“互相凌迫，互相障害”，“体制强健与夫适于外围之情事者，遂遗留而孳生……如此累代经年，植物因务冀与外围之情事相适而于形态遂生种种之状态”，这就是植物的进化。他尤其强调“进化论”的生物学证据：“可由今日各地发现之化石而历历证明之”。50
2，博物教科书中进化论述与严译进化论述之不同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博物教科书所论述的生物分类和演进知识都是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它和严译“天演”学说所传达的内容有所不同。
1，从核心概念上来看，有关动植物“进化”的课文大致介绍了如下一些自然科学新名词：
纲目种属 构造 形态 性质 遗传 变异 变种 体色 拟态 适应 本能 人为淘汰 自然淘汰 生存竞争 天演 进化 退化等
虽然教科书中出现进化论比严复《原强》、《天演论》等引介进化论稍晚一些，还是较难找到材料证明博物教科书受过严复“原强”和“天演论”思想的影响；严复声明他开创的“物竞”“天择”等译词51，在博物教科书中也没有看到。这个原因恐怕在于，一方面中国学者在阅读严译着作时，差不多同时也从日文书籍中汲取有关进化学说，他们往往是关心文化教育的人士，甚或就是新式教科书的编写者52。
2，从论证逻辑上看，博物教科书一般多选择常见的、有代表性的动植物形成课文，说明其纲目种属，按照从低到高或者从高到低的进化线索来讲授。读完全书，学生可大致了解自然界演进的一般过程，记住“生物进化”这一科学原理。
严复固然也讲述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内容：“大旨谓：物类之繁，始于一本。其日纷日异，大抵牵天系地与凡所处事势之殊，遂至阔绝相悬，几于不可复一”，53不过正如美国学者浦嘉珉所说，严复只用短短几行字介绍了达尔文的博物学说，就马上跳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领域。54他的目的不在博物学，而在“积人而成”、关系“一国之成之立”的“群”，55探索中国如何在大转变时期走出危局。他指出：“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56观之于中国历史，“强矣，而未进夫化”，不能算强，所以“进”于“化”是非常重要的。57这是严复“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58创造性翻译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原因。
3，从结论来看，传播科学的生物演进知识，表现人与动物界、自然界“平等”、“互助”的思想是博物教科书的目标。
很多教科书以“进化”作结，例如华循编着的《蒙学动物教科书》指出：“统动物界而论之，自猿猴迄于放散虫，其间阶级悬殊，构造之繁简，种属之贵贱，不可同日而语”，59结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共存体”，动物“与吾人之初祖，本属同原”，整个生物界仍处于演进过程中。60作新社编译的《博物学教科书》总结了生物界各具作用、“相倚相助”的演化特点。也有教科书表现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翻译日本教科书的戴麒认为，一些落后民族“以牛蛇为神，以属兔为帝”，“祸福一听于牛蛇鼠兔，进取之心尽杀”，其国势落败的根本在于“推其原，在不知动物之官能也”。61戴麒译介动物学是为了民族国家的生存，不过他认为生存之道在于增强国人对世界的科学认知。
显然，严复的阐发和以上认知既有趋同，又有深刻独到之处。正如美国的中国史专家史华兹所说，严复要向中国引介的，是从西方思想中发现的、使中国摆脱落后所必不可少的两种力量：发挥人的全部能力和培育公益精神62，所以他力主阐发的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理念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方法。63作为一种在民族危亡之际出现的社会思想，严复的影响显然更大更直接，20世纪初的一批社会精英，都更多是从严复的着作中读到“进化”学说并奉为至宝。而博物教科书所持的是严肃审慎的科学立场，所尽的是知识传播的责任。它本着科学的精神，给学生们展现出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19世纪整个生物科学最突出的重大成就”——细胞理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64，都在晚清博物教科书中得到确认并成为常识。这是一场弥足珍贵的科学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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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杜亚泉的博物学贡献及其“形而下”的自然哲学观
“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这两句诗既是杜亚泉一生献身科学教育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这位忠厚学者对动植物研究的深挚感情。
杜亚泉是翻译和编纂博物教科书最多的近代学者。他一生所编写的教科书多为自然科学类，尤以动植物教科书居多。笔者爬梳杜亚泉编纂、译介的博物类教科书，包括博物、植物、动物、矿物、生理、自然、理科和格致等门类，大致约52种（见附表），几乎全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在出版史上也算得一个奇观。
1，杜亚泉的博物学贡献
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以亚泉为号，笔名有伧父、高劳等，会稽伧塘（今浙江上虞）人。他早岁投身科举，由帖括转治训诂。甲午之后，意识到科举误人，所学无俾实用，于是对西学算学发生浓厚兴趣，参合中法西法，读李善兰华蘅芳书。他从数学入手，自修物理、化学及动物、植物、矿物诸科65，“自觅门径，得理化学之要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应蔡元培聘请，任绍兴中西学堂数学和理科教员。1903年他与寿孝天等友人在家乡组织越郡公学，任理化博物教员，期间因化学实验被玻璃瓶炸伤面部。661904年，他应张元济邀请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此后直到1932年“一二·八”战事中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轰炸火焚，杜亚泉离开商务回到绍兴，他和商务印书馆“共安乐、共患难，有始有卒积三十年”。67
杜亚泉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时期完成了大量着述。他一生致力科学，“馆中出版博物理化教科参考图籍，什九皆出君手”；68他主持编辑的《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尤为学界称道；很多后辈学生都是从他编写的商务教科书中获得启蒙知识。文化界前辈胡愈之先生称杜亚泉是“功业彪炳的前辈”、“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69袁翰青先生认为杜亚泉是徐寿之后“介绍西方科学最有成绩的人”，70
据可查的资料，杜亚泉最早编纂出版的新式教科书是1902年印行的《最新格致教科书》。该书是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之一种，质量上乘，销量极佳。71次年，杜亚泉编纂出版了《新撰植物学教科书》、《最新中学植物学教科书》和《普通植物学教科书》等几种，此后代表性的教科书还有，1912年，商务印书馆按新学制适时推出一套“共和国教科书”，杜亚泉编纂了高小用理科教科书6册和中学用植物学、矿物学和生理学教科书等4种。721922年对于中国教育影响颇大的“壬戌学制”颁布，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了堪称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近百种教科书的编写者可谓极一时之选，杜亚泉编写了初中学生用“自然教科书”6册。73近代教科书从诞生到成熟，始终有杜亚泉参与其中，他是近代教科书发展的最佳见证人，也是中国自然科学教育的好教师。
阅读杜亚泉编写的博物教科书，发现他具有优于同时代教科书的几个特点：
1，传播科学的生物进化知识。杜亚泉对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成就基本把握到位，使教科书内容新颖可靠。这一点归功于他的自然科学素养。
杜亚泉1903年就编写了《最新中学教科书植物学》，这是中国学者编写较早的植物教科书。他参考了众多日文研究着作，对植物学成就的了解相当全面。着作涉及植物的形态、解剖、生理和分类学等几部分，“细胞”、“叶绿体”、“类化作用”（“光合作用”）以及诸如以油菜花作为“十字花科”的代表植物等很多现代植物学成果都得到准确说明。着作末尾还附有一个记载植物的例表，对植物的门类、部位逐项描述。74总的来看，这是一部严谨成熟的植物学教科书。
在他编校的动物学、矿物学教科书中，有关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动物的演进及灭绝是其一大特点。尽管今天看来还不够准确，但是对于“石炭系”、“二叠系”、“侏罗系”、“白垩系”等的介绍是较早的。教科书还配有三叶虫、剑龙、始祖鸟等插图，有“始祖鸟，殆为爬虫类与鸟类之中间物”75等说明，为其他教科书所少见。
杜亚泉的教科书对近代自然科学的一大主题——进化论的论述，更为全面。这是他优于其他教科书的一点。
杜亚泉在编写教科书之前就有了较定型的自然哲学观，表现出他已经阅读过一些着作，了解并吸收了“进化”理论。虽然难以查知杜亚泉具体于何时、何种途径接触到进化论，不过19世纪末他在绍兴中西学堂任理科教员时，就“提倡物竞争存之进化论”，并因此“与旧思想冲突”。76他在190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人为脊椎动物之一类，而他之脊椎动物即吾类也；人又为动物中之一类，则动物皆吾同类也；人为生物中之一类，则凡生物皆吾同类也”；万物有序，“竞争”是“天则”，“秩序亦天则”。77可见杜亚泉和相当一部分学者一样，在严复译介进化论之前就对生物进化有一定了解，并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它。1905年杜亚泉发表了他在《东方杂志》的第一篇文章《物质进化论》，充分表现出他对“进化”的理解。他认为，“进化者固地球惟一之特性也”。78
这些思想反映到他编译的教科书中，他很重视对进化论的介绍，但不是简单讲述“达尔文”，而注意介绍整个进化理论的来龙去脉。晚清教科书中较少有提到拉马克（Lamark）对于进化论的贡献的，尽管拉马克的理论对达尔文的启发在自然科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常识。杜亚泉从西方人习以为常的“生物不变说”讲起，特意提到“拉迈克氏使用说（Lamark’s Theory Use and Disuse）”即“用进退废”理论对于达尔文的启发和影响，忠实译介了达尔文在“《物种原论》（Origin of Species）”中的“生存竞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和“自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等概念，79表现出严谨的科学态度。
2，文笔清新流畅，虽然是科学着作，但读来毫无枯燥之感，反觉悦人耳目，具有科学的美感。
例如《中学植物学教科书》“日露草”一课80：
“日露草为多年生之小草本，叶小而圆，宛如团扇。叶柄颇长，叶缘及叶面满生腺毛，毛端带露珠。叶间抽细长之花蒂，而缀小白花。花被系萼与花冠合成，内具五雄蕊及一雌蕊。”
这样精准而传神的描述，仿佛让人看到了水墨花草绘画，读来赏心悦目。
再例如1912年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共和国教科书”，杜亚泉主持编写了高小用理科教科书，其第七课《秋之风景》：
“秋日气候渐寒，风景独佳。其点缀以成秋色者，则有杂草；凄切以发秋声者，则有鸣虫。杂草之果实，至秋成熟。种子散落以后，渐渐枯死。其种子于明春发生新芽，再成杂草。鸣虫之翅，常摩擦而成声，有高低强弱之殊，各不相混。其鸣者皆雄虫，所以招其雌也。雌虫能产卵，故易繁殖。”81
在清末民初的教科书中，像这样具有形象美、韵律美、有色彩感兼知识性的课文并不多见。这正是杜亚泉编写的教科书几十年间畅销不衰的原因。
3，他对自然科学的了解较为全面。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能够编写动物、植物、矿物、化学、理科以及生理学等如此众多门类的教科书。
晚清以来诸如“理科”“自然科学”等综合性科目，本身就对编者知识体系之全面有较高要求。杜亚泉能够把相关的植物、动物、矿物乃至生理知识由浅入深、融会贯通，随课时和节令变化，巧妙编排。例如他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新理科》，作为混编教材，分科分册编排最为容易，但这难免人为割裂知识。杜亚泉考虑儿童的接受心理，以“田野”作为教科书的第一课，让读者顿生亲切明朗之感。介绍儿童熟悉的环境地形之后，讲述稻、棉、大豆，然后是“稻之害虫”、蜻蜓螳螂等课文。这样编排恰当巧妙，难怪这部教科书广受学界欢迎。如果说今天教学改革探讨混编教科书的话，杜亚泉就是最早的实践者和最好的榜样。
2，杜亚泉“形而下”的自然哲学观
长期以来，杜亚泉为人所知并不是因为他编译过大量教科书，而是因为“五四”前后那场着名的“东西文化论战”。当时杜亚泉正在《东方杂志》主编任上，他和持积极改革态度的陈独秀等人各为一方代表展开论战。论战的结果一般认为是“科学派”取得了胜利，杜亚泉以“调和论”者的形象黯然退场。这场论战意义重大，“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实开我国文化研究之先河”。8220世纪90年代以来，杜亚泉这个名字又一次引起学界注意。随着“保守主义”的价值重新被诠释，王元化先生在反思近代传统中的激进思潮时，再次发现了这位消失已久的杜亚泉，他对杜亚泉的文化观多加维护，认为其在文化上所持的“内在超越”模式值得同情和肯定。此后杜亚泉更被冠以“另一种启蒙”的头衔。83
如何理解杜亚泉及其文化观，关涉到如何看待文化上的“激进”与“保守”以及是否存在“保守的启蒙”等深层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杜亚泉的自然哲学观。一个“在学理规范和科学普及上埋头干实事”84的学者、编译了众多自然科学着作的学者，杜亚泉对于自然科学的看法如何影响了他的文化观？这一切都可以从他对进化论的理解中找到脉络。
杜亚泉的对东西文明的看法、他的文化观，奠基在他对进化论的理解之上。他在《东方杂志》上1913年7、8、9三个月连续发表《精神救国论》长文，深入阐明了他所译介的“进化论”对其东西文明观形成的影响，从而表达了他对中国未来文明的态度。
通过对生物进化理论发展的研究，杜亚泉认为达尔文的学说“由马尔桑斯之人口论推演而来”，强调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还有斯宾塞的进化说，虽然不同于纯粹的生物学原理，但二者都是“唯物论”的进化说。85正是这种“唯物”哲学，大大释放了人类的贪欲。如他所说，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以孔德之实验论启其绪，以达尔文之动物进化论植其基，以斯宾塞之哲学论总其成”的“唯物论哲学”带来一股“物质主义之潮流”，逐渐向世界弥漫，以致形成一种“危险至极之唯物主义”。86其危险性在于“一激进人类之竞争心，二使人类之物质欲昂进，三使人类陷于悲观主义”，87这是中国社会道德堕落的根源。
一战后中国人对于西方“物质主义”进行反省，这是当时很多学者所持的立场。今天看来不免表现了他们对西方文明史的认识局限。近代全球化的启动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征服。面对这个开端，积贫积弱的中国难以抗衡享受了科学和民主成果、从而生产力和需求日益增长的西方列强。杜亚泉把物质进步的历史看成是物质主义的泛滥，把“进化理论”看成是打开了物质主义洪水的闸门，持西方“物质”与中华文化相对立的思路。他甚至认为洋务运动以来，李鸿章等人提倡富国强兵论，结果却造成洋务人员成为“奢侈与腐败之代表”，其罪魁祸首就是“物质主义”。88他的解决思路是用“唯心论”来对抗此种“唯物主义”。早在20世纪初他就在《普通学报》发表文章认为，“基于科学而发达之形体的文明，即形而下之文明，则东固输一筹于西；若属于思想道义界之精神的文明，即形而上之文明，东西之孰优孰劣，固未易遽判也。”89这段话鲜明表达了杜亚泉对所从事的科学工作的态度。在他看来，“科学”不过是“形而下之文明”，远不如中华传统的“精神文明”。他开出了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串起“如遍地散钱”的“西洋之片断的文明”的“调剂”药方。90这种看法与晚清“体用”思维模式下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一脉相承。就此而言，龚育之认为杜亚泉思想实质上是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再现，91是有道理的。
我们回头再看东西文化论战中杜亚泉的对手对进化论的认识，并不浅薄。以陈独秀为代表，他认为生物进化论和人权说、社会主义学说三者并列为“近代文明之特征”。从拉马克到达尔文，“生物进化说”的最重大意义在于改变了欧洲人笃信创造世界之耶和华、不容有所短长的观念，使“人类争吁智灵，以人胜天，以学理构成原则，自造其祸福，自导其知行”，92人类的自主性和理性一旦被激发出来，科学文明由此而生。比较二人对于进化论的理解，毋宁说陈独秀的看法更深刻地揭示了进化论对近代科学、理性文明的推动意义。
杜亚泉对近代科学启蒙贡献卓着，但他在文化选择上的犹疑徘徊和分歧，说明了近代文化转型的复杂。杜亚泉说自己不过是“科学家的介绍者”，93确有点名副其实。不过时代让杜亚泉身兼二任：既是传统社会最后一位“自然科学家”，又是近代科学教育的奠基人。我们应当给杜亚泉在科学进化论传播上一个应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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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博物教科书与近代自然教育
博物教科书的出现，对近代中国人自然教育和生物进化观念的树立厥功甚伟。
从知识层面看，长久以来，自然常识被排除在儿童基础教育之外，只作为经验性知识而存在。博物教育改变了这一状态，它有助于建构儿童合理和健全的知识结构。从思维方法上来说，近代博物教科书以科学的分类学安排知识，讲求观察和实验，这在传统蒙童教育是没有的，而这正是科学思维的重要开端。从教育目的和效果来讲，博物教科书所传达的科学进化论知识改变了儿童认识自然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图景。
以往我们多只注意进化学说传入中国的严复路径。现在我们发现，进化论影响中国的途径不止一部《天演论》——在严复之外，博物教科书是传播科学进化知识的一大功臣。这两种“进化论”资源对中国人的启发各有不同。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到严复，都强调了进化学说的哲学观念和政治思潮意涵；而博物教科书中的进化论述更多满足人们了解科学进化论原理的渴求，是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知识启蒙。这是博物教科书对于进化论传播的贡献。
博物教育使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花鸟鱼虫这种“琐碎”学问所包含的现实意义。博物教科书的编译者王葆真曾讲道，学习植物学让他深深反省中国学者“以树艺禾稼为鄙事而不屑道”的态度，以及鲁诗尔雅说文在学术上的不足，认为植物学应该成为对中国的实业有重要价值的学问。94这种转变可以说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学者引进新知识、学以致用的心理。
而博物教育所指向的进化论结论，对中国人文化观念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民国初年着名的博物教科书译者唐英说过这样的话：“昔人常以人类为地球上天然物中特别之物。自动物学发达以来，知诸动物之构造作用及生活状态之中，元有一定之法则，并知人类亦依此法则生活于地球上。故以人类为中心之误解全消，而所谓人类者之观念遂以公平矣。此乃动物学影响于吾人思想中之最大者也。”95这个想法的价值在于，它意味着科学、理性和法则（秩序）等应该成为博物学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最重要的贡献，进化论所包涵的自然哲学观是中国人应该重视的东西。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博物知识的学习与科学的自然哲学观的培养还有一定差距。一方面严复《天演论》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作为自然科学知识的进化论可为例证；另一方面杜亚泉在博物教育上的巨大成就和他对进化学理的理解这二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也可作代表。编译博物教科书最多、对自然科学传播做出重大成就的学者，却把博物学和进化论看成“形而下”的知识，这反映了自然科学教育在中国起步时的复杂状貌。当时中国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热情超过了对科学的需要，故而科学观念的树立、科学思维的培养自然不易，其后的道路将由中国的近代科学家步步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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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近代博物学的研究近年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陈珏的文章《高罗佩与<动物文化史>——从“新史学”视野之比较研究》（台北：《新史学》第20卷第2期，2009年6月）值得参考。该文从正在走红的“新史学”之“物质文化史”视角出发，发掘半个世纪前高罗佩汉学着作中表现出的与“ 动物文化史”思路的耦合，给笔者带来不少启发。不过笔者更为关心的是博物知识的传播而非新史学的方法论。程美宝的两篇文章也值得介绍：《晚清国学大潮中的博物学知识——论<国粹学报>中的博物图画》，《社会科学》2006年8期；《复制知识——<国粹学报>博物图画的资料来源及其采用纸印刷技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3期。她研究的出发点，是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国粹学派如何将他们所认识的西方博物学知识纳入经世之学格局和“格物致知”之道中，成为其所设计的“国学”的组成部分，由此探讨清末民初中国文人的文化期望。而事实上从博物知识的引进而论，国粹学派介绍博物图画时，商务印书馆等新兴出版机构所印刷出版的博物教科书不仅图文并茂，且已有不小发行量。故而从知识引进的时间序列及其所反映的文化特征和影响来看，本文与程文各有侧重。另外于翠玲所着《《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中国传媒大学2006年出版）一书中，专列一章论述从“博物”观念到“博物”学科，对于丰富本文的文献背景知识非常有益。不过着作是从文献学立场关注“博物”观念的近代化，目光集中在博物学辞书，并不关心包括较多博物教科书在内的近代博物学着作及其知识特点。
博物教科书中的“进化论”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关于“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关注。着作有曾乐山：《中西哲学的融合——中国近代进化论的传播》，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郝翔、钟兴锦着：《进化论与中国近代社会观念的变革》，武汉：武汉水利电力大学2000年出版；吴丕着：《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1859-192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等为代表。论文有汪子春、张秉伦：《达尔文学说在中国初期的传播与影响》，《中国哲学》第九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出版；杨慧敏：《简论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想的发展过程》，《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等。还有不少中国近代哲学史、社会思潮的论着多半设专题论述这个问题。不过这些论述多从哲学史或政治观念、文化观念角度考察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研究对象集中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等社会精英对进化论的理解，对于进化论作为科学的知识体系的传播未曾细致探讨，而这正是本文用力所在。
2 《论语·阳货》
3 于翠玲：《从“博物”观念到“博物”学科》，《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期。
4 《尔雅》序。
5 蔡元培：《<植物学大辞典>序》，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114页。
6 蔡元培：《<植物学大辞典>序》，第114页。
7 《育才书塾章程》，《知新报》第29、30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8月、9月出版。
8 《教科书之发刊概况》，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第116页。
9 高平叔撰着：《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一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8、147页。
10 章景鄂：《记绍兴中西学堂》，《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第334页。
11 蔡元培：《拟绍兴东湖二级学堂章程》，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130页。
12 《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第231页。
13 《钦定学堂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72页。
14 《奏定学堂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96页。
15 《教科书之发刊概况》，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第118页。
16 《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教科书凡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43页。
17 【美】白纳原着，黄英译述，奚若校订：《最新中学教科书动物学》，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版，例言。
18 邹振环：《晚清西书中译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二辑，第12页。
19 The School and Text Book Series, The Chinese Recorder, March-April, P95. SOAS, London.
20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师范），《饮冰室合集》文集1，中华书局，1989年，第34页。
21 据【日】樱井寅之助原着，武陵杨国璋译编、1912年订正再版《理化教科书》，书后附录科学仪器馆书籍介绍。
22 【日】饭冢启着，益智学社译：《博物学教科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益智学社印行，金兴祥序。
23 据【日】樱井寅之助原着，武陵杨国璋译编、1912年订正再版《理化教科书》书后附录科学仪器馆书籍介绍。
24 虞和寅编辑：《博物学教科书》，日本东京同文印刷舍印刷，上海理科书社发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25 虞和寅编辑：《博物学教科书》，绪言第6页。
26 虞和寅编辑：《博物学教科书》，敬告教师诸君。
27 虞和寅编辑：《博物学教科书》，第290页。
28 虞和寅编辑：《博物学教科书》，第1页。
29 虞和寅编辑：《博物学教科书》，第209页。
30 华循编着：《蒙学动物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光绪31年（1905年）出版，编辑大意。
31 华循编着：《蒙学动物教科书》，编辑大意。
32 【日】大森千藏着，戴麒译：《最新动物学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光绪三十年（1904年）印刷发行，序。
33 华循编着：《蒙学动物教科书》，第1页。
34 【日】大森千藏着，戴麒译：《最新动物学教科书》，第150页。
35 【美】白纳原着，黄英译述，奚若校订：《最新中学教科书动物学》，例言。
36 薛福成：《庸庵随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120页。
37 吴丕着：《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1859-192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38 曾乐山着：《中西哲学的融合——中国近代进化论的传播》，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页。
39 严复：《原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第5页；第五册，第1317页，中华书局，1986年。
40 【美】浦嘉珉着，钟永强译：《中国与达尔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6页。
41 【美】白纳原着，黄英译述，奚若校订：《最新中学教科书动物学》，第1页。
42 【日】矢岛喜源次着，华文祺译补：《最新初等植物教科书》，东京：并木活版所印刷，上海：文明书局发行，第56页。
43 【日】丘浅次郎着，唐英译述：《最新动物学教科书》，上海：科学会编译部刊行，1914年，第7页。
44 【日】大森千藏着，戴麒译：《最新动物学教科书》，第12页。
45 【日】大森千藏着，戴麒译：《最新动物学教科书》，序。
46 华循编着：《蒙学动物教科书》，第3页。
47 华循编着：《蒙学动物教科书》，第42页。
48 作新社译：《新编博物学教科书》，上海：作新社印刷发行，光绪32年（1906年），第102页。
49 【日】大森千藏着，戴麒译：《最新动物学教科书》，第146页。
50 【日】矢岛喜源次着，华文祺译补：《最新初等植物教科书》，第57页。
51 严复说过，“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见严复译：《天演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第1322页。严译“物竞”一词传播之迅、影响之大，于下例可见一斑：日本加藤弘之1893年出版了《强者的权利竞争》，1901年中国留学生杨荫杭将该书改名译为《物竞论》，先在《译书汇编》上连载，后出版单行本，“销路极好”，“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孙宝瑄、鲁迅、周作人等都曾读过此书。——见吴丕着《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43页。从时间上看，这部《物竞论》比《天演论》的正式出版仅晚3年，此书的流传又加强了竞争、争存观念的影响。
52 例如蔡元培在1899年1月读到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9月“阅日本石川千代松所着《进化新论》，所引达尔文说，甚豁心目。”——见高平叔撰着：《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一卷，第140、159页。
53 严复：《原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页。
54 【美】浦嘉珉着，钟永强译：《中国与达尔文》，第63页。
55 严复：《原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页。
56 严复：《原强》（修订稿），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第26页。《原强》原稿中为“动植如此，民人亦然”。
57 严复：《原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0页。
58 严复：《天演论》自序，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1页。
59 华循编着：《蒙学动物教科书》，第42页。
60 华循编着：《蒙学动物教科书》，编辑大意。
61 【日】大森千藏着，戴麒译：《最新动物学教科书》，序。
62 【美】史华兹着，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序言第2页。
63 严复：《原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1页、27页。
64 李佩珊、许良英主编：《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0页。
65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第6页。
66 蔡元培：《杜亚泉君传》，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第1页。
67 张元济：《杜亚泉先生诔辞》，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第5页。
68 章锡琛：《杜亚泉传略》，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第16页。
69 胡愈之：《追悼杜亚泉先生》，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第9、11页。
70 袁翰青：《自学有成的科学编译者杜亚泉先生》，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第27页。
71 《教科书之发刊概况》，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第118页。
72 《教科书之发刊概况》，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第123页。
73 《教科书之发刊概况》，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第127页。
74 亚泉学馆编译：《最新中学教科书植物学》，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版。
75 许家庆等译述，杜亚泉等校订：《新撰动物学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第145页。
76 蔡元培：《传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21页。
77 杜亚泉：《无极太极论》，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第5页。
78 杜亚泉：《物质进化论》，《东方杂志》第二年第四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第73页。
79 例如杜亚泉等编：《博物学初步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第178页；杜亚泉等编：《共和国教科书动物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212页。
80 杜亚泉、杜就田译订：《中学植物学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第52页。
81 杜亚泉等编纂：《共和国教科书新理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第6页。
82 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第50页。
83 自从王元化先生《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一文揭开了“发现杜亚泉”、重新反思五四启蒙和激进主义的序幕后，目前对于杜亚泉的评价逐渐给予更多的肯定。例如许纪霖先生自90年代以来坚持“多元的启蒙”观点，认为在“激进的启蒙”和“转化的模式”之外，杜亚泉“温和的启蒙”和“调适的模式”也值得肯定（许纪霖：《杜亚泉与多元的五四启蒙》，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94页）。高力克先生也提出五四启蒙的“两种模式”，认为杜亚泉是“崇尚英国思想气质”的启蒙者（高力克：《五四启蒙的两种模式：陈独秀与杜亚泉》，香港：《二十一世纪》2009年6月号）。
84 许纪霖：《杜亚泉与多元的五四启蒙》，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96页。
85 伧父：《精神救国论》，《东方杂志》第十卷第一号，1913年7月。
86 伧父：《精神救国论》，《东方杂志》第十卷第一号，1913年7月。
87 伧父：《精神救国论》，《东方杂志》第十卷第二号，1913年8月。
88 伧父：《精神救国论》，《东方杂志》第十卷第一号，1913年7月。
89 杜亚泉：《浔溪公学开校之演说》，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第328页。
90 伧父：《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四号，1918年4月。
91 龚育之：《科学·文化·“杜亚泉现象”》，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第75页。
92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页。
93 蔡元培：《杜亚泉君传》，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第4页。
94 【日】大久保三郎、齐田功太郎、染谷德五郎合着，王葆真编译：《最新植物学教科书》，日本森田活版所印刷，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发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序。
95 【日】丘浅次郎着，唐英译述：《最新动物学教科书》，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