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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井上清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

１９８７年７月，中国和日本部分历史学者在日本京都和东京举行了《卢沟桥事变５０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在京都的讨论会上，日本着名历史学家井上清作了题为《近代日本历史上的日中战争》的学术报告，系统论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井上清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以中华民族为敌》中说，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至８日清晨，日本支那驻屯军的一支部队攻击了中国２９军的一支部队。双方交战持续到１０日。１１日，支那驻屯军参谋长与２９军３８师师长达成了停战协定。这一协定并不是在双方确认事态真相的基础上达成的，而是日方单方面地把责任强加给了中方。就在这一天，日本政府接受了陆军总部的要求，决定向华北派遣五个师团。他们企图趁此机会在以实行“自治”、“特殊”的名义下，把华北事实上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实现其１９３３年以来一直追求的这一目标，进而促使中国国民政府从属于日本。日本政府当天向国民宣告：当前，迫使“支那”方面承认以往的“不法行为”和“排日、侮日行为”，采取“适当措施”根除此类行为是当务之急；因此，政府以“最大决心”，决定出兵“北支”。当夜，近卫首相又在官邸分别召见报纸通讯社、政党、政派、财界代表，请求与政府合作。代表们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政府，演出了一场“举国一致”的闹剧。难道当时他们当中竟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种“举国一致”正是在亡国之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吗？
第二天，尾崎秀实——一位多年观察和研究中国、曾写过许多报道和评论暗示日本应该采取正确的对华政策的伟大新闻记者、真正的爱国者——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北支问题的新阶段》。文章最重要的论点是：
日中两军在卢沟桥的冲突，正在发展成两国间的全面冲突。由于日本出兵，中国方面也许会一时屈服。但即使这样，两国关系将进一步紧张，势必会采取“更为严峻的解决办法”。
华北问题现在已变成整个中国问题了，而且“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里所说的整个中国问题，不仅指全中国统一政权即国民政府的问题，而且事实上日本今天已把整个中华民族作为对手”。
“国民政府的现有兵力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同支那民族战线的全面抗战相对立，那就非同小可了。”
井上清说，尾崎的分析极为精辟。在当时严格的审查制度下，他只能采用暧昧的表达方式，而我们今天读这篇论文，其结论一目了然。尾崎明确地指出了日本即使一时战胜中国国民政府的军队，但最终必然败给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井上清指出，近代日本不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但七七事变以后的日中战争却和以前的战争根本不同。在以前的战争中，日本的对手是中国的封建皇帝、地方军阀和有军阀成分的“国民政府”等这样一些与中国人民对立的势力，因而比较容易取胜；七七事变以后，正如尾崎早已指出的那样，日本是把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对手了，而且，这个统一战线不是国民政府组织的，而是中国爱国民主势力和共产党在反抗国民政府过程中逐渐组织起来，并且最后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争取到统一战线中去了。
由于日军的进攻，国民政府军多次遭受惨败。在政府和国民党的最高领导层中又出现了汪兆铭一伙叛徒，蒋介石也有所动摇，但中华民族的抗日意志却丝毫不减，愈战愈强，终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证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获得解放的。尾崎在上述论文中指出，日中战争“将作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展现在我们眼前”。确实如此。
井上清在报告的第二部分《败给了谁？》中说，日本政府和军队全然没有理会忧国的新闻记者所提出的告诫。他们坚信只要日本表示出“最大决心”、动员大批军队，实际上用不着真打，中国方面就会屈服；即使打，也容易取胜。当时有一句很着名的话，那就是陆相杉山元在向天皇奏请出兵中国时夸下的海口：“一个月左右解决事变”。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原来主张把准备对苏联作战放在首位，反对出兵中国，后来也同意向中国出兵，这一方面是因为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出兵中国的呼声强烈，另方面是因为他也认为派遣大批军队，中国会立刻屈服。
战争开始以后，日军在华北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许多要地和铁路，但在华中的上海战线却遭到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直到大批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以后，才摆脱困境。随后日军向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进攻，于１２月１３日攻占南京。国民政府移至内地，在武汉设置了抗日战争总司令部。
攻入南京之前，石原莞尔等人对中国的抗战力量如此强大感到意外，提出早日讲和的主张。石原认为，继续扩大战争，日本将陷入中国的泥沼，而腾不出手来准备对苏作战，同时又会使中国方面的抗日意志增强，使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壮大；所以，不如趁蒋介石政权还掌握全国统治权时与其媾和。
攻下南京前，日本政府也曾考虑通过德国的调停与中国讲和。但是，日军刚一占领南京，近卫首相和广田外相就表示国民政府已沦落为一地方政权，日本的全胜指日可待，向即将战败的中国提出讲和是不合时宜的。于是，参谋本部和政府间围绕是否与中国早日讲和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结果是政府方面由于得到天皇的支持而取胜。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日的政府、大本营联席会议决定，只要国民政府不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并主动求和，日本今后就不以其为对手，并要加快成立早已着手准备的华北、华中傀儡政权，谋求彻底消灭国民政府。
即便当时参谋本部的意见被采纳，日中早期讲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参谋本部拟定的讲和条件是要中国方面承认“满洲国”、在华北和上海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在华北给予日本经济权益等等。这些要求即使是蒋介石也是难于接受的。假定蒋介石动摇，那中华民族也决不会承认，只能更加激发抗战的决心。日中间和与战的主动权已不在日本方面了。这样，日本被淹没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及华南的中心城市广州。日军的战略进攻到此为止，以后便进入了两军的战略对峙阶段。
近卫内阁对战争前途看不出任何希望，于１９３９年１月全体辞职。这件事本身就等于承认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这以后的历届内阁都对战胜中国不抱希望，但又没有能力阻止战争。１９３８年末，国民政府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兆铭事实上已投降日本，１９４０年３月在南京成立了依靠日本军事力量、“反共和平”的伪“国民政府”。但这一伪政权丝毫未能削弱中华民族抗日力量。１９３９年末开始至１９４０年，中国方面开展了大规模的积极的反攻。
１９４０年３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席会议决定，若在年内不能解决“支那事变”，不管与国民政府和谈是否成功，从１９４１年初起，日本开始主动撤军，到１９４３年前，把占领地区缩小到上海附近的三角地带和华北蒙疆的一角。这意味着日本军部已承认了日中战争中自己的失败。不过，在１９４０年３月的撤军方针中，他们仍旧要确保“满洲国”以及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前所获得的一切侵略成果，还要继续占领在经济、军事上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华北一角和上海三角洲。这真是异想天开，中国人是不会答应的。但对日本军部来说，这是婉转地承认失败下的在方针方面的果断转变。
正是在这一时期，纳粹德国在欧洲与法西斯意大利结成同盟，席卷了欧洲大陆各国。日本政府和军部见此，欣喜若狂。他们认为，与业已缔结了“防共协定”这种政治同盟的德、意结成军事同盟，三国共同投入世界大战，便可轻而易举地得到觊觎已久的英、法、荷在东太平洋的广大殖民地以及那里的丰富的军事资源。同时，可以切断经由香港、印支、缅甸的援蒋运输线，完成封锁中国的任务，这样就可以在世界战争的胜利中，取得对华战争的胜利。
１９４０年９月，缔结了日德意三国同盟。两个月以后，军部改变了３月制定的从中国撤军的方针，提出要坚决实行向长期战的战略转移，以期最后迫使重庆政权屈服。
日本与德、意结盟，大举“南进”，这必然加深日本与支持英、法、荷的美国之间的对立。日美两国早在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后，为争夺在中国的势力，对立日益加深。特别是１９３１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两国的对立更加剧了。日本开始“南进”和缔结三国同盟，对日、美两国来说，正是旧怨添新仇，成为两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了。日本企图尽量避免与美国作战，因此，在１９４１年２月正式开始日美谈判。在日本是否从中国撤军问题上，双方互不相让。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全部撤军，日本坚决不答应。１２月８日，日本开始了对美作战。
从日美谈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军部和统治阶级把独占中国视为最高目的，即使与美国为敌也在所不惜。他们意识到用与中国作战的办法达不到这一目的，便与德、意结盟，希望在打胜世界大战的同时，战胜中华民族，但结果只能以彻底惨败告终。
井上清指出，日本有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败给了美国，而没有败给中国。在中国，日本一直是胜者”。日本许多国民接受了这种宣传。这种看法的错误，首先在于它将每次战斗和战役的胜败与战争全局的胜利，即战争目的实现混淆了。虽然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曾屡次取得战役上的胜利，但全然没有达到战争全局上的预期的目的。中国虽曾在多次战斗中负于日军，饱尝了“三光政策”之苦，甚至还出现了汪兆铭这样的叛徒，但是，他们忍受了牺牲和苦难，最终实现了抗日的目的，也就是说，中国胜了，日本败了。
其次，即使就狭隘的军事方面而论，１９４３年以后，日军在华北被中国方面步步紧逼，到１９４５年，已完全处于被动境地。
１９４０年秋季以后，蒋介石政府再次把其重点从抗日转到反共，因此，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成为积极抗日的主要力量。１９４０年末到１９４２年期间，解放区遭受到日军“三光政策”的极大破坏，面积、人口及兵力都大幅度减少。但从１９４２年末，共产党开始转入反攻，到１９４３年末，解放区人口达８千万左右，八路军、新四军从最困难时期的３０万发展到４７万。１９４５年初，解放区人口已达一亿左右。
１９４４年１月至１１月，日军动用全部兵力，展开了所谓“１号作战”，即打通北京通向西南的三条铁路，占领美国在西南的空军基地的大战役。由于蒋介石的大部分部队没有全力抵抗，日军一度得逞。但是，从此由四川基地起飞的美军新式Ｂ２９轰炸机开始轰炸日本九州、山阴地区和朝鲜，使日军对西南空军基地的占领变得毫无意义。日本没有足够的兵力守卫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通的两千几百里铁路，铁路线经常被中国的游击队切断。日本为完成这次作战调动了华北的不少兵力，使华北兵力薄弱。八路军乘势在各地积极展开攻势，缩小了日军占领区，扩大了解放区。庞大的“１号作战”曾炫耀一时，结果是徒劳地耗费掉了日军仅有的力量，使形势变得有利于中国的抗战。在此之后，日本便丧失了打大仗的力量，而中国方面却扎扎实实地一步步走向胜利。
在报告的第三、第四部分中，井上清系统回顾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七十年的历史。他指出，近代天皇制国家，从一开始就把向中国伸展势力作为其对外最高政策之一；日本对中国的欲望不仅仅是占领满洲，而是要进入中国中部，迫使中国中央政府从属于日本。七七事变，日中战争的全面爆发，是对中国的侵略走到了顶点。这次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卢沟桥事件，但从宏观上讲，是近代日中两国关系的整个历史导致了这场战争。
井上清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批判了几种否认日本对中国侵略的论调。他说，在现代日本的一些有权力的政治家和有名望的学者、评论家、艺术家中，还有不少人否认日本的侵略，或者认为关于日本侵略的说法是远东裁判史观、是失败主义。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不仅不提近代日中间的任何一场战争是否属于侵略战争，反而要求写书时要把战争的起源全部归结为中国方面的情况和国际形势。这种对日本侵略的暧昧表达、否认、赞美，虽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算作“学说”，但对其进行学术性批判则是当代学者的任务。
井上清指出，否认日本侵略的第一种论调是颠倒黑白的“正当防卫论”——即由于中国排日侮日，侵犯了日本的正当权益，日本起来自卫。在日本战败前，无论出兵中国还是朝鲜，政府和军部都是这样说的。现在，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辩护的人仍然重复这一论点。他们说，中国单方面的收复国家主权运动、中国政治家利用排日运动解决内政问题的作法以及共产国际和中共对满洲的骚扰，动摇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那时，政府、政党、财界、舆论界都没有人能拿出有效的对策，只有陆军中的中坚阶层认真地“经过多年研究，最终制定出以武力解决的方策”。这就是说，陆军中的中坚阶层是为保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才发动战争的。什么是“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这种“特殊地位”是指华盛顿会议前日本在侵略中国中所获得的果实。为了保护侵略成果而再次向其原来的主人发动战争，这难道不是侵略加侵略的战争吗？
井上清指出，第二种论调是说，虽然可以承认日本的侵略，但这是世界历史上的客观必然，日本除此之外别无生路。有的人说，日本从江户幕府的末期开国时起，“就蕴含着经历废弃封建制度→产业革命→对后进国的侵略→与先进国的冲突这一几乎是逻辑上的必然性”。无论是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还是“大东亚战争”，都是江户幕府末期开国以后的必经之路，如不这样做，江户幕府末期不开放港口，日本就将成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
井上清说，这是历史理论上最糟糕的客观主义。这种说法抹煞了创造历史的主体和历史发展的丰富的可能性，说明不了问题。例如，即便日本开放港口，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并不意味着政治上不可避免地只有专制天皇制这一条路。无论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成功还是不成功，在理论上都有可能使政府走真正的亚洲主义——联合朝鲜、清国与欧美列强的压迫作斗争——的道路。
井上清指出，第三种论调是说：“当然，日本可能是侵略了，但侵略别国的却不只有日本。现代先进国家都是侵略弱小国家之后发展成为先进大国的。不能只说日本不好。”井上清说，这是第二种论调的通俗版，得到不少人的赞成。就算现代的“先进国”靠侵略强大起来了，可是，强大并不总是要靠侵略。拿中国来说，在１９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受侵略的一方，但他们能够战胜侵略，发展成今天的中国。这姑且置之不论。难道能说：“别人偷东西发了财，我偷有什么不好”吗？在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这种论调就更行不通了。这完全是强盗的逻辑。
井上清最后说：“在十五年前的日中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有这样一句话：‘日本方面痛感并深刻反省过去日本因在战争中给中国国民带来重大损害的责任’。我认为，在当今日本研究近代日中关系史时，必须以这一共同声明为基础。”